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在气头儿上说的话，传到了王龙海那里，他仗着自己财大气粗，真把我家告到了法院。父母没打过官司，收到法院传票，全家人都很担心。传票上被告的名字是“梧杨氏”，就是我母亲。听邻居们说，当了被告，要被法院当堂捆起来痛打四十大板，要不咋叫“打官司”呢。我们害怕母亲挨打，劝母亲千万别去，把那袋米给老王家送回去就没事了。母亲说，“没事儿不惹事儿，有事儿不怕事儿。咱没偷没骗没犯法，我不信法院就随便打人。咱们别的啥也不争，要争的就是一个理儿。”
　　父亲休班，要跟母亲一起去过堂。母亲说，那可不行，就你那倔脾气，还不和人家法官顶起来？再说，街里那么老远，你能听到火车召唤你吗？母亲一口饭没吃，说胸口满登登地一点也不饿，她把自己打扮的齐齐整整，嘱咐几句，一个人走出家门。
　　我们留在家里，又紧张又害怕。商量一会儿，决定都不去上学，一起陪着保护母亲。我们像母亲一样，把自己收拾一下。我还特意把自己两只袖口蹭上的鼻涕嘎巴刮干净。那时的孩子，衣袖就是手帕，眼泪鼻涕都往上边抹。
　　父亲在家照看着当时最小的四弟福全，我们兄弟姐妹七个排成一小串儿，顺着北二道街，呼哧带喘地急匆匆跑去对我们来说神秘又畏惧的法院。我们在路上核计着，法院如果要打母亲四十大板，我们就进去替母亲挨打，平均每个人还不到六板。哥哥说那不行，别人都不抗打，只有他自己最抗打，四十大板他一个人全包原儿。
　　找到法院后院开庭的平房，七张小脸齐刷刷地贴在窗玻璃上，使劲往屋里瞅。只见一位法官指指我们，还有一个人过来敲着窗玻璃让我们离开。我们互相看一眼，意思是谁也不能后退。后来母亲出来，说你们别担心，先到旁边等着吧，不会有什么麻烦。看母亲表情平静，我们才放心后退几步，只留下哥哥靠窗边盯着。隆冬时节，在外呆时间长了冻得不行，我们排成队，在墙根儿来回跑步。
　　快到晌午，审判结束，母亲和王龙海一前一后走出来。母亲一向紧锁的眉头舒展开了，平时灰暗的脸色变得红扑扑的。王龙海却是耷拉着脑袋，气呼呼的样子。母亲掩饰不住兴奋，甚至笑出声，牵起我们的手说，“走，买糖去。”
　　我们像一群小鸡跟着老母鸡一样，“踢哩踏拉”地紧跟母亲身后。在县城最大的副食商店，母亲买了一角钱红红绿绿的小糖粒，可能因为买的少，售货员要直接把糖倒在母亲手里。母亲说，麻烦你给一小块儿浪费纸包上吧。售货员不高兴了，说我母亲，你可别这么说，我们可不敢浪费，你要是想要一块废纸，我可以给你。母亲说“对，对，是废纸。”遭到抢白，母亲并不生气，把小糖粒分给我们，她自己也破例扔进嘴里一粒，随着咬得“咔吧”一声响，母亲畅快地笑起来，从没见母亲这么开心过。
　　我们着急想知道法院究竟是咋判的。母亲说，刚进法庭，就暗暗告诉自己千万别害怕，可法官一排惊堂木，心里还是蹦蹦地跳，使劲地长出几口气也不当事儿，把想好的话全忘了，心想这下子可完了。“可是后来看你们来了，我又出来和你们说句话，再回到屋里就想，我有这么一大帮儿女给我站脚助威，有啥可怕的？心里不慌了，要说的话全都想起来了，把实际事儿一出一节地说得很清楚。王龙海虽然东拉西扯一大套，可会说不如会听的，人家法官一点也不糊涂。听我说你们都是我的孩子，法官们半天没吱声。最后说要出去合议，过一会儿返回来，当庭宣判，驳回王龙海，那袋小米不用还了，留给这帮孩子吃，打官司的钱都让他王龙海一个人出。”
　　大姐比我们更高兴。她本以为自己给家里惹了麻烦，觉得对不起母亲，更害怕家里输官司，偷偷哭过好几回，整天闷声不响地只知道干活。这回一块石头落了地，一路上话特别多。从街里回来刚进家门，她就张罗做小米饭，说让全家人饱饱地吃一顿。
　　母亲说，那米还是不能动。我们都很奇怪，为啥呀？法院不是判给咱们了吗？母亲说，法院是判了，咱们已经赢了。小米虽是好东西，那一袋子米也足够咱们全家吃好几天饱饭。“可那米不是咱家的，饿死也不能吃，那才叫骨气。就是要让他王龙海知道，咱们老梧家，不是爱贪便宜的人家。那咱们不是又赢了一回嘛！”
　　媒人陪着王玉海的小舅子把米扛回去了。过后听说，为了打官司，王龙海搭上两袋小米还有两桶蜂蜜。母亲觉得可笑，说咱们啥也没搭，反倒赢了官司。“这叫啥，这就叫邪不压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