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春节，农家的窗户贴上了“挂钱儿”，门口的对联上，也千篇一律地写上“莺歌燕舞春光好”，“社会主义喜事多”，横批写着“春回大地”，“大批促大干。”
　　写对联有个说道。不说合辙押韵吧，大致总不能脱离社会背景。就说这个春联吧，念起来似乎很有春意，形势又跟得紧。其实，这些吉利的话，并没实质性的内容。
　　地上，有隔年的积雪，尚未溶化，踩上去仍是“咯吱”地响。常常刮的西北风，又总爱卷着晶莹的雪粒，不时斜劈在人们的脸上，像刀子一样锋利。
　　至于“莺歌燕舞”，无论从松嫩平原的哪个角度上讲，都属瞎话。春节，燕子并没来，就连人们常见的“家贼”也被冻得躲在房檐下的小窝里，不作任何怪叫。还有，就连不怕冻的乌鸦，也要在惊蛰后才能来到。唯一能叫的，只有家养的大公鸡。
　　有关“喜事多”，在这地处幅员辽阔的大灰堆大队，可能人们因某种习惯或是不出门的缘故，连本公社的其他大队具体什么样，他们都说不清。仅在大灰堆里来说，喜事并不曾发生过。就眼下看，快嘴的瞎捧乱吹，老实守本分的，在这欢度佳节之余，不免又要说起钱秀金来。“她只差这么几天没过春节。”“钱秀金的手巧，她剪出的挂钱儿，比谁剪的都好看。”人们说到这里，总要发出几声叹息。
　　按着历史流传下来的风俗，该是打正月、闹二月、沥沥拉拉到三月。
　　这种旧的风俗渐渐被新时代的激流给冲刷得无了踪影。在正常情况下，腊月二十放假。正月十六上工，这说得过去，站得住脚。领导满意，社员们高兴。
　　似乎中邪了。今年大灰堆来了个破天荒！倒也不足为奇。大批促大干嘛，县里领导要亲自到第一线来检查指导工作，通知一到，马天才忙了个屁滚尿流。大年初一开了全大队动员会，其实这是多此一举。民以地为本，老实厚道的农民向来是安分守己的。这不，初二一大早，人们就被一阵紧似一阵的口哨声催到了生产队。
　　挂官衔的，为了检查的顺利，做着各种各样的准备。社员们则不同，来五去五，干活得分，倒也看不出有什么特殊的反映。因为干活对他们来说，是至高无上的使命。现在的关键不是怕干活，而是不能脚踏实地的干。新正腊月的，检查的不来，你时间不少费，活不但干不出来，工分还挣不到手。就因为这个，虽是大年初二，人们眉宇间都凝结着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不愉快。当然，他们也知道这是大势所趋，当官的有毫无理由的理由。俏皮的小青年牢骚自然成为口头语，尽管连他们自己也知道没有用处。
　　与这气氛不协调的倒是房檐下立着的王坚。
　　他仍然戴着陈爱中送给他的那顶刷白了的羊剪绒帽子。上衣是件上了补丁的学生蓝制服，下着一条“结婚”时妈妈给做的黑色灯心绒裤子，屁股与膝盖全磨得没了绒。脚上穿着一双破胶鞋，鞋带处、脚脖子旁，露出毛茸茸的乌拉草。他的目光一直盯着来回跑动的孩子们。
　　农村春节期间的一个月里，各个场面都少不了十二三岁的半大男孩子。他们一会追逐，一会厮打，一会滚在一起。时而在他们中间响起一个二踢脚“呼——巴！”
　　“王坚，年三十晚上你们家又吵架了吧？”王忠厚叼着烟，小声问着王坚。
　　“没有。”他的目光始终追逐着那群孩子。
　　王忠厚倒不好意思起来了。他红着脸，用手拨弄着帽耳朵里的两个耳朵，说：“也许是这两个东西不管用，我咋听见你爸在喊了呢？”
　　王坚这才收回目光，冲着王忠厚微微一笑，说：“怎么会呢？大年三十，谁家不图个吉利。”话是这么说，可心里却像塞了五味瓶，什么味儿都有。
　　“看你，手头也不宽余，给小猛钱干啥呀！”王忠厚挨着王坚站在了那，仍是小声地说：“你大嫂让我给你送回去，我怕你爸知道了又要骂你，真叫我下不去呀。”
　　“下不去的是我，那天正好爸爸给我两元钱，要不，我想给也没有呢。”
　　太阳游过了东厢房的房顶，把它那遥远的光泽喷洒在大地上，也涂抹在人们的身上。
　　这工夫，麻兴福咧咧歪歪走进了队院子，大老远问：“人都这个到齐了没有？”接着便打了一串饱嗝。
　　“太阳都照屁股了，你问谁呢？”徐中贺两只手插在裤兜里，一抬脚，“当”地把个马粪蛋子踹在麻兴福的面前，粗声闷气地问着：“明个你再这么整，今天你就吱一声，让大伙少遭点这洋罪！”
　　“学大寨赶夕阳，你来你挣工，怎么这个叫洋罪？”酒劲在身，麻兴福简直有些云三五道起来了：“说话不分裆，小心你的身子骨。”
　　“我徐大愣子从来不听大话！死冷寒天的，我们抱着肩膀等你一个多小时，你才扭达出来，有什么说的！姓麻的，对你说吧，就你这么拖拉，别说赶夕阳啊，就是吃屎你也寻不着热乎乎的！”
　　“哟，又上来愣劲儿了不是？”麻兴福冷冷一笑。
　　“喂喂！姓麻的队长，今天你来晚了一个小时，这报酬该咋算？”说着话，徐中贺已凑到了麻兴福的对面，那只铁锤似的拳头就在他的眼前晃动。
　　“算？哈哈……”麻兴福忘乎所以地说：“你上学的本事不就这个上课睡觉吗？哈哈……”
　　徐万有四女一男，在这宝贝儿子身上没少花费心血。中贺呢，他的性格偏偏不像善良老实的父亲，又不随厚道温柔的母亲。天生就一犟到底。就说上学时吧，连着念了四年，硬是没迈出二年级的门槛。玩起来几顿饭不吃都中。可一到上课，眼皮就打架。有一次下课捉迷藏，他蹲在老师的讲台旁用大端筐扣住了自己，刚一进去，老师恰巧上课走进了教室，出来少不得一顿批评，索性委屈着吧。谁知老师那里一讲课，他这迷糊劲儿又上来了。于是，鼾声大作，惹得同学们捧腹大笑，老师却给他气得翻白眼。自那次被老师批评后，他再也没上学。
　　他心眼直爽，干活实在。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社会发展的需求，他觉得自己的眼睛不管用了。在队里，人家读个报纸看个信都敢试试。他在记工单上认人名都费劲儿。他深深地悔恨着自己，但他从来不向外表白，因为那是他无法弥补的疤痕，无言以对。然而今天，麻兴福灌了几口迷魂汤，当着一院子的人揭了他的短，挖心扯肺也不过如此吧？麻烦自然是要找的。
　　“别看我不识几个臭字，可我是正儿八经的人！我徐家的丁点东西，都是我用汗珠子换来的。你呢？你喝人血卖你的乖，今天我非抡扁你不可！”说着，他上前抓过麻兴福，展开巴掌就打了下去。
　　“松手！”徐万拖着腿推开了自己的儿子，呵斥道：“有话说话，大过年的你动什么手？”
　　“爸，你没看这家伙美得都快上了天！”
　　徐中贺抓着麻兴福的手虽然被父亲破开，但他还余怒未消地吵吵着。
　　“再他妈装二大爷，就给我滚犊子！没你这个大祸害，一队要多购两毛钱！”
　　麻兴福被徐中贺这一顿折腾，酒劲儿自然也醒了一半。马天才凶不凶？他都没怕过，别说他一个小小的队长啊！记得在一次铲地聊天时，他说母猪吃芸豆，几十张嘴都没犟过他，到底在歇气时跑回生产队，从家抓来一把芸豆扔到猪圈里，结果以失败而告终，他才心服口服。还有一次，他说自己胃口大，一顿能吃掉二斤白面，一斤油的烙饼。一个好奇的社员真的与他打起赌来，谁知只吃了一半就咽不下去了。后来按着打赌时的规定，跪下给人家磕了三个头……他认准的事，就是错也要错到底，直到他自己承认。麻兴福还是有点自知之明的，他强作笑脸一边分派活去了。
　　分派到孙玉君名下时，又出了差头。当队长点他名时，他伸长脖子出着洋相：
　　“这个叫我干啥？”
　　“这个跟车送粪！”
　　“这个谁说不行了？”
　　麻兴福这一肚子气呀，真是无从说起。他走到徐中贺面前问：“你跟着起马圈的粪吧，行不行？”
　　“不行！”
　　“这个……”麻兴福那刀条脸已变成了猪肝色，他声音不大地问：“你想这个干啥呢？”
　　“我想看着你！”
　　“看着我？你别逗了。时间不早了，干活吧，啊？”
　　“你少跟我嬉皮笑脸！对不起，今天我对你关心！”徐中贺斜着眼瞟着他，说：“队里来人陪客的是你！当甩手掌柜的是你！到秋多得工分多得柴禾的是你！送礼请客的是你！今天咱俩就平起平坐，你干啥我干啥。”
　　徐中贺又犯上了牛劲儿，麻兴福自然拿他没办法。年三十就被老婆灌了一肚子醋，看来这一年活该不顺当喽！心里正无着落时，拿眼又瞟见了王坚，于是，把满肚子的窝囊气都对准了他：
　　“王坚，还站着干什么，这个还不去挑粪！”
　　“挑什么粪？”他没吃他那套。
　　“装什么蒜？”
　　“究竟谁在装蒜？”徐万也气不打一处来，他有几分生气地说：“大粪和尿水年二十八才挑净的，这两天冒劲拉尿，那能攒下多少？”
　　到处碰壁！麻兴福赌气把手一挥，吩咐道：“窜鸡鸭架的粪吧！”
　　分派完活，他也很自觉地抓起了铁锹走进了马圈。
　　王坚挑着粪筐跟在徐万的身后，不知为什么他突然打量起徐万来了：
　　徐万是春节前两天刮过的下巴，刚光洁了四五天，一层待出的胡茬却又顽强地探出了头，像播种后刚出头的小麦一样。脚穿千层底棉包鞋，青斜纹布裤子，今天又偏偏扎上了脚带，显得既轻盈又自如。上身穿了一件黑色的灯心绒便衣，衣裳倒是崭新的，只是比里面的新做的烟色袄短了一截，乍看去，倒像穿了一件马褂。就这身装束看，他至少要年轻十岁。
　　“王坚，”他在前边开口说：“中贺是个粗鲁人，不过麻兴福也太有点不像话了。农民嘛，讲究的是实在。就说今早儿，既然把大家伙叫来了，你就别管上边来不来检查的，该咋干就咋干。大年初几，人的心还没收上来呢，你当队长的该起个带头作用才行，拖拖拉拉的，哪像个农民的样子！”
　　“可不是咋的。”
　　“庄稼院里就指望地呢，现在锅大人多，不精打细算，怎么能吃饱肚子呀！”
　　“人的觉悟总是不一样，别看队大人多，大多数人都抱着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对待身边发生的事情。”
　　“谁说不是。”他挥动着一只手说：“几百个人的生产队，连个正经的生产责任制都没有，这哪是社会主义？分明是在混社会主义！集体成了一块肉，哪个有权的不想啃几口？要我说，再这么弄上十年二十年，庄稼院人多地少，别说上纲要啊，就连正常的生活都难以保住。唉！一个人毕竟没有回天之力啊！”复杂的思绪在他脸上那纵横交错的褶皱里跳跃着。这个被开除出党的老党员，正为现在涌现出的混吃等死的地方干部而痛心疾首。同时，也在为今后的生产发展趋势而忧心忡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