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从沉沦到懵懂的觉醒
2004年10月8日 星期三 阴转晴
开学两个多月,我基本都在浑浑噩噩中度过:每天早上七点十五在脏兮兮的男生宿舍起来,和同屋的人一起抢卫生间、洗漱。马马虎虎穿戴好,然后去食堂,七点四十五去早读。八点上课,中午去食堂吃猪食一样的大锅饭菜,午休的时候像游魂一样在学校里荡来荡去,下午继续上课,吃晚饭,然后是在教室里挨完闹哄哄地晚自修,下课后九点之前熄灯休息,在同宿舍男生的聊天声、闷声哼歌声中过完百无聊赖的一天。职高的功课比普通高中简单的多,而且专业是按照中专教育来分的,比如我读的就是国际贸易,平时基础课只要上语数外三门文化课,专业课也不难。
我清楚记得,那段日子我看谁都不顺眼,基本不愿意和同学交流,也不想任何人走进自己的内心,把自己包裹得紧紧的。我在自己的四周,筑起了一道厚厚的墙,里面完全是我一个人的世界。好在我们的班主任——一个年轻的毫无带班经验的女老师,因为知道我成绩好,又不惹事,也不大管我,还让我当了一个有职无事干的虚职学习委员。
班里的同学呢,要么忙着吃喝玩乐,要么忙着早恋,加上我不愿意出风头,也损害不了他们的利益,他们基本也不大留意我。
十一假期回家,我爸妈问我在学校过得怎么样,我随便应付了下,他们也就不多问了。也许在他们看来,自己的两个儿子注定也是和他们一样劳苦的命,我不管是去上普通高中,还是职高,最多也是和温州的其他男孩一样,上完三年学,出去打工或者做生意。他们从没对我的未来有过高的奢望,残酷的生活和现实已经把他们的心气磨平了。
如果我一直这样下去,也许我的人生就完了,最多老家再多一个打工仔,绝对不会有今天。问题是,十一以后发生了两件事,这两件事直接影响到我以后的命运。长假回来,我突然同宿舍的男生说,我们的班主任变了,原来的女班主任辞职投奔意大利的亲戚去做服装生意了,接替她的竟然是当时在几个月前用五千块钱把我“哄”进职高的黄老师。如果说我长这么大,怨恨过什么人的话,那黄老师绝对是我成长路上怨恨过的第一个人,当时的我一想起他心里就反复抱怨:如果不是他连哄带骗,我怎么会到这个垃圾学校受罪?完全没想过,贫穷才是改变我命运的主要原因。
今天上早自修,这个家伙果然来我们班上课了,他装模作样地讲了几句,无非是原来的班主任离职了,学校让他接任这个工作,希望大家好好配合。我坐在座位上,第一次仔细打量起他:三十出头,戴着一副深棕色宽框的旧眼镜,典型湖南男人的瘦小骨架,上身是半旧的白衬衫,下身是深色牛仔裤,不标准的普通话夹杂着蛮重的湘音。黄老师也一眼发现我,看到我在打量他,居然有些不好意思,我更加认定他坑了我,这是做贼心虚。
黄老师开始发言,无非是讲些官话:什么原来的班主任离职,学校安排他来带班,希望大家配合,共同把班级管好等等。大家也都不吭声,还有几个起得晚了,在下面一面啃着从学校小卖部买来的死贵的冷面包,一边喝便宜的袋装饮料。
我当时读的专业是国际贸易,从入学开始,我们就一边学语数外三门文化课,一边学和国际贸易相关的专业课。原来的班主任既教《商务英语》,又教《国际贸易》,现在她走了,她的两门课也得由黄老师教起来。正好那天第一二两节课就是《国际贸易实务》(职高的基础课和专业课通常都是两节、两节排在一起的),所以黄老师早自修训完话也没走,等上课铃一响,就开始上专业课。
讲到这里,我必须补充下职高的教学情况,职高和普高不一样,里面的学生是学职业技术的(至少学校的宣传是这样说的),所以不用学化学、物理和生物这些普高课程,而是在开设语数外基础课的同时,加入相关的专业课程。我们04国际贸易班就是这样,三门文化课、三门专业课,外加政治、体育。
虽然黄老师三分钟之前还口口声声说:“要尽全力帮我们班的课上好”,实际上听起来他的授课和其他职高老师没什么分别,基本上是照本宣科,更别提什么制作PPT授课了。当然,职高的教材虽然难度上比普高要低,但内容很陈旧,理论化的东西很多,也不符合职高生活泼好动的特点,所以即使老师认真备课,也不一定有多大效果。反正,我印象中同学们上班主任的课也基本都在神游、聊天、看小说或者睡觉,其他任课老师的课堂效果就更差了。
虽然我不像其他同学那样懒散,对课堂上的内容也没什么兴趣,也不再像初中时那样卖力读书了。不过因为职高的课程简单,所以我只要考试前稍微努力一下就能考出好成绩。三年的职高,我没学到什么知识。但我也不后悔,因为走上社会以后,我才发觉就算我把课本上的知识倒背如流,也未必就能适应这个社会。
闲话少说,还是说说黄日跳老师给我们班第一次上课时候突发的一件事情吧。当时,离第二节课下课还有不到两分钟,很多坐不住的同学都准备一等下课铃响冲出去做操活动筋骨了。
黄老师突然合上课本,毫无征兆地说:“同学们,听刘老师说你们班只有一位班长,没有班副。我们班四十多号人,事情太多,我想让蔡成票同学做你们班的班副!”黄老师的话音刚落,几十双眼睛刷地投向我,有惊讶的,有好奇的,也有嫉妒的。我估计在此之前,班上很多同学除了和我同宿舍的,都不一定叫得出我的名字。但在此以后,我的一举一动都在大家的监督之下了。换句话说,我突然成了班里的名人。
我不明白黄老师为什么会突然做出这个决定,更让我意外的是,此后的一个月里,黄老师经常安排我做一些事情,我其实是闲不住的人,事情多一点,我不怕麻烦,反倒是受不了无所事事的生活。自从黄老师让我做了班副,我就开始忙起来。说到忙,学校里能有什么事呢,无非是帮老师给同学们传话、发放学生处要我们填写的一些五花八门的表格,给其他老师送送东西、改改练习册,去学生会做些鸡毛蒜皮的事情。
渐渐的,我在班里、年级里、甚至学生会里都有了人缘,也不再那么怨天尤人,脸上也有了笑容。不少任课老师也很喜欢我,另外我写的一手好字,经常被他们拉去抄写东西。
而我忘记了一点,这种转变会招来了班上其他人的敌意,特别是那几个文成男生的敌意。
说到文成县区,有个特点。一是那里的经济不发达,特别是一些山区的村落因为交通不便,加上当地人没有文化,穷得不比解放前好多少,因为穷,文成县也就有了第二个特点,出去偷渡的人特别多,平均一户人家至少有一个在国外,是出名的侨乡。因此,那里的留守儿童也就特别多。这个班长就是其中一个,后来听黄老师说,他的爸爸很早就出国了,去了意大利,妈妈后来和他爸爸离婚改嫁,也和新任的丈夫去了俄罗斯。再后来,双方都有了新的家庭,和新的孩子,他的奶奶也去世了。他和他的妹妹就成了三不管的人,他的姑妈把成绩一塌糊涂的他和他的妹妹送到我们学校读职高。他叫胡长金,文成姓胡的人特别多,也说明家族势力比较大(温州人的家族观念很强,选择结婚对象和交朋友也很在意对方的家族势力如何)。因为块头大、脾气暴躁,能镇得住班里的男生,很快被我们文弱又没有经验的第一任女班主任看作救星,让他当班长,看住班里的那群学生,特别是几个难管的男生。而他的妹妹在另一个班级里学习美容化妆,为了多“赚”一点钱,经常换男朋友。他是游戏狂,每个月月底没钱吃饭,就去他妹妹那里“拿”一点,他妹妹也不敢不给他。班长胡长金加入了学校附近的黑社会团伙,这当然是后来的事情了。
我希望读者看了这些不要有其他的偏见,其实社会的底层就是这样,拥挤的草根总是为争夺有限的养分和空间而相互撕咬,职高里的这一切不过是中国底层社会的雏形。如果你不想一辈子混迹于此,必须努力、努力、在努力。也只能努力、努力、再努力!否则,你是屌丝,你的儿子还是屌丝,你的子子孙孙都是永无翻身机会的屌丝。
开学两个多月,我基本都在浑浑噩噩中度过:每天早上七点十五在脏兮兮的男生宿舍起来,和同屋的人一起抢卫生间、洗漱。马马虎虎穿戴好,然后去食堂,七点四十五去早读。八点上课,中午去食堂吃猪食一样的大锅饭菜,午休的时候像游魂一样在学校里荡来荡去,下午继续上课,吃晚饭,然后是在教室里挨完闹哄哄地晚自修,下课后九点之前熄灯休息,在同宿舍男生的聊天声、闷声哼歌声中过完百无聊赖的一天。职高的功课比普通高中简单的多,而且专业是按照中专教育来分的,比如我读的就是国际贸易,平时基础课只要上语数外三门文化课,专业课也不难。
我清楚记得,那段日子我看谁都不顺眼,基本不愿意和同学交流,也不想任何人走进自己的内心,把自己包裹得紧紧的。我在自己的四周,筑起了一道厚厚的墙,里面完全是我一个人的世界。好在我们的班主任——一个年轻的毫无带班经验的女老师,因为知道我成绩好,又不惹事,也不大管我,还让我当了一个有职无事干的虚职学习委员。
班里的同学呢,要么忙着吃喝玩乐,要么忙着早恋,加上我不愿意出风头,也损害不了他们的利益,他们基本也不大留意我。
十一假期回家,我爸妈问我在学校过得怎么样,我随便应付了下,他们也就不多问了。也许在他们看来,自己的两个儿子注定也是和他们一样劳苦的命,我不管是去上普通高中,还是职高,最多也是和温州的其他男孩一样,上完三年学,出去打工或者做生意。他们从没对我的未来有过高的奢望,残酷的生活和现实已经把他们的心气磨平了。
如果我一直这样下去,也许我的人生就完了,最多老家再多一个打工仔,绝对不会有今天。问题是,十一以后发生了两件事,这两件事直接影响到我以后的命运。长假回来,我突然同宿舍的男生说,我们的班主任变了,原来的女班主任辞职投奔意大利的亲戚去做服装生意了,接替她的竟然是当时在几个月前用五千块钱把我“哄”进职高的黄老师。如果说我长这么大,怨恨过什么人的话,那黄老师绝对是我成长路上怨恨过的第一个人,当时的我一想起他心里就反复抱怨:如果不是他连哄带骗,我怎么会到这个垃圾学校受罪?完全没想过,贫穷才是改变我命运的主要原因。
今天上早自修,这个家伙果然来我们班上课了,他装模作样地讲了几句,无非是原来的班主任离职了,学校让他接任这个工作,希望大家好好配合。我坐在座位上,第一次仔细打量起他:三十出头,戴着一副深棕色宽框的旧眼镜,典型湖南男人的瘦小骨架,上身是半旧的白衬衫,下身是深色牛仔裤,不标准的普通话夹杂着蛮重的湘音。黄老师也一眼发现我,看到我在打量他,居然有些不好意思,我更加认定他坑了我,这是做贼心虚。
黄老师开始发言,无非是讲些官话:什么原来的班主任离职,学校安排他来带班,希望大家配合,共同把班级管好等等。大家也都不吭声,还有几个起得晚了,在下面一面啃着从学校小卖部买来的死贵的冷面包,一边喝便宜的袋装饮料。
我当时读的专业是国际贸易,从入学开始,我们就一边学语数外三门文化课,一边学和国际贸易相关的专业课。原来的班主任既教《商务英语》,又教《国际贸易》,现在她走了,她的两门课也得由黄老师教起来。正好那天第一二两节课就是《国际贸易实务》(职高的基础课和专业课通常都是两节、两节排在一起的),所以黄老师早自修训完话也没走,等上课铃一响,就开始上专业课。
讲到这里,我必须补充下职高的教学情况,职高和普高不一样,里面的学生是学职业技术的(至少学校的宣传是这样说的),所以不用学化学、物理和生物这些普高课程,而是在开设语数外基础课的同时,加入相关的专业课程。我们04国际贸易班就是这样,三门文化课、三门专业课,外加政治、体育。
虽然黄老师三分钟之前还口口声声说:“要尽全力帮我们班的课上好”,实际上听起来他的授课和其他职高老师没什么分别,基本上是照本宣科,更别提什么制作PPT授课了。当然,职高的教材虽然难度上比普高要低,但内容很陈旧,理论化的东西很多,也不符合职高生活泼好动的特点,所以即使老师认真备课,也不一定有多大效果。反正,我印象中同学们上班主任的课也基本都在神游、聊天、看小说或者睡觉,其他任课老师的课堂效果就更差了。
虽然我不像其他同学那样懒散,对课堂上的内容也没什么兴趣,也不再像初中时那样卖力读书了。不过因为职高的课程简单,所以我只要考试前稍微努力一下就能考出好成绩。三年的职高,我没学到什么知识。但我也不后悔,因为走上社会以后,我才发觉就算我把课本上的知识倒背如流,也未必就能适应这个社会。
闲话少说,还是说说黄日跳老师给我们班第一次上课时候突发的一件事情吧。当时,离第二节课下课还有不到两分钟,很多坐不住的同学都准备一等下课铃响冲出去做操活动筋骨了。
黄老师突然合上课本,毫无征兆地说:“同学们,听刘老师说你们班只有一位班长,没有班副。我们班四十多号人,事情太多,我想让蔡成票同学做你们班的班副!”黄老师的话音刚落,几十双眼睛刷地投向我,有惊讶的,有好奇的,也有嫉妒的。我估计在此之前,班上很多同学除了和我同宿舍的,都不一定叫得出我的名字。但在此以后,我的一举一动都在大家的监督之下了。换句话说,我突然成了班里的名人。
我不明白黄老师为什么会突然做出这个决定,更让我意外的是,此后的一个月里,黄老师经常安排我做一些事情,我其实是闲不住的人,事情多一点,我不怕麻烦,反倒是受不了无所事事的生活。自从黄老师让我做了班副,我就开始忙起来。说到忙,学校里能有什么事呢,无非是帮老师给同学们传话、发放学生处要我们填写的一些五花八门的表格,给其他老师送送东西、改改练习册,去学生会做些鸡毛蒜皮的事情。
渐渐的,我在班里、年级里、甚至学生会里都有了人缘,也不再那么怨天尤人,脸上也有了笑容。不少任课老师也很喜欢我,另外我写的一手好字,经常被他们拉去抄写东西。
而我忘记了一点,这种转变会招来了班上其他人的敌意,特别是那几个文成男生的敌意。
说到文成县区,有个特点。一是那里的经济不发达,特别是一些山区的村落因为交通不便,加上当地人没有文化,穷得不比解放前好多少,因为穷,文成县也就有了第二个特点,出去偷渡的人特别多,平均一户人家至少有一个在国外,是出名的侨乡。因此,那里的留守儿童也就特别多。这个班长就是其中一个,后来听黄老师说,他的爸爸很早就出国了,去了意大利,妈妈后来和他爸爸离婚改嫁,也和新任的丈夫去了俄罗斯。再后来,双方都有了新的家庭,和新的孩子,他的奶奶也去世了。他和他的妹妹就成了三不管的人,他的姑妈把成绩一塌糊涂的他和他的妹妹送到我们学校读职高。他叫胡长金,文成姓胡的人特别多,也说明家族势力比较大(温州人的家族观念很强,选择结婚对象和交朋友也很在意对方的家族势力如何)。因为块头大、脾气暴躁,能镇得住班里的男生,很快被我们文弱又没有经验的第一任女班主任看作救星,让他当班长,看住班里的那群学生,特别是几个难管的男生。而他的妹妹在另一个班级里学习美容化妆,为了多“赚”一点钱,经常换男朋友。他是游戏狂,每个月月底没钱吃饭,就去他妹妹那里“拿”一点,他妹妹也不敢不给他。班长胡长金加入了学校附近的黑社会团伙,这当然是后来的事情了。
我希望读者看了这些不要有其他的偏见,其实社会的底层就是这样,拥挤的草根总是为争夺有限的养分和空间而相互撕咬,职高里的这一切不过是中国底层社会的雏形。如果你不想一辈子混迹于此,必须努力、努力、在努力。也只能努力、努力、再努力!否则,你是屌丝,你的儿子还是屌丝,你的子子孙孙都是永无翻身机会的屌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