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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第十五回救亡图存国共合作忍辱负重积极备战
第十五回救亡图存国共合作
忍辱负重积极备战
1937年4—5月间，华北地区开始选举国民大会代表，冀、察、平、津成立了国民大会选举总监督处，开始推举代表。这一事件对华北有着特殊重要意义，引起国内外普遍关注。并向全国表明，冀察政委会拥护国家统一，华北是中国整体的一部分，不容任何争议。至此，日本数年来对华北煞费苦心的分化手段宣告彻底失败。
国共再次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第一次合作一样，首先是由国民党与苏联在这方面取得联系。关于国共第二次合作的设想，还是在1933年长城抗战结束，日本帝国主义将触角伸到华北，灭亡中国的野心昭然若揭，蒋介石便开始从国际大局势上谋划对日战略。
蒋介石在变，共产国际和苏联在变，共产国际的主要工作转变为结成反法西斯统一战线。1935年8月，王明代表中共中央在共产国际七大上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宣言的核心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组织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和全中国统一的抗日联军。“苏维埃政府和共X党愿意做成立这种国防政府的发起人”，“红军绝对首先加入联军，以尽抗日救国的天职”。
这个《宣言》，虽然以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发表。但此时在中国国内的这两个领导机构却茫然无知。
蒋介石是10月份看到《宣言》的，他立即要宋子文、陈立夫、曾养甫等人，设法“打通与共X党关系”。主席与彭德怀率领的红一方面军主力，于1935年10月下旬进入陕北，与陕北红军徐海东、刘志丹部会合，在陕北苏区初步稳定下来后。11月下旬，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张浩到达瓦窑堡，恢复了中共与共产国际中断了1年多的联系。
张浩，即林育英，湖北黄冈人。1922年参加中共组织，与林育南、林（林育蓉）是堂兄弟。1933年，张浩作为中国工会代表到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工作，是中共中央驻莫斯科代表团的重要成员。他奉共产国际指派回国，详细向中共中央和红军的主要领导人，传达了共产国际关于建立广泛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精神和“八一宣言”的内容。此后，中共中央根据上述情况，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泽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的名义，于11月28日，发表了和“八一宣言”内容基本相同的《抗日救国宣言》。这两个宣言，在社会各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在中华民族抗日民主运动新潮到来的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面临着从土地革命战争向民族革命战争转变的新情况、新问题。根据这些重大变化，主席决定加强与张学良的东北军、杨虎城的西北军方面的联系，以结成了三位一体的抗日联盟。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与国民党中央取得了联系。7月，曾养甫请张子华再赴陕北，送信给周恩来，表示“盼两方面能派负责代表切实商谈，如兄能排除政务来豫一叙至所盼祷”，并口头表示，邓颖超来谈也可以。经过张子华的几次往返沟通，10月15日，张子华从广州带来的曾养甫代表国民党当局答应的四个条件：
一、苏维埃区域可以存在；二、红军名义不要，改联军，待遇与国军相同；三、共X党代表公开参加国民大会；四、即派人具体谈判。
随后不久，1936年12月12日，爆发了“西安事变”。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扣押了蒋介石。由此加快了双方和谈的步伐。
西安事变的当天下午，中共中央和主席首先接到刘鼎从西安发来的急电，报告张学良、杨虎城兵谏捉蒋的消息。紧接着，又收到了张、杨发来的急电，报告了大致经过，并希望红军派主力开赴延安及其以南地区，以便互相配合，防备不测。张、杨八项主张的通电不久也传到了保安。
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主席、周恩来、王稼祥、张闻天、朱德、博古、任弼时、关向应、张国焘在主席办公室彻夜开会，对西安事变爆发后，国内外错综复杂的形势进行了分析，统观全局，从抗日大局出发，提出和平解决的方针，否定了杀掉蒋介石的意见。
中共分析西安事变的性质，是国民党实力派不满南京政府的对日政策，但事变带有军事阴谋方式，扣留了蒋介石，使西安和南京处于公开敌对地位。如果处理不当，有可能酿成新的大规模内战，将妨碍全国抗日力量的团结。
不久，就收到了苏联方面对于和平处理这一事变的意见，苏联认为张、杨行动是日本人的阴谋，应该尽一切努力保证蒋介石的安全。
中共中共做出决定：复电张、杨，赞扬其正义行动。并应张、杨请求，委派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组成中共代表团，前往西安参加谈判。在中共与张、杨三方会议时，周恩来从捉蒋或杀蒋的利弊入手分析，讲到蒋介石对抗日的可能态度说：“蒋介石现在的处境是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因此，借着放他的机会，逼迫他改变对内压迫，对外妥协的政策，参加抗日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如果能够这样，总比杀了他而引起一场大规模内战对国家、对民族有利得多。至于说到蒋介石是否会报复的问题，这并不完全取决于蒋介石个人。只要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三方面团结一致，进而团结全国人民，形成强大的力量，他就是想报复，也报复不了。当然，我们放蒋是有条件的，否则也不能轻易放他走。”
谈判即将开始，蒋介石提出两个要求：一是他不出头，由宋氏兄妹代表他与西安方面谈判；二是对决定的条件，他以“领袖的人格”担保，不作书面签字，逐步执行。
宋子文带着这两条要求与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洽商。周恩来及时发电报向中共中央和主席汇报请示，主席回电同意可以不签字，并说：“要他签字干什么，签与不签一回事嘛！他要推翻的话，签了字也没有用。”西安方面为早日解决问题，同意了蒋的要求。
23日上午，周恩来遵照中共中央和主席指示，首先提出六项主张：双方停战，中央军撤至潼关以东；改组南京政府，肃清亲日派，加入抗日分子；释放政治犯，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共X党公开活动（红军保存独立组织领导，在民主国会前，苏区仍旧，名称可以冠以抗日或救国字样）；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合作。
24日晚，周恩来在张、杨和宋氏兄妹的陪同下，会见了蒋介石。宋家兄妹告诉周，蒋介石这两天病了，不能多谈话。周一进卧室，蒋介石不免显得尴尬，勉强坐起来，扶住摔伤的腰，请周坐。周恩来神情庄重，态度从容，同蒋握了握手，说：“蒋先生，我们有十年没有见面，你显得苍老多了。”
蒋点点头，叹了口气，然后用眼睛看着周说：“恩来，你是我的部下，你应该听我的话。”
“只要蒋先生能够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不但我个人可以听蒋先生的话，就连我们红军也可以听蒋先生的指挥。”周恩来立即回答。
蒋介石听了这句话，沉默了一下，好象有很多感慨的样子。这时，宋家兄妹一致对周表示感激。宋美龄俯身对蒋说：“周先生是来同你商谈救国大计的，你听清了没有？”宋美龄直起身又说：“你们本是同校故交，今日会面，要互相见谅。此次委员长在西安出事，多亏周先生千里迢迢前来斡旋，实在感激得很！”
蒋介石向周恩来表示了三点：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统一中国受他指挥；由宋、宋、张全权代表他与周解决一切（所谈如前）；他回南京后，周可直接去谈判。
1937年2月10日，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召开在即，中共抓住时机发表了《致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电》。公开提出了著名的“五项要求”与“四项保证。”
要求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采纳的五项要求是：
一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
二保障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
三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
四迅速完成对日抗战之一切准备工作；
五改善人民的生活。
在国民党接受这五项要求的前题下，中共提出了四项保证：
一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党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
二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
三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行普选的彻底民主制度；
四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
中共的主张一出，立即受到全国各界的欢迎。称赞中共的主张，敦促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开成团结抗日的大会。全国要求实现团结抗日的热潮，已成不可阻挡之势。
1937年3月中旬到4月上旬，周恩来从延安到杭州，同蒋介石进行直接谈判。蒋介石因周恩来在西安事变中给他留下颇深印象，因此，他对周恩来来杭相见，极为高兴。
关于苏区改制问题，蒋介石说：“边区可以是一个整体，不予分割，但边区的主要行政长官要由南京出，此人可以由你们在国民党中挑选。边区政府的其他副职，均由你们推荐，工作也由你们自己干，国民党不来干涉。目的是为了应付各方，否则我不好办。”稍停又接着说：“几个月之后开国民大会和国防会议，共X党可派代表参加。”
关于红军改编问题。周恩来说：“红军可以取消名义，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服从军事委员会及蒋委员长统一指挥，准备为国防需要而调赴前线。
红军具体编为3个师、6个旅、12个团及其直属部队，总人数不得少于4万人。原苏区地方部队改为地方民团及边区保安队。3个师以上设立总指挥部，各级指挥员由我方推荐，国民党任命。国民党不得向红军派遣副佐人员及政训人员。红军改编后，各种薪饷待遇应与中央军相同。红军的防地应增加。
在谈话中，蒋介石承认共X党有革命精神和民族意识，是新生力量，认为过去因国共分裂导致革命失败，造成军阀割据和帝国主义占领中国的局面。他似有所悟地说：“我过去有错误，要检讨，你们也要检讨过去的决定，坚持新的政策。”蒋表示希望今后再不要打内战，要永远合作下去，“我死了也不要分裂，免得英、日联合起来瓜分中国。”
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爆发了。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对于国共双方合作起了催化作用，但也为后来的磨擦乃至战争留下了后患。
8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任命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共辖第115、第120、第129师3个师，林、贺龙、刘伯承分任师长，总兵额45000人。八路军主力从8月底陆续开赴前线。
从1937年8月开始，国民党陆续释放被关押的中共党员和其他政治犯，后基本全部释放。
9月23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了承认中共合法的公开讲话。讲话承认了在“集中于本党领导之下”中共的合法地位，愿意在国家存亡危急之秋，与共X党共保国家之生命与生存。
以9月22日发表的《中共宣言》，23日蒋介石发表的庐山谈话为标志，第二次国共合作终于正式形成。
虽然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连年用兵，军费不断增加，财政赤字日增，这期间的经济政策还是促使中国经济取得了较好的发展。成为二十世纪最好的三个经济发展时期（包括新中国建国初期至1957年、八十年代开始的改革开放）之一。
1935年10月10日，蒋介石正式发表《国民经济建设运动之意义及其实施》，其主要内容是阐发国民经济建设运动与新生活运动之关系。在他看来，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国民经济建设运动，指全国各业总动员，以提高国民之生产与消费能力，增加输出，减少输入等一种普遍经济运动。国民经济建设运动的总目标为：尽人力、辟地利、均供求、畅流通，以谋国民经济之健全发展。
蒋介石经济建设的主导思想，就是在不改变所有制的经济格局下，建立和发展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以求得国民经济的全面增长。蒋介石倡导国民经济建设运动的真实动意，是在日本侵华企图日益明显的背景下，希望通过建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充实他控制政治局势的经济实力。1935年11月，在中国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蒋介石的国民经济建设纲要成为国民党今后的根本方针之一。
1937年2月，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通过了《中国经济建设方案》。之后，一系列经济建设措施纷纷出台，加快了经济建设步伐。总的说来，抗战前国民政府视财政金融、交通运输、工业建设为重点，投入了大量财力、物力，成效较为显著。
国民党南京政府出于军事上的考虑，对交通运输业十分重视，动用了大量军民力量修筑公路，全国铁路和公路通车里程由1927年1.304万公里和1.8万公里，到1937年增至21036公里和11万公里。
航运方面，抗战前，国民党政府加强了航运建设和整理，并对长江航道进行疏理，炸毁暗礁，清理河床，使之成为中国沿海工业内迁的主要通道。
航空方面，至抗战爆发时，形成了以上海为中心的航空业，中日矛盾尖锐，国民党政府对航空运输作了一定的部署和调整。加强欧亚航空公司在西安的部署；在洛阳、西安等处建设油库；训练飞行技术人员，逐渐取代外籍人员，以便应付日益复杂的战争局势。
在工业建设方面，中国工业基础薄弱，且发展很不平衡。在1935年以前，中国几乎谈不上有重工业。伴随着日本全面侵华企图日益明朗，国民政府要求建设国防经济，发展重工业的呼声高涨。在国民党五大上提出了发展重工业的方法，并制定了煤炭开采、石油勘探与钢铁及机械制造的发展计划。
国民党政府在制定国防建设计划时，还考虑到战争爆发后，沿海城市可能被占领，把一些重要的厂矿设在湘赣和四川，同时也能调整工业布局不合理的现象。于是，国民政府的工业经济建设从制定计划、调查勘测落实到建设、强化国防经济的若干基本产业、从事实际的开发和建设上来。
这一时期，在重工业建设方面已建成和开始建设的厂矿有：湖南湘潭钢铁厂，年产量10万吨钢；湖南茶陵及湖北灵乡铁矿；湖北大冶阳新及四川彭县铜矿厂，年产量400吨；江西高坑煤矿，年产量30万吨。到抗战前，资源委员会以投产、合办的形式控制的企业达23个。从15种工业产品看，1935年工业生产总值为109.7亿元，1936年工业总值为122亿元。
根据1927年至1936年中国机械工业发展状况表，1927年中国机械工业厂家为19家，资本为194160元，工人数为643人。至1936年，工厂增至377家，增长2413%；资本为8681496元，增长4068%；工人数增加至17065人，增长2542%。
根据1927年至1936年中国化学工业发展状况表，1927年中国化学工厂为131家，资本为2207.3168万元，职工人数为20989人。至1936年，工厂增加至434家，增长231%；资本增加至4391.2439万元，增加近一倍；工人增加至54512人，增加160%。
根据中国农产工业发展状况表，1927年从业厂家为193家，资本为4386.61万元，工人为20339人。至1936年工厂增加至855家，增加348%；资本增加至5812.62万元，增加32.5%；工人增加到40226人，增加近1倍。
根据中国纺织工业发展状况表，1927年中国有纺织厂家293家，资本8974.3472万元，工人135552人。至1936年工厂增加至1160家，增加296%；资本增加至20221.8142万元，增长125.3%；工人增加到293706人，增加116.8%。
这一时期，中国物价基本稳定，根据1926——1936年上海、华北、广州批发物价指数；以1926年为100，到1936年，上海批发物价指数为108.5；华北为100.62；广州为105.4。
“九一八”事变后，在日本侵略势力的进逼下，国民党政府丢城失地，党政要员纷纷呼吁政府“巩固国防，长期抗战”。在内外压力下，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逐步着手从军事上进行抗战的准备工作。1932年12月成立了军委会城塞组，具体负责修建各要塞及国防工事。华北事变后，1936年1月31日，蒋介石急令“武汉要塞工程应从速着手，星夜赶修”。到1937年上半年，南京、镇江、江阴、宁波、厦门等9个要塞区基本整建完毕，共拥有炮台41座，各种要塞炮273门。
划分防区，构筑防御工事。蒋介石指示将全国划为10个防区，并且明确要求各防区陆军要努力侦察本区之地形，利用演习构筑必要阵地，建筑交通道路，集积物资，作好战争准备。他还将全国分为抗战区、警备区、绥靖区、预备区4个大区，并以军委会为最高统帅机关，设立6个国防军总指挥部，一个总预备军指挥部。在这一基础上，军委会又将全国划分为5个战区，进一步完善了战区的划分。
大规模构筑防御工事是从1935年底开始的。国民政府计划在江浙、山东、冀察、晋绥、河南、广东、福建、广西8个区构筑牢固的防御工事，并计划首都南京为中心，逐次向国境线推进，分期分区完成构筑任务。计划初期实施十分缓慢，至全国抗战爆发前夕，第一期国防工程基本完成，约计构筑工事3342座。
整编军队，扩充军备。国民党政府的军队体系一直十分混乱，装备也很陈旧，特别是各队伍之间利益冲突严重，不能团结对敌。从1934年底开始，蒋介石着手整军，将全国军队编成60个师，暂定3至4年编练完成。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国民党军队派系众多，编制混乱，武器种类混杂，训练、管理杂乱无章的状况。在这一时期，国民党政府还组建了空军。南京、上海、武汉、太原等地的兵工厂也整顿一新。
改革兵役制度，推行国民军训。1936年3月，国民政府下令实行征募并行的兵役法。中央设立国民军事训练处，将全国优秀人才轮流军训。截至抗战爆发，全国参加完军训的高中学生22.4万人，专科以上学生6.434万人。《1936年壮丁训练实施纲领》颁布后，当年便训练完毕壮丁50余万人，正在训练者约100万人。兵役制度的改革和国民军训的推行，为抗战爆发后兵源的及时补充做了一定的准备。
“九一八”事变后，对在东北建立什么样的政权，关东军内部有不同的争论。板垣征四郎和石原莞尔主张直接并入日本版图；土肥原则建议放弃直接吞并的主张，搞一个表面由中国人统治的“满蒙五族共和国”，以较小的代价取得实质性效果。日本政府迫于形势，同意了土肥原的方案，最后扶植起伪满洲国。在华北问题上，日本想如法炮制，设想扶植北洋军阀势力，1935年底，日本侵华势力鼓动成立“华北五省联盟自治政府”，使华北脱离中央政府。
就在这个时期，德国派出法肯豪森，接替在围剿红军中为蒋介石提供军事顾问的塞克特，法肯豪森1934年抵达中国，最初作为塞克特的副手，但他不像塞克特那样，拒绝参与长江流域针对日本的防御计划。他认为：中日必有一战。1935年7月底，他以南京政府德国总顾问的身份，向蒋介石陈述战略。
法肯豪森认为：
一、目前威胁中国最严重而最近切者是日本，日本必然用尽各种方法，破坏中国内部之团结与加强，至少设法延迟其实现；
二、目前战略情况，一旦军事上发生冲突，华北即受到威胁，若不战而弃河北，则陇海路及其大城市，即陷于最前战区，对黄河防线，不难由山东取卷席之势。对海面有重大意义者，首推长江；
三、国际政局目前异常紧张，列强一时无联合或单独干涉之可能。华盛顿之九国公约，实际上早成废纸。中国不自卫，无能拔刀相助者，若不倾全力奋斗以图生存，则华北全部包括山东在内，必脱离中国；
四、凡作战部队，宜集中于徐州——郑州——武汉——南昌——南京区间。东部有两事极为重要，一为封锁长江，一为警卫首都。次之为南昌、武昌，可做支撑点，宜用全力固守，终之四川，为最后防地；
五、综合言之，就民族、政治、经济、心理、军事上各种情况，具有全面应战之必要，万不可不战而弃寸土。中国若不表示为生存而全力奋斗之决心，则列强断不起而干涉。
面对日本日趋紧逼的态势，中国政府将如何应对呢？
忍辱负重积极备战
1937年4—5月间，华北地区开始选举国民大会代表，冀、察、平、津成立了国民大会选举总监督处，开始推举代表。这一事件对华北有着特殊重要意义，引起国内外普遍关注。并向全国表明，冀察政委会拥护国家统一，华北是中国整体的一部分，不容任何争议。至此，日本数年来对华北煞费苦心的分化手段宣告彻底失败。
国共再次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第一次合作一样，首先是由国民党与苏联在这方面取得联系。关于国共第二次合作的设想，还是在1933年长城抗战结束，日本帝国主义将触角伸到华北，灭亡中国的野心昭然若揭，蒋介石便开始从国际大局势上谋划对日战略。
蒋介石在变，共产国际和苏联在变，共产国际的主要工作转变为结成反法西斯统一战线。1935年8月，王明代表中共中央在共产国际七大上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宣言的核心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组织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和全中国统一的抗日联军。“苏维埃政府和共X党愿意做成立这种国防政府的发起人”，“红军绝对首先加入联军，以尽抗日救国的天职”。
这个《宣言》，虽然以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发表。但此时在中国国内的这两个领导机构却茫然无知。
蒋介石是10月份看到《宣言》的，他立即要宋子文、陈立夫、曾养甫等人，设法“打通与共X党关系”。主席与彭德怀率领的红一方面军主力，于1935年10月下旬进入陕北，与陕北红军徐海东、刘志丹部会合，在陕北苏区初步稳定下来后。11月下旬，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张浩到达瓦窑堡，恢复了中共与共产国际中断了1年多的联系。
张浩，即林育英，湖北黄冈人。1922年参加中共组织，与林育南、林（林育蓉）是堂兄弟。1933年，张浩作为中国工会代表到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工作，是中共中央驻莫斯科代表团的重要成员。他奉共产国际指派回国，详细向中共中央和红军的主要领导人，传达了共产国际关于建立广泛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精神和“八一宣言”的内容。此后，中共中央根据上述情况，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泽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的名义，于11月28日，发表了和“八一宣言”内容基本相同的《抗日救国宣言》。这两个宣言，在社会各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在中华民族抗日民主运动新潮到来的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面临着从土地革命战争向民族革命战争转变的新情况、新问题。根据这些重大变化，主席决定加强与张学良的东北军、杨虎城的西北军方面的联系，以结成了三位一体的抗日联盟。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与国民党中央取得了联系。7月，曾养甫请张子华再赴陕北，送信给周恩来，表示“盼两方面能派负责代表切实商谈，如兄能排除政务来豫一叙至所盼祷”，并口头表示，邓颖超来谈也可以。经过张子华的几次往返沟通，10月15日，张子华从广州带来的曾养甫代表国民党当局答应的四个条件：
一、苏维埃区域可以存在；二、红军名义不要，改联军，待遇与国军相同；三、共X党代表公开参加国民大会；四、即派人具体谈判。
随后不久，1936年12月12日，爆发了“西安事变”。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扣押了蒋介石。由此加快了双方和谈的步伐。
西安事变的当天下午，中共中央和主席首先接到刘鼎从西安发来的急电，报告张学良、杨虎城兵谏捉蒋的消息。紧接着，又收到了张、杨发来的急电，报告了大致经过，并希望红军派主力开赴延安及其以南地区，以便互相配合，防备不测。张、杨八项主张的通电不久也传到了保安。
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主席、周恩来、王稼祥、张闻天、朱德、博古、任弼时、关向应、张国焘在主席办公室彻夜开会，对西安事变爆发后，国内外错综复杂的形势进行了分析，统观全局，从抗日大局出发，提出和平解决的方针，否定了杀掉蒋介石的意见。
中共分析西安事变的性质，是国民党实力派不满南京政府的对日政策，但事变带有军事阴谋方式，扣留了蒋介石，使西安和南京处于公开敌对地位。如果处理不当，有可能酿成新的大规模内战，将妨碍全国抗日力量的团结。
不久，就收到了苏联方面对于和平处理这一事变的意见，苏联认为张、杨行动是日本人的阴谋，应该尽一切努力保证蒋介石的安全。
中共中共做出决定：复电张、杨，赞扬其正义行动。并应张、杨请求，委派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组成中共代表团，前往西安参加谈判。在中共与张、杨三方会议时，周恩来从捉蒋或杀蒋的利弊入手分析，讲到蒋介石对抗日的可能态度说：“蒋介石现在的处境是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因此，借着放他的机会，逼迫他改变对内压迫，对外妥协的政策，参加抗日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如果能够这样，总比杀了他而引起一场大规模内战对国家、对民族有利得多。至于说到蒋介石是否会报复的问题，这并不完全取决于蒋介石个人。只要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三方面团结一致，进而团结全国人民，形成强大的力量，他就是想报复，也报复不了。当然，我们放蒋是有条件的，否则也不能轻易放他走。”
谈判即将开始，蒋介石提出两个要求：一是他不出头，由宋氏兄妹代表他与西安方面谈判；二是对决定的条件，他以“领袖的人格”担保，不作书面签字，逐步执行。
宋子文带着这两条要求与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洽商。周恩来及时发电报向中共中央和主席汇报请示，主席回电同意可以不签字，并说：“要他签字干什么，签与不签一回事嘛！他要推翻的话，签了字也没有用。”西安方面为早日解决问题，同意了蒋的要求。
23日上午，周恩来遵照中共中央和主席指示，首先提出六项主张：双方停战，中央军撤至潼关以东；改组南京政府，肃清亲日派，加入抗日分子；释放政治犯，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共X党公开活动（红军保存独立组织领导，在民主国会前，苏区仍旧，名称可以冠以抗日或救国字样）；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合作。
24日晚，周恩来在张、杨和宋氏兄妹的陪同下，会见了蒋介石。宋家兄妹告诉周，蒋介石这两天病了，不能多谈话。周一进卧室，蒋介石不免显得尴尬，勉强坐起来，扶住摔伤的腰，请周坐。周恩来神情庄重，态度从容，同蒋握了握手，说：“蒋先生，我们有十年没有见面，你显得苍老多了。”
蒋点点头，叹了口气，然后用眼睛看着周说：“恩来，你是我的部下，你应该听我的话。”
“只要蒋先生能够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不但我个人可以听蒋先生的话，就连我们红军也可以听蒋先生的指挥。”周恩来立即回答。
蒋介石听了这句话，沉默了一下，好象有很多感慨的样子。这时，宋家兄妹一致对周表示感激。宋美龄俯身对蒋说：“周先生是来同你商谈救国大计的，你听清了没有？”宋美龄直起身又说：“你们本是同校故交，今日会面，要互相见谅。此次委员长在西安出事，多亏周先生千里迢迢前来斡旋，实在感激得很！”
蒋介石向周恩来表示了三点：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统一中国受他指挥；由宋、宋、张全权代表他与周解决一切（所谈如前）；他回南京后，周可直接去谈判。
1937年2月10日，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召开在即，中共抓住时机发表了《致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电》。公开提出了著名的“五项要求”与“四项保证。”
要求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采纳的五项要求是：
一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
二保障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
三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
四迅速完成对日抗战之一切准备工作；
五改善人民的生活。
在国民党接受这五项要求的前题下，中共提出了四项保证：
一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党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
二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
三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行普选的彻底民主制度；
四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
中共的主张一出，立即受到全国各界的欢迎。称赞中共的主张，敦促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开成团结抗日的大会。全国要求实现团结抗日的热潮，已成不可阻挡之势。
1937年3月中旬到4月上旬，周恩来从延安到杭州，同蒋介石进行直接谈判。蒋介石因周恩来在西安事变中给他留下颇深印象，因此，他对周恩来来杭相见，极为高兴。
关于苏区改制问题，蒋介石说：“边区可以是一个整体，不予分割，但边区的主要行政长官要由南京出，此人可以由你们在国民党中挑选。边区政府的其他副职，均由你们推荐，工作也由你们自己干，国民党不来干涉。目的是为了应付各方，否则我不好办。”稍停又接着说：“几个月之后开国民大会和国防会议，共X党可派代表参加。”
关于红军改编问题。周恩来说：“红军可以取消名义，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服从军事委员会及蒋委员长统一指挥，准备为国防需要而调赴前线。
红军具体编为3个师、6个旅、12个团及其直属部队，总人数不得少于4万人。原苏区地方部队改为地方民团及边区保安队。3个师以上设立总指挥部，各级指挥员由我方推荐，国民党任命。国民党不得向红军派遣副佐人员及政训人员。红军改编后，各种薪饷待遇应与中央军相同。红军的防地应增加。
在谈话中，蒋介石承认共X党有革命精神和民族意识，是新生力量，认为过去因国共分裂导致革命失败，造成军阀割据和帝国主义占领中国的局面。他似有所悟地说：“我过去有错误，要检讨，你们也要检讨过去的决定，坚持新的政策。”蒋表示希望今后再不要打内战，要永远合作下去，“我死了也不要分裂，免得英、日联合起来瓜分中国。”
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爆发了。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对于国共双方合作起了催化作用，但也为后来的磨擦乃至战争留下了后患。
8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任命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共辖第115、第120、第129师3个师，林、贺龙、刘伯承分任师长，总兵额45000人。八路军主力从8月底陆续开赴前线。
从1937年8月开始，国民党陆续释放被关押的中共党员和其他政治犯，后基本全部释放。
9月23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了承认中共合法的公开讲话。讲话承认了在“集中于本党领导之下”中共的合法地位，愿意在国家存亡危急之秋，与共X党共保国家之生命与生存。
以9月22日发表的《中共宣言》，23日蒋介石发表的庐山谈话为标志，第二次国共合作终于正式形成。
虽然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连年用兵，军费不断增加，财政赤字日增，这期间的经济政策还是促使中国经济取得了较好的发展。成为二十世纪最好的三个经济发展时期（包括新中国建国初期至1957年、八十年代开始的改革开放）之一。
1935年10月10日，蒋介石正式发表《国民经济建设运动之意义及其实施》，其主要内容是阐发国民经济建设运动与新生活运动之关系。在他看来，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国民经济建设运动，指全国各业总动员，以提高国民之生产与消费能力，增加输出，减少输入等一种普遍经济运动。国民经济建设运动的总目标为：尽人力、辟地利、均供求、畅流通，以谋国民经济之健全发展。
蒋介石经济建设的主导思想，就是在不改变所有制的经济格局下，建立和发展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以求得国民经济的全面增长。蒋介石倡导国民经济建设运动的真实动意，是在日本侵华企图日益明显的背景下，希望通过建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充实他控制政治局势的经济实力。1935年11月，在中国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蒋介石的国民经济建设纲要成为国民党今后的根本方针之一。
1937年2月，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通过了《中国经济建设方案》。之后，一系列经济建设措施纷纷出台，加快了经济建设步伐。总的说来，抗战前国民政府视财政金融、交通运输、工业建设为重点，投入了大量财力、物力，成效较为显著。
国民党南京政府出于军事上的考虑，对交通运输业十分重视，动用了大量军民力量修筑公路，全国铁路和公路通车里程由1927年1.304万公里和1.8万公里，到1937年增至21036公里和11万公里。
航运方面，抗战前，国民党政府加强了航运建设和整理，并对长江航道进行疏理，炸毁暗礁，清理河床，使之成为中国沿海工业内迁的主要通道。
航空方面，至抗战爆发时，形成了以上海为中心的航空业，中日矛盾尖锐，国民党政府对航空运输作了一定的部署和调整。加强欧亚航空公司在西安的部署；在洛阳、西安等处建设油库；训练飞行技术人员，逐渐取代外籍人员，以便应付日益复杂的战争局势。
在工业建设方面，中国工业基础薄弱，且发展很不平衡。在1935年以前，中国几乎谈不上有重工业。伴随着日本全面侵华企图日益明朗，国民政府要求建设国防经济，发展重工业的呼声高涨。在国民党五大上提出了发展重工业的方法，并制定了煤炭开采、石油勘探与钢铁及机械制造的发展计划。
国民党政府在制定国防建设计划时，还考虑到战争爆发后，沿海城市可能被占领，把一些重要的厂矿设在湘赣和四川，同时也能调整工业布局不合理的现象。于是，国民政府的工业经济建设从制定计划、调查勘测落实到建设、强化国防经济的若干基本产业、从事实际的开发和建设上来。
这一时期，在重工业建设方面已建成和开始建设的厂矿有：湖南湘潭钢铁厂，年产量10万吨钢；湖南茶陵及湖北灵乡铁矿；湖北大冶阳新及四川彭县铜矿厂，年产量400吨；江西高坑煤矿，年产量30万吨。到抗战前，资源委员会以投产、合办的形式控制的企业达23个。从15种工业产品看，1935年工业生产总值为109.7亿元，1936年工业总值为122亿元。
根据1927年至1936年中国机械工业发展状况表，1927年中国机械工业厂家为19家，资本为194160元，工人数为643人。至1936年，工厂增至377家，增长2413%；资本为8681496元，增长4068%；工人数增加至17065人，增长2542%。
根据1927年至1936年中国化学工业发展状况表，1927年中国化学工厂为131家，资本为2207.3168万元，职工人数为20989人。至1936年，工厂增加至434家，增长231%；资本增加至4391.2439万元，增加近一倍；工人增加至54512人，增加160%。
根据中国农产工业发展状况表，1927年从业厂家为193家，资本为4386.61万元，工人为20339人。至1936年工厂增加至855家，增加348%；资本增加至5812.62万元，增加32.5%；工人增加到40226人，增加近1倍。
根据中国纺织工业发展状况表，1927年中国有纺织厂家293家，资本8974.3472万元，工人135552人。至1936年工厂增加至1160家，增加296%；资本增加至20221.8142万元，增长125.3%；工人增加到293706人，增加116.8%。
这一时期，中国物价基本稳定，根据1926——1936年上海、华北、广州批发物价指数；以1926年为100，到1936年，上海批发物价指数为108.5；华北为100.62；广州为105.4。
“九一八”事变后，在日本侵略势力的进逼下，国民党政府丢城失地，党政要员纷纷呼吁政府“巩固国防，长期抗战”。在内外压力下，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逐步着手从军事上进行抗战的准备工作。1932年12月成立了军委会城塞组，具体负责修建各要塞及国防工事。华北事变后，1936年1月31日，蒋介石急令“武汉要塞工程应从速着手，星夜赶修”。到1937年上半年，南京、镇江、江阴、宁波、厦门等9个要塞区基本整建完毕，共拥有炮台41座，各种要塞炮273门。
划分防区，构筑防御工事。蒋介石指示将全国划为10个防区，并且明确要求各防区陆军要努力侦察本区之地形，利用演习构筑必要阵地，建筑交通道路，集积物资，作好战争准备。他还将全国分为抗战区、警备区、绥靖区、预备区4个大区，并以军委会为最高统帅机关，设立6个国防军总指挥部，一个总预备军指挥部。在这一基础上，军委会又将全国划分为5个战区，进一步完善了战区的划分。
大规模构筑防御工事是从1935年底开始的。国民政府计划在江浙、山东、冀察、晋绥、河南、广东、福建、广西8个区构筑牢固的防御工事，并计划首都南京为中心，逐次向国境线推进，分期分区完成构筑任务。计划初期实施十分缓慢，至全国抗战爆发前夕，第一期国防工程基本完成，约计构筑工事3342座。
整编军队，扩充军备。国民党政府的军队体系一直十分混乱，装备也很陈旧，特别是各队伍之间利益冲突严重，不能团结对敌。从1934年底开始，蒋介石着手整军，将全国军队编成60个师，暂定3至4年编练完成。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国民党军队派系众多，编制混乱，武器种类混杂，训练、管理杂乱无章的状况。在这一时期，国民党政府还组建了空军。南京、上海、武汉、太原等地的兵工厂也整顿一新。
改革兵役制度，推行国民军训。1936年3月，国民政府下令实行征募并行的兵役法。中央设立国民军事训练处，将全国优秀人才轮流军训。截至抗战爆发，全国参加完军训的高中学生22.4万人，专科以上学生6.434万人。《1936年壮丁训练实施纲领》颁布后，当年便训练完毕壮丁50余万人，正在训练者约100万人。兵役制度的改革和国民军训的推行，为抗战爆发后兵源的及时补充做了一定的准备。
“九一八”事变后，对在东北建立什么样的政权，关东军内部有不同的争论。板垣征四郎和石原莞尔主张直接并入日本版图；土肥原则建议放弃直接吞并的主张，搞一个表面由中国人统治的“满蒙五族共和国”，以较小的代价取得实质性效果。日本政府迫于形势，同意了土肥原的方案，最后扶植起伪满洲国。在华北问题上，日本想如法炮制，设想扶植北洋军阀势力，1935年底，日本侵华势力鼓动成立“华北五省联盟自治政府”，使华北脱离中央政府。
就在这个时期，德国派出法肯豪森，接替在围剿红军中为蒋介石提供军事顾问的塞克特，法肯豪森1934年抵达中国，最初作为塞克特的副手，但他不像塞克特那样，拒绝参与长江流域针对日本的防御计划。他认为：中日必有一战。1935年7月底，他以南京政府德国总顾问的身份，向蒋介石陈述战略。
法肯豪森认为：
一、目前威胁中国最严重而最近切者是日本，日本必然用尽各种方法，破坏中国内部之团结与加强，至少设法延迟其实现；
二、目前战略情况，一旦军事上发生冲突，华北即受到威胁，若不战而弃河北，则陇海路及其大城市，即陷于最前战区，对黄河防线，不难由山东取卷席之势。对海面有重大意义者，首推长江；
三、国际政局目前异常紧张，列强一时无联合或单独干涉之可能。华盛顿之九国公约，实际上早成废纸。中国不自卫，无能拔刀相助者，若不倾全力奋斗以图生存，则华北全部包括山东在内，必脱离中国；
四、凡作战部队，宜集中于徐州——郑州——武汉——南昌——南京区间。东部有两事极为重要，一为封锁长江，一为警卫首都。次之为南昌、武昌，可做支撑点，宜用全力固守，终之四川，为最后防地；
五、综合言之，就民族、政治、经济、心理、军事上各种情况，具有全面应战之必要，万不可不战而弃寸土。中国若不表示为生存而全力奋斗之决心，则列强断不起而干涉。
面对日本日趋紧逼的态势，中国政府将如何应对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