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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来看，西路军的失败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第一、缺乏明确的、一以贯之的行动目标。最初，西路军的任务是向西打通国际路线，取得共产国际和苏联的直接援助。西安事变前后，为因应形势的变化，上级更多地是考虑让西路军配合河东红军与友军，指示西路军东返。西路军准备东返时，由于国共关系再度紧张，上级又要求西路军继续执行打通国际路线的任务。这中间，还搀杂着更为复杂的原因，就是方面军领导人的互信问题。虽然三大主力红军会师了，但长征途中形成的矛盾并没有得到完全解决。当时彭总就感觉到，指挥红四方面军部队有点费力。1936年10月底，他电告军委领导人说：“张(国焘)对打胡(宗南)敌，始终是动摇的，企图以四方面军先取(远)方(物)资后再说，以一方面军与胡敌周旋，削弱力量，(他)好说话。”根据他的意见，准备渡河的红31军接到上级命令，留在了河东，“先打胡敌，后取宁夏”。任务不明确，忽东忽西，导致西路军负责人数次改变作战决心，而西路军负责人又不明究里，只能被动、机械地执行上级命令，影响了西路军的对敌斗争。第二、缺乏后方支持。西路军远离根据地，脱离后方，孤军深入，犯了兵家大忌。西路军与数倍于己的马家军作战，外线作战一般情况下应该实行战役战斗的速决，而不宜打阵地战。河西走廊地广人稀，有时上百里才有一个村落，茫茫戈壁滩极其不利于我军集中作战，非常有利于马家军的骑兵作战。第三、缺乏群众基础。中国共产党夺取解放战争的胜利，从根本上说，靠的是人民群众的支持。然而，争取群众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河西走廊是马步芳长期统治的地区，受反动宣传，普通民众不了解中国共产党，加上历史上形成的民族隔阂，使得群众工作难以开展。此外，西路军听不懂河西走廊的群众语言，不了解当地群众的宗教信仰，更不熟悉他们的风俗习惯，双方无法进行正常的交流，更增加了西路军群众工作的难度。如果不能正确处理民族关系与宗教问题，就很难争取民族地区的群众。因此，在河西走廊建立根据地的目标只能是海市蜃楼。第四、缺乏临机处置权。西路军的主要领导人本来具有丰富的作战经验，善于组织指挥大兵团作战。长征途中，红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这一错误对西路军主要领导人的心理产生很大的压力，他们在转战过程中，每一次行动都听从上级的指示，而上级又远离河西走廊，对河西走廊的情况以及战场形势并不十分了解，有些命令、指示并不符合战场形势，需要西路军领导人临机处置，而西路军领导人顾虑重重、缩手缩脚，不能正确处置不断变化的情况，数次丧失战机，最终丧失了战场上的主动权，造成西路军进退失据、被动挨打。在临泽、高台，西路军被马家军团团包围，形势危如累卵，需要西路军领导人果断决策，而他们却不敢临机处置。西路军总指挥后来回忆说：“多事之秋，变幻莫测。军委这时又命令西路军停止西进，在甘州、肃州地区建立根据地。我们不了解上面的意图所在，左思右想，想不出一个所以然来。继续西进吧，没有中央的命令；留在现地吧，四面受敌，处境确实艰险。怎么办？我们电请中央派四军、三十一军来援，东西合力，夹击二马，争取灭敌主力一部，为建立甘、肃二州根据地创造条件。但是军委认为，河东抽不出部队西援我们，令西路军团结一致，紧缩编制，人自为战，坚决歼敌，独立完成任务。张国焘也出面打电报强调‘军委对西路军的指示是一贯正确的，对西路军是充分注意到的’，‘如果还有过去认为中央路线不正确，而残留着对领导的怀疑，是不应有的。应当在部队中，特别在干部中，提高党中央和军委的威信’。事情到了这般地步，我们还有什么话可说呢？只有坚决服从命令，令部队就地坚持。”第五、缺乏充分的物质保障。战斗力的基本要素是武器装备，虽然人是决定性的因素，但人的战斗精神只有与基本的物质条件结合起来，才能产生巨大的威力。西路军枪支弹药严重缺乏，平均一杆枪不到10发子弹，且消耗之后又无法补充，广大将士英雄无用武之地。红军连一门迫击炮都没有，全靠近战对付马家军。每当敌人冲到红军阵地前沿时，红军迅速冲出阵地，与敌人肉搏格斗，杀退敌人。子弹消耗完之后，官兵们把枪放在一边，拿着大刀、长矛、木棍、石头，与敌人厮杀。有时，官兵们什么都没有，就赤手空拳，与敌军战斗，掐敌人脖子，咬敌人耳朵……许多战士倒在了血泊中。
　　一战成名万骨枯!
　　河西战役，马步芳残忍地吮吸着西路军将士的鲜血，浇铸了自己的权柄，膨胀着自己的势力。受张学良、杨虎城扣押的蒋介石，对在西安事变中通电拥护自己、鞭挞张杨，又卖力“剿灭”西路军的马步芳，自然格外高看一眼，一再表彰马步芳的“忠心”与“殊功”，更加倚重马步芳。河西战役结束后，蒋介石将马步芳的新编第2军改编为陆军第82军，将马步青的骑5师扩编为陆军骑兵第5军。1938年，蒋介石又任命马步芳为青海省政府主席、国民党青海省执行委员会主任委员。马步芳炙手可热、权势熏天，成为名副其实的“青海”王了。
　　功高震主，树大招风，马步芳明白这个道理。在一片赞扬声中，马步芳保持了清醒的头脑，显示出他的过人之处。他“谦虚”地发表演讲说，青海的军队是“国家的军队，人民的武力”，“纯为求统一及安内工作，并非为地方或个人而战”。吹嘘他们在与西路军作战时，“将士裹创而奋斗，民众输粮而襄从，始得以歼敌”。马步芳对自己的这番“粲花之论”自鸣得意。1937年6月，马步芳大张旗鼓地举行阵亡军民追悼大会，蒋介石派代表参加。马步芳派人将“阵亡烈士”的木制牌位送进昭忠寺供奉，并让西宁的清真寺、佛教会等举办相关活动，对安抚人心、激励士气起到了一点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