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洪友这些天实在有些憋屈，正想找个地方出口恶气。
　　那天早上，钟洪友带队出操回来，在村口迎面遇到副教导员牵着白马往外走。钟洪友以为副教导员有公干，也没多想，打了个招呼，错身就过去了。
　　没走几步，钟洪友就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劲。转头来看，看不出什么，还是觉得不对劲。也闪过追上去问一下的念头，立刻又觉不妥，也就算啦。
　　队伍解散了之后，钟洪友就直奔营部，在街上就撞上了营长和教导员。一说情况，大家也觉得不对劲，几个人立即去追，哪里还见得到影子。
　　此事关系重大，营长与教导员带着钟洪友一起去团部报告。事情来的太突然，没有思想准备，把文团长、帅政委也吓了一跳。
　　钟洪友是最后见到副教导员的人，他把所见详述一遍，几位团领导听后，商量了几句，意见基本一致，出事情了！
　　一面组织人去找，一面发电报汇报。组织的人没有找到，骑马走得快，又不知是去哪里，走的是哪条道。
　　钟洪友很沮丧，坐在团部院里的磨盘上发愣。司务长路过看到了，便过来劝解。
　　钟洪友说，他把你的大白马骑走啦。
　　那白马原来是司务长的，在理化抓向导时奖励的，虽然升的职务是管理科的职员，一个两条腿的官，但是有这匹马，也成了四条腿干部。
　　钟洪友对这马很有感情，他认定这马救过他的命。那是在第三次过雪山时，距离山顶还有三百多公尺时，眼发花，腿发软，喘不上气，寸步难移。眼看顾就要到顶了，却心有余而力不足。这个时候，大家都走不动，眼睁睁的，看到身边许多人倒下去了，却无力伸手拉一把。他甚至想到，自己是不是要革命到底了？
　　老俵，把枪放上来！
　　微弱的声音顶着大风从背后传来，钟洪友浑身一掁，是司务长！他用步枪撑住身子，极力想转向身后，但脚却不听使唤，身子没动，转了点脸。他感到有人在摘他肩上的步枪，接着拿走了他手里的步枪。
　　哎呀，都这个样子了，还替别人扛两支枪。
　　钟洪友这时才看清，是司务长牵着他那匹白马上来了。马背上是炊事班的家伙什，还有几支步枪。马鞍上栓了许多根绳子，一帮小鬼围在旁边拉着绳子。司务长让他和一个小鬼同拉着一根绳子：来，一起走。
　　离山顶还有百余公尺时，马也有些走不动了，喷着热气，四腿打颤。
　　钟洪友松开手，对大家说，你们走吧。
　　司务长说，拉住，咱们都过得去。他拍了拍马的脖子，好伙计，再加把劲，越过山顶，你就是大功臣。
　　那白马左前蹄踏了两下，一加劲，动了进来，一口气拖着大家上了山顶。
　　后来，钟洪友一直念着这白马的好，每次遇到这马的时候，总想法给它点好吃的，这马也记住他了，一看到他就点头甩尾的。那天遇到副教导员时，那马也是这样，他呢，也是光顾看马了，当时副教导员是否有异样也没有注意。但事后想一想，当他拍着马头问白马，你要跑到哪里去时，副教导员拉着马缰的手似乎是颤了一下。
　　钟洪友觉得自己对不住白马，也对不住司务长。司务长说，有什么对不住我的，那马也不是我的。
　　那马确实早已经不是司务长的了。成立二方面军的时候，机关调整，多余人员下连队，或是去教导队。管理科人虽然不多，也有调整任务。司务长说，我来的晚，哪里都能去，还是我走吧。下连队吧，不能当兵用，连排长也不缺人。去教导队吧，司务长不是太愿意。司务长说，新提的司务长牺牲了，我回去接着做司务长吧。
　　钟洪友知道后，很不理解。你跟学习有仇呀？当初要是去了学校，出来就是团长。到教导队，打仗的时候也能上，有了缺，就出来当连长啦。你呀，抱着烧火棍过一辈子吧。
　　司务长说，现在跟那会不一样。那时候，是不懂事，搞不清好赖。现在主要是行军，吃饭的问题最大。
　　钟洪友觉得司务长说的也对，司务长搞饭吃的本领挺大，这是大家公认的。前几天，绥德警备司令部的陈司令过来，在钟洪友他们连吃饭时，就表扬司务长。说你们团的炊事员的本事大，已经名声在外啦。前几天一二零师有批干部上前线，在绥德一起吃饭，有个一只胳膊的余政委表扬你们，他说长征的时候有一次跟你们一齐行军，罗军长请他吃了一顿饭，这饭好吃呀，是这辈子吃过的最好的东西啦。吃的什么呀？我问了，你们猜是什么？不是！不对！还不是！跟你们说吧，烤田鼠。我知道，饿极了什么都好吃。但我想的是什么呢，你们是后卫吧，吃野菜都只能吃草根啦。这千军万马的一过，地皮都翻了三遍了，他那里抓来的田鼠？你们想，是不是这个理？
　　钟洪友也觉得是这么个问题，大家漫山遍野地找浮财，怎么就他找到山洞啦？
　　司务长回去重提烧火棍，临走的时候想把马给上交了。科员本来就是两条腿的，好多营长都没马呢，伙夫的工作就更用不着了。领导说，这马是战功奖励，跟级别无关，你要不愿骑，可以驮东西吗。改编八路军的时候，司务长又提出交马。后来部队布置分散，上下来往远，很需要马，那马就分给营部了，副教导员用得最多。
　　现在那白马下落不明，钟洪友心里有些空空的。
　　副教导员一连几天都没有消息，上边派人来了解情况，钟洪友是最后见过副教导员的人，自然被叫过来详细说明。
　　钟洪友听别人说，那副教导员在长征时曾保管过一百二十大洋的经费，后来一直没有上交。二月份朱彭任傅首长签发的整军训令，其中就有经济方面的内容。在整军活动中有人讲了这件事，于是团里领导跟他谈了话。他说时间太久，记不太清楚了，要想想再说，然后就出了这档事。
　　钟洪友与副教导员以前一起没在一个部队，彼此不太熟悉。留守陕北，部队布置的很分散，平时接触也不多。副教导员来连里指导过一次工作，钟洪友是指导员，接待汇报的。吃饭的时候，聊了一些工作之外的话。饭桌上没有酒，但副教导员说起话来很象是有些喝多了，滔滔不绝，钟洪友只有听的份。
　　是什么时候参加的革命，什么时候做了什么职务，什么时候负过伤，什么时候立过功，什么时候被那位领导表扬过，领导是怎么说的，以前曾与谁同过事，当时他什么职务，我是什么职务。现在他什么职务，我是什么职务。一件一件说的很细，很清楚。对于工作上的事，那天也没给钟洪友什么指示，只笼统地说了一下。
　　钟洪友觉得副教导员这人太不可理解了，这种事情当时不就可以说清楚吗，就是现在说又有什么呢？
　　钟洪友不太相信副教导员会把那钱怎么着了。长征路上，在一地停不了几天，人生地不熟的，非亲非故的，能送给谁呀？埋在地下，就跟扔金沙江里是一回事。所到之处，均为偏僻地区，根本无法把钱转到什么地方去。这钱也没地方花呀，身上是军装，绫罗绸缎没地穿。全吃了话，一百二大洋要买多少头牛？
　　钟洪友猜想，钱大概是丢了，开始不想说，怕说不清。后来不敢说，还是怕说不清。钟洪友设身处地的为副教导员想了一下，也不觉得这有什么说不清的，因为他自己也遇上这么一回事。
　　猫场之战，钟洪友随队在郭参谋长的指挥下，据险阻击白军，掩护大队突围。战斗中有一受惊的骡子跑入阵中，那上边驮着部队的经费。记不清是哪位领导啦，喊了声，能拿多少拿多少。他也跟着从筐里抓了几把放进口袋，全是大洋。活了这么大，第一次端了这么多大洋，感觉真是不一样，跑起来哗啦哗啦响，就是太重些，有点碍事。仗打的激烈，没有心思旁用，也就忘了口袋里有大洋的事啦。等到部队脱离了白军的追击，连里有个战士大腿上中了一弹，走不动了。大家把他放平，用刺刀把弹头挑出来。看着血呼呼地往外冒，钟洪友想起了那些大洋，伸手一摸，一边的口袋是空空的，另一边还剩两枚。他掏出两枚银元，压在伤口上，外边用布包上。
　　追上部队后，看到别人很奇怪地看自己，钟洪友想起胸前的口袋里还有大洋，用手一拍，东西还在，只是非常异样。拿出一看，也只剩了两枚。一枚被子弹打了一个洞，另一枚变了形。
　　钟洪友把这两枚大洋交上去，领导举着大洋看那上边的弹洞：啊，你命可真大，留着当个纪念吧。只收了那枚变形的。
　　钟洪友想不通，副教导员为什么会不辞而别。但他已经不觉得惊讶啦。长征之后，当听说以前当过自己领导的龚楚长征时在江西苏区叛变时，钟洪友非常惊讶，他原来对龚楚的印象不错，曾经跟自己谈过话，鼓励革命到底什么的，怎么他反倒成叛徒了？前些天又听说，红三师的老师长周昆，带着大笔的军饷不见了。他想不通，龚楚因为危险，因为艰苦，还可以理解，周昆已经是一一五师的参谋长了，这是为什么呀？
　　钟洪友跟司务长讲了自己的困惑，司务长是后来的，没见过龚楚、周昆，不好说什么。司务长说，许多事他也确实想不明白的。在洛川的时候，罗志敏主任去警备四团当政委，是因为原来的李政委带着经费不见了。后来听说这李政委以前是陕南苏区领导人，不是一般人呀，怎么会比不上咱们这普通人呢？
　　钟洪友说，要是你的话，你走不走？
　　司务长说，我为什么要走？
　　钟洪友说，你为什么不走？
　　司务长说，我以前在县城的豆腐坊做学徒，腐竹我作的可好啦。东家人太坏，心里不舒坦。一天来了一帮人，把板凳往街中间一放，踩上去，指手画脚，哇啦哇啦，听不明白几句，传单上的字也不认识，站在边上看热闹。东家来拉我回去，要打我。这些人不干啦，指着东家说，你为什么打人？这句话听明白啦，跟他们干。后来大革命失败，土豪劣绅都来找我算后账，家里待不住了，就这么出来的。先是赤卫队，县独立团，独立六师，最后就到这了。
　　钟洪友说，我是没脸回去了。扩红的时候，我带了几十个人出来，都是我鼓动的。现在就剩我一个人了，这革命也没成功，鬼子也没打走，我就这么跑回去？人家要问，你回来啦，我们家的谁谁呢？
　　跟司务长聊了一下，钟洪友心里舒坦多了，不想干就走你的，老子接着干，干到底！
　　要走你自己走吗，干吗要马带走呀？我——
　　注：朱彭任傅：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傅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