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军向我国大举进攻，狂轰烂炸。当时的昆明虽然是大后方，但物价飞涨，民不聊生。1938年，海南沦陷后，日本航空母舰游弋北部湾，飞机起飞经过安南海防，直到昆明轰炸。我第一次见到的日本飞机是九架列队飞来，不太高，大人拉着我逃入农村。我倒一点也不怕，因为从来不知道轰炸是怎么回事，挣着要看飞机。飞机飞过不久，炸弹声轰隆隆响起来，才有些震惊。敌机这一炸，不仅物价涨，粮食全受控制了。要带着粮户本子到规定的粮店去买。每人每次大概不超过10斤。粮店大门用很粗的木栏做保险门拦住，老老小小都整天地在外面挤着买。买的人大都是拎一个“提箩”（当时昆明的“提箩”像菜篮，比菜篮略大，腰子形）。我那时只有七岁，妹妹五岁，父母上工。大哥13岁，早因生活所迫停学去当学徒，跟着人家到外地或山区去赶猪做买卖去了。于是只得叫我去买，人小，哪里挤得过人家呢？店里是好米先卖，差米后卖。我只买得到差米。什么样的米算作差米？粗糙、碎、谷壳多、沙子很多，有时是发黄的米。买回家，饭烧熟，咬起来满嘴沙子、谷子，味道又不好。老挨骂，自己一肚子委屈，但有什么办法呢？更可怜的是，有一次我米已买好正拎着回家，不料被一个不知忙什么的人撞了，把米泼得一地，他只赔个不是就跑了。我一心酸眼泪直流。我不把米捡回家，不止我挨饿，全家都挨饿啊！我一边捡米一边伤心地哭。真是：
　　一颗米粒一滴泪，
　　颗颗米粒催心碎。
　　那时日军在海防附近，安南属于法国的殖民地，法国尚未参战，日本兵还没有攻安南。但对法国老板的生意已有影响，同时昆明有日机轰炸，不安全。生意重点完全放到海防和巴黎等地去了。老板和老板娘都离开昆明到海防等地。临江里处的老板大楼、仓库及所有的东西都暂交给父亲管，同时交由法国领事馆监督。父亲的薪金由法国领事馆代发，物价涨而薪金不提高。更加可恶的是，1939年初，法国老板突然委托法国领事馆的“马加列”（译音，此人是领事）来清点并接管老板的全部财产。我家替老板保管的东西一点也没有损坏和遗失，如数交上。父母亲勤勤恳恳地为这些老板做了二十几年的工，对老板这样好，这样忠诚，可是被接管后就把父母亲一脚踢开。薪金就到那一天为止，并且限期马上搬出“洋行”住地。按理老板应付一笔安置费的，可是，“天有不测之风云”，不仅不给安置费，一天之中，突然失业，没有收入，没有住处了。法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是强国，我国是弱国，有理无处申诉，被赶出门。迫不得已，在逃难到昆明的海南同乡帮助下，利用人家的围墙搭了一个十几平方米的简易披住下。这个披里住我们家四口（大哥除外）和一位姓邓的同乡。相互间只用布帘子一隔，白天把帘子收起来就变成工场。替海南同乡的电池厂加工电池，擦电池锌壳，打纸钱、烧松香等等，几乎全过程都做。这活儿对我们身体影响最大的是，用锰粉等打成电池主体。粉是黑的，非常细，打起来会飞扬，容易把全家弄黑，而且毒性很大。当时，为了生活下去，不得不做。我和妹妹有的活也能做，例如：把纸钱理好，一个一个套在电池芯上，用砂布擦电池屁股等等。父亲有手艺，有时做“广东香肠”去卖，味道好，买的人还多，赚了点钱，大家很高兴。于是就“滚雪球”越滚越大。不料，有一次，母亲先把料作配好，加盐，拌入做香肠的肉内，父亲不知道，再放一次盐，结果，做出来的香肠咸苦了，哪里卖得掉，这一下子把赚的一点儿钱全部亏光了。香肠只得留下自己吃。后来又和一位同乡合起来做“广东烧猪肉”卖。之后又和同乡合伙做一点昆明——海防往返生意。例如把云南的香菇等土特产运到河内、海防去卖，把海防、河内的海货等运到昆明卖。那时有铁路通车，来去方便。赚了点钱，生活有点好转，便正式租了临江里36号墙门两间二楼木板房住下。这时三弟冠辉生下，但好景不长，日本飞机原来是依预定目标炸的，后来是乱炸。我们住的地方算是近郊区，整条临江里除“锡壁雅洋行”和“龙公馆”（当时云南省主席，龙云第三老婆住处）是洋楼外，都是低楼平房，可是我家两旁都被炸了，左边的房子炸成直径30多米的坑，右边炸弹丢进河里。我们怕起来，只得全家逃到离昆明二十多里路的严家村避难。
　　哎！当时的法国鬼子使我们无家可归，日本鬼子使我们性命难保，这双重的灾难像火药一样埋藏在我的心中，一触就会爆炸。在我幼小的心灵里对帝国主义之恨已根深蒂固，立志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列强，立志建设富强昌盛的中国，让中国人在世界上扬眉吐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