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前，21800多名怀揣为民族和劳苦大众解放理想而奋斗的热血青年，三过雪山草地，身经百战，九死一生，历尽千辛万苦，后又肩负起打通国际交通线的光荣使命，开赴黄河以西，北上西进。他们战严寒，餐冰雪，忍饥挨饿，和数倍于自己的马家军正规部队及民团浴血奋战144天。最终由于多重因素的影响，归于失败。成建制到达新疆的西路军将士，仅仅有400余名。
　　这是一段极其悲壮和令人心痛的历史。由于当时三大红军主力刚刚会合，红军高层领导对国际国内形势的判断及对策尚有分歧，各部队指挥关系尚未从实质上理顺，共产国际又多次改变援助地点和方式。在这种复杂的背景下，西路军诞生了。
　　但不论是北攻宁夏，还是西进河西走廊，打通国际交通线，取得国际援助的方针，都是中央在北上过程中，根据共产国际的相关指示和红军面临的实际困难确定下来的。红四方面军三个军西渡黄河，是按照中央及军委《十月作战纲领》的既定目标，经中央军委与前线指挥员多次电报沟通协调，经中革军委认可和同意的。广大渡河红军指战员也是以此作为坚定的目标和信念，历经常人难以想象的艰难与困苦，在河西与马家军浴血奋战的。
　　当然，红军高层领导形势和策略上的分歧，不可避免地使红军在行动中出现一些不和谐因素。但红四方面军三个军西渡黄河，北攻宁夏，西进甘西，特别是在渡河初期，基本按照中央的意图行动，也达到了中央既定的阶段性目标。
　　后期由于河西地瘠民贫，气候寒冷，特别是敌强我弱，现场指挥员又屡屡出现判断失误，导致西路军不能及时摆脱险境，最后被马家军击败。
　　虽然西路军最终失败了，但广大西路军将士为广大劳苦大众的解放，为新中国的建立，抛头颅，洒热血，宁死不屈的的事迹和精神，永远值得我们远铭记和发扬。
　　牢记历史，特别是牢记那些为了劳苦大众和民族解放而牺牲的英烈，才能缅怀他们的英雄事迹，激励后人，为我们的国家和民族的兴旺去贡献自己的青春和热血。这也是一个民族得以立足和发展的基石。
　　第一章红军北上与苏联援助
　　1934年10月，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共中央被迫率领中央红军进行战略转移。在强渡湘江，连续冲破敌人的四道封锁线后，红军由8万人锐减至3万人，红军主力遭受空前损失。再按照既定的路线走下去，红军就面临全军覆没的危险。在通道会议和黎平会议上，中央政治局接受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的军事路线，改向敌人防守薄弱的贵州前进。1935年1月15日-17日，中共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的领导地位。自此，红军重又采用灵活机动的方式投入了与敌人战斗。
　　1月22日，中共中央、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电令红四方面军“向嘉陵江以西进攻”，策应中央红军渡河北上。红四方面军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决定迅速打造船只，解决渡江工具，主动出击陕南，调动敌军北移，为中央红军渡江创造条件。1935年3月29日至4月21日，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占领嘉陵江以西大片地区。
　　在党中央、毛泽东的正确指挥下，中央红军四渡赤水，南渡乌江，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突破了数十万国民党军队的重重包围，6月，在四川懋功地区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
　　红军长征之后，中共与共产国际的联系暂时中断，这为中国革命带来一些暂时困难，但同时有利于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处理和解决问题，有利于中国共产党走向成熟。当然，有了苏联的帮助，中国革命就有了坚强的战略靠背，也会加快中国革命的进程。
　　进入川北后，党中央了解到了苏联在新疆的影响，考虑到川陕甘重要的地理位置和共产国际的相关指示和精神，决定建立川陕甘西北苏区。
　　1935年6月16日，朱德、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致电张、徐、陈：“为着把苏维埃运动之发展放在更巩固更有力的基础之上，今后我一、四两方面军总的方针应是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并于适当时期以一部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
　　在此之前，苏共已多次指示中共应在川陕建立根据地。
　　1929年，斯大林在帮助中共中央制定未来发展计划时，曾向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等人提出：将来红军如果能够向西发展，得到四川那样一块地方就好了。那样的话，中国红军就可以立足四川，接通西北，靠近苏联，取得援助。
　　共产国际得知谢子长、刘志丹等在陕西、甘肃创建红二十六军，建立了革命根据地后，多次告诉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希望中共中央大力发展陕甘根据地的军事和政治工作，打通川陕根据地和新疆的联系。
　　1933年2月，共产国际执委会得知红四方面军建立了以通江、南江、巴中为中心的川陕根据地，立即致电中共中央：“我们认为，在四川、陕南和有可能的话向新疆方向扩大苏维埃根据地，具有很大意义。”这封电报也是目前可见的共产国际提出中国红军向西北地区发展的最早电报。
　　1934年9月16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和康生致信中共中央：“据我们知道，陕北的游击运动很发展，……同时在陕南的游击运动也有很大的发展，如果在这两方面都加强了领导，最近的将来是可能使这两方面的游击运动联系起来，这样就可以造成一种新局势，就是一方面川陕苏区有了广大的根据地及巩固的后方，另一方面可以打通川陕苏区与新疆的联系。”
　　这时斯大林和共产国际主张中共建立川陕甘根据地，更倾向于通过新疆援助中国红军。
　　这时张国焘、陈昌浩也认为红军应“同时[意]向川、陕、甘发展，组织之[远]征军，占领青海、新疆，首先集主力打。”
　　两者的区别在于：中共中央希望红军在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基础上，派一部占领新疆，重点是建立川陕甘根据地，而张国焘、陈昌浩则主张红军主力向川陕甘发展，目的是占领青海、新疆，并作为根据地。
　　对此，党中央认为：“目前形势须集大力首先突破平武，以向北转移为枢纽。”“我如此大部队经阿坝与草原游牧区域入甘青，将感绝大困难，甚至不可能。”
　　6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懋功县两河口举行会议，周恩来在报告中提出中央“决定是到岷江东岸，在这地区派支队到新疆”。会议做出了《关于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提出：“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使中国苏维埃运动放在更巩固、更广大的基础上，以争取中国西北各省以至全中国的胜利。”
　　27日，张国焘致电徐向前、陈昌浩，解释两河口会议的“战略以首先集中兵力消灭松潘之胡敌，迅速转到甘南，用运动战向前灭敌的方略，创造川陕甘赤区。同时，以小部在洮河、夏河区域行动，以便将来在甘、青、新、宁广大区域发展成为后方”
　　8月4日至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沙窝召开会议。毛泽东在发言中指出：西北地区“地理上靠近苏联，在政治上物质上能得到帮助，军事上飞机大炮，对我国内战争有很大意义”。“我们基本上靠自己，但应得到国际的帮助。”“要用全力实现在西北首先是甘肃地区建立根据地的战略方针。”“但要派支队到新疆，造飞机场，修兵工厂。”
　　8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再次在两河口举行会议。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我们的行动方向，一是向东（陕西），一是向西（青海、新疆）。红军主力应向东，向陕甘边界发展，不应向黄河以西。”会议通过的《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指出：“在目前将我们的主力西渡黄河，深入青、宁、新僻地，是不适当的，是极不利的（但政治局并不拒绝并认为必须派遣一个支队到这个地区去活动）。
　　由于张国焘企图分裂和危害党、红军，1935年9月10日凌晨，党中央被迫率领一、三军团和军委直属纵队从巴西北上。
　　9月10日，党中央致电张国焘：“中央认为，北上方针绝对不应该改变，左路军应速即北上，在东出不利时，可以西渡黄河，占领甘、青、宁、新地区，再行向东发展。”可以看出，中央一直坚持北上方针，但这时对张国焘也做了一定让步。
　　9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俄界召开扩大会议。会议揭发批判了张国焘的严重错误，讨论了红军发展的战略方针。毛泽东在会上指出：目前应经过游击战争打到苏联边界去，这个方针是目前的基本方针。
　　俄界会议后，党中央率领一、三军团继续北上，为实现“打到苏联边界去”这一目标而努力。后来随着党中央在哈达铺、榜罗镇等地对陕甘革命根据地情况的了解，正式决定以陕北作为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
　　1935年11月18日，带着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嘱托，林育英在陕北瓦窑堡找到了中共中央负总责的张闻天，转达了共产国际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精神和《八一宣言》的内容，转告中共中央应努力向西北发展，以便靠近苏联和外蒙。同时转达了斯大林本人在红军战略发展方向上的意见：“红军主力可向西北及北方发展，并不反对靠近苏联。”
　　受国产国际的派遣，阎红彦、刘长胜等人也陆续回国，中共中央同共产国际的电信联系开始恢复。
　　共产国际自成立以来，就一直密切关注和支持中国革命的发展。1927年5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指出：“伟大的中国革命越来越成为反对整个国际帝国主义体系及其主要世界中心的极其重要因素。”共产国际执委会责成所有支部“积极支援中国革命，积极进行反对干涉中国的斗争。”
　　1927年12月15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广州公社告全体工人、一切被压迫者、资本主义军队的全体士兵书》中指出：“要尽速援助中国革命！要尽速援助中国苏维埃！”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共产国际执委会认为，日本“对华战争就是进攻苏联的序幕”。苏联准备对中国提供军事援助，支援中国抗击日军，减轻苏联压力。这里共产国际援助的对象，既包括中共，也包括国民政府。
　　德意日法西斯相机崛起后，为了应对日益迫近的战争威胁，共产国际决定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并将中共及其领导的红军视为“远东力量对比中的巨大因素”，“世界政治生活中的决定性因素之一”，要从资金、通信联系、干部培养、技术、物资等多方面给中共切实的援助。
　　1934年9月16日，对中国各根据地情况比较了解的弗雷德向莫斯科提交了《关于四川—新疆问题的建议》，其中军事物资援助是这样说的：
　　“需要援助武器、弹药、飞机等，这种需要可能会较快地—还是由于远东的战争—提到日程上来。在预见到这一情况和这一时刻到来做准备时，需要开始往中亚调运武装西北各省游击队5万名战士所需要的一切。要建立秘密基地仓库，储备能装备50人、100人和1000人的成套备用武器弹药。”h
　　“在我们的仓库里要有足够的别的型号的武器（德国的、英国的和日本的），这种武器可以搜集修理，经检查后将其运往中亚仓库，保存这种武器的仓库距将来使用的地方不要太远。”
　　1934年底到1935年，苏联情报部门设计的苏联向中国工农红军提供援助的道路是，“从中国西北地区接通苏联至少有两条道路可供选择，一条是经过新疆的哈密进入甘肃西部地区，一条是经外蒙进至绥远的定远营，接通宁夏和山西。后者要比前者对红军更为方便，但暴露的可能性也大的多；前者距离较远，道路困难，费时较长，但由于新疆掌握在盛世才手中，保密性却好的多。”
　　1935年4月，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在报告中称：“今后红军向陕西、甘肃方向发展具有非常远大的前景，因为这些地方的游击队已经建立起一些重要的根据地，并且建立起独立的苏维埃政权。”红军“向西北发展的道路事实上已经打通了”
　　后来，苏联国防部、苏联红军情报局与共产国际联络局联合成立三人组，专门研究中国红军在中国西北地区的发展计划及苏联援助问题。
　　1935年7月3日，苏联《真理报》发表的文章指出：中国“红军新的根据地因此应选在距离国民党和帝国主义的军事中心较远的地方，同时新的根据地应该保证苏维埃革命的潮流能够广泛地向全国各地推广。选中的是四川、西康、陕西这样一个广袤的战略十分有利的地区。”
　　从以上我们可以看出，共产国际率先提出的援助物资渠道，最初是在建立川陕根据地的基础上，通过打通新疆的联系来实现，后期才提及外蒙至定远营的道路。
　　共产国际对中共的援助，除了意识形态方面的因素外，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希望中共能够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通过苏联援助，使中共成为牵制和抗击日本的一支重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