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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第二年我们大队副书记的儿子却没能又被推荐去上大学。原来，我们大队党支部书记张良策的大儿子张觉悟高中毕业了，这回轮到该他被推荐上大学了。为什么该他呢？只因为他是大队党支部书记的儿子，他老子是大队党支部书记，比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官要大一截。
　　我们大队党支部书记张良策就不是其他大队干部可与之同日而语的了。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我就是在一沟人对他的敬畏、恐惧和神化之中长大的。人们普遍给我的一个不可能更深刻的印象是，人在他们心目中大致被分为三等，最末一等就是一般的、无权无势的农民，在他们眼中这等人就是牲口，最多是牲口；第二等人是一般所说的“非农业人口”，他们包括一般的城市人、工人、端他们所说的“铁饭碗”的，在他们眼中，只有上了这等人的人才能算作人；最高的一等人在他们眼中那就是神或人神了，这等人就是一般所说的领导干部。他们给我的感觉是，我们的张书记虽只是小小一个大队党支部书记，也是被他们划在神或人神类里面的。
　　可能是因为长期受他们这种影响，再加上我毕竟只是个孩子，在我身上都形成了一个可能已经带有精神病理特征的情形：只要一看到张书记，我就看到阳光从来只照在他一个人身上，也只有他一个人才能呼吸到新鲜空气、拥有广大的空间和世界，他拥有山、水、天地、万物，拥有所有人的生存和生活所必需的那一切，就是其他大队干部都不能和他比，他们虽然也是人，却是生活在水下的，只有偶尔才能上岸来呼吸空气和享受一下阳光，而像我们这样的一般农民，就是生活在岩石和泥土里面的，完全见不到阳光，完全呼吸不到空气，完全没有空间和世界，我们已经不再是人，甚至于不再是生命，我们四肢五官、五脏六腑都早已经被迫变成岩石和泥土了。
　　要知道，这些对于我可不是比喻什么的，而是我实实在在的感受，甚至是一种不可能更直观、形象、具体的视觉形象。我虽年纪尚幼，可我已经是好几年感觉不到阳光照在我身上了，即使阳光不可能更强烈直接地照着我，我也感觉不到，只感觉到那种似乎只有从来没有被阳光照着过才可能的冷。在视觉上呢，也只有在张书记那样的人和他们的子女身上，还有人们所说的“城市人”、“国家人口”等等身上，我才能看见色彩、生命等等东西，而且这一情形在我身上还在不断向前发展，就是说，不断进一步恶化。
　　当这些似乎只有他们才是人，我们这样的只是岩石和泥土的人出现在我的视线中，特别是离我很近的时候，我会越来越无法避免地感觉到他们是火堆或太阳，而我只是一只小蜡烛，我正在这些火堆旁和太阳身边不可逆转地融化着，直到化为一缕青烟消失。这是一种不可言说却是我越来越无法承受的整个身心的难受，我觉得这种难受就来自于他们才是人而我是泥土之间的那种对比。这种对比只有你处在这种对比中时才会知道它有多可怕。我通常是为了自尊，为了自己即使是堆泥土也得“直立”着而使自己这时候的处境更加难堪和难受。
　　作为一村之长，一位铁腕式的领导人物，张书记个人的表现也的确不同一般。他不苟言笑，从不喜形于色，永远都是那么一副威严、沉着、凌驾于沟里一切之上的样子。除在会上讲话外，他很少说话，说出的话每一句都掷地有声，都像是在发布命令，而且也没人敢不听。沟里哪家的小孩哭了，大人只需说一声“张良策来了！”小孩马上就悄无声息了。
　　他手里永远拿着那个象征他所干的工作更象征他的权威的红本本，每天他拿着这个红本本慢慢走出来，一沟在地里干活的人都会几乎同时看到他或感觉到他出来了，有人递个声“他出来了！”仿佛不要说人们了，就是那些田坎地塄也为之一紧。但是，他慢慢走在沟里的大路上，慢慢走在人们的视线中，他却从来也不会正眼看一下沟里的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件事，任何一样东西，他对什么都不会正眼看一眼，却让人感觉到沟里的一切都是牢牢控制在他手里的。
　　他一般是要每天中午时分才会从他家里走出来，而他在这个时候走出来也一般是去他的相好家里“过午”。人们所说的他的相好，就是一沟孩子仅凭自己的眼睛看得出来的也有好多，她们有些是男人在外干“国家工作”人也长得有模有样、平时也穿穿着着的女人，有些是一般农民家庭的也生得有模有样和爱穿穿着着的家庭主妇。张书记每天中午时分到他这些相好的家里“过午”，已经成为沟里一景，他出来了，人们不只会说“他出来了！”还会说“他又去他某某相好家过午去了！”
　　每到这个时候，在学校上学的饥肠辘辘的我们下了课，都会拥到教室外边找个地方看张书记又去他哪个相好的家里“过午”。我们的学校是沟里一座小山上的一座破庙子,站到小山边，沟里大半景象都可尽收眼底。到张书记到他的相好家“过午”的时候我们都还要上两节课才会放学，而我们一天只吃两顿饭，每顿饭都吃不饱，每天都处于半饥饿甚至于饥饿状态。我们还是孩子，来看张书记到他的相
　　好的家里“过午”，主要关心的是他的相好今天又会给他弄什么好吃的，还想不到其他的事情。
　　在田间地头干活的人们这时候都会低头装着十分认真干活的样子，却又都在偷偷猜测张书记今天是去他的哪个相好家“过午”。听他们的说法，看他们的表现，我的印象是，他们一方面完全知道张书记到他的相好家“过午”过的到底是什么午，它还有远远超出他的相好给他弄好吃的的内容，那比吃好吃的还会叫张书记个人得到舒服和享受，
　　另一方面，张书记这样的“过午”不是别的，就是那神圣的“为人民服务”的革命工作神圣的组成部分，是绝不与“为人民服务”这样的事情矛盾的，它不仅不会使张书记作为一心为民全心为党的好领导好干部的形象受到丝毫的负面影响，相反，还使他这作为这样一个形象更加完美和高大，更让人敬畏有加，更不是一个凡人而是人神了。
　　张书记慢慢地、旁若无人地在人们的视野里走着，走进了哪一处院落外面的竹林，人们也就知道他今天是去他的哪个相好家了。这时候，他的这个相好若在地里和大伙一起干活，就会扛起农具，招呼也不打一个大模大样大摇大摆回家去了。过一会儿，她家的屋上就会冒出袅袅青烟来，人们小声你一言我一语地猜测今天是吃煎饼呢还是鸡蛋油面条。在他的相好家，张书记有可能到了下午才会出来，但是，不管他什么时候出来，他的这个相好也一天不会出工了。有时候，人们看今天他有哪个相好没有来出工，也就知道他今天会去哪个相好家“过午”。但不管他这些相好出不出工，生产队的记分员也会给他这些相好记全天的工。这是一大队所有生产队都默认的惯例，要是放在我在电脑前打这些文字的时候，可能就会被说成是“潜规则”了。
　　张书记是沟里最大的景象，甚至是沟里唯一的景象。他每天中午到他的相好家“过午”是沟里一景，每天傍晚到沟里这家人或那家人家里“宵夜”也是一景。他“宵夜”就不只限于他的相好家了，而是沟里半数以上的人家。这些人家的对象是基本确定的，就是沟里人们通常所说的那些“不是二不挂五的人家”。“不是二不挂五的人家”的意思，可以理解成一般正常的人家，不是那种被划归没名堂、二百五、废物类、败类或异类的人家，在寻常百姓中既是良民顺民还有一定的根底，不让人特别看不起，至少招待得起张书记、张书记受他们招待也不会让张书记觉得有损身份的那种人家。沟里当然大多数都是这样的好人家。
　　如果说张书记到他的相好家过的那午除了好吃的还有其他内容，那他每天晚上到沟里这些好人家“宵夜”，主要就是吃好吃的了。因为主要是吃好吃的，那就不能是煎饼或鸡蛋油面条那样的东西了，而是要实实在在有大肉的。
　　张书记到这些好人家“宵夜”并不是张书记的规定，而是沟里人自觉自愿自然而然一步步地形成的。这个过程我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它发展一步，我的年岁也就长几个月。开始是沟里几户好人家晚上经常请张书记去“宵夜”，后来就是这几户人家每天晚上都要请张书记去“宵夜”，并且有新人家加入到他们这个队伍中来和有次序、有约定地轮着来，随后，加入进来的人家就越来越多了，最后是沟里所有被认为或自认为是一般好人的人家、“不是二不挂五的人家”都加入进来了，并且是有次序有约定地轮着来，等轮完了所有这些好人家后，歇息几天，就会有一户好人家站出来带头，接着就从他这里开始轮着来，直到轮完所有的好人家，如此周而复始。每一轮带头的人家也是轮着来的，这一轮是你带头，下一轮就轮到我带头了。一村人在这个事情上互相配合得最好最和睦最有组织纪律性，完全没有产生过任何纷争，可以说，在记张书记每晚有好“宵夜”这事情上把张书记服侍得也只有那么周到细致了。
　　实际上，沟里这一请张书记“宵夜”的群体还真是有组织有纪律的。我就经常看见这些好人家的那几个公推出来的代表人物聚在一起商议请张书记“宵夜”的事情，别提多严肃和认真，议论的内容就是这一轮子请张书记“宵夜”的内容每一家人该定在一个什么标准上，比方说，炒几个菜、菜里有多少肉、肉是猪身上哪个地方的肉等等，还商议这一轮子轮完了，下一轮子从什么时候开始，从哪一家人起头。对这几个代表商定的内容每户参与进来了的好人家都遵循得很好很自觉很透明。我听他们说，有哪一家人不按大家商定的做，比方说，商定这一轮每家人给张书记做的“宵夜”的规格是半斤肉，你给张书记做的“宵夜”的规格却是一斤肉，其他人有样学样，也一斤肉，如此一来，最后所有人家都得按一斤肉的规格给张书记做了，那可就把大家害苦了。我听他们说，他们不求讨好张书记，只求不得罪张书记，求个心安就成了，大家都是一样的人，家里拿不出啥子，不要弄出害了别人也害了自己的事情。
　　不过，沟里还是有人请张书记“宵夜”的规格远高于其他人，只是，约定俗成，他们不算在一般的那个请张书记“宵夜”的群体之内，都是个别的、无组织的行为，他们通常也是在那个一般的请张书记“宵夜”的群体上一轮子轮完了下一轮子还没开始的那几天内请张书记，也不是大张旗鼓地请，而是偷偷的。这几户人家这样，那都是有个人目的的，不为只求个“心安”而已。我们家就是这样一户人家，只是这事情我们放在后文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