我从读书开始到抗日战争胜利，也就是我6岁到14岁时，问我：“长大做什么？”我的回答就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那时就想拿起武器来和日本鬼子拼，可惜自己年龄太小。
　　一、我亲自经历逃日本飞机，差点儿被敌机机关枪打死，亲眼看见被日本飞机炸死炸伤炸得血肉横飞的人，亲口吃过抗日战争时期的米——沙谷米（即指米中沙多、谷多、米质差），日本鬼子的凶残，永远忘不了。
　　二、小学二年级就知道我的海南家乡沦陷。从海南逃到昆明的同乡告知，日本鬼子在海南烧、杀、抢劫……的惨状。后来又听到马来亚、新加坡、暹逻（今称泰国）、印度、缅甸逃难来的海南同乡诉说家破人亡的惨状，又听到……
　　三、知道我们国家弱。四万万五千万同胞的伟大国家却受小日本无端的欺凌，东三省沦陷、华北沦陷、上海沦陷、南京沦陷、武汉沦陷……日本军打到云南保山，昆明老百姓还准备逃往西康……
　　四、那时的昆明已经是大后方了。但是，满街的难民，青年人上战场，这些难民都是老少病弱者，我们学校的操场全部成了难民搭棚的住地，路上、地上无垫无盖睡着的人不计其数。这些人是乞丐吗？不！他们都是些威武不屈的人，宁可饿死，不愿做亡国奴。我何等地尊敬他们，凡我能帮助他们做的事，我都做。
　　五、那时的昆明物价飞涨，民不聊生，霍乱肆虐，百病丛生，不打倒日本鬼子，不建设富强的中国怎么甘心？
　　因此，我虽然年龄小，但随时准备着为抗日胜利而献身，同时有几种表现：
　　一、爱唱抗日歌曲。为表示伟大的斗志，唱《义勇军进行曲》：“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唱《大刀向》“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唱《黄河船夫曲》：“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国！”等，为表示深沉的悲愤：唱《松花江上》“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时候，脱离了我们家乡……哪年哪月？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唱《太行山上》“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敌人从哪里进攻，我们就要他在哪里灭亡。”唱《五月的鲜花》“五月的鲜花开遍了原野……”唱《国际歌》，记得老师教的第一句是“起来，东方被压迫的民族（解放后《国际歌》词略改）……”为表示机智勇敢：唱《游击队歌》“我们都是神抢手，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没有吃，没有穿，只有那敌送上前；没有枪，没有炮，敌人跟我们造。”唱《红缨枪》“拿起了红缨枪，去抗那小东洋……山沟里，山尖上，决不让那鬼子上山冈，打东洋（来个）保家乡。”为参加动员、支援前线：唱《动员歌》“动员，动员，全国要兴动员……中国出路只一条，生存就要抗战。”唱《救亡歌》“工农兵学商，一起来救亡，拿起我们的铁槌刀枪，走出课堂……”唱《秋风起》（全名记不清了）“秋风起，秋风凉，民族战士上战场，我们在后方，多做几件棉衣，帮助他们打胜仗，收复失地保家乡。”
　　小时候，我不能上战场，只能唱歌抒情，这是最主要的。抗日的歌，我会唱的很多，现在有些还记得很牢。
　　二、只做对抗日有利的事，不做不利于抗日的事。例如：我们家做擦脸的粉——“鸡蛋粉”卖，粉是白色的，在场地上晒时是一大片白色。日本飞机来时大片白色以为是目标，周围就会被炸，被扫射。我们凡一听到警报声响，立刻搬回屋或用东西遮蔽，不论怎样艰苦，都能及时做好。我读初一的时候，许多高中同学参加抗日青年军，我们非常热情地相送。我在抗战时期，因为在蒋管区的昆明，只知道有国民党，不知道有中国共产党。国共之间的矛盾与合作，一点也不知道，只知道抗日是好的，不抗日是坏的，汪精卫当了汉奸，就是坏的。当时云南卢汉的60军开赴前线，投入台儿庄战役。我认为是好的，出发时，我跑到金碧路上去看，为出征队伍壮行。从今天的眼光看，其装备、服饰当然是差的，但个个战士精神抖擞，浩气冲天，他们大无畏的精神，使我非常感动而羡慕。后来60军到台儿庄与诸军配合，打败日本鬼子，大大鼓舞了中国人的斗志。整个昆明都沸腾起来，我也感到有一分光荣。1943年滇缅公里开通后，军火源源不断地从印度运来我国，我们中法大学附中疏散的地方是从昆明汽车西站出去几公里的山间叫“黄土坡”。滇缅公路穿此处半山而过，每来一车队约一百一、二十辆美国大型拖物资的军车，前后还有车等护送，每天一两次，有时夜里也有。这条公路那时是沙石路，现在已变成柏油路了。我们同学对这条公路都非常爱护，不乱丢大石头等到路当中，以免影响汽车运行，大家都有自觉保护公路的心里。大家都知道这些军火运来是为了打日本鬼子的。
　　三、为打倒日本，建设祖国而读书。我小学一、二、三年级读书，主要是为“父母”读的，因为不读书怕“父母”骂。从四年级开始自己亲自吃到日本鬼子的苦，才模糊地觉得不读书就没有本领，没有本领就不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日本鬼子后，也不能建设起富强的新中国，所以才立此读书新志。我从四年级到初中二年级为形势所迫，读了尚义小学、螺蜂小学、桃源小学、中法专科补习学校、上智小学、中法大学附中、粤秀中学等七所中小学。其中除从尚义小学转到疏散在乡下的螺蜂小学由父亲办各种手续外，其余学校都是我自己选、自己考、自己读的。读这么多的学校，主要原因是家庭地址变迁，不得不换学校。1941年春家逃迁乡下严家村，由昆明临江里尚义小学转到四甲村螺蜂小学。41年夏初小毕业，统考及格，螺蜂小学无高小班，考入七甲村桃源小学读五年级。43年3月，日机70几架飞机轰炸昆明，被一举击落50几架后，日机白天不敢再来，慢慢地我家逐渐往昆明移，在南祥街租一间小木板屋住下，这时我已读六年级上学期，3月份各校早已开学，插班不易，听说，法国领事馆将临江里27号原来我父母亲老板的那座办公大楼和花园等地方办成一座学校，叫“中法专科补习学校”，这里是我从小就熟悉的地方，所以很想去读。这个学校开始是教法文，由越南老师教，父亲法语、越南都会，就同意我去读。读了一学期法文后，觉得还是读高小好。暑期去考上智小学六年级下学期，考上，就继续读。上智小学是法国天主教教会办的，质量比较高，许多同学信教，我不信。毕业后，考上中法大学附中，在乡下——“黄土坡”寄宿读完初中一。这时见白天日机确实不敢来了，两广会馆办的粤秀中学迁回在城里招生。这学校离家近，学费低（我是广东人得照顾），通宿，省去住宿费，又能帮家里做事，因此1944年暑期后就读粤秀中学了，抗日战争时期读书真不容易。读了这么多学校不说，上课时，一听到警报声师生立刻就逃，大都各逃各的，回到父母身边；解除警报师生又立即回校上课。那时的学生离校、转学是家常便饭，班里坐着的同学陌生面孔很多。那时读书，如果不是自觉要求，没有毅力，一定读不下去。我父母虽不识字，但见我考学校能考上，平时学习用功，也高兴，就千方百计支持我读书。1945年8月，日本投降，抗日战争胜利，我读初中二上学期，学习成绩不错，数学与一位女同学并列第一，都是99分。英文全班最好，总成绩名列前茅，这就是我抗日热血起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