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第1章 孙秀才占山为王,绑洋票赎金百万
1923年5月5日,夜。
由浦口开往天津的第二次特别快车,正在津浦铁路上疾驰。
在中华民国进入第二年之际,能坐得起这趟列车的人,实在不多。这趟列车是当时交通总长吴毓麟花重金从美国订购而来,车厢为全钢打造,外面漆着蓝漆,俗称“蓝钢皮”——在当时的整个远东地区,这样的列车只有一列。
“蓝钢皮”分一、二、三等车厢,一等车厢由一间间的软卧构成。能买得起一等车厢车票的,多半是外国人,当然,也有一些非常有钱的中国生意人。
那一晚“蓝钢皮”的一等车厢里,有美国总务司安迪生的代表鲍育、法国公使馆参赞茹安等外国政要人士,他们是来参加中国关税会议的。
而另一群外国人,如《中国远东金融商业报》记者亨莱,《大陆报》记者李白斯,还有美国《密苏里新闻报》驻远东记者鲍威尔等新闻界人士,这些记者是为了到山东境内采访而来。
《密勒氏评论报》的主编约翰·本杰明·鲍威尔,在中国已经呆了8年,很自然获得了一个称号——“中国通”。作为一位媒体界人士,鲍威尔一直保持着一个良好的习惯——到哪里都喜欢记上一笔。也正是得益于他的这个习惯,我们后人完整知道了之后发生的所有故事。
那一夜,鲍威尔在一等车厢里和同屋的法国人贝吕比闲聊。他告诉法国人,火车现在刚刚进入山东境内,目前处于三省交界处,是土匪的“天堂”。
“我们现在正处在土匪窝里呢!”贝吕比打趣的说道。
在一阵哈哈大笑之后,鲍威尔和贝吕比洗漱完毕,在凌晨2点左右,昏昏睡去。
凌晨2点50分左右,伴随着一阵尖锐的金属摩擦声,整列车发生了剧烈的震动和颠簸,鲍威尔从梦中惊醒,下意识掏出了手枪。
一群中国人端着枪闯进了一等车厢,一个罗马尼亚人抄起手边的茶壶扔向了对方,换来的是几声枪响——他被当场击毙。
鲍威尔立刻选择交出手枪。他知道,真的遇到了土匪。
在遇劫的外国人中,有一位富家小姐。这位小姐名叫露茜·奥尔达里奇,是美国石油大王家族成员小洛克菲勒的小姨子。后来她曾发表过一篇文章,叫《周末,我做了中国土匪的“洋票”》(A Week End With Chinese Bandits)。
“洋票”,就是是外国人质的意思。与之相对应的是中国人质,被称为“本票”。
在遇劫之后,车上100多名旅客被要求列队站立,各自保管好自己的车票——那张小小的车票,此时成了衡量他们身价的唯一凭证:
三等车厢的客人,每人值两千块大洋的赎金;
二等车厢的客人,每人值一万块大洋的赎金;
头等车厢的客人,每人值三万块大洋的赎金。
车票丢了怎么办?没关系,就按头等车厢赎金计算。
至于洋人,不分几等车厢,统一价格,一人5万块大洋。
人质们在铁道边待了半个多小时后,土匪们完成了车厢的洗劫工作。土匪头目下令:“上山!”
这是一伙自称“山东建国自治军”的土匪武装,
1918年,孙美瑶和其族叔、兄弟等联络地方武装和各路“竿子”,筑寨于山东峄县抱犊崮。苏、鲁、豫、皖四省数十县的饥民,相遇云集,不期而聚者达七八千人。孙美瑶等正式组成“山东建国自治军”,由孙美瑶任总司令。
“蓝钢皮”被劫持的消息,很快就传了出去。第一时间做出强烈反应的,不是北洋政府,而是外国政府。
在询问人质的过程中,孙美瑶得知鲍威尔是记者后,让他给各国大使馆,及报社写信。信的大概内容是告知各国政府,他们的公民被绑架了,要拿赎金换人。而鲍威尔答应写的条件,就是先要将被绑乘客中的妇女和儿童全部释放。
在鲍威尔的信发出后,孙美瑶信守诺言,释放了全部妇女和儿童,孙美瑶似乎在用行动说明,这伙土匪和一般的土匪不同。同时,他也在释放“不想鱼死网破”的信号。
在完成第一批人质释放之后,土匪手中总共还有20个“洋票”和30个“本票”。鲍威尔的信引起了各国政府的一致担心,他们纷纷施压北洋政府,为了保证人质安全,不许使用武力!
不能打怎么办?那就只能派人开始和谈了。
孙美瑶提出几个条件:
(一)政府军解除包围,撤回原防;
(二)收编匪军为一旅,以孙美瑶为旅长;
(三)补充军火。
政府表示同意,双方签字画押。
5月16日,山东督军田中玉下令政府军解除包围,并任命孙美瑶为招抚司令,希望开始释放人质。但孙美瑶当着官方代表的面,撕碎了“委任令”,表示不承认之前签订的条约,官军先要全部撤退,然后他召集山中兄弟举行会议,再提出正式的条件。
土匪变卦了!
孙美瑶一看政府那么轻易就答应了自己的条件,孙美瑶不禁开始怀疑政府的诚意,是不是有诈?或者是不是条件开低了!在和山寨里的众人商议之后,孙美瑶重新开出了自己的条件:任命孙美瑶为山东督军;将自己部众改编为两个师;将滕县、邹县、峄县作为势力范围,政府军撤出一百里外;苏、鲁、豫、皖四省“同道”中人须一律予以收编,六国提供保证。
这些条件开始变得越来越荒谬,北洋政府火气也开始越来越大。到京述职的山东督军田中玉力主“改抚为剿”,内阁总理张绍曾也表示支持。不过这个计划被泄露了出去,各国使节便开始不断劝阻中国政府:不许动用武力!继续谈!
为了避免动用武力而使得本国人质遇难,外国使节们找到了当时北洋政府的实力派曹锟,希望他劝阻政府不要动用武力。
有意思的是,鲍威尔发现很多人质急于给家人写信,让土匪带下山。鲍威尔立刻临时设计了两款邮票,要求人质寄出的信,必须购买他制作的“土匪邮票”。
土匪邮票共有两种,分别为5分和10分。5分的上面有一座小山,代表抱犊崮,分别用中文和英文写有“抱犊崮”字样。雕刻时,由于刻字人的疏忽,误将“5”后面多加了个“0”,5分邮票变成了50分票,成为一张错票。10分的邮票上面没有图案,也没有中文,只用英文写着:PAOTIUKU BANDIT POST(抱犊崮土匪邮政)。
如今这两款“土匪邮票” 已成为收藏界的抢手货,一个小小的实寄封前几年在美国拍卖,以1万美元成交。
尽管山上山下能互通有无,但实质性的问题依旧没有解决,到底什么时候放人质?
比山下官军更急的,其实是山上的孙美瑶。
6月1日,解局人出现了,他的名字叫陈调元。
陈调元当时的职位是徐海镇守使,属于江苏官员。临城的这桩大劫案原本和他没有关系。但因为整个案子处理得实在太拖沓,他受命进入山东,协调此事。
陈调元上山时,还带来了一份大礼——2000套正规军的军服,这让土匪们心里非常开心。陈调元代表政府提出的两个条件:一、先释放人质的三分之二,二、收编人数以有枪者为限,三、认命孙美瑶为山东新编第十一旅旅长,四、土匪无论男女老幼,一律给以免死证,有不愿入伍的,准其缴械遣散,个人财物准其携带回家。
1923年6月12日,最后一批8名外国人质被释放,至此,所有的人质全部释放
一场历时37天,轰动中外的“临城大劫案”,就此划上句号。
1923年5月5日,夜。
由浦口开往天津的第二次特别快车,正在津浦铁路上疾驰。
在中华民国进入第二年之际,能坐得起这趟列车的人,实在不多。这趟列车是当时交通总长吴毓麟花重金从美国订购而来,车厢为全钢打造,外面漆着蓝漆,俗称“蓝钢皮”——在当时的整个远东地区,这样的列车只有一列。
“蓝钢皮”分一、二、三等车厢,一等车厢由一间间的软卧构成。能买得起一等车厢车票的,多半是外国人,当然,也有一些非常有钱的中国生意人。
那一晚“蓝钢皮”的一等车厢里,有美国总务司安迪生的代表鲍育、法国公使馆参赞茹安等外国政要人士,他们是来参加中国关税会议的。
而另一群外国人,如《中国远东金融商业报》记者亨莱,《大陆报》记者李白斯,还有美国《密苏里新闻报》驻远东记者鲍威尔等新闻界人士,这些记者是为了到山东境内采访而来。
《密勒氏评论报》的主编约翰·本杰明·鲍威尔,在中国已经呆了8年,很自然获得了一个称号——“中国通”。作为一位媒体界人士,鲍威尔一直保持着一个良好的习惯——到哪里都喜欢记上一笔。也正是得益于他的这个习惯,我们后人完整知道了之后发生的所有故事。
那一夜,鲍威尔在一等车厢里和同屋的法国人贝吕比闲聊。他告诉法国人,火车现在刚刚进入山东境内,目前处于三省交界处,是土匪的“天堂”。
“我们现在正处在土匪窝里呢!”贝吕比打趣的说道。
在一阵哈哈大笑之后,鲍威尔和贝吕比洗漱完毕,在凌晨2点左右,昏昏睡去。
凌晨2点50分左右,伴随着一阵尖锐的金属摩擦声,整列车发生了剧烈的震动和颠簸,鲍威尔从梦中惊醒,下意识掏出了手枪。
一群中国人端着枪闯进了一等车厢,一个罗马尼亚人抄起手边的茶壶扔向了对方,换来的是几声枪响——他被当场击毙。
鲍威尔立刻选择交出手枪。他知道,真的遇到了土匪。
在遇劫的外国人中,有一位富家小姐。这位小姐名叫露茜·奥尔达里奇,是美国石油大王家族成员小洛克菲勒的小姨子。后来她曾发表过一篇文章,叫《周末,我做了中国土匪的“洋票”》(A Week End With Chinese Bandits)。
“洋票”,就是是外国人质的意思。与之相对应的是中国人质,被称为“本票”。
在遇劫之后,车上100多名旅客被要求列队站立,各自保管好自己的车票——那张小小的车票,此时成了衡量他们身价的唯一凭证:
三等车厢的客人,每人值两千块大洋的赎金;
二等车厢的客人,每人值一万块大洋的赎金;
头等车厢的客人,每人值三万块大洋的赎金。
车票丢了怎么办?没关系,就按头等车厢赎金计算。
至于洋人,不分几等车厢,统一价格,一人5万块大洋。
人质们在铁道边待了半个多小时后,土匪们完成了车厢的洗劫工作。土匪头目下令:“上山!”
这是一伙自称“山东建国自治军”的土匪武装,
1918年,孙美瑶和其族叔、兄弟等联络地方武装和各路“竿子”,筑寨于山东峄县抱犊崮。苏、鲁、豫、皖四省数十县的饥民,相遇云集,不期而聚者达七八千人。孙美瑶等正式组成“山东建国自治军”,由孙美瑶任总司令。
“蓝钢皮”被劫持的消息,很快就传了出去。第一时间做出强烈反应的,不是北洋政府,而是外国政府。
在询问人质的过程中,孙美瑶得知鲍威尔是记者后,让他给各国大使馆,及报社写信。信的大概内容是告知各国政府,他们的公民被绑架了,要拿赎金换人。而鲍威尔答应写的条件,就是先要将被绑乘客中的妇女和儿童全部释放。
在鲍威尔的信发出后,孙美瑶信守诺言,释放了全部妇女和儿童,孙美瑶似乎在用行动说明,这伙土匪和一般的土匪不同。同时,他也在释放“不想鱼死网破”的信号。
在完成第一批人质释放之后,土匪手中总共还有20个“洋票”和30个“本票”。鲍威尔的信引起了各国政府的一致担心,他们纷纷施压北洋政府,为了保证人质安全,不许使用武力!
不能打怎么办?那就只能派人开始和谈了。
孙美瑶提出几个条件:
(一)政府军解除包围,撤回原防;
(二)收编匪军为一旅,以孙美瑶为旅长;
(三)补充军火。
政府表示同意,双方签字画押。
5月16日,山东督军田中玉下令政府军解除包围,并任命孙美瑶为招抚司令,希望开始释放人质。但孙美瑶当着官方代表的面,撕碎了“委任令”,表示不承认之前签订的条约,官军先要全部撤退,然后他召集山中兄弟举行会议,再提出正式的条件。
土匪变卦了!
孙美瑶一看政府那么轻易就答应了自己的条件,孙美瑶不禁开始怀疑政府的诚意,是不是有诈?或者是不是条件开低了!在和山寨里的众人商议之后,孙美瑶重新开出了自己的条件:任命孙美瑶为山东督军;将自己部众改编为两个师;将滕县、邹县、峄县作为势力范围,政府军撤出一百里外;苏、鲁、豫、皖四省“同道”中人须一律予以收编,六国提供保证。
这些条件开始变得越来越荒谬,北洋政府火气也开始越来越大。到京述职的山东督军田中玉力主“改抚为剿”,内阁总理张绍曾也表示支持。不过这个计划被泄露了出去,各国使节便开始不断劝阻中国政府:不许动用武力!继续谈!
为了避免动用武力而使得本国人质遇难,外国使节们找到了当时北洋政府的实力派曹锟,希望他劝阻政府不要动用武力。
有意思的是,鲍威尔发现很多人质急于给家人写信,让土匪带下山。鲍威尔立刻临时设计了两款邮票,要求人质寄出的信,必须购买他制作的“土匪邮票”。
土匪邮票共有两种,分别为5分和10分。5分的上面有一座小山,代表抱犊崮,分别用中文和英文写有“抱犊崮”字样。雕刻时,由于刻字人的疏忽,误将“5”后面多加了个“0”,5分邮票变成了50分票,成为一张错票。10分的邮票上面没有图案,也没有中文,只用英文写着:PAOTIUKU BANDIT POST(抱犊崮土匪邮政)。
如今这两款“土匪邮票” 已成为收藏界的抢手货,一个小小的实寄封前几年在美国拍卖,以1万美元成交。
尽管山上山下能互通有无,但实质性的问题依旧没有解决,到底什么时候放人质?
比山下官军更急的,其实是山上的孙美瑶。
6月1日,解局人出现了,他的名字叫陈调元。
陈调元当时的职位是徐海镇守使,属于江苏官员。临城的这桩大劫案原本和他没有关系。但因为整个案子处理得实在太拖沓,他受命进入山东,协调此事。
陈调元上山时,还带来了一份大礼——2000套正规军的军服,这让土匪们心里非常开心。陈调元代表政府提出的两个条件:一、先释放人质的三分之二,二、收编人数以有枪者为限,三、认命孙美瑶为山东新编第十一旅旅长,四、土匪无论男女老幼,一律给以免死证,有不愿入伍的,准其缴械遣散,个人财物准其携带回家。
1923年6月12日,最后一批8名外国人质被释放,至此,所有的人质全部释放
一场历时37天,轰动中外的“临城大劫案”,就此划上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