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有没有对父母亲说过我爱你，有没有对他们说谢谢他们？
　　我说过，可是接我话的父母虽然饱含眼泪和激动，却也淡淡地说着：只要我快乐就好，只要我健康就好，其他什么都不重要。
　　有些人一辈子碌碌无为，父母都会觉得没关系，只要健康，只求平安。
　　有些人一辈子冲锋陷阵，打下无数金银财宝，父母觉得心里安慰，但若是你给予他们再多的钱，他们还是希望你用在自己需要的地方。
　　父母总是想，如果能用到子女的钱，那是福气，用不到，也不要紧，自己可以养活自己。这就是父母与生俱来的爱。
　　为了孩子，他们才会存在，为了孩子，他们才会付出。
　　站在父母的角度来说，只要自己的子女一帆风顺，身体健康，幸福快乐地生活着，不要有什么意外，不要有什么伤害，也不求什么惊天地的变化，安安静静地过一辈子就成了。
　　梁启超曾教育自己的儿子梁思成一句话：“兴会淋漓”。
　　很多人不解这是为什么，但这句话却道出了意味深长的哲理。
　　他说：“凡人必常常生活于趣味之中，生活才有价值。若哭丧着脸挨过几十年，那么生命便成为沙漠，要来何用？”
　　其实这趣味，就是要快乐。
　　“我希望你回来见我时，还我一个三四年前活泼有春气的孩子，我就心满意足了。这种境界，固然关系人格修养之全部，但学问上之熏染陶熔，影响也非小。”梁启超的话里有话，他希望自己的儿子梁思成除了要饱读诗书，做好学问外，还要内心清澈澄明，有些趣味地快乐生活。
　　自然，林徽因也受到了自己公公的教导，对待教育自己女儿梁再冰的时候，也注重这个“情调”一词，梁再冰回忆说：“（昆明时）妈妈和爹爹为此拿出了全部积蓄，连外婆的一些首饰也搭上了，妈妈对房子进行了简单的装修，铺了粗木地板，在靠窗的墙上做了一个简单的小书架，下面的木凳上铺上一些饰布，妈妈常在家里陶质土罐中插大把的野花。”
　　“当时我就感觉那个房子非常温馨，舒服极了，那个时候我是不太注意这些事，什么建筑、装修，但是觉得我妈真神，怎么一下子就把这么一个破房子搞得这么舒服，这么可爱。”虽说这是林徽因与梁思成比较艰难的日子，但越是辛苦，林徽因越是没有放弃希望，她教育孩子快乐，即使自己过得辛苦潦倒，也要在最朴实的生活中寻找必要的生活情调和快乐。
　　于是在梁再冰心中，困苦的经历却变成了甜美的回忆。
　　“快乐”这个词其实说的容易，做出来很难。林徽因做到了，她给了孩子最好的礼物就是榜样，她成了儿女心中最好的榜样。
　　是啊，生活中要学会快乐。这和自身的憬悟有关，也和周边的环境有关。
　　你若是和快乐的人在一起，内心也会随之快乐起来；和进取好学的人在一起，自己也会变得求知求欲起来，这是大环境使然，这是机智的学习。
　　我们的父母，更多的是希望我们智慧与快乐并存，以至于不会再最困苦难堪的时候过不下去，活不下去。
　　要做个内心强大的人，其实都在于小时候一点一滴的培养。
　　林徽因虽然出生在复杂的家庭环境里，但她积极进取，成为了一个外柔内刚的女子，我们总想着，其实这类型的女子，有着优越的家庭环境，也嫁了一个品德优良的男子，应该可以在家里做个阔太太，至少养尊处优总是没错的，但她却毅然决然选择了事业，选择了做一名出色的女建筑学家。
　　所以她将她从小到大的历练和经历汇成了教育，传递给了她的子女们。
　　她教育孩子们要有骨气，要勇敢，要不怕恶势力。这几句话很简单，却有着“岳母刺字”一般的意义，她在帮助孩子建立正确的价值观。
　　卢沟桥事变前，梁再冰和三姑梁思庄、八叔梁思礼及小表妹吴荔明在北戴河避暑，梁思成、林徽因则在五台山寻找曾在敦煌壁画上见过的“佛光寺”，得知抗战爆发，梁林匆匆赶回北平，林徽因还给女儿写信道：“你做一个小孩，现在顶要紧的就是身体要好，读书要好，别的不用管。现在既然在海边，就痛痛快快地玩。你知道妈妈同爹爹在北平都顶平安的，不怕打仗，更不怕日本。”
　　简简单单，寥寥几笔，就给了孩子强烈的安全感。
　　其实对于林徽因，不管是作为哪种角色，压在她身上的担子都实在太重了。
　　各种家庭琐事消耗着她大量的时间与精力，她是个女人，又好像变成了一个女强人，她被迫要去关心所有原先她可以不关心的事儿。
　　在梁家乱七八糟的生活方式中，老是有一些事情发生，特别是陈妈。
　　陈妈是家里忠心耿耿的女佣人，她时常要进进出出地照看，但是遇到任何事她都不会自己解决，总是先问上林徽因，林徽因做了决定后，她再去执行。久而久之，所以大小事不论繁琐还是简单，好像成了习惯，总是要问过林徽因。
　　这样感情上完全依附于她，头脑如同她的双脚一样被裹得紧紧的“依赖”好像让林徽因画地为牢，累得喘不了气……
　　然而，林徽因的起居室每到周六都会挤满了人，他们来自不同的地方，各式各样的人都有，当然，更多的是一些诗人和作家，他们围绕的话题还是文学。
　　可这人一多，事情也多了，而那些操心的家务事也要林徽因打理起来。
　　“她在书桌或画板前没有一刻安宁，希望可以不受孩子、仆人或母亲的干扰。她实际上是他们的囚犯，他们每件事都要找她做决定。当然这部分是她自己的错。在她关心的各种事情当中，对人和他们的问题的关心是压倒一切的。她讨厌在画建筑草图或者写一首诗的当中被打扰，但是她不仅不抗争，反而把注意力转向解决紧迫的人间问题。”费慰梅在回忆录《梁思成和林徽因——一对探索中国建筑的伴侣》中是这么写的。
　　所以，林徽因面对的，不是一二个可以耐心解答的人物，这样各式各样的人，有跑来跑去的孩子和仆人们，也有不同年龄的亲戚朋友，自然也不缺林徽因的仰慕者，他们想从林徽因的口中传授一些所谓的“精髓”知识。
　　于是她不得不面对诸多的家庭事务。梁从诫的《倏忽人间四月天》里说道：“母亲不爱做家务事，曾在一封信中抱怨说，这些琐事使她觉得浪费了宝贵的生命，而耽误了本应做的一点对于他人，对于读者更有价值的事情。”
　　那么我想，从家务事这点可以看出，其实林徽因对家务的管理其实是不喜欢的，包括这些大事小事都让她觉得很琐碎很反感，但这事儿总得要做，于是她被逼着踏上了被束缚的生活。
　　但我想，如若是同等条件的话，林徽因一定选择不在给别人出谋划策，而是用自己的余热，为自己，为自己的儿女们，也更为社会做更多的事儿。
　　卢沟桥事变后，林徽因一家开始了九年的颠沛生活，他们从长沙辗转来到昆明，日子过得很艰辛。后来儿子梁从诫曾回忆母亲林徽因对他的教育：“在这间可爱的小小起居室里，妈妈在煤油灯下为我们讲解庄子《解牛篇》和《唐雎不辱使命》，教我们读了很多李白、杜甫的诗，特别是杜甫在四川写的诗，感觉很接近……妈妈经常带我们去邻近的瓦窑村，看老师傅在转盘上用窑泥制各种陶盆瓦罐，她对师傅手下瞬间出现的美妙造型总是赞不绝口，大呼小叫的要师傅‘快停，快停’，但老师傅根本不睬这个疯疯癫癫的外省女人，不动声色地照样捋他的——痰盂。妈妈后来每次讲起，总是乐不可支。”
　　三年后，林徽因一家又从昆明辗转来到四川李庄。战争和疾病击倒了她，但她在病榻上仍是读了大量的书。她读了许多俄罗斯作家的作品，她非常喜欢屠格涅夫的《猎人日记》，而且要求梁从诫也当功课去读，还要梁再冰和梁从诫一句句地去体味屠格涅夫对自然景色的描写；对于英文书《米开朗琪罗传》，两个孩子读不懂，林徽因就朗读并讲解给他们听，详细动情地描述米开朗琪罗为圣彼得教堂穹顶作画时的艰辛。
　　给予孩子最深最真的爱，是父母的本能，但在引导孩子成为优秀的孩子之前，却也是需要父母的努力和觉醒。
　　我曾在一篇导报上看过，说把现今家长过度宠溺划分类别，有这三种类型：保护过度型、放任过度型、控制过度型。
　　是啊，这些过度，在当今现状看来，概率颇大。
　　凡事都有一个点，一个度。当这份浓郁的爱跨进了溺爱的圈子里，那么就会形成孩子的骄纵不羁，他们的脾气也会愈演愈烈地恶劣。
　　俗话都说，习惯决定行为、行为决定性格、性格决定命运，一个孩子从小培育的优秀性格，是与这个人一生相关，所以我们会经常看到，强势母亲培养出了弱势孩子，弱势母亲培养出了强势孩子等等……
　　早晨出门的时候，我看见小学门口，总是会聚集着特别多的家长，每天孩子上学的时候，那条街总是寸步难行，甚至要堵上好久。而且还会看见无数车子到处都是，随便乱停，人也随便乱穿马路，络绎不绝，形形色色……
　　而门口的保安总是会扯着嗓子大喊，别送了别送了，孩子自己会进去的。
　　我们都知道的，孩子会自己走的，但是还是会有很多家长找各式各样的理由，比如孩子找不到“作业本”了，比如孩子哪里不舒服了要进去看看，又比如孩子的铅笔忘记拿了，等等，很多很多。
　　终于见到孩子了，家长们其实只是为了混进去给学生折一折衣服，亲一个小脸蛋，然后恨不得把所有的事情都嘱咐一遍。
　　其实这类的现象存在的太多了，每个小孩都是父母的心头肉，这点谁都可以理解，但是努力将自己变成为一个“全能型家长”，这样只会给孩子带来不利。
　　家长们，你们想过吗，如果什么事都替孩子办好了，他们虽然减少了差错率，减少了犯错误的机会，但是他们会久而久之有一种依赖的思想，觉得反正我的爸妈会替我搞定，反正这些事我不用操心，于是他们的动手能力，思考能力都会急剧下降，缺少自己自主的想法，缺少了当机立断的抉择，久而久之，还会有盲目跟从，随遇而安，得过且过这样可怕的心理。
　　爱孩子，要懂得不让孩子受到伤害，但是这个伤害，并不是不让他们去接触，不让他们参与他们自己的事情，抹杀他们独立思考，独立解决问题的权利，于是孩子的身心健康得不到有效的施展，他没有在跌倒爬起感悟中来回收获知识，而是一味的被教育着这些知识，那么他们永远不知道这些感悟的重要性。
　　1940年，女儿梁再冰在日记中说：“下午妈躺在外面晒太阳，样子很快活，她问我功课完了没有，我说，完了。其实我只做了日记，什么也没做。她平常很少问我功课，因为她信任我，我却利用她（的信任）来骗她，唉，我真不该！我想去做功课但《七侠五义》迷住了我，我想收心，但收不回……当时我妈大概希望我能够主动给她当个小帮手，帮她一点忙，我就老爱看书，爱看小说。”
　　后来林徽因知道自己的孩子成天看小说，她便埋头给看小说的女儿画了一幅漫画，题写——“喜欢读书的你必须记着，同这个漫画隔着相当的距离，否则，最低限度，我一定不会有一个女婿的！”
　　林徽因写的这句话，俏皮又耐心寻味。她没有斩钉截铁地指着梁再冰的鼻子骂：“你好大的胆子，竟然看小说？”也没有哭丧着脸，求着梁再冰：“好女儿啊，该读功课的时候不要看小说啊，妈妈求你了啊……”
　　她没有选择两个极端，而是用这句可爱的话，让梁再冰自行惭愧。
　　于是这样的说话，这样的教育，就很容易让孩子接受，她自己就会反省，母亲“蜻蜓点水”般的指点，对她以后的生活里，也会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
　　而且我们都知道，指责往往于事无补，还会招致孩子的反感。
　　梁再冰在《我的妈妈林徽因》中说：“我的妈妈是一个不大寻常的母亲。像所有的妈妈一样，她爱自己的女儿，但她给我的爱可能比一个普通的妈妈更多、更深；她是我的第一个老师，领着我从少不更事走到长大成人，但她以自己的文化修养和学识留给我的精神财富，远比其他任何老师留给我的要丰富、持久；她也是我的朋友，是我最早和最特殊的朋友，同其他朋友相比，她是一个更能给我以支持、启发和鼓励的朋友。”
　　丰富知识是不会错的，因为它可以扩阔你的视野，也教会了你如何做人。
　　你看过美剧《连锁效应》吗？那是人一种因素的变化，从而引起了一系列相关因素的连带反应。其实问题也是这样，我们遇到问题，也要不厌其烦地慢慢探究下去，可能会有另一个不同的答案。
　　是的，我们存在于这个世界，学无止境。我们要不耻下问，虚心学习，即使只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背后也可以牵扯很多连锁效应。
　　但我们要知道的是，天底下所有的父母都希望我们不耻下问，虚心学习。
　　他们给予了我们最深最多的爱，这点毋庸置疑。
　　他们也懂得我们在哪个年龄段该做什么，什么才是此时生命中的重点。
　　他们给予了我们希望，给予了我们关怀，更给予了我们鼓励，让我们自主去发现自己的闪光点在哪里，做错事的话，错在哪里。
　　只因为一份爱。
　　另一面，其实陆小曼也饱受着徐志摩的家人一直反对，甚至陆小曼结婚都提出了很多意见，但是真要让我们去怪罪他们吗？
　　也不见得，徐志摩的父母们也是为了爱，为了徐志摩更好的生活，才会百般苛刻陆小曼，他们觉得张幼仪才是配得上徐志摩的最佳人选。
　　他们因为足够爱，而严厉过分。甚至最后徐志摩去世的时候，徐家也没给过陆小曼好颜色看，不过，我们总算是可以理解，也不能责怪。
　　徐志摩的父亲徐申如是一个精明的商人，也是一个成功的商人，他一生最大的一项投资，是在儿子身上下的。
　　当他发现儿子的毛笔字写得不错，就带上他拜在郑孝胥的门下，儿子到北京上学，他又出一千大洋的重礼，拜在梁启超的门下。
　　出国求学，费用之优裕，更非常人可比。
　　徐志摩与张幼仪离婚后，他立即收张为寄女（养女）。张幼仪后来的表现，也确实没有辜负徐老先生的期望，徐老的葬事是她操办的，徐老的孙子也是她抚养成人的，甚至徐志摩的全集也是她策划并资助的。
　　父母的眼光和爱，是独到的，他们沉淀了这么多年，为的就是希望自己的孩子幸福终老，儿孙满堂，平安一生。
　　当年，陆小曼的母亲吴曼华也因为陆小曼爱上了徐志摩而痛骂她，她看不惯徐志摩新的思想，但碍于陆小曼的爱，她便也随她去了。
　　不过，为了女儿的名声，她说，要想娶陆小曼过门，必须得答应两个条件：
　　第一，要请梁启超当证婚人。
　　第二，要在北海公园图书馆礼堂举办婚礼。
　　其实吴曼华的要求不过是为了自己女儿的名声，为了女儿能够堂堂正正地嫁入徐家。但这二婚的帽子扣着，总不是那么光明磊落，梁启超是当时新思想的代表人士，她想着若是由梁启超作证，那么这段婚姻也算是获得了权威的认证。
　　而徐志摩的父亲徐申如就更反对了，他本就不想徐志摩和这个已婚的女人多过多纠缠，想他和张幼仪在一起好好的便是，但这回，竟然是要把她娶回家？
　　这自然是万般的不可能了。
　　而且那时的徐家在商界也算是有头有脸的人物，这二婚传出去，脸上无光。
　　但爱若是情在浓时，便会卑微到尘埃里去。
　　陆小曼写了封信给当时作为陆小曼和徐志摩的“红娘”胡适：
　　先生！并非我老脸皮求人，求你在他爹娘面前讲情，因为我爱摩，亦须爱他父母，同时我亦希望他二老亦爱我。我受人的冷眼亦不少了，我冤的地方亦只你知道。
　　然而徐申如为了阻碍这对苦命鸳鸯，又煞费苦心地分家产，他把自己的家产分成三份，一份归他们老两口，一份归徐志摩，另一份归孙子阿欢。而阿欢的抚养人是张幼仪，阿欢的财产自然由张幼仪管理和使用。这明着是分家产，实际上是给张幼仪正名分，向陆小曼示威，想让陆小曼知难而退。
　　这样尴尬的处境，是陆小曼和徐志摩没有想到的，陆小曼心中委屈，又无可奈何。而后徐申如又告诉徐志摩，他若想要再婚，必须征得张幼仪的同意。
　　原来，徐申如一直认为儿子和张幼仪在德国的离婚没有征得双方父母的同意，是不作数的，他是不承认的，他一定要亲自听到张幼仪的意见才行。
　　于是，徐志摩必须得听听张幼仪的意见。
　　她要真同意与儿子离婚了，那么就算过了“儿媳”这一关。
　　1926年夏天，张幼仪已与徐志摩离婚回到上海，到张园徐家拜望原来的公公徐申如。她看到徐志摩坐在一个沙发上，对着她微微点头。向徐申如行礼后，张幼仪被示意落座。
　　徐申如随即和缓地问她：“幼仪，你和徐志摩离婚是真的吗？”
　　张幼仪是个聪明人，她早已从哥哥张歆海处知道了徐志摩的恋爱进程。看到徐志摩在旁边焦急地望着她，等她的表态。张幼仪看着眼前这个充满祈求的眼神，她能说什么呢？自己一直爱的人，却最自己恳求希望他另娶新欢。
　　她唯有成全，才是对他最好的交代。
　　因为，即使她死死拽在手里，他的爱也换了对象，再也不能给她了。
　　于是她转而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迎上了徐申如的眼光，她说：“是真的。”
　　徐申如显然有些失望，他继续问：“那你反对他和陆小曼结婚吗？”
　　张幼仪迟疑了一下：“我不反对。”
　　这时，徐志摩高兴得像个孩子一样，站起来向着他的前妻说：“谢谢你。”说完跑到窗口，伸出手臂，好像要拥抱整个世界似的。
　　后来，他们的爱情碰碰磕磕，兜兜转转，经过了胡适、刘海粟等好多人的出面周旋，徐申如最后勉强答应，但他有三个条件：
　　结婚费用自理，家庭概不负担；
　　婚礼必须由胡适作介绍人，梁启超证婚，否则不予承认；
　　结婚后必须南归，安分守己过日子。
　　为了能顺利的结婚，这三条徐志摩都答应了。
　　1926年10月3日农历7月7日，也就是传说中牛郎和织女相会的那一天，在北京的北海公园举行了一场兼具娱乐性和轰动效应的婚礼，这场婚礼曾牵动了当时中国文化界的几乎所有大腕。
　　新郎是诗人徐志摩，风流才子，新娘是民国四大才女之一的陆小曼。
　　证婚人是梁启超，主持是胡适，参加者族繁不及备载，总之都是在中国近代史上响当当的人物。但唯一可惜的是，徐志摩的家人并没有前往出席婚礼。
　　他只是来电告知：“余因母病不能来，幼仪事大旨已定，你婚事如何办理，尔自主之，要款可汇。”
　　然而，徐志摩的父母未能前来，虽说是一抹遗憾，但是梁启超的证词，那才是真真让他们尴尬。在婚礼上，梁启超对自己的学生说：“徐志摩，你这个人性情浮躁，所以在学问方面没有成就。你这个人用情不专，以致离婚再娶……你们两人都是过来人，离过婚又重新结婚，都是用情不专。以后痛自悔悟，重新做人！愿你们这次是最后一次结婚！”
　　虽然我们看到的，都是他们反对的声音，都是看到他们对这段爱情，这段婚姻的不赞同，但我仍是觉得，他们是因为爱徐志摩和陆小曼才会这么做的。
　　谁不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幸福美满的生活呢？
　　然而，若是孩子执意这么做，父母多也是成全的。毕竟孩子是他们的心头肉，退一万步来说，只要健康平安，只要他们轻松自在，即可。
　　有一种爱，它是无言的，也是严肃的，更是神圣的。
　　它力量强大，却无法对我们一一细诉，它时时刻刻都在付出，却丝毫不要求我们一一付出，它却鲜活地存在我们的生命里，像一棵挺立的树，高大而又安全感。它为我们挡住波澜，为我们扛起危险……
　　我们在读书的时候，父母给我们全部的呵护与关爱，为我们指点迷津，一路风里来雨里去；
　　我们踏入社会的时候，父母给我们全部的思维与技巧，带我们看清前面的路，一路过五关斩六将；
　　我们步入婚姻的时候，父母恨不得倾家荡产也求我们一份平安，祝福我们白头偕老，子孙满堂……
　　这一辈子越来越有味道，一生一世都忘不了的情，是父母对子女们的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