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转型发展如火如荼。对于这关乎国家、社会和企业生死存亡的天字一号大事，自当“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有时，真就这么想。
　　然而，无奈“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古训声声捶耳，令人久久欲罢不能。似梦非梦之间，竟然鬼使神差的杞人忧天起来，且一发不可收拾。尽管内心力求点到为止，却经不住壮怀冲动激烈，难免逆耳太过，如之奈何？
　　有道是，任何至高至上的宏图伟业，无不有赖于准确地把握事物本质属性为前提。因为，谁都不能够否认，认识(思想)是行动的先导，自始至终都左右着行为主体的价值取向，并很大程度决定着人们行动的最终效果。
　　然而，世界国家(企业)经济转型的大突围战中，似乎政治家们忘却了这一起码的常识。任尔纵横天下万般热门“经典”，却都难以找到对新经济本质属性拷问的只语片言。或许那些高大上的主流意识就压根儿笃定，它就只是过往旧经济的尾大不掉，无非是更换另一种冠冕堂皇行销于市而已。
　　事实上，只要从可变态物种生命演化的空灵中，就能够超然地领略过往旧经济与新经济的庐山真面目，并从容地鞭辟入里它们本质上存在的天壤之别:
　　从生命运动轨迹看，它们是两个截然不同的生命期间。国家生命成长彷佛同蝴蝶演化一般，都秉承4313生命密码运动前行。亦即整个生命过程，都将面临着四个期间、三个拐点、一次量变和三次质变的严竣挑战。时至今日，世界本身和多数国家都走过了“卵——幼虫”的生命孕肓期和“幼虫--成虫”的生生发期，正跨入“成虫--化蛹”的生命升华阶段。虽是一前一后，却凸显出了可变态物种的生命景象，已是另一种生命形态和不同的立世活法。
　　从发展的性质看，它们两个期间大相径庭。一个是以生命体由小到大、由少到多、由弱到强为变化特征，以表象化、渐进化和外延化的路径进行“量变”，反映的是一种放大镜或比例尺的原理；而另一个则是以生命体的机能蜕变、改造和生发为根本标志，以脱胎换骨式、内涵发掘式和变态发育式的通路进行“质变”。不仅是形态结构与过往形式不同，而是一种自我否定、自我革新、自我超越和自我创造的历史性生命进化。并且改变的形态又是集中在短时间内完成，使之生活习性上骤然间判若两人。显然，两者不可同日而语。这就决定了它们之间，在发展主旨、基本功能、生命诉求、运营对象和管理方式等方面，都存在千差万别。与之相应，过往的旧经济与时下的新经济，无论在价值取向、目标追求、运营路径、盈益通道和发展模式等内涵，还是在管理组织、改革重点、发展方向、欲求平衡和政策杠杆等选择，都存在根本上的差异，绝不能成为混淆光彩的色盲。
　　面对此情此景，倘若谋国者太过盲目地自信，把自已深深囚禁在过住的“老黄历”之中，无端地自鸣得意，那么，无异于指驴为马，玩世不恭；亦如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抑或逞强于“头过身就过”的蛮横。
　　人们或许会反唇相讥：若非要对新经济本质追根究里，那么，中国当下津津乐道的“新常态”时髦概念，不就是一种别开生面的诠释么？
　　毫无疑问，国家最高领导人这一极富大智慧的思辩，不仅是四两拨千斤地对过往中国经济发展的完美总结，对当下中国经济形势高屋建瓴作出的超然判断；而且是就中国经济发展形势骤变、下行压力巨大的环境下，对未来宏观经济政策走势和发展战略所作的前瞻性昭示。不言而喻，它对于抑制社会的悲观情绪、正确引导人们的希冀、转变发展方式、制定发展方略和优化国家治理等，都将起到拨乱反正、凝聚精神和明确向往的重大作用。
　　毫不夸张的说，这一看似简单概念的破题，其价值不亚于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小平的南巡宣言。正是那“抓住机遇，加速发展”的一声春雷，才使中国得以延续改革开放的雄势，从而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腾飞神话；也正是“新常态”不失时机地因应而生，才使得风云突变的中国经济没乱了方寸，并且展现出阳光灿烂的好势头，向世人骄傲地陈说着风景这边独好。
　　然而，欣喜之余，还必须有自知之明，绝不能被鲜花和颂歌迷失双眼。“新常态”这一极具历史和现实意义的命题，它的根本内涵到底是什么？椐官方喉舌所精心校正后的解读，大体蕴含有三：一是GDP从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甚至中速增长转变；二是经济发展方式从依靠投资驱动的粗放增长向依靠创新驱动的集约增长转变；三是有较高效率支撑的中速增长才是所期望的新常态，如果跌破6%-7%的底线，就不能再称为新常态，而应视为一种非常态。
　　当人们走出小小心灵，以超然姿态对这般煞有介事的权威解读审视，就不难发现，现今中国思想理论界对新常态的认知，仍停留在对新经济的表象化画蛋而已，显得何等的肤浅、片面和短视。仅仅是游离在数字化的经济时态、想当然的发展方式和理想化的心理预期之中，并未深进到新经济的内核言清道明子午卯酉，无非是过往旧思维的老调重弹，抑或是一种得体的自找“台阶”。
　　勿需讳言，新经济作为一种可变态发育式的“质变”，由此所引发的国家经济转型，绝非是常规意义上的“发展”字眼那么简单，它涉及国家生命力培肓和造就的方方面面，倘若凭好恶进行选择性的着眼，无异于缘木求鱼。
　　国家生命力是什么呢？由于国家是一种社会生命体，其经营成功是一种力量的体现。因而，人们在管理、改革和发展方面所做的种种努力，当然国家经济转型也不例外，其最终都是为了培育和造就这种力量。而这种力量的源头，追根溯底就是影响国家孕育、成长和消亡的那些重大因素。根据层次、性质和作用的不同，大体可归结为原发性、继发性和诱发性三类因素。
　　原发性因素，它是国家诞生时就具有的先天力量，宛如自然生命的基因，不能因时因地因人而随意更改，其生命组织和器官也是与之密码设计而配套，因而将其称之为原动力。体现在国家生命体中，它是由体制性、传承性、禀赋性和投资性等要素所构成。它们或是国民与国家关系的纽带，体现着国民的权利、责任和义务；或是类似于遗传基因，国家生命进化都是通过它们来实现；或是免疫系统,它对国家生命成长起到良好的规范和保护作用。显然，原发性因素决定着国家的诞生、类别和先天质量等，因而，国家的制度和体制不是一种随意的行为，它客观上遵循着某种特定的规律运行。
　　继发性因素，它是国家生命体降生后生存、发展和壮大的主体力量，很大程度决定着国家的应激反应和新陈代谢的能力，因而将其称之为能动力。这种因素，在自然生命体身上的体现，就是促进其生命组织发育和健康成长的因素。反映在国家生命体中，它就是构成和影响组织良性运动的那些重大要素，主要由运行性、创造性、动力性和基础性等要素构成。它们或是反映社会舒适度的痛感神经，或是经久产生国家、社会和人民动力的荷尔蒙，或是构成国家生命伟岸形体的组织硬件等。显然，国家健康和快速发展是多种因素有效作用的结果，而非是单凭依靠“唯势”的揠苗助长所能长期奏效。
　　诱发性因素，它是一种来自于国家生命体外部的矛盾性力量，其具有反作用性。由于这种力量乃是源自于客观外部因素，且是一种对外部因素利用、规避和转化后而形成，因而将其称之为外动力。对于自然生命体而言，这种因素就是生态环境和生物链等。反映在国家生命体中，集中体现为客观生存环境、和谐态度和驾驭能力方面。它是由稳定性、循环性、开明性和制衡性等要素构成。它们或是能量端口，或是生存空间，或是发展生态等。无论之中的那一种因素，都存在正向和负向的作用。显然，能否正确地规避、利用和破解外部矛盾性因素，将直接关乎国家生命体的能量交换、生存空间和生命进化。
　　现实中，那些构成国家生命力的每种要素，它们都不是孤立存在，其背后都拥有若干相关因子的支撑，而每一个因子的后面，又排列组合着数不胜数的分子。倘若对国家生命力进行动漫，它就是一座由国家生命力要素--要素分解因子--因子的组成分子等物质和精神因素，所有序砌起的壮丽金字塔。
　　而解读国家生命力的要素系光谱，大凡分布如是:国家原动力所包含的体制性、传承性、禀赋性和投资性等要素，分别由国体、政体、所有制、体制，文化、宗教、教育，资源禀赋、科技、人口质量，结构、产业方向、环境等因子构成；国家能动力所包含的运行性、创造性、动力性和基础性等要素，分别由行政、司法和非政府组织，科技、市场、产业水平，人才、公平、欲求平衡，经济、装备、教育的能力等因子构成；国家外动力所包含的稳定性、循环性、开明性和制衡性等要素，则分别由社会、民族、地区、就业，政策导向、市场规模、国际性，党派、新闻、社会、法律的监督，软硬实力、国际关系和军事能力等因子构成。并且随之社会的演进，将不断发生增减和轻重变化。
　　不言而喻，国家所产生的任何问题皆绝非偶然，都是国家“三力”作用的客观外在表现。当国家生命力构成要素缺失时，将导致相关力不归位而影响生命力之间的互动；当忽视国家相关要素所发生的突变时，将导致生命力相互间的作用机理失衡；当忽视国家相关要素力产生的障碍时，将导致生命力不能有效地迸发。凡此种种，使得国家“三力”的作用效果难以正常产生，甚至相互抵消。那种国家生命力严重不足的后果，必然是百病缠生和一蹶不振。
　　正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自始至终都有原动力、能动力和外动力的作用存在，并随之“三力”之间的相摩相荡，使国家获得经久不息的动力源。换言之，国家经济转型发展，只有围绕着国家生命力的真谛溯本探源，找出并摒弃阻碍生命力产生的障碍，努力实现“三力”归位，才可能达成国家生命力的最大化，也才能实现国家经济转型与新跨越取得伟大的成功。
　　然而，有道是境界决定高度，格局决定结局。那种对国家生命运动轨迹缺乏意识、对新经济本质不知所以，以及对国家生命力真谛的想当然，无疑使世界国家的经济转型发展，不可避免地上演一场可悲的“狼孩的故事”。
　　从出发点方面看，不仅没有从整体上朝着质变的方向去努力，而是更多的依然沉迷于用不同方法去进行量变式发展。似此对国家不同生命期间的独有指纹视而不见的后果，最直接的反映就是无情地践踏新时代新经济的客观需求，以致于与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格格不如，必然都存在有机性割裂、生命力缺失和成长点虚置等弊端。而那种不以雷霆手段对国家(世界)促及灵魂，进行生命肌能蜕化、改造和生发，以图谋世界最大发展公约数的后果，必然将使世界市场陷入“公地的悲剧”。
　　从着力点方面看，不仅没有根据经济发展所处的拐点时态去应对，而是仍然一如俱往进行平铺直叙的瞎折腾。由于潜意识内都没有追究所处生命期间、拐点以及量变、质变的萌动，以至不能切准国家生命运动的脉搏，大凡都存在生命轨迹的混沌、生命需求的莫然、管理层级枉纵。正是那种认识与行动错位导致的药不对症，使得很多国家经济转型的努力，成了白目的病急乱寻医。
　　从成长点方面看，不仅没有树立从优化国家(世界)治理结构求发展的理念，而是依然变着戏法进行外延化的量变式盲动。虽然发展方式上，较之过往注意科技含量、经济结构、区域联动和互联网经济等，但从大格局上还没有跳出传统思维的窠臼。特别是新兴体国家更是旧梦不醒，国内没了撒银子的去处，就向国外图谋。而真正向改革求发展的选项，还是一种漫不经心的面上敷衍。
　　从外溢点方面看，不仅没有形成与全球化相适应的大开大阖，而那种小确幸自喜、小天地自闭、小集团自乐乃至强权式围堵，却似乎越演越烈。以至于全球化和信息化所带来的大数化效应，不能真正有效地惠及国家和世界，还因为那些无端的壁垒与割裂，而使国家和世界的生存发展空间变得更狭小。
　　从行为方面看，不仅没有破茧出与新经济相适应的国家和全球治理的新思维，而是依旧难以释怀过往旧经济时期的“三板斧”。总是沉迷于从金融、财政、投资、贸易、市场和股市等杠杆的操弄，殊不知，那些耳熟能详的小儿科，若对过往那种量变式发展堪称灵丹妙药，而对时下质变式时期的国家经济转型，则无异于隔山打牛，抑或是饮鸩止渴，必然是愈推动愈适得其反。
　　不仅如此，现今世界的乱象丛生，诸如意识形态之争、哲学主义之辩、宗教地位之异、价值观之别，以及治国理念和国际关系之妄等，追根究里，更多的都是源于对国家生命运动密码和生命力真谛无知之故。
　　个中不难发现，历时一个多世纪意识形态的优劣之争，其实是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伪命题。因为，压跟儿就不是同一个期间的问题，也就难以分得出高下。传统社会主义那一套思想理论，若用在处于“卵——幼虫”的生命孕育期的国家时，必然是游刃有余；而资本主义那一套思想理论，用在“幼虫--成虫”的生命生发期，则无疑是如虎添翼。倘若两相颠倒错位，必然成了一种克长取短的悲哀。而对于正进入的“成虫--化蛹”生命升华期，以及之后的“化蛹--羽化”生命化蝶期，则无论以它们之中的那一种理论主打，都将是自讨没趣。必须根据新经济的性质另辟蹊径，过往的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理论，只能在新经济的崭新思想理论体系驾驭下，充当一些必要的具体的运作补充。
　　亦可清晰窥探，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之所以处心积虑推动的“颜色革命”，最终会以惨败收场，就是由于对国家生命期间认识错位的结果。当把后一期间的生命需求，强加给前一期间的受众时，必然产生不相融的排斥，引发社会动荡不安。由此给人留下“摧毁一个地方，然后走了”的恶劣印象。可悲的是，西方国家近年屡战屡败，却始终还没弄明白自已倒霉的缘由。与之相反，那些经济有所发展，社会矛盾却汹涌澎湃，且越改革越危机的国度，其病根却是对国家生命力的真谛茫然，不仅不能铲除阻碍国家构成要素发挥的障碍，实现国家生命力最大化，而且往往愚蠢的自我设限，深深地沉溺于过往旧期间的思想理论和行为模式之中，莫视国家和社会的生命新需求。
　　更能有效见证，那种国家治理中周期性折腾的DNA，莫过于谋国者无厘头的原罪。很多一朝登天者总以为，不别出心裁搞个蓝图美景，不足以彰显能耐。但往往由于对国家生命运动密码和生命力真谛的懵懂，使得目标与路径和对策风马牛不相及。有如把一个可变物种的头变成了另类，而整个身体和器官还保持原型之滑稽，不仅不伦不类，而且也不能陡生出新的功能，更不可能有什么惊人的壮举。于是乎，终究只能别无选择地上演“凑主义、换班子、揑柿子、挣面子”的龌龊。多少美丽的宣言，社会只当是又听到一次“狼来了！”。
　　需要特别警示，那些新兴体国家的经济转型，几乎都是围绕着达成心理预期的经济增长而策动。虽然对这些新贵而言，保持一定增幅是投鼠忌器，但无论如何也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若不明理保持必要的量变发展，只是为了换取质变所需的时间，那么，势必就将南辕北辙，终究万劫不复。
　　事实上，即便是相同的发展指标，其含金量也不可同日而语。那种靠海量基础设施投资所催生的疯长，与真正的经济内生所俘获存在本质的区别。一个是一次过当，另一个是经久不息；一个仅是赤条条的孤立现象；另一个反映了良好的经济内在关系；一个是无味地超前摆设，另一个是现实生产力展现。并且那种靠打鸡血的雄起，随之基数增大将难以为继，终有不可收拾之日。
　　似此看来，不能不向天朝谋国者提个醒，虽说“三大战略”的横空出世，特别是“一带一路”及相配套的亚洲投资银行的出焉，着实给世界萎迷的经济注射了一针强心剂，并在短期内给自身和世界带来诸多利好，还顺势兵不血刃地赚取了多少世界眼球。以至于政治家们都不禁窃喜，忍不住对外国那些不知趣唱衰中国的好事者们，高分贝地发出了“可以休矣”的棒喝。但若平心静气地仔细掂量，就会让人潜意识骤然泛起一道道沉重的忧虑。
　　应当承认，西方学者的经济逻辑推理，并非一无事处。其最为低能儿的方面莫过于对中国特色的无知。殊不知，那些巨额外储、数拾万亿民储、货币政策自主、国家资源笼断，以及大一统集权、庞大国有经济和权利高支配等底牌，顺手打出一记，就足以使经济学显得苍白。然而，也正是这些经济方程中的鬼异变量，常常使问题掩盖的触目惊心，只好明日复明日的佯装下去。
　　必须看到，过往旧经济时期，之所以中国的独门暗器能够呼风唤雨，并且在不经意间就创造了经济奇迹，都是得益于国家(世界)量变发展期的大势下，那种威权政治与笼断资源及市场偶合的歪打正着。由此一些狂妄辈就不可一世地自嘘，以为掌握了宇宙真理，并且俨然成了既得利益集团拒绝改革的口实。而新经济环境下，过往那种拼资源拼投资的“可数性经济”走到了尽头，以发掘事物、市场和社会潜能为基点的“可塑性经济”闪亮登场，它所依仗的是社会创业激情和大创意，国家政权除了创造大气候外，更多的都将鞭长莫及。
　　更要清醒，“一带一路”所取得的初步成功，无非是得益于利用全球经济衰退引发的各国发展危机，不失时机地推出区域联动发展的新概念，合众连横了众国求生的欲望，巧妙地利益化了美国的强权。然而，必须认识到，以山姆大叔的骄奢秉性，绝不可能就此罢手。而且此战略的实施，不仅只是一种利益诱惑的只手补天，而且还仅是一股作气之功。那种缺失文化大力神庇荫的后果，自当是后尽不足；而那种凭一勇之得，必有再而衰，三而竭之隐忧。
　　其实，无论承认以否，“三大战略”掀动的很多项目，所体现的都是前人做后人的事，明显存在谁来消费和后人买前人单的风险。加之世界量变式发展期的黄金时段已过，意欲重复那种“要致富，先修路”的神话，已是痴人说梦。这种不是犯错的犯错，对于国内“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长江经济带”而言，还可以以一句肉烂在锅里而求得自我安慰；而对于外向型的“一带一路”战略，无疑将给人留下鞭挞乃至过后翻之的口实。当此战略所产生的药劲退去，三五年过后所潜在的毛病集群迸发时，东海龟(日)和西海鹰(美)必然煽风点火，届时将可能烧成一锅难以下咽的糊粥，从而成为又陪夫人又折兵的噩梦。
　　换言之，历史往往就是这么偶然，当人们欣喜地陶醉于所取得之初步成功，还没有重新凝聚起饱满的精气神时，却骤然发现很多魔鬼早已等在前进的路上。倘若国家经济转型发展方略，与新经济那种质变的本质诉求错位，依然试图根本上以过住那种量变式发展的伎俩纵横，无异于冒天下之大不韪逆天玩火，或将有可能使国家(企业)经济转型误入歧途。若果真如此，不仅将使数拾年所辛勤累积起来的国民血汗挥之殆尽，而且还将错失良机而坠入无底的深渊。
　　真诚祈祷，所有这一番忧心忡忡，都是一种无端的矫枉过正。若能真是“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那么，则心甘情愿地做一回贻笑千古的忧天杞人，即便被世人盖棺嘲讽为一个历史的无知者，也甚感莫大的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