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6章四十岁上大学 
　　中频炉又出故障了，炉子里的钢水还未达到出炉温度就停机了。知春和动力科的电气技术员老郑修了几天了，还没修好。快到月底了，精密铸造件供不上将会影响这个月生产任务的完成。厂长齐鸿图亲自来到车间过问此事。厂长来时，知春和老郑正在检修中频发生部分，观察着显示屏上的波形。中频炉是西安电炉厂的产品，用可控硅对50周的工业频率实现先整流成直流电，再逆变成1000-8000Hzd的中频电流，让炼钢坩埚外的线圈产生涡流融化铁水的。当时是一项新技术，但由于国产的半导体元器件不过关，原理正确不过，就是元件老是坏，一个200A的可控硅元件200多元，我们一个月的工资40多元，换可控硅我们心疼啊！从示波器的波形指示是可控硅不能触发，但触发波形是好的啊？
　　    齐厂长是个老工人出身的厂长，对于机械十分在行。机械的运行能看得到，电子和电流的运行不是直观的，它要假仪器仪表来模拟显示。我们把情况向厂长做了汇报，特别说明可控硅是刚换了不久的，但还得换。     齐厂长拍板：“你们既然断定了，就换吧。”换了可控硅中频炉修好了。
　　    机器修好了，韦青的心并没有平静。他老在琢磨着可控硅的事，为什么刚换的元件这么快又坏了呢？自己没有受过专业的教育，凭着一股天不怕地不怕的精神，什么都敢干，搞单晶炉是如此，搞电子元件也是如此，搞精密铸造也是如此。也许这股风吹遍了全国各地，当时连医学院都在搞教育革命，五年的学制改成了三年，医学教育的体系改成了逆行教育，本来是从人体解破、人体生理、人体生化入手再到病理和疾病及疾病的治疗。改成从疾病入手向上推着学，美其名曰急用先学。结果造出了一大批只知所以，不知所以然的人才。自省的结果是：还得系统的学习。
　　    机遇来了，1979年1月，中国和美国建立了外交关系，邓小平访问了美国。2月初广播大学建立了。很快广播大学普及到全国各地。厂里也组织了入学考试，舒青报名参加了电工专业的考试。开始了系统的电工专业的学习。
　　    中美建交打开了中国通向国外的窗户，一股学习英语的风在全国吹开来了，这股风势头大，经久不衰，一直刮过二十世纪，到今天依然不息。当年的英语教材是稀缺的，知春好不容易弄到一套《灵格风英语》，宝贝似的带在身边，背啊记啊的学。像知春这样身怀大志的青年在凤翔仪表厂不在少数。
　　    经济建设需要人才，十年文革耽误了人才的培养，尽管大学恢复了招生，第一批学生的使用也得四年之后，解决这个矛盾的办法是在职教育，除了电大之外，古老的函授教育也重登舞台。当时全国只有北京大学和武汉大学设有图书馆系。北京大学图书馆系决定在X省办一期函授班。消息传来，岚山大学图书馆的职工都踊跃报名，年届四十的舒丽心里也痒痒了，又担心考不上。回家和丈夫商量，丈夫尽泼凉水。说：”都四十的人啦还上什么学，还想和女儿比啊/“”上过个初中，都过了二十年了，还记得多少？别去考了，考不上丢人现眼的。“舒丽也七上八下的拿不定主意。
　　    上班的时候她对赵明说：”赵老师，北大函授班招生，你看我能去考吗？“
　　    赵明说：”有啥不能考啊？很多人都报名了。”
　　    “我怕考不上？初中毕业都二十年了〉”舒丽说。
　　    “你毕业二十年，别人也毕业十多年了，怕什么？你要考我来帮你复习。只要努力，别人用一分力，你加它一倍，一定能考上。”赵明鼓励她说：“要不我陪你考，陪你读。我也再学一次。”
　　    就这样舒丽报了名，为了迎接考试，他们俩每天在办公室学习到很晚才各自回家。
　　    功夫不负有心人，发榜了舒丽果然榜上有名，有赵明垫底，四十岁的舒丽还不是班上最大的函授生。赵明的奉献感动着舒丽，成了舒丽无话不说的朋友，也是她心中比丈夫更可靠的依靠。
　　第37章两地书
　　我和晓秋还在恋爱中，不像在大学时每天见面了，但每周六傍晚在护城渠畔的散步还保持着，沐浴着渠畔上的微风，迎着即将坠落的夕阳，看着美丽的晚霞，谈论着我们读过的小说中情节和感触，交流自己听到的新闻和看法……。唯独结婚的事没有触及，因为需要得到她父母的认可，我们在等待。
　　      公安部新上任的部长赵苍璧调老下级甘黎明入京任职，家属可以随调入京。晓秋我告诉了我这一消息，她说：“我心里很矛盾，能进首都北京是每个人的梦，现在就要成真了，我又拿不定主意了。”
　　       我问她：“为什么？”
　　       她娇慎地说：“明知故问，还不是为了你。”
　　       我问她：“你爸妈怎么看？”
　　       她说：“我爸说我们就你一个独生女，这次调动进京是个机会，怎么也得带着你。我说能否把知春也带上？我爸说只能带一名未婚的子女，这是政策规定的。知春的事以后在想办法。”
　　      “既然你爸说了，你就走吧，我争取考研究生去北京和你见面。”我说。
　　        晓秋就这样离我而去，留给我无尽的思念。我们的两地书开始了。一个星期之后我收到了她的第一封信：
　　“知春：你好！
　　我就要上班了，是在社科院文学所。做什么还不知道。这几日在北京到处奔跑，从天安门到颐和园，把首都转个遍。故宫里的文物，北海的景致都让我大开眼界。人们思想的开放是我所料不及的，大街上姑娘们穿着连衣裙，花枝招展；小伙子穿着喇叭裤，牛仔服招摇过市。不像咱们岚山还是灰蓝一片。港台歌星的歌曲也在偷偷的流行。我也学会了几首，尤其是邓丽君的歌，委婉动听，有许多关于爱情的歌。有一首《我只在乎你》歌词这样写道：如果没有遇见你，
　　我将会是在哪里？
　　日子过得怎么样？
　　也许认识某一人，
　　过着平凡的日子。
　　不知道会不会，
　　也有爱情甜如蜜？
　　任时光匆匆，
　　我只在乎你，
　　心甘情愿感染你的气息。
　　人生几何？
　　能够得到知己，
　　失去生命的力量也不可惜。
　　所以我求求你，
　　别让我离开你，
　　除了你我不能感到一丝丝情意......。
　　你看这歌词对爱情的表白是多么真切，这是我们以前想都不敢想的表白。抄这首歌词也就是表达了我对你的情意。你呢？
　　另北京对“两个凡是”在讨论，小平观点是“实践是检验一切的标准”，华主席可能会换成胡耀邦。
　　等我爸安定下来我再求他调你来京，等着你！吻你！
　　晓秋“
　　收到晓秋的信我激动万分，看了一遍又一遍晚上很晚都睡不着觉，翻来覆去，最后还是翻身下床写了一封回信：
　　”晓秋：吻你！
　　来信收到，辗转反侧睡不着真想马上见到你，你问我的情意。我也把泰戈尔的一首诗抄下来作为回复：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的距离，而是我站在你面前，你不知道我爱你；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我站在你面前，你不知道我爱你，而是爱到痴迷却不能说我爱你；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我不能说我爱你，而是想你痛彻心脾，却只能深埋心底；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我不能说我想你，而是彼此相爱，却不能够在一起；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彼此相爱却不能够在一起，而是明知道真爱无敌却装作毫不在意；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树与树的距离，而是同根生长的树枝，却无法在风中相依；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树枝无法相依，而是相互了望的星星，却没有交汇的轨迹；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星星之间的轨迹，而是纵然轨迹交汇，却在转瞬间无处寻觅；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瞬间便无处寻觅，而是尚未相遇，便注定无法相聚；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是鱼与飞鸟的距离，一个在天，一个却深潜海底；
　　亲爱的，如今，你就在我身边，我们却不能在阳光下相爱。这是泰戈尔的诗《世界上最远的距离》，是一首经典之作。我拿这首诗来表达我对你的情意。你能接受吗？我在这儿一切如常，不过，我在加紧学习西方哲学史，每天脑子里除了你就是康德、黑格尔、柏拉图，还有就是英语单词。我准备考北大哲学系王庆同老师的研究生，王老师从岚山回到北大后，现在是哲学系西方哲学史教研室副主任，我们还有联系。我经常写信给他向他讨教。我争取凭自己的努力考上北大，和你拥抱！问候伯父母好！爱你的知春“80年代也是个躁动的年代。这种躁动不是因为挣钱少，买不起房，或者因为堵车、挤不上地铁和空气污染，那时的躁动是因为思想长期饥渴后的饕餮和对未来的理想主义的神往。我想起西方理论家卢卡奇对一个或许不存在的古代的描述：“那是欢乐的时代，星空就是全部潜在道路的地图——那个时代的道路得到星光的照耀。在那样的时代，万物皆新，却又熟悉，虽然充满奇遇，自己却能够把握。世界宽阔，但是又像家园，因为灵魂里燃烧的火焰本性与众星一样。”我常想这也许就是中国的八十年代。那时候，爱情对大多数青年来说胜过一切，就像五四时期的青年一样，为了爱情可以不问出身，不问富贵，只要一见钟情，只要两情相悦。
　　诗歌在当时很流行，老诗人艾青、徐志摩、臧克家、雪莱、莎士比亚的著作刚刚解冻，新诗人顾城、北岛、舒婷等又赶上了流行。用诗来表达爱情是最合适不过的载体。我和晓秋的通信也都在所难免的引用现成的诗句表达我们之间的感情。就这样每周一信的你来我往，维系着我们的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