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我在图书馆
　　我留校了，被分配到图书馆工作。这三年天天在图书馆泡着，图书馆是我一天三点一线生活中的一个点，对馆里的一切并不陌生。见过了李馆长，李馆长把我领去见采编室的王庆同老师，让我留在采编室跟王老师学着分编图书。我和王老师不太熟，但听舒青的姐姐老提起王老师，说王老师是北大的讲师，原来是教西方哲学史的，会德语和英语，以前曾翻译过许多西方哲学书，57年反右，被定为右派分子，不宜教学了，被发配到了岚大图书馆，舒丽特别敬重王老师。受舒丽的影响，我虽未和王老师接触过，但从心里敬重着王老师，能跟着王老师一块工作，我打心眼里高兴，以后可以跟着王老师学学哲学，学学英语了。
　　我见过了王老师、彭老师，跟着李馆长离开采编室来到流通部。由于经常来借书和看书，我和舒丽及小李、小关、小田都很熟。
　　未等李馆长介绍见到舒丽我就先开了腔：“舒姐，我来图书馆工作了。以后多关照啦！”
　　李馆长问：“你们认识？”
　　舒丽说：“他是我弟弟的朋友，上学时老来馆里看书借书，和我们都熟。就不用你介绍了。”
　　回到采编室，我开始了自己的工作，先听王老师介绍分类法，什么科图法、人大法、中图法，王老师不愧是北大的讲师，讲起来条理分明，明白易懂。没几天我就学会了图书的分类编目。能够独立分编图书了。
　　每天分编图书，为了能给图书正确的分类，对新书总要看看内容介绍，有的书还得粗粗地浏览一番，浏览群书使我长了不少知识。文革刚刚结束，许多原来的禁书得以重新出版，新的观念开始冒出嫩芽，我像一个刚走出沙漠的人，贪婪的呼吸湿润的空气，大口的喝着久盼的甘露。爱读书的我如鱼得水了。
　　粉碎了“四人帮，百废待兴，77年3月，中央会议揭开破乱反正的序幕，8月中旬召开了十一大，在十一大一次中央全会上，选举华国峰为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为副主席，组成常委会。邓小平上台伊始就着手恢复高考，当年冬季在自愿报名，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原则下有570万青年参加考试，但限于大学规模条件，只录取了27.3万人，录取率仅为5%。经济要发展，人才是短板，78年2月著名作家徐迟的报告文学《歌德巴赫猜想》在《人民日报》发表，陈景润的事迹犹如一股东风吹便九州大地。学习陈景润，知识是力量，科技能兴国成为社会的共识。
　　78年4月5日，中央决定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79年1月底中央为地主、富农摘帽。阶级斗争不再为纲了。以经济建设为纲，发展生产，实现四个现代化走上了中国的大舞台。
　　为了发展大学教育，许多老专家被解放出来，重执教鞭。北大来函为王庆同老师平反，王老师要调回北大了，彭老师也要调回北京协和医学研究所了。20年，从风华正茂的小伙到两鬓霜花，经历了多少坎坷，肉体的伤害和自尊的蹂躏……。我们为他们举行了欢送会，两位老同志激动的和大家告别，湿润的眼眶流露着既悲且喜的兴奋。二十年身处人生低谷，表现出的谦虚、宽容和平和得到了大家的尊重和同情。岚大就像他们的孩子，他们参与了岚大的创建。要分别了，总是依依不舍。
　　王老师和彭老师走后，西文编目由李馆长暂时代理，不久又调来一位老太太沈老师接了西文编目的工作。沈老师原来在医院当护士长，小时候在教会学校上学，英语读说都很好，本来在上海工作的她跟着丈夫来到x省。丈夫景文汇爱好文学曾是上海一家杂志的主编，57年反右斗争中因给党委提意见打成了右派分子，支援x省分配在一个山区的文化馆。沈老师在那里医院当护士长。文革中景老师也被群专了，发配到清洁大队拉大粪。摘帽后岚大把景老师挖到学校负责岚大学报的编审工作，沈老师随调到了我们图书馆。
　　沈老师是个风趣的老太太，花白的头发，慈祥的面容，可能当时已快60岁了。对她的往昔念念不忘。‘’一句我是西子湖边长大的‘’老挂在嘴上。她坐我对面，我们一面工作一面聊天，我听她讲教会学校的趣闻，她家景老师如何从一个内科大夫，被同仁推荐当了杂志的主编，又如何从大上海到了塞外偏僻的山区小县，又怎样到清洁队赶着毛驴车拉大粪……。
　　78年底传来要招收研究生的消息，我的心又蠢蠢欲动，想着通过考研究生摘掉工农兵大学生的帽子。我默默地努力着，
　　除了工作就是看书。
　　33、舒青家的小电视
　　凤翔仪表厂的生产依然按部就班的进行着，粉碎“四人帮”的喜悦并没有给生产带来多少积极的作用，只是精神上紧绷的政治压力没有了，感到轻松了。十年过去了，人们的工资一分没涨，虽然物价还算稳定，但原来的单身结了婚，生了子，负担加重了。大家有一种迫切要求改善生活的愿望，原来对政治的热情转化为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文化生活活跃了，许多文化革命前的老影片解禁了，周末礼堂放演的电影不只有样板戏了，《春苗》、《天云山传奇》、《洪湖赤卫队》........陆续上演了。《不夜城》中旧上海小姐穿着旗袍，露出一条穿着透明丝袜的秀腿吸引了观众的眼球，也引来一些老派人的非议。日本影片《望乡》里日本兵排队蹂躏慰安妇的镜头，虽然教育我们仇恨日本军国主义，但也透露出对“性”问题逐渐开放了。
　　广播电台播放的节目文艺成分增多了，李光羲的《祝酒歌》，关牧村的《吐鲁番的葡萄熟了》，李谷一的《乡恋》........。一下子冒出许多悠扬动听的歌曲，繁荣起来的广播节目诱惑大家购买收音机的欲望。虽然六十年代初，中国就生产出来半导体收音机。但由于元件质量不过关，当时电子管收音机依然是人们的首选。一台红灯记牌的电子管收音机一百多元，是一个二级工三四个月的工资，还是有许多人从牙缝里省出钱来，买一台满足对精神生活的渴求。
　　77年X省会岚山市建了省里唯一的电视台，厂里买了一台20寸的大电视机放在办公楼里，晚上吸引着大家挤着去观看，由于信号太弱，荧光屏看到不太清晰的图像。家里有一台电视机成了多少人的梦想。然而实现起来却很难，77年全国的电视机生产量只有20万台，到80年达到250万台，那时候收音机、缝纫机、自行车等都是凭票供应。这些票分到车间往往采取抓阄分配，以求公正，当然不排除利用关系走后门弄上供应票。电视机票分到基层更不可能。
　　一个星期天，舒青一家去省城看望姐姐。正巧在省交际处管后勤的姐夫，从供销社的朋友处搞到一台飞跃牌9吋黑白电视机，本来想自己留下来用。舒丽说：“咱们住在交际处大院，别人看到了该说你私留了分配的供应品了，影响不好，先不留了吧，等着以后买个大点的。”
　　崔保国说：“那这台给谁？”
　　舒丽转身问舒青：“要不你们留下吧？”
　　“那给我们吧。”舒青爽快地答应道。
　　就这样舒青花了二百多元钱，喜滋滋的把电视机抱了回来，这可是厂里第一台家庭的电视机。
　　舒青家住在家属楼一楼，单元里一层住着六户人家，就是通常叫的筒子楼，走廊南面是每家的卧室，对面是每家一个小厨房，两个只能有一个蹲坑的小厕所六家共用。他们家的一间半卧室是单元里最大的房型。外间住着舒青的父母,小两口带着女儿住在里面的半间。外间靠窗放着两张拼在一起的单人床，贴墙放着一个新买的五斗橱，是舒青花86元求在木器厂工作的发小帮着买到的，据说是木器厂仿上海家具生产的新产品。把电视机放在上面，拉出拉杆天线，打开开关只听到嗡嗡的杂音，看到是上下滚动的黑白条纹。“看来室内天线不行，还得装户外天线。”舒青说着关了电视机。
　　听说舒青带了个电视机回来了，同在一个班组的缪瑞天、刘林和好朋友李子奇都来了。几个人摆弄一会，确定是出在信号太弱的问题。李子奇说：“我在《无线电》杂志上看到过电视机室外天线的制作方法，看来还得架设一个室外天线。不过得用铜管做天线。”
　　刘林说：“咱们做冷凝器领的铜管还剩不少呢，正好用上。”
　　听刘林一说，舒青想起确有不少铜管在车间工具柜里放着。电子小组下马后，王晓宏调到新技术试验车间担任主任，他把舒青带了过来，组建精密铸造小组。组长是原铸造车间的技术员缪瑞天，刘林也是铸造车间调过来的，他们俩负责制模和浇注等，舒青负责管理和维护溶钢用的高频炉和中频电炉。以他们三个为骨干带着十几个家属工干起了精密铸造。厂里把原闲置的用于热处理的高频电炉给他们试着溶化钢水，又买了一台中频炉。钢水的温度达到1400度以上，是靠炉外的线圈发出电磁感应把钢块溶化的，线圈要用蒸馏水来冷却。制造蒸馏水的冷凝器是他们用铜管制成的，锅炉房送来的蒸汽通过置于水箱的铜管冷却变成蒸馏水来冷却中频炉。水箱里的水正好用来洗澡。
　　第二天，刘林和舒青按照李子奇拿来的《无线电杂志》上的制作图用铜管制作了一个室外天线，又在废品堆放场找了几根钢管，从厂区抬了出来。门卫睁一眼闭一眼放了行。
　　文革前全国提倡学雷锋，凤翔仪器厂开展过不浪费一根钉子的活动，十多年过去了，这些精神好像被文革大风吹走了一样，各个工厂流传着“党是妈，厂是家，缺啥就从家里拿。”的顺口溜。所以像电视天线这样市场上买不到的东西，也只能从厂里拿了。
　　他们把自制的天线吊到舒青家住的三楼楼顶，用铁丝拉线把十几米高的天线固定好，用双扁线引到电视机上，调整方位，当下面传来“好！”的一声，户外天线安装好了。
　　电视机有声音了，屏幕上出现了黑白图像，虽然清晰度不是很好，但是总算能看了。那时的电视节目不是全天候的，主要在晚上播出。每天晚上，左邻右居，朋友们的大人小孩早早搬着小板凳坐满了舒青家的外间空地，床上也都坐着人。十点以后才关机走人，不止一次父母住的床被不知是谁家的小孩尿了床。
　　一股坐沙发的风吹到了厂里，大家自己动手做沙发。舒青也用一扇旧木门做了框架，在厂里拣了点废包装铁条钉在框架上，在农村小作坊买来弹簧和棕丝，找来些包装用的麻袋蒙在弹簧和综丝上。买了些花布，自己裁剪好，让妻子用缝纫机扎成沙发套。沙发就做好了。
　　虽然物资依然贫乏，食油每月每人4两，肉每月每人半斤的供应着，但厂门口农民卖菜卖鸡蛋已经放开了，感觉生活比前些年好些了。由于中频炉是耗电大户，我们只能上夜班白天休息着，刘林和老缪爱打鱼，隔三差五的去打鱼，打鱼回来总是拿脸盆端着给舒青送一点，改善一下生活，觉得生活有滋有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