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后，敌机越炸越厉害，城里的人纷纷逃到乡下或山区去住。学校也疏散到较远的乡下或山区，我家周围和墙门内已被炸，大哥闻讯已从外地赶回来一齐逃难。逃到哪里去呢？我们本身就穷，不干活就没有饭吃的。父母亲就去找原来与“锡壁雅洋行”老板养马和看后面房子的“李有大爹”和“李大妈”。他们是离城二十多里的乡下人，李大爹家在“六甲”，李大妈的娘家在严家村。严家村在盘龙江下流，靠近“海埂”（今国家运动员训练的地方）。李大妈还有两个哥哥在严家村，大哥种田少，以当村里巫师为业，原来就与我父母亲相熟；二哥种田能干。两家住在一个院子里，住房是各一排三间的土墙矮草房，当中一间是公用的客厅和灵堂，多归大哥用，大哥住客厅左边，二哥住右边。左边房间又隔为前后两小间，李大妈家人叫她大哥为“大舅爷”，二哥为“二舅爷”，我们也就跟着叫。“大舅爷”通常睡里边的一小间屋子，由“李大妈”、“李大爹”说情，让我们小孩子住外边一小间的一部分，此外利用他家屋顶的空间，搭上板成一个人字楼给父母亲住。这个楼大人只有最当中的地方能站直，其他地方都要弯着腰走。一把竹梯，靠在墙边侧着，只有上下楼时才放平，节省地方。大二舅爷两家各在屋外有一个小灶间做厨房，烧饭菜。他们平时以烧草柴为主。我们家烧炭，云南的“铁炭”好，耐烧，火旺，无烟，火炉随处移，哪里有空的地方在哪里烧。“大舅爷”同意。我家其实没有多少东西，除三个长条菩萨画像和供菩萨的供桌，桌子上的一些香炉、烛台、花瓶外，连人带全家东西，一条小船一次就运到了“严家村”安下。可是母亲特别迷信，菩萨是“至高无上”的，什么都可以少，菩萨不能少，菩萨保佑全家安全，越是艰难困苦的时候越要对菩萨忠诚。因此，供桌和供具一样也不能少地要把它搬到严家村。我们小孩子肚子里有意见，房子这么小，还把这些东西搬去干什么？拦路，但不敢讲。母亲也碰得巧，“大舅爷”是“巫师”，支持母亲。不得已，去搬。任务落在大哥和我的头上，雇了一只小船，夜里划到城里，计划早上吃过早点就搬下船。那时日本飞机通常是到上午九时以后才会来炸的，故计划八点正离岸保险。我们按计划进行。不料，这一天，八时还不到，空袭警报响了。我和大哥抬着供桌上面的板上船，心一慌，船一摇，我力气小，手一滑，板掉下水了。船夫赶快帮忙把板捞上船。这张大供桌板大概有65公分宽，两公尺多长，两三公分厚。放在船的高处，人躲在板下，还有点防子弹的作用。刚一放上，船夫见板面是大红漆漆的，大叫一声“啊哟！”他接着说：“敌机来，这么大的一块红色板向上要犯法的。”快翻朝下面，大家便急着翻（当时昆明发现日本特务是用红色和白色作标志暗暗指导敌机轰炸和射击的。红色和白色，飞机上容易看清楚）。我们惊恐紧张一番，终于把板翻身放定，开船。船到得胜桥，紧急紧报响了，随着敌机就到。
　　过得胜桥后是得胜桥码头，船舶集中，码头上人山人海，都是上下码头和火车的。当时滇越铁路在云南的起点站就在这里，敌机一到，就向慌乱躲避的人群来回俯冲扫射。我们的船正急速穿过码头，避开几次扫射后，赶紧往前划。突然发现一架敌机直扑我船。在千钧一发之际，船夫用力转船身，大哥扑倒在船上，我抬头一看敌机两排机抢“哒！哒！哒！……”飞来，我仰天倒下。子弹“秀！秀！秀！”已擦鼻梁飞过，我吓得目瞪口呆。这次到底有多少架敌机也没有看清楚。船夫非常勇敢，继续往前划，逐渐离开人群最多的码头，划进另一个桥洞躲起来。大哥爬起来，满口是血，嘴不知碰到那里，门牙碰缺了一块。我们真算命大，差一点点就见阎王去了。船到严家村见到了亲人，叙述此情景，无不使人感到惊异和幸运。我想：“不去拿这些东西就不会闯这大祸了。”母亲却不是这样想的，她说：“这正是‘老佛祖’保佑啊！”
　　我们就在严家村住了两三年，租金怎样算不知道，反正有钱就给“大舅爷”，他家都满意。我们在乡下与当地农民关系很好，许多事情他们都照顾我们。“大舅爷”也是穷人家，心能相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