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我在河北省东部的一个县城工作。这里一直是个经济落后的贫困县；记得我刚来的时候县城只有一条街，通往外界的公路都没有修通，由县里到外面去要走几十里路的土道，下雨天就通不了车。
　　我原来是一名天津来的插队知青。下乡六年后，选调到当时县里两三个小型国企中的一个；农机修造厂。说是农机修造，实际只能加工一些农机配件。工厂面积不小，可是人不多，只有五六十人。记得从我入厂后的历任厂长都是上面派下来的；有部队回来的转业干部，有政府部门派来的官员，还有给县委书记开过车的司机。可是都干不了一两年，全调走升官了。开始是计划经济，亏损了财政给拨款，工厂从来不愁给工人开工资。后来政策变了，国家开始给企业断奶了，工厂要自负盈亏了。从那以后，上面就再也派不来厂长了，而且连一些有门路的职工也纷纷调走了。于是厂长只好在内部提拔了，厂里原来有两名文革前毕业的大学生，一名回原籍了，一名当了厂长。多年来企业效益不好，一直亏损，再没有人愿意来这里镀金了。这时在厂里当生产调度的我，经过几次进修培训，三十几岁就‘破格’当了主管生产技术的副厂长。记得有一次县人大主任来厂视察工作，见到我后惊讶的说，这么年轻就当厂长了！
　　当时农村已经开始把土地承包给个人了。农业机械便没有了销路，连修理也没人修了。县里的决策人听说化工产品销路好，于是决定我们厂转产建化工厂。我当时表示了不同的意见；一是厂址位于县城，会造成环境污染，二是规模小的化工项目效益不会好。但我是一个小小的副厂长，人微言轻，根本就没人理会。于是厂里拿出来铸造和机修两个车间，搞起了生产氯酸钾和涂料的化工厂。化工项目折腾了两年，不仅出来的产品不好卖，要命的是散发出的气味让附近居民无法忍受。有一次生产用的氯气泄露，把厂房后面的一片庄稼熏死了。农民们告到了县政府，县里的头头们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下令化工项目暂时停产。后果是原来不景气的农机厂更是雪上加霜，背上了沉重的债务，当时企业已经是很难经营下去了。
　　这时候国家开始重视对知识分子的使用了，臭老九顿时变成了香饽饽。上面指定县里选拔一名女副县长，要求大学文化，有长期基层工作经验。我们厂长是位女厂长，条件完全符合，而且是县里唯一符合条件的人选。接下来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我这个副厂长要转正了。但是当经委领导满面春风的找我谈话时；却得到了我的回答是；“我干不了，不能胜任这一职务。”这种给官不要的情况，估计领导还是第一次遇到。满以为我会兴高采烈的答应，然后再情绪高昂的表表态。我解释说自己能力太低，当不好这个厂长，希望领导另选高明，我只适合当副手，没有统帅全局的工作能力。
　　其实我不是借故推辞，这两年我们的女厂长为了上化工厂，她已经将农机厂的工作全权委托给我，实际上我已经在行使厂长的权利。虽说我做了很大努力，工厂不仅没有多大的起色，自己还吃尽了苦头，同时也清楚了再继续维持这个烂摊子我已经是无能为力了。
　　县经委领导选派过几次厂长，但没有人愿意来。当官的有的是办法；那时正提倡民主选举厂长，于是上级领导到厂里召开职工大会，投票选举厂长。而且是不提候选人，厂里厂外都可以选，还可以公开竞选拉选票。但选举进行的很平静，没有人出来竞选，结果是我近乎全票当选。这样又让我增加了自信，一时间热血澎湃。众望所归，临危受命！于是我决心要大干一场。我向上级领导提出了；化工厂必须宣布下马，而且要进行任职前审计的要求。县领导者们不仅同意了我提的要求，而且实行了当时刚出炉的厂长责任制，赋予了我更大的自主权。
　　我当时上北京，去天津，四处奔波，找科研单位引进新项目，找大企业联系配套加工。开发新产品，购买设备，加强企业管理。总之自己认为该干的，能干的事情全干了。虽说自己尽了全力，但工厂只是做到不再亏损，职工收入略有提高，企业还是没有太大的起色，只可以算作惨淡经营吧！原因当然是我这个厂长不称职，不是当企业家的材料。现在回想起来，不成功主要原因是自己没有企业家的胆略和气魄。不敢投资，更不善于融资。有一次经委主任找我谈话，他坦诚的对我说：“张厂长你的最大弱点就是胆量太小，不敢干。你不要怕赔钱，赔钱是赔共产党的，又不用你自己掏腰包。”但是一个人的性格，思想意识是很难改变的。
　　企业能否得到发展，是要受到自身状况，地理位置，交通等大环境的限制。俗话说没有梧桐树，难引的凤凰来。企业想要发展，关键要有人才。厂里不仅很难引进人才，就是连分配来厂的一名大学生和两名中专生，不到一年，大学生去了科委，中专生去了银行和工商。其实他们学的是机械专业，而且是属于农村出来没有关系的。
　　我这个厂长一天到晚忙的不可开交，闹得自己身心疲惫，苦不堪言。其实我真的天生不适合当官，不仅不会和银行，税务，工商部门去搞好关系，更不会讨好上级领导，而且还和领导们对着干，就连县长也去敢顶撞。
　　县里要搞一个工程，需要占用农机厂的一块不大的地方。可是财政局答应的补贘款迟迟没有到位，按常规我应该找财政局长去‘疏通’。其实农机厂是国企，只是给了几万块钱的搬迁费用。可是我不按常规去办事，而是下令不给钱就不腾地方，事情就这样僵持在那了。
　　于是县长召开办公会时就把我‘请’了去，“你们农机厂是怎么回事啊？怎么一点全局观念也没有！那块地方怎么还没有给騰出来？”县长态度威严的开口向我兴师问罪了。我答道：“因为财政局的补贘款没给拨过来，我为此还召开了职代会，他们的意见必须等款到后才可以。”这时财政局长说话了：“张厂长你知道这些年来财政上给了你们厂拨了多少钱吗？这么几万块钱还能黄了你们！”我答道；“财政是给过我们厂不少钱，可我在任期间一分钱也没有得到啊！如果我没记错的话，省里去年有一笔拨给农机厂的专用资金至今没有给我们。”这时候县长大人听得不耐烦了，满脸严肃的大声对我说：“你知道吗？你们可是国营企业，按政策我是可以无贘征用你们的地方！”我听了后也语调强硬的回答道：“县长说的很对，既然这样，你们根本没有必要找我来，告辞！”我的话让在座的大小官员瞠目结舌；居然有人敢和县长这样讲话。县长的工作作风是有名的强势，据说县委书记都惧他三分。我心中说，这次我一定会就地免职了。我刚站起身来，主管工业的副县长喊道：“张厂长你先坐下！”然后他到县长身旁耳语了几声后，对我说：“你们的事散会后再说。”第二天，财政局就把钱给厂里拨了过来。事后经委主任对我说，张厂长你怎么这样死心眼啊！你给县长和财政局长一个面子，再和他们搞搞关系，就是不止给你这点钱了，这回可好，还把县长和财神爷都给得罪了。
　　当席卷全国的改革开放大潮涌来时，我们的县领导者也开始对为数不多的几个小企业进行改革了。当时在他们的意识里，企业改革就是把国营和集体企业承包给私人经营。县领导者们天真的认为；只要把企业交给个人经营，就可以改变原来的落后面貌。  
　　接下来开始搞个人承包企业了。先是集体企业，接着是国营企业。国企承包是要征求原负责人和职工代表大会的意见，我当时的态度是举双手欢迎。自己是这样想的；人要有自知之明，干不好就应该主动让贤。经委领导误以为我要承包，于是决定农机厂公开招标承包。我这个人对当头不是太感兴趣，但也不排除过把官瘾，可是这个厂长有些干够了。原因不只是我没有干出什么名堂来，而且被厂里的一些杂七杂八的乱事，搞的焦头烂额。
　　县里工厂的工人和城市里的工人不同，来当工人的不是当官的皇亲国戚，就是在农村说说道道的人物，当工人是为了吃皇粮，享清闲来的。有些人即无技术，又不肯出力。可是一个个讲起话来头头是道，屁大的事也可以和你掰扯半天，而且都是些老师傅了，还急不得。最让我头痛的是调工资；事前找你说事，事后找你闹事，一天到晚弄得你心烦意乱，还得耐心做工作。一次我为了说服一个没调工资的工人，就说你现在的工资比我这个厂长还高嘛，我还是你们选出来的啊！他回答了我一句；我能和你比吗？你还当官呢！我当时听了没在意，后来和一个在法院工作的熟人聊天时一句话，让我心里凉了半截；他居然说，你们这些当头的哪个不全都搂足了！
　　我当厂长这些年，深深的体会到；企业如果不实施改革是没有出路的。不实行竞争、优胜劣汰的机制，不消除大锅饭，行政干预等弊端，企业是没有希望的。但是再好的经也怕下面的歪嘴和尚来念；他们对国有、集体企业不是实施改革，而是千方百计的摧毁和消灭它。似乎不是这些弊端给公有企业带来危害，而是认为公有制是产生这些弊端的元凶。
　　当时我也认为招标承包这个办法也许能找来能人，让工厂得到快速的发展。对我来说，只要将工厂搞好了，我当不当厂长无所谓。公开招标的启示公布后，一时间还真有人登门咨询考察。凡是来的人我都亲自接待；主动热情的介绍情况，态度真诚的表示欢迎。结果让我很失望，看上去有些本事的人全退缩了，反而让我觉的不靠谱的人倒是积极性十足。
　　其中有一个乡镇企业的业务员想要来承包，可是条件不太具备，经委主管领导也不看好他。不过他倒是很会投门子，拉关系。他通过给县委书记当秘书的老乡，直接找到县委书记，也就是当初我顶撞过的县长，现在是县委书记了。当时还流行一种说法，就是号召农民进城承包工厂。这样在最高领导的支持下，他获得了参加竞标承包农机厂的资格。
　　承包指标主要是三条；厂职工投票的支持率，保证完成的产值和利润指数，缴纳承包风险抵押金的多少。我当时抵押金一文没交，而那个业务员据说是用摩托车带了一袋子人民币交到县经委，当年还没有百元大钞。按要求不交承包风险抵押金是没有资格参加投标，但是又规定原厂长必须要参加承包投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