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是草木、动物和人类皆大欢喜的时节。  
　　春天，她像个刚刚睡醒的孩子，欣欣然睁开了眼睛。
　　春风，吹过大地，冰雪融化了，小草俏皮地钻了出来。
　　春风，掠过树干，树枝你追我赶地挤出了嫩芽儿。
　　“吹面不寒杨柳风。”春天，像孩子的母亲，无所不到地抚摸大地的每一个角落。
　　春风里，空气中，酝酿着新的泥土气息，混杂着青草的芳香。
　　啊！春天，1971年的春天，欣欣然地来了。听！鸟儿们那清脆、婉转、动人地叽啾着，伴随着轻风在太空中回荡；看！拖拉机过后，那轻绵绵、平坦坦的土地，在阳光的映照下，放射着黝黑的光泽，飘散着泥土特有的芳香。
　　春耕，紧张而又繁忙的春耕就在这个时节开始了。
　　这天，太阳还没露出笑脸，社员们便聚集在生产队的屋里，等候队长分工。
　　麻兴福站在地中间，亮着大嗓门在分派着活儿。
　　“王二虎，你他妈的踩底格子。”
　　“行。”
　　“聂小华，这个踩格子。”
　　“恩。”
　　“孙玉君，这个……”
　　“说吧，说吧，这个什么呀？”
　　“这个滤粪！”
　　“这个行！”
　　人们忍不住笑了起来。鼓了一肚气的麻兴福好不容易等到人们静下来。
　　“王坚，这个你想干啥？”
　　“怎么我想干啥？你让我干啥就干啥呗。”
　　“哼！真是初生的牛犊，这个好大的口气！”麻兴福一下找到了发泄的地方。于是，全神贯注地说：“这个可不比你偷亲那么容易。这个滤粪！”
　　王坚给怔住了。一个人的积极因素存在于人的本身。做领导的看不到这一点，不对人采取尊重、信任和关怀的态度，任凭你本领多么高超，也激发不出人的积极性来。这一点当了几年队长的麻兴福，总不会不知道吧？
　　“我看你老麻是踹扁了的窝窝头——也不是什么好饼！”孙玉君看不过眼，歪着脑袋看着麻兴福说了这么一句。
　　“你这个……”
　　“我这个咋了？告诉你，你的短处别人要是揭，你们家就得出人命。这个你信不信？”
　　孙玉君一出场，总要有好戏看的。人们呼啦地一下围了过来。麻兴福一看矛头不对，红着脸边往外挤边喊着：
　　“走！走！这个快出工啊！”
　　春耕最苦最累的话，那要数捋粪的。种地，要抓粪。耕地，要两个人交替着跟着耲耙跑。就是膀大腰圆的壮汉子，也要跑得上气接不着下气。今天麻兴福分派王坚干这么重的活，实在叫人不解，但又都敢怒不敢言。
　　六副耲耙前行，后边跟着四十八个男女社员，一条龙似的向东南地走去。
　　徐万走在队伍中间。他身背着点葫芦，像个披挂兵甲、出征应战的老将。右手拿着打葫芦棍儿，恰似一把指挥官的战刀。
　　说也怪，无论是在大队那会儿，还是回队这几年，每到春耕，他总是要抢个点葫芦，并且还要亲自挑选几个老把式。
　　麻兴福对此从不干涉。尽管马天才对徐万恨之入骨。首先他清楚，徐万的举止并不是拆他队长的台。
　　徐万的腿走得很吃力。一条在走，另一条却嘭嘭的叩着地。他回过头冲着默不做声的王坚，关切地问：
　　“你觉得滤粪行不行？”
　　“行。”王坚紧走几步赶上他，笑笑说：“不学什么时候也不行。”
　　“不行咱俩换一下，你替我扶耙。”
　　说话的人从王坚的后边赶上前，他一手夹着纸烟，一手提着一根短鞭。
　　“我可以。”
　　“刚出学校门，这不是一般的活呀，不行就说一声。”
　　他，叫王忠厚。今年三十岁。高高的个儿，虽说身体不胖，却长得很结实。大方脸膛，黑里透红；一双大眼，黑白分明。他住在王坚家的东院，两家只一墙之隔。他的为人就和他的名字一样，忠厚老实。用老农的话讲，那叫心眼不坏。他在队里是位年轻的赶车“老把式”，又是赶头车的，还参加了队委会。
　　因他为人忠厚，所以在生产队很有人缘。只有一点让小青年们不乐意。他不许任何人捅咕他的马车。就是夜里谁家要去接老牛婆，他即使睡熟，只要有人来取马鞍子和套包，他穿上衣服就去。他很少抽打自己的马，谁要故意抽他用的马，他就要粗着脖子红着脸骂祖宗。
　　这会儿，他眯缝起双眼欣赏起自己耙上的三匹马来。有人说，人多力量大，天大的困难也不怕。他才不信呢！要他说：那叫人多马也行，到秋才能满堂红。不对？种地要马，耥地要马，打场要马，送粮还要马，这人活着，是和马分不开的。他正想得入神儿，突然听见徐万说：
　　“王坚，以后对麻兴福，你要长点心眼儿，说得在理儿，就听；说得不在理儿，该顶的也别含糊。他呀，都让老婆给教坏了。上边来人，恨不得叫人家爷爷。对待社员，动不动就骂娘。妇女们说得好，逢人被当驴，当驴都白肚皮。过去我听着，觉得别扭。现在想想，也还真是那么回事。唉！当领导的，无论对待什么事，不光要考虑到前因，同时也要考虑到它的后果。没有目的地乱想蛮干，脱离群众去胡搞六弄，哪有资格当干部？还说什么‘你要我不要，不要白不要，白要谁不要。’这话出自干部的嘴里，多叫人痛心呀！”
　　“这种人为造成的损失，只要社员们齐心，会计把住关，再有个好保管，我觉得是能制止住的。”王坚思索着说。
　　“那个老黄会计，病病歪歪的，连气都拔不上来，就是把着账本不丢手，真急人。”王忠厚惆怅地说。
　　“猴屎稀——坏肠子！”孙玉君用铁锹挑着粪积子扛在肩头，跑过来就插上了嘴：“账里八成有油水可捞。哼！就是晃着膀子捞，也是有天没日头了。这两天不停地挂着点滴，说不定冬天不到就去阎王爷那报到了呢。”
　　“也真没大闹头了。明个我抽空去找找魏三乐。会计与队长不一样，那有手续跟着呢，真要到不省人事时再着手找人接账，善后的是非扎手不可。”徐万忧愁地说着，不由得长长叹息了一声。
　　“这是个紧要的关口，麻兴福非插手不可。咱们在一旁不过是看三国，掉眼泪，替古人担忧哇！”孙玉君一本正经地说。
　　“我看麻兴福对魏晓飞倒很器重。”王坚思索着说：“魏晓飞敢说敢做，再说有魏主任的面子，我想让她担任会计，麻兴福即使心里不同意，嘴上也不会说出什么来。”
　　“不差！社员们是个耙子，会计是个匣子。会计要失职，社员们的血汗就白流了。”徐万先时那犀利的目光变得柔和了，深渊似的双眸中，流露出兴奋和期望的神采。他说：“这个关口要把住了，再就是操心种地。”
　　“种地？不就是种、铲、耥、收吗？这有啥操心的？”孙玉君一脸的不耐烦。
　　“种地的奥妙大着呢。”王忠厚边想边说：“广播里说咱这土质绵软，还说若能合适施用化肥，都能实行科学种田，这几天我一直琢磨，怎么也琢磨不透。”
　　“什么科学？一埯三株就够劲了吧？长出的苞米棒都没有谷穗大，你还能来个四株五株吗？”孙玉君眨动着金鱼眼，脖粗脸红地冲着王忠厚挥动着拳头，好像王忠厚就是那三株的推广者。
　　“这，这倒也是。”王忠厚没了辙。
　　“三株三株，三个都细没一个粗。杆喂老牛，穗喂母猪。三株根本就不办事！种地的农民谁不知道？可又非种不可，活见鬼！”
　　“王坚，”孙玉君凑到他跟前，歪着脑袋打量着他，说：“你可是隔年的鸡毛——掸（胆）子不小哇。”
　　“这是事实。”
　　“可不是咋的。每年我去铲地，见着三株就砍。留三株是马天才独出心裁，麻兴福曾对我抱怨过，可他就是没有勇气与马天才辩论。有一回，马天才把我弄到大队，批斗我时他问：‘你这么干出于什么目的？’我告诉他，‘为了多打些粮食。’马天才扬着大巴掌硬是答不上来了。其实呀，要想种二株，垅大点，苗稀点，肥多点，这还真能多打粮食呢。种三株，纯粹是扯他妈的蛋！这二年，一是粪挑不过来，积不起来；二呢，麻兴福怕我捅马蜂窝也不让我上地。”他热情地看着前进中的人们，深谋远虑地说：“今年咱下决心与马天才的三株作对到底，要不，可白瞎那黄呼呼的大粪了。”
　　“最好是单株，垅大两株也可以。种时放底肥，松铲紧趟两遍再追一次肥，然后进行三遍铲趟，保准一个苞米棒抵过去年的仨！”王坚热情地说罢，不由得又锁起了眉头，说：“这只能是火烧眉毛顾眼前，根本达不到科学种田的目的。咱应该找找麻兴福，派人去县种子公司引进些优良的品种，试种一垧地的玉米，如果收成可以，明年就大面积推广。只有相信科学，才能真正扭转那种广种收薄的局面。”
　　“马天才是个运动热，麻兴福是个马屁精，他们两个是屁股里的大蛆——认准的只是那一个门！要他们相信科学，除非太阳从西出。”孙玉君愤怒地挥着拳头说。
　　徐万边走边说：“玉米种子明天叫魏晓飞带着人去种子公司买，我想麻兴福看在魏三乐的面子上也不会太干涉，反正谁也没往家里拿。种一垧地先看看吧。我也听说邻县有个公社这么干得着了实惠，尝到了甜头。唉！过去咱队没有文化人，心里痒痒干着急，硬是不敢去捅那个老虎屁股。这回几个学生回来，这个老虎屁股咱要给捅到底。”徐万想了想又接着说：“今年咱那大面积的二八八大苞米，只要垅小，全打成单株！麻兴福那由我去对付；地里的事，王坚你回去多翻翻书本，和老把式们合计着来。咱们都用点劲儿，即使今年不丰收，也叫它变了样！”
　　王坚的心里热乎乎的。他暗自下决心攻读农业科学知识，为父老乡亲做出点力所能及的事来。
　　说着话，六副耲耙都搭在了地头上，各居其位。每副耲耙跟着八个人。一个扶耙稍带赶马的；一个扶拉子的，一个踩底格的，一个点种的，两个捋粪的，最后边，还要跟两个踩浮格的。
　　六副耲耙犹如六支秧歌队。听，鞭声、马铃声、耙子“吱扭”声、打葫芦“呱呱”声，夹杂着人们的说笑声，彼此起伏；看，马儿拼力向前，捋粪的你追我赶，点种的聚精会神，踩格子的一丝不苟。
　　领导眼中的刺头、乐天派孙玉君，在这样的场合里，当然不会寂寞了。现在对他来说，可谓是双喜临门！春天是一种自然的美，他当然要欢喜；最叫他得意的是，他已和徐万的老闺女桂芳办完了结婚登记的手续。徐万已答应，春播完了就为他们完婚，这会儿他心里美着呢，脑门都泛着光。他边干着活，边疼爱地看着耲耙上踩格子的桂芳，抿了一口蜜汁也未必能有这么甘甜！他与徐家是近邻，他从小失去母亲。继母对他不好，奶奶与姥姥又都过早地去世了，桂芳妈可怜这没娘的孩子，缝缝补补的活计全部揽了过来。桂芳妈死后，桂芳又接着为他缝补。随着年龄的增长，彼此都觉得有一种东西在相互牵引着，可谁也没好意思开口。去年冬季的一天，桂芳正在家里纳鞋底，孙玉君一头闯了进来，他红头涨脸地说：“芳子，咱俩都一边大，二十一岁了。”桂芳的脸也腾地红了，说：“二十一岁咋的啦？瞧你那个德行！”一贯嬉皮笑脸的孙玉君，这工夫比正经人还要正经，他说：“俩来成个家，你看行不行？”桂芳羞得再也忍不住了：“瘟不死的冤家小子，你给我滚出去……”姑娘边骂边推他。小伙子是何等的机灵敏感，他觉得姑娘的心跳得厉害，她手触到他手时，抓的是那么紧！孙玉君心里有了数，于是找人去提亲。
　　孙玉君的嘴过于唠叨，徐万不满意的也就是这点。当他回去征求闺女的意见时，桂芳只笑不答。做父亲的不能糊涂，也就答应了这码事。
　　孙玉君曾给自己起了个名，叫“凡人配”。
　　这不仅仅是高兴，在他的想象中，他俩好比两只山鹰正一上一下地在薄薄的、如丝棉一般的云层中盘旋着——这才叫真正的能耐，这才是真正的本事！
　　越想心里越激动，心里越激动，嘴皮子就越痒。于是，他嬉皮笑脸地跑上前去与桂芳答闲：
　　“芳子，踩格子累不累？”
　　还没等桂芳开口，后边的钱秀金倒先“咯咯”地笑了起来。
　　桂芳望着孙玉君那热烈的神色，她的脸好像挨了谁的嘴巴子。青春的热血在沸腾，她羞涩地瞪了他一眼，然后诡秘一笑，说：“gan你的活算了！”
　　孙玉君憨憨一笑又干起了活。他想借助于干活来拼命抑制自己的感情，迫使自己冷静。农民的爱情观与有文化教养的人是截然不同的。他们的爱情很缺少那种温柔、含蓄隽永、美妙的情趣，同时又少许带着几分来自自然的伤感忧郁。他们的爱情往往就像一朵带着露珠的康乃馨，而他们之间的感情却又是直率的、明确的、粗犷的，像盛满了化不开蜂蜜一样的激情，甚至近乎于旷野的狂风，叫人难以抵挡。尽管孙玉君曾经对自己的半文盲伤心痛苦过。但现在他找到了自己生活的位置，这使他因失去母爱而分裂的生活愈合了，完整了。他应该尽情高兴，青春期的颤动使他有些豪情满怀。他又走近桂芳，中不溜声音说：
　　“瞧你那样！怕啥呀？咱这小棉袄又不是假的。”
　　耲耙上的人不约而同地都笑出了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