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篇蒋介石时期（上）
　　八国民党的大分裂
　　二次北伐拿下北平之后，全国基本统一，蒋介石在西山碧云寺召集主要军事将领集会。大大咧咧的冯玉祥嘻嘻哈哈，不苟言笑有阎锡山春风满面，伊斯兰教徒白崇禧沉默寡言，平常外向的李宗仁此时是冷眼旁观。这群手握重兵的封疆大员进入碧云寺在孙中山灵柩前祭告总理。蒋介石第一个来到棺前，一见到先生遗容，顿时放声大哭，哀凄之情，胜过孝子哭父。这时不意间有人在后边说道：“这才显出他是嫡系呢，我们都不是嫡系。叫他哭吧！”蒋听到这话，立即停止了哭泣，闪到一边，让其他人也上来哭一会儿。
　　这不，就是这帮人，中华民国成也他们，败也他们！
　　西山会议派
　　中国国民党虽然是中国最有资格的老党，但其根基不牢，经常出现分裂。孙中山去世后，党内统一局面随即消失。国共两党合作，在国民党内一直存在争论。当广东革命政府清除了几个地方割据势力，趋向统一，工农运动蓬勃兴起之时，争论和分裂活动就更加激烈了。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病逝，暂厝于北京西山碧云寺。1925年11月23日，一批国民党右翼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召开了非法的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即“西山会议”。会议宣布取消国民党内中共党员的国民党籍，开除李大钊等人出党，解雇苏联顾问鲍罗廷，并提出重新考虑对俄态度。同时，此次会议宣布停止广州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职权，组织自己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并决定于1926年3月召开所谓的“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参加这次会议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有：叶楚仓、居正、林森、沈定一、邵元冲、邹鲁、覃振、石青阳和候补执行委员茅祖权、傅汝霖、监察委员张继、谢持。这些人史称“西山会议派”。
　　虽然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对西山会议派做出了处分决定，他们仍然想将**分裂活动推向高峰。西山会议后，他们准备1926年3月29日在西山召开所谓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由于国民政府命令碧云寺孙中山灵前卫士严行禁止，只有将会议移至上海举行。
　　3月29日，由西山会议派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开幕。在上海召开的二全大会公开宣传反苏、**、反对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反对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和决议。
　　大会在所发表的宣言中声称，对于联俄，绝不贸然将苏俄列入其他帝国主义之林，但联俄政策，亦绝非盲目的以苏俄之言动皆善，而违联俄政策之本意。
　　对于联共政策，强调中共党的理论“不合于吾党在理论上之主张与方法”，认为在经济落后的中国，不但理论上无社会主义之立足点，即事实上亦无发展社会主义之可能。因此，共X党在中国主张阶级斗争，实不合社会之需要。必须“截断其主张”。
　　宣言指责加入国民党之中共党员，一切言论行动，惟中共机关之指挥是从，在本党内行使党团作用，这是“中共党的之失德”，妨碍了国民革命之进行。
　　正在此时，蒋介石一手制造了中山舰事件，西山会议派便极力拉拢蒋介石，认为“蒋介石同志之忠于党，而为彻底清党运动则为是实”。不仅如此，还准备将会议移至广州召开，与蒋介石相呼应。
　　西山会议派在广州内部拉拢**势力的企图并未得逞，蒋介石没有理睬他们。相反，蒋发电一面自请处分，一面斥责西山会议派“希图颠覆政府，摧残本党。”而广州国民政府得知谢持、沈定一将来广州，便立即发出通令：“遇有上海伪代表大会派人来粤煽乱，即予拿解法庭，照叛逆治罪，以肃法纪。”
　　西山会议派国民党二全大会在上海共开了10天，大会选举了中央执行委员会。紧接着又召开二届一中全会，选举谢持、邹鲁、沈定一为常务委员，推定秘书主任孙镜亚，组织部长居正，宣传部长桂崇基，工人部长黄季陆，青年部长陈民、农民部长管鹏，妇女部长黄复生，海外部长林森，决定中央党部设于上海，并在北京、汉口、四川、哈尔滨设执行部。
　　蒋汪分裂
　　北伐战争取得初步胜利，蒋介石集团正在上海紧锣密鼓地制造**舆论之际，4月2日，汪精卫由苏联回国，抵达上海。同一天，吴稚晖、张静江、古应芬、蔡元培、李宗仁、黄绍竑、陈果夫、李石曾8人举行中央监察委员会全体会议。吴稚晖在会上提出了“致中央监察委员会清查共X党函”。会议决定按照吴稚晖所拟办法，备文咨送中央执行委员会，采取非常紧急处置。“将各地共产首要危险分子，就地知照治安机关，分别看管，制止活动。”
　　汪精卫回国，蒋介石虽心有不快，但认为如果能拉汪精卫一起**，也算除了一块心病。于是他在发给各级将领的通电中说：“汪主席病假愈年，不特全国民众渴望仰慕，党国政要亦蒙受重大影响。中正曾迭电促驾，今幸翩然出山，恍若大旱获甘霖，莫名欣慰。汪主席为本党最忠实同志，亦中正平日最敬爱之师友。关于国家大计，业于恳谈。中正深信汪主席复职后，必然巩固党基，集中党权，完成革命，以竟总理遗志。凡我将士，自今以往，所有军政、民政、财政、外交诸端，皆须在汪主席指示之下，完全统一于中央。中正唯有统率各军，一致服从。”
　　汪精卫自有主张，他对吴稚晖说，他本人不赞成阶级斗争和劳农**，国共两党也很难继续相安无事。但他认为必须继续维持这种合作局面。他劝蒋介石说：“介石，这一回东南与武汉开战，如果你失败了，我们国民党必就此消灭，共X党必就此起来。如果你胜利了，国民党就要恢复到民国十三年以前的状况，无论右翼的军队，左翼的党员，一定不会同你蒋介石合作，你在党里的生命怕要从此消灭。”
　　但蒋介石不仅义无反顾，他对汪精卫说：“你如果真正为本党，那就到南京去，然后再请武汉一班中央执行委员过来，如果你到武汉去，你还是要作本党的罪人。”
　　汪精卫仍坚持4月15日开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解决**问题。汪精卫的态度使急于**的各位大失所望，本想继续说服他共同行动，不料4月5日，汪精卫同陈独秀联合发表宣言，重申国共两党合作之必要。称国民党将驱逐中共，压迫工人纠察队等均为谣言。号召两党党员立即抛弃相互间的猜疑，不要听信谣言，相互尊重，事事开诚，协商进行。这个宣言客观上掩盖了国民党**的意图，麻痹了中共党人。
　　其实汪精卫在4月3日与蒋介石密谈时，虽然不赞成立即分党，待4月15日召开国民党四中全会，解决国民党与**的问题。但他同时表示：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所发命令不能键全，可以拒不接受；由各军队、党部、机关、团体的最高长官和主要负责人对“在内阴谋捣乱者”予以制裁；凡工会、纠察队等武装团体，应取缔。
　　1927年4月14日，蒋介石、张静江、吴稚晖、李石曾、蔡元培、胡汉民、邓泽如、陈果夫、周启刚、甘乃光、萧佛成、柏文蔚、黄绍竑等，已到南京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召开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预备会议。会议决定4月15日上午11时，在南京举行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电促汪精卫等来南京。
　　4月15日，由于在武汉的中央执行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没有到南京来，而在南京的执、监委员又不够中央全会的法定人数，二届四中全会无法进行，只得改为谈话会。
　　这次谈话会决定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否认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同时还决定成立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和组织委员会。
　　蒋介石、胡汉民等人，为国民政府委员会常委。胡汉民为主席，钮永键为秘书长。并请武汉国民政府的汪精卫、谭延闿来南京行使职权。随后举行了阅兵式，并组织10万余人庆祝建都南京与恢复国民党党权大会。通过“请中央执监联席会议严厉取缔跨党分子”、“请中央执监联席会议令各级党部从事清党运动”等提案。
　　21日，蒋介石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名义发表通电，宣告军事委员会由广州迁移南京。即日开始办公，否认武汉国民政府。
　　对于蒋介石另立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武汉方面的反映是强烈的。武汉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连续发表宣言和声明，讨伐蒋介石的反叛行为。
　　16日，汪精卫发表铣电，谴责蒋介石等反抗中央，分裂国民党和屠杀工人是丧心病狂，自绝于党，自绝于民众。指责蒋介石、吴稚晖等关于汪精卫在上海参予讨论其事的声言，是假借名义，捏造事实。
　　17日，武汉国民党中央发布命令，正式宣布对蒋介石的处理决定：“蒋中正屠杀民众，摧残党部，其心反动，罪恶昭彰，已经中央执行委员会决议开除党籍，免去本兼各职。着全体将士及革命民众团体拿解中央，按X革命罪条例惩治。”一时间，武汉、长沙等地纷纷召开讨蒋大会，形成声势浩大的反蒋运动。
　　对于武汉方面的反蒋运动，蒋介石置之不理。他自恃有英、美列强和江浙财团，以及桂系军事力量的支持，反而借口南京是孙中山生前指定的首都，非要武汉统一于南京不可。双方剑拔弩张，处于对立状态。
　　冯玉祥崛起
　　正在南京、武汉由蒋介石、汪精卫分别主持的两个中央、两个两个政府争持不下之时，抬出了第三个实力派冯玉祥。此时的冯玉祥拥兵数十万，并且有苏俄在军事装备上的支持，已经成为举足轻重的重要角色。
　　郑州会议上，汪精卫为了拉住冯玉祥，对他作了很大的让步，将河南、陕西、甘肃三省的党、政、军大权全部给了冯玉祥，以换取他对武汉的支持。冯玉祥为了迎合汪精卫，宣称国民军完全拥护国民政府的一切命令和决议，并对汪精卫的反蒋态度表示赞成。
　　其实，冯玉祥并未放弃促成宁、汉合作共同北伐，共同**的计划。他在郑州会议之前，已与蒋介石有密切接触。郑州会议后，他于6月14日令驻南京代表李鸣钟，向蒋介石汇报了郑州会议的情况。蒋介石知道冯玉祥目前最缺少的是钱，便当即给予了大笔资金，因而得到了冯的好感。
　　蒋介石另立南京政府后，南京在军事上面临着多方受敌的局面。武汉方面以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的名义，下令撤去蒋介石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务。并拟定组织东征军顺流东下，讨伐蒋介石的叛逆行为，尤其是唐生智、张发奎、程潜、朱培德等军人，都欲一举荡平东南。
　　此时，蒋介石见开罢郑州会议，冯玉祥有两面徘徊之意，便抓住这个时机，拉拢冯玉祥。蒋于6月16日赶往新近攻克的徐州，并于当天正式邀请冯玉祥去徐州会晤。
　　在郑州会议上已得益不少的冯玉祥，决心在徐州会议上再捞一把。于是于6月19日在卫队保护下前往徐州。蒋介石为表示对冯玉祥的欢迎，亲自率李宗仁、白崇禧、何应钦等高级军政大员，在徐州前一站郝寨车站等候并欢迎。
　　在关于武汉政权问题上，蒋介石原希望冯玉祥同南京方面一起，出兵向武汉进兵，但冯玉祥坚持宁、汉合作的主张，不同意出兵武汉。不过，他附和蒋介石关于否定武汉国民党中央的主张，希望武汉方面的“忠实同志”，速来南京共同奋斗。根据蒋、冯达成的协议，冯玉祥于6月21日致电武汉国民政府汪精卫、谭平山等人，攻击武汉地区的工农运动；要求武汉国民政府敦促鲍罗廷回国；劝武汉政府自动取消，政府委员或出洋或与南京合二为一。
　　在“清党”问题上，蒋介石要求冯玉祥：在其管辖的地区和国民军中，清洗中共党员。冯玉祥立即应允。
　　蒋介石答应从7月开始，每月接济冯玉祥国民军军饷250万元。蒋介石出手大方，使冯玉祥特别感动，他此时正为不断扩大的军队经费着急，便倾向于南京方面。
　　武汉方面汪精卫实行**“清党”后，应该说各方在**问题上，已经一致，但国民党内以武汉汪精卫、南京蒋介石、郑州冯玉祥为代表的实力派三方；以蒋介石、胡汉民、李宗仁为代表的宁派，以汪精卫、唐生智为代表的汉派，以张继、谢持等为代表的西山会议派的三派局面，并没有改变。
　　新桂系崛起
　　正在这时，蒋介石亲自指挥的徐州之战失利。在这危机四伏的时刻，蒋介石出人意外地走出了一步好棋。
　　与徐州兵败的同时，汪精卫提出了蒋介石必须下野，作为各方和解的条件。与汪精卫相比，形势对蒋十分不利，在南京内部，他与李宗仁、白崇禧为首的桂系矛盾日益尖锐。5月中旬，李宗仁直接与对峙的武汉方面朱培德会晤，他在会晤中表示，对于宁汉双方的党务之争不负责任，表现出欲充当宁、汉两方之外的第三者姿态。汪精卫由此认为，李宗仁的表态，表现出其欲与蒋介石划清界限的态度。
　　在各方压力下，1927年8月11日，国民党中央党部在南京开会，在这次会议上，蒋介石提出辞呈，宣称将辞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等本兼各职。与会人员对此表示了不同的意见：
　　白崇禧站起来说：“我们北伐之举，意在打倒北洋军阀。而今，宁汉分心离德，汉方意发兵征讨蒋先生，我想，宁汉双方大目标是一致的，这种意气之争，终有一天会解决的。我们为联合汉方斗倒北洋军阀，只得暂时委屈一下蒋先生，使汉方失去东征的借口，免去一场政治上的狂风恶浪。蒋先生自愿休息一段时间，我想于党于国于蒋先生个人，都是有好处的。”
　　何应钦接着说：“我同意总司令暂时休息的意见，他走后，我们也可以爱一爱国家了！”
　　国民党元老李烈钧斟酌着说：“蒋先生这时要求休息，对党国有利有弊，若以消除宁汉双方矛盾，一致北伐，共图统一大业这方面说，蒋先生实有暂时休息的必要。”
　　接着，李宗仁、李济深等都表态同意蒋介石下野。蒋介石见与会者中，竟有三分之二的人持同意意见，也只得咽下一口恶气。面带微笑说：“好，好！我安心休息就是了。”
　　蒋介石下野，并没有使国民党内实现和平统一局面，反而使党内争斗更加激烈。汪精卫与蒋介石的矛盾转变为与李宗仁的矛盾，汪所依靠的实力派唐生智在火并中失败，两湖成为桂系的地盘。而西山会议派与桂系达成联合，把持特委会，共同排挤汪精卫。此时的桂系如日中天。
　　蒋介石复出
　　蒋介石虽然下野，但其影响和实力依然存在，尤其是蒋与宋美龄女士的婚姻，促成了蒋宋两家的联合，在国际上取得了日本、欧美的支持。完婚后的蒋介石开始了重返政坛的步伐。
　　11月22日，南京召开“庆祝讨唐胜利大会”，陈果夫在蒋介石的指使下，布置部下在会场捣乱。发表“打倒西山会议派”的演说。会后，中央党务学校的学生举行游行，当游行队伍走到复成桥时，陈果夫令军警突然开枪，击毙4人，伤20余人。从而制造了“一一.二二惨案”。
　　蒋介石运用舆论，把惨案裁赃到西山会议派头上。指控这次惨案系西山会议派分子葛健时一手策划，要求惩办凶手葛健时，西山会议派被推上了审判台，气焰顿消。再也不敢颐指气使了。
　　这时的汪精卫因特委会风波没有捞到好处，又因广州事变而被李济深、黄绍竑、李宗仁等桂系围攻，被逼得无路可走。唐生智在桂唐火并中失败，武汉政府彻底完蛋。虽然与蒋介石结怨甚深，但需要蒋介石出山为他说话，从中调解。而蒋介石因桂系逼宫，被迫下野，使他终生难忘。二人利益一致，便欲联手扳倒桂系把持的特委会。
　　11月24日，国民党各派要人25名召开谈话会，决定12月3日在上海召开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预备会。
　　预备会按时召开了，但会议的主题，却变成了汪派与反汪派的一场混战。会议一开始，李济深就提出了广州事变问题，猛烈攻击汪精卫。蒋介石为袒护汪精卫，建议此案留待四中全会讨论解决。汪精卫见有台阶可下，便声言愿就粤变承担责任，表现出和解之意。
　　12月14日，会议继续进行，重点讨论特委会存废问题。议决四中全会之前，特委会暂时保留。3天后，汪派人物王法勤、王乐平等5人从穗赴沪，投入对特委会的攻击战。李宗仁见情势不妙，联合吴稚晖、张静江，提出所谓“对汪精卫等主使张、黄叛变的检举案”。李济深又提出“粤委员附逆者应当退席听审案”。这样，汪派与反汪派吵闹、叫骂、争斗、论战，闹得不可开交。蒋介石超然局外，四面周旋，赢得各方好感，为复职上台作了铺垫。
　　汪精卫机警圆滑，被桂系搞得焦头乱额，看到蒋介石东山再起已成事实，便于12月10日率先提议，请蒋介石复职。他说：“惟有请预备会议，即日催促蒋介石同志继续执行国民革命军的职权，才是解决党务、政务、军事问题的当务之急。”
　　李宗仁见汪精卫抢先请蒋复职，急忙发表声明，称汪精卫拥蒋反蒋反复无常，只有他李宗仁拥蒋才一如既往。
　　就在这时，阎锡山、冯玉祥联合发来了促蒋复职的电报：玉祥等为完成革命军事工作起见，拟请我中央党部、国民政府起用蒋中正同志主持军政。玉祥愿听指挥；俾得早奏肤功，完成革命，以慰全国民众之望，不胜待命之至。
　　冯玉祥、阎锡山并致电蒋介石，电称：“甚盼我兄克日出山，主持军政，捭得早日完成革命大业，倘能得如前请，弟等负弩前驱，愿听指挥。不惟弟等私愿得悉，大局实得赖之。”
　　12月14日，四川刘湘亦电请蒋介石复职。
　　在几位国民党要员纷纷要求蒋介石复职，几位手握重兵的封疆大吏，来电敦促上任的形势下，二届四中全会预备会通过了蒋介石复职的决议。并决定于1928年1月1日到15日，在南京召集四中全会，公推蒋介石负责筹备，特委会自行消亡。
　　蒋介石复出后，迅速组织二次北伐，并统率四个集团军：第一集团军由蒋自兼；第二集团军为冯玉祥部；第三集团军为阎锡山部；第四集团军为桂系。由此，国民党三方、三派的局面得以暂时消停。
　　二次北伐没有遭遇强大抵抗，张作霖在退回东北途中被日本人在皇姑屯炸死。张学良率部反正易帜，宣布拥护国民政府，至此全国基本完成统一。但新的军阀战争连绵不断：蒋桂战争、蒋冯战争、蒋阎冯战争以不断扩大的规模，闹腾得举国上下不得安宁。
　　正是由于国民党内的内斗不断，使得中国共产党得以重新复活，红色政权的星星之火，迅速形成燎燃之势。在数以十万计红军保卫下的中华苏维埃政府成立，毛X东虽然在中共党内受到28个布尔什维克的排斥，却有幸成为这个红色政权的主席。在中国大地上，再次出现了两个你死我活的政权，而由此引发了蒋介石、毛X东之间的对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