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初中二年级是在昆明粤秀中学读的，那时我的英文和数学成绩是全班最好的，英语、数学两位老师也特别喜欢我。初中二上学期开学，正值日本鬼子投降之际，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3日正式签署投降书。举国上下都在一片欢笑声中，老师、学生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下来。9月下旬才略上正轨。10月领导人到重庆和蒋介石和平谈判，又引起了师生的关注。谈判后不久蒋介石撕毁了“双十协定”全面发动内战，师生非常反感。接着蒋介石枪杀李公博，枪杀闻一多，枪杀西南联大、南菁中学等学生……引起了反内战的高涨，全市学生罢课，游行。先是各大学游行，接着出现中学生游行。国民党立即派兵阻拦。有一天，我们粤秀中学全体师生已准备好游行，队伍刚出发，国民党全副武装的军队赶到，立即把许多机关枪架在大门口，不准我们出门游行。宣布谁出门就开枪打死谁。校长、老师和他们交涉，争论很久。他们说他们是执行命令，不讨论是非。双方一直僵持到中午。老师为了保全学生的性命，免受无辜的伤害，学校才宣布取消游行。国民党军队才放开路让学生回家吃饭。虽然我校学生被拦而游行不成，但心同全市学生一样，反对蒋介石独裁，反对内战一浪高于一浪，哪里有心坐下来读书呢？这一学期，就是在动荡中过去，我们一点课业都没有学到。春节过去，我们便举家回海南。庆祝祖母七十大寿后，已经是3月初了。各校已开学，不收初二下插班生，回昆明也一样。正在一筹莫展之际，忽得消息说琼海中学将召一个“高中预备班”，为当年秋季正式招高中一年级学生作准备，我喜出望外。入这“高预班”需考试录取后才能就读。我别无选择，只能勇敢去应考。考这个班，要求学生具有初中毕业水平，一般需要有毕业证书，以同等学力考的，分数要求要高一些。我初中没有毕业，没有毕业证书，只能以同等学力考。我原名蔡冠智，如果用原名考不上，丢面子；同时觉得如果被查出我初中还没有毕业，那会不录取我的。于是就决定改名。改什么名？我想了好久，我仰慕民族英雄，就挑选了“岳飞”的“飞”字；又要学习勇敢精神，选了个“勇”字，于是就成了“勇飞”之名。这名也有点吉利，一考就被我考上了。从此我就用此名，一直到现在。“冠智”之名后来易人了。我“六哥”和“六嫂”在昆明住了一年光景，两人关系仍不能合好，只得返回海南。回海南后，“六哥”想考海南医学专科学校学医。他过去只读过私塾，什么学历凭据都没有，报“同等学力”考，怕学校也不会收。于是，他和我商量用我的初二上成绩单和证明书以“同等学力”去考。他原叫“冠英”，就改名叫“冠智”，反正我已经用了“勇飞”。幸运，他考上了。从此就叫“冠智”了。不过在家时长辈们口头上还是习惯叫我“冠智”，叫“六哥”为“阿六”。他工作之后把“智”字改为“志”。他学习认真，工作出色，成绩卓著，后来当了广西南宁医院院长，妻子也是名医，后来他因病去世。
　　话说回来，“高预班”开学，我一看班里年龄最小的是我，人也小，坐在最前排。同学中多数二十多岁，并已工作多年的。有的开百货店，有的开文具店，有的当过职员或工人，有的当过报社记者等。如：蔡彬影同学笔名“水鸟”，文笔很好，只是没有文凭，来“高预班”镀镀金。班里程度参差不齐，相去甚远，老师上课非常为难，我也就遭殃了。英文，班里只有我和南洋回来的侨生等几人读过，其他同学都没有接触过。日本学校毕业的学生会日语，读私塾的学生没学过外语。英语老师照顾大多数只得从ABC教起。这一学期英语我不仅没有进步，学会的也忘了不少。数学，我主要缺初三三角几何基础。“高预班”总共只有三个月读书时间，老师都采取从初一到初三，三年课程的复习性教学。对我来说是浪费时间，该学的知识却没有学到。况且我对老师讲课的话听不懂，他们不是海口人，方言音重，因此我的数学成绩明显下降。语文，那时叫“国文”。老师算是很有水平的，但教的是文言文。写作也求“写文言”。我从小是读白话文写白话文的，不会写文言。不能与其他同学相比，故成绩也下降。但是我仍然是拼死拼活地学，我知道比不过那些大同学就考不上高中，就有辍学的危险。父母亲说过，我学不上去就不给我读，学得上去就尽量供我读书。大哥已辍学，主要供我。全班50余人，学校规定，期末考试，总成绩平均在75分以上的，可以直接升入琼海中学高中一，不用参加入学考试。我考得78分，得到直接升入，高兴万分。父母亲只得供我读书。全班能直接升入高中的同学共17名，有的重考，有的退学了。
　　读高中，我算“跳级”跳上去了，但我觉得我几乎在悲喜之间徘徊。悲的是时有留级的危险，学校规定，两门主课或一门主课，两门副课不及格者留级。我下面几门课最伤脑筋：第一，数学。在初中我的数学是佼佼者，到高中却落后了，原因是没有循序渐进地读书，学习的系统性脱节，因此跟不上。初三年级的三角、平面几何我未系统地听讲过，作过扎实的练习，缺乏基础，到高中学函数、立体几何，困难就大了。初中代数学的虽较好，高中教大代数的老师是海南儋州人，说的是满口儋州话，讲的课我根本听不懂。海南的儋州话与海口话相差甚远，相互通话困难。以浙江方言作比较，海口市若比作杭州话，那么儋州话就像衢县话那样。那时我只凭语感直觉，没方言知识，故不能很快地掌握老师的方言特点听懂他的话，因此上大代数课听不入脑，学习怎么会好呢？故时有不及格的危险。化学课，那时因抗战刚胜利，琼海中学原是以海外华侨为主捐赠款办的，在抗战前已颇有名气，学校面积相当大，设备都较好。抗战期间被日本鬼子全然破坏，并把学校作为日本宪兵司令部。被抓入此司令部的人，十有九死。因此学校恢复高中时化学仪器几乎全无，纸上谈兵；我的数学基础又差，怎么学得好呢？也常有不及格的危险。国文课，则是笑话课。我们的高中课本是采用当时中华书局本，较深。课文是从古到今。高一的一位老师在海南是有名的，但是全部用海南话讲课，他普通话（那时叫“国语”）讲不好。普通话口语和书面语语音是一致的，一字极少有两读、三读现象。海南话则不同，口语和书面语几乎是两套语言，多数字都有文读、白读两种或三四种读音，还有训读或公认的“错读”法。如：“别墅”读如“别野”；“苑”读如“宛”等。很不容易掌握。我小时候跟父亲学的话都是口语，不懂得书面读法，老师用书面语言读书或说话，我简直像听另一种语言一样，十分困难。别的同学读一课书，最多只有十多二十个生字词，而我，通篇都是生字词。普通话不懂可以借字词典查知，海南话不懂，那时是无字词典可查的。我要一个字一个字请教同学，请教老师，读的功夫比别的同学大几倍，但学的还不比别的同学好。至于作文，更可笑。抗战胜利了，老师要接受新思想，中学生写作规定用白话文写，老师只得照办。老师向我们说：“写白话文，就是要明白如话，口头上怎么说，拿起笔来就怎么写。口头上说清楚的，写出来也就清楚了。”用白话文写，我在云南读书都是这样的，昆明话口语和书面语基本上也一致，怎样说怎样写即可。海南话可大不相同。我做作文按海口市音写话，我自己看是很通顺的，例如：“汝行去处？”（你走到哪里去？），“汝食饭去无？”（你吃了饭没有？），“天亮早起身走三圈。”（早晨起身跑三圈），“先生讲话我无识。”（老师说话我不懂）等等，但是作文交给老师，老师的批语是“语句不通”四个字。考试作文分数占比重大，成绩怎么会好呢？也有不及格的危险。数学、国文两课不及格其它课再好也要留级。那时我们的国文老师对“白话文”的概念也是似懂非懂的，更不了解各地的方言情况，只说：“口头上怎么说拿起笔来就怎么写”是不确切的。应该说：“口头上按普通话（当时称“国语”）怎么说拿起笔来就按普通话怎么写”才正确。因为教师评学生作文的语言分是普通话分，不是方言分，我后来才慢慢悟到。我这两门课能及格，我的平均分数就不低。体育全班第一，都考90几分，音乐、图画、英语、军训，大都在前三名之内，其它课也名列前茅。所以每考完数学，国文得知及格后就不担心了。总平均分数带回家，父母亲看后高兴，我仍然能继续读书了。“跳级”的喜悦与悲哀，至今我还记忆犹新，并觉得能影响至今。坏事在一定条件下也会变为好事：我因回海南读书“跳级”，学到了许多非正课里能学到的语言现象，在学国文课中，我学的要比其他同学学得的多，这对我后来的语言文字研究工作，尤其是汉语方言研究是很有好处的。当然我现在介入电脑汉字信息处理研究，缺少坚实的数学基础，有碍进入电脑更广阔的天地，是很遗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