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民国三十年)9月至10月，在抗日战争中，中国第6战区部队围攻湖北省宜昌市日军的进攻战役。
　　1941年9月下旬，日军向湖南省北部进攻，发动第二次长沙会战。中国军队第6战区，奉令围攻宜昌，策应第9战区作战。此时，日军主力集中于湖南省北部，宜昌仅有第13师团据守，第39师团在其周围。中国第6战区决定先攻第39师团，分割日军两师团，然后攻打宜昌。30日，各部开始进攻。至10月2日，攻克宜昌外围日军阵地，缩小包围圈，同时割断了第39师团与第13师团的联系。3日夜，各部完成了对宜昌的包围，随后发起攻击。各部奋力作战，给日军以重大打击。宜昌日军在中国军队四面围攻的态势下，拼死抵抗，后勤人员和轻伤员亦参加战斗。至9日，中国军队仍未能攻入城内。当日，第6战区奉令作攻克宜昌之最后努力，以第9、新编第33、第76师猛攻宜昌，激战至10日黎明，攻克胡家大坡、大娘子冈、慈云寺等据点，并以猛烈炮火轰击城内日军。当日，第9师组织突击队，突入城内。激战中，日军施放毒气，并以飞机轰炸，突击队被迫撤出。11日，中国军队准备再度进攻，天降大雨，部队行动不便，未能实行。此时，日军增援部队已逼近。第6战区遂停止攻势，撤离战场，战斗即告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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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战区奉命后于９月２３日确定部署、下达命令。大要是：以江防军（辖第２军、第９４军、第８军第５师等７个师）主力攻击宜昌；以第２６集团军（辖第３２、第７５、第３９军）向当阳方面攻击，主力置于当阳以西，切断汉（口）宜（昌）公路，阻止日军第３９师团向宜昌增援；以第３３集团军（辖第５９、第７７军）向荆门方面攻击，与第２６集团军协同，切断汉宜公路；以第２０集团军（辖第５３、第７３、第８７军）向白螺矶（岳阳东北）、沙市、江陵方面攻击，切断汉（口）京（山）公路西段，阻止日军向宜昌增援。各部攻击时间限于９月２７日、２８日开始。
　　但各部队事先缺乏准备，调整部署行动缓慢，直到９月３０日才开始攻击。日军依托既设阵地固守顽抗，各攻击部队多与日军形成对峙，进展不大。至１０月３日夜，江防军主力已完成对宜昌的包围。第六战区为迅速攻克宜昌，又令第２６集团军第７５军的第１３师和第２０集团军及第７３军的第７７师加入宜昌方面作战，严令各军各向当面日军奋力突击，攻克既定目标。但这时日军第１１军已结束长沙方面的作战，开始向原防返转。
　　这时在宜昌周围和城内的日军只有第１３师团的第５６、第５８、第１０４联队，诸队连日来受中国军队猛攻，伤亡颇重；守备荆门、当阳的日军第３９师团也遭到中国军队围攻，不能向宜昌增援。至１０月９日，宜昌东郊的慈云寺、东山寺各要点均被中国军队攻占，宜昌北面的据点也多处被突破。第１３师团一面将伤员和非战斗勤务人员尽行投入作战，一面向武汉第１１军告急。１０月１０日晨，宜昌日军烧毁了军旗和秘密文件，师团长以下军官们准备好了自尽的场地和用具，并写好了绝命书，等待最后时刻的到来。但这时日军返转部队为解宜昌之危，紧急车运，其先头已抵荆门附近，第１１军决定将早渊支队及第１３师团第１０３旅团在宜昌以东的部队都归第３９师团指挥，全力向宜昌突进。
　　１０月１０日上午，中国第３２军、第２军及第７５军第１３师等突击部队又攻占宜昌郊区多处据点，并从东面突入宜昌城，与日军展开巷战。日军以飞机２０架向中国军队猛烈轰炸，并施放毒气。突击部队伤亡很大，乃撤至城外。午后，第六战区下令调整部署，准备再攻。军事委员会鉴于日军返转部队已接近宜昌，为避免陷于被动，于１０月１１日晨电令第六战区停止攻击，将部队有计划撤至城外，控制要点，进行休整。第六战区反攻宜昌的作战至此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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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次战役是第二次长沙会战的一部分,第二次长沙会战，对日军来说，是“在激烈动荡的国际局势中受到极严格制约的条件下作战的”，〔７〕其参谋本部要求尽早结束作战，以便准备对南方用兵，因而第１１军攻占长沙仅２天便迅速返转，退回原防。中国军政当局曾借此宣扬日军是被中国军队击溃、中国又取得了第二次长沙大捷，以此鼓舞士气、民心，维护国际形象。从政治角度看，中国军政当局这样做是可以理解的。事实上从军事委员会有计划地组织第三、第五、第六、第九战区之间的战略协同和战役协同，特别是指示第六战区发起颇有声势的对宜昌的反攻作战，都属正确的决策，反映出在战争指导上的积极意图。日军也承认中国军队的抗战意志仍旧高昂，对宜昌日军的反攻在规模和斗志上都超出日军的预料。但中国方面在这次会战中的失利和失误也是十分明显的,原因主要如下:
　　１．部署指挥不当而陷于被动
　　２．情报不灵而丧失战机
　　第１１军是侵华日军中惟一以机动作战任务为主的野战军，武汉失守以来，日军向正面战场发动的多次进攻，除桂南会战、中条山会战外，都是由它发动的。中国军事情报工作部门对它的动向理应给予更敏锐、更密切的监视。第１１军为准备此次会战，从８月中旬起即从鄂西、鄂南、赣北抽调部队，向湘北集中。如此大规模的部队调动，无论是军事委员会的战略情报部门，还是第三、第五、第六、第九战区的战役情报部门，抑或是与日军当面接触的各部队战术情报部门，在长达１个月的时间里都毫无察觉，直到日军要发动全面攻势前一两天，才发现日军已在湘北集结重兵，足见中国各级军事情报部门的麻痹和疏懈。而第九战区因情况不明，对会战无从进行、也来不及进行有针对性的准备，其第一线守备部队第４军、第５８军甚至被日军吸引，胶着于大云山，后乘夜匆匆转回新墙河以南，喘息未定，日军已开始总攻。日军成功地隐蔽了战役企图，发挥了战役突然性，而第九战区在会战第一步就丧失了时机，仓促应付，在日军闪电式的攻击面前步步失策。
　　同样，第六战区对日军第１３师团平渊支队和独立混成第１８旅团的调走也毫无所知。待１个月之后，在湘北战场发现第１３师团部队南调，再部署对宜昌反攻，为时已晚；开始反攻时，日军已结束长沙作战，平渊支队即将返转宜昌。倘能及早发现，早作预备，提前数日发起反攻，则宜昌必能克复。
　　反之，日军特种情报部门却多次破译第九战区电报，对第九战区部署行动了如指掌，所以能及时调整部署着着胜算。
　　３．各战区策应乏力未能发挥战略外线优势
　　第六战区反攻宜昌的作战具有相当规模和威力，不仅是对第九战区最有力的策应，也是在８年抗战的正面战场上少有的积极行动，是值得称许的，但也因攻击宜昌的兵力不够集中、开始攻击的时间稍晚而功亏一篑。如第五战区能同时积极行动，主动配合，以较大兵力切实遮断汉（口）宜（昌）公路和京汉铁路南段、迟滞日军由湘北返转鄂西，或许能给第六战区再争取到几天时间，则克复宜昌是有可能的。
　　总之，各战区间的互相策应缺乏积极性、主动性，行动乏力，是一个老问题。此次会战中依然如故，因而失去一些难得的机会（特别是对宜昌的反攻），反让日军在郑州附近黄河南岸建立桥头堡，实在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