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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第二十五章中国面临的问题
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总量固然重要，人均更为关键。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总量的快速发展，使得各项人均指标也快速提升，中国人离强国富民的梦想从未如此之近。在巨大的经济成效面前，我们可以引以为豪，但我们更应当清醒的看到中国所面临的问题。
首先我们应当清醒的认识到中国是一个具有两千多年封建史的国家，巨大历代文化堆积随时可能将我们短暂的改革成效化为无有，而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这样的事例屡见不鲜。
随着改革开放的持续，中国的社会问题开始出现。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公认的最腐败的地区之一，这主要是中国的形态比较落后。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一直在寻找一条能够使中国富强的道路，直到今天中国仍然没有找到一条适应中国发展的方式，在次之前，中国仍然采用古代的以各级封建官僚为中心的社会管理模式。
官本位实际上已不再适用于现代商品社会，用比较原始的社会管理模式管理现代社会，必然导致中国整个管理阶层的腐败现象。
纵观世界和中国的社会发展规律，进一步证实了一个简单的道理：这就是社会越发展，分工也就越细，所产生的阶级阶层也就会就会越多，社会发展了就会产生阶级和阶层，这是不以人类意志为转移的，阶级斗争不可能成为社会发展的动力，也不可能依靠消灭阶级和阶层来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是中国现代革命的根本教训之一。
国有制不等于公有制，而人类历史发展至今，公有制实际从来也不曾出现过，国有制本来就是私有制的基础，有国家的存在就不可能真正意义上的公有制，社会主义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之上的一种制度，有国家的存在就不可有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这是二十世纪世界和中国社会主义运动都归于失败的根源所在。
历史已经证明，在以国家为单位的这种广义的私有制面前，人的权利是同他们占有社会生产资料的多少成正比的，当私有制分布的很合理的时候，这个国家会有一个比较淡化的国家管理机构，这个管理机构就会完全公民化了。
国家的各种管理工作完全由公民义务承担，正向革命导师列宁在他的《国家与革命》一书所说的那样：“要消灭国家就必须把国家服务机关的职能变为非常简单的监督和统计手续，使绝大多数居民以至全体居民都能够办理。而要完全除升官发财的思想，就必须使国家服务机关中那些无利可图但“光荣的”位置不能成为在银行和股份公司内找到肥缺的桥梁，象在一切最自由的资本主义国家内所经常看到的那样。”
列宁所说的“最自由”的国家使我们联想起到瑞士、德国、丹麦、瑞典等欧洲一些国家社会主义阵营，它们无疑是德国铁相俾斯麦等现代早期社会改良者的历史遗产。
国有制不同于全民所有制，而实际上在没有任何民主制度保护的国有制，其实际效果是国有制实际就是官有制，数量巨大的国有资产唯一的支配者只能是各级官僚，国家的各级官僚拥有对国有资产的管理权，对数量惊人的劳动力的支配权，这无疑是各种腐败的真正原因。
1986年12月5日，中央下发了《关于深化企业改革增强企业活力的若干规定》，“规定”提出要把国有的中小型企业承包和租赁给个人经营，这实际是试图把农村的联产承包引用到城市的经济改革中，这一做法一大批国有工厂频临破产倒闭。
究其原因是工厂不同于农业生产，工厂是现代工业和现代商业发展到一定水平的自然产物，需要掌握现代工业技术的熟练工人、有一定的独特的生产工艺、有经验的生产管理者的组合，战国时代的“干将莫邪”的传说就可以深刻的说明这一点。瑞士人把制表当成他们的命根子；法国人的葡萄酒香水；德国人的机械制造汽车技术；美国人的核子利用电脑软件；几乎每个发达国家都有他们的独门技术，而他们工业是依靠多数的工艺水平和管理水平来完成的，在这些国家里几乎看不到什么资本家的专横和独裁，而是众多管理者和生产者的完整结合，这也是西方的民主政治在经济领域的一个完美表现。
由此可见现代工厂是一个是一个集体共同管理经营的实体，是现代科学技术同现代文化的产物。用农业的承包制来搞现代工业是件十分愚蠢的事，这说明当时的中国高层的决策者们对现代社会和现代工业的关系理解不够。
1988年4月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企业法》的规定，国有企业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各地各单位的“一把手”，大权独揽，一手遮天，“一枝笔”签字，什么帐都能报销。“家天下”非常普遍。全国每年都有上万名官员涉嫌行贿受贿和挪用公款，而查出的还是极少数。
权利的集中还导致大量的贪官外逃。媒体曾梳理最高检历年两会的工作报告发现，抓捕外逃官员数量从2007年开始急剧上涨，涉案总金额也从最早的244.8亿元上升到2012年的1020.9亿元，5年间增长4倍以上。
最高法院前负责人在其2009年出版的《反贪报告》中曾引用有关部门的统计称，1988年至2002年的15年间，资金外逃额共1913.57亿美元，年均127.57亿美元。
“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这是曾经在1980年代出现过的一个现象。旧有体制下的社会精英在改革之下丧失了利益，落后于改革的受惠者群体，当时引发许多人的思考。个体户发达了，国企职工下岗了。
从八十年代初开始，关于所有制优劣的大讨论始终在中国意识形态领域不断的持续着，“企业承包”，“破三铁”，“解决脑体倒挂”，“官员下海”，“国营职工下岗”等等一系列的动作使人目不暇接，而这一切实际上都是中国幼稚的政治运动的持续和新发展。
中国至今还没有在政治和经济上探索出一条真正适合中国发展的新模式，而是简单的在所有制和分配制度上做些文章，这也正是中国缺乏持续发展动力，不能成为世界经济复苏火车头的主要原因之一。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劳动力最短缺的国家，中国的劳动年龄是18到53岁，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53%，这个数据还在不断下降，预计到2020年将下降到50%以下。欧美国家的劳动年龄是15到64岁，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63%。亚非拉国家是65%左右。从劳动年龄占总人口的比重看，中国排名倒数世界第一。
因此中国的一些社会问题专家不断要求政府提高中国劳动人口的退休年龄，但实际上这个问题实施起来太难。首先是中国劳动人口的健康问题不允许这样做。有统计显示，巨大的工作压力导致我国每年“过劳死”的人数达60万人，中国已超越日本成为“过劳死”第一大国。这样算来，每天超过1600人因劳累引发疾病离开这个世界。
劳动力短缺不仅影响到中国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更是直接影响到中国广大的农村地区，中国有限农田因为无人耕种而大片大片的撂荒，地少人多的南方地区为解决粮食供应不得不大规模推广转基因农作物。转基因农作物最大的优势是抗病虫害，节省人力，而中国农业现在最缺的就是人力！现在还有留守妇女和留守老人在地里干活，还能收获一些农作物，但随着劳动力短缺的加剧，农村留守妇女也开始进城了，飞速增长各城市的保姆大军多达几千万计。
中国是发展中国家，收人差别在所难免，但中国的收人差别已经超过了国际警戒线。基尼系数为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于1922年提出，旨在定量测定居民收入分配差异程度。其值在0和1之间，越接近0就表明收入分配越趋向平等，反之收入分配越趋向不平等。按照国际一般标准，0.4以上基尼系数表示收入差距较大，当基尼系数达到0.6时，则表示收入悬殊。
2013年01月18日，在2012年度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新闻发布会上，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公布了中国从2003年到2012年的基尼系数，这其中2003年是0.479，2004年是0.473，2005年是0.485，2006年是0.487，2007年是0.484，2008年是0.491，2009年是0.490，2010年是0.481，2011年是0.477，2012年是0.474。
2012年12月9日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发布中国当年的基尼系数为0.61。从中可以看到中国基尼系数连续10年超过了0.4的国际警戒线，甚至突破了0.6进入到收人悬殊的行列，这一切都表明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劳动分配差距最不合理的地区。
有资料显示，中国最富有的1/5家庭占有全国总收入的50.13%，而美国是44.3%。
在2009年6月份举行的中国政协十一届常委会会议上，蔡继明委员说：“中国权威部门的一份报告显示，0.4%的人掌握了70%的财富，财富集中度高于美国。”
2010年世界银行公布的调查数据，美国5%的人口掌握了60%的财富，而在中国，1%的家庭掌握了全国41.4%的财富。财富集中程度远大于美国，可见中国已经成为全球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
中国两极分化的根本原因在于国家总体资源的分配不公，百分之八十的资源掌握在百分之二十人的手中，资源包括：土地，矿产，能源，科技产业资源等。
供养政府机构的总体资源令人吃惊的占到百分之五十以上，巨商显贵以及地方的势力团体占有总体资源的百分之三十，工人以及农民只占总体资源的百分之二十。
按人口来看，我国的工人家庭人口以及农民家庭人口的总和为十亿左右，政府机构人员和巨商显贵以及地方势力团体的家庭人口总和为三亿左右。
中国的主体经济结构是由所谓的全民所有制的国有企业构成，但中国全民所有制的企业中工人已经不再是企业的主人，国有企业的生产关系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企业一切都是企业的高级管理层说了算。国企高管们的年收入达几十万、几百万甚至上千万，是普通工人的几十倍、几百倍。现在的国有企业实际上已经成为少数人谋取个人利益的最好场所。
据统计，当今中国有亿万富翁有三千多个，千万富翁有三十多万，占不到总人口的千分之一。统计数据表明构成了大富豪的主要成分很不正常，中国的亿万富豪，官僚子弟或亲属竟占了90%以上。
全球最著名的管理咨询公司美国麦肯锡公司的调查表明，2008年中国的富裕家庭数量仅为160万个，在中国所有城市家庭中，只有1%的家庭达到富裕的标准。放到全国来说，这个比例只能占到千分之二、三，而大多数人的平均收入仍处于买不起房子，看不起病，孩子上学交不起学费，日消费不到两美元的贫困状态。
应当清醒的看到造成中国劳动分配差距巨大的原因并不是劳动价值本身所决定的，而是由中国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意识直接影响下形成的，中国上层领导阶层连续多年的用带着严重的片面意识来解决“脑体倒挂”问题，这进一步促使了中国原始的封建“官本位”意识空前复苏，“以薪养廉”“高工资”“高待遇”已经成为解决“脑体倒挂”问题的基本途径。
不幸的是特殊的社会环境和土壤已经培养出一个巨大的贪官阶级，正是他们的贪得无厌才造了中国社会劳动分配的严重畸形。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数据显示，2003年1月至2006年8月全国共查处贪污贿赂犯罪67505人，涉案金额280亿余。区区6万多人，3年所涉赃款竟然高达280多亿元，远远超出了8亿农民3年收入的总和。
国家的职能之一就是为创造的财富制造条件并参加其再分配，在这一分配过程中，劳动要素获得劳动报酬，资本要素获得利润，政府因为为生产活动提供了法律和秩序保证，并以税收的形式取得收入。
劳动报酬占GDP份额通常被用来度量国民分享经济发展成果的程度，劳动报酬份额高劳动者分享的成果就多，劳动报酬份额低则劳动者分享的成果就相对较少。
中国的劳动报酬占GDP份额自1997年开始出现了大幅度的下降局面，从1997年的54.87%下降到2007年的41.36%，10年下降了13.51个百分点。2007年全国劳动报酬占GDP份额降至39.74%的历史最低水平。
据《国际统计年鉴》和《联合国国民收入核算账户》等统计资料显示，北美洲的美国劳动报酬占GDP份额最高，平均达到59.8%，欧洲的英国次之，平均约为56.8%，亚洲新兴国家韩国1970~2005年间的平均劳动报酬占GDP份额明显低于美国和英国，平均为41.9%左右，中美洲的墨西哥劳动报酬占GDP份额则远低于英美等发达国家，平均为31.7%，仅为美国的一半左右。
用新的地区收入法核算，通过从中扣除城乡个体劳动者劳动报酬收入而得到了新的中国雇员的劳动报酬数据，1980~2005年中国雇员劳动报酬占GDP份额平均仅为38.9%，大大低于英美等已经完成工业化的国家，而和墨西哥这样的中低收入国家相类似。
通过对中国经济的宏观分析可以清晰看到，在1997年以前，中国的经济发展以劳动扩张型为主，而1998年之后，中国经济发展则逐渐向资本扩张型转变。导致中国出现资本扩张型技术进步的重要原因是中国引进技术的类型和自我创新能力不足。
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往往技术研发能力较弱，加上政治制度经济体制的因素，自我创新的动力和激励不足。因而，发展中国家的新技术和新设备往往需要从发达国家引进。
发达国家劳动力资源相对稀缺，其技术进步往往是降低劳动成本为先决条件下开发出来的最优技术。资本扩张型的技术进步制约了厂商对劳动力技能的需求，更不利于劳动者收入水平的提高，这成为中国劳动报酬占GDP比重长期低水平稳定的重要原因。
一个明显的例证就是中国出口贸易中资本品比重迅速提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资本品出口比例持续增长，从1980年的47%增长到2007年的474%，增长了9倍多，虽然从2003年起，资本品出口比例的增速有所下降，但仍呈上升趋势，这表明中国资本品出口比例在将来一段时间内还将继续增长。
资本品出口比例的迅速提高必然要求大量的资本投资，大量新机器和新设备的投资成为劳动生产率提升的主要源泉，进而导致劳动者从劳动生产率提高中获得的回报相对减少。
过去几十年中，中国逐渐成为全球最大的资本净输入地，1978~2008年间中国实际利用外资总计达8500亿美元。
国外直接投资是我国经济长期高速增长的重要动力，但同时也是我国劳动报酬占GDP份额长期低水平稳定的重要原因。资本全球化加强了资本的流动能力，导致我国外贸出口中资本密集型产品的比例越来越高，进而提升了资本对劳动的谈判能力。而且，各地政府为了GDP增长而展开吸引外资的竞争，致使劳动力市场形成了一种竞次均衡的状态，这个过程明显强化了资本的强势地位。
2001年中国加入WTO之后，出口迅速增加，其中增长的绝大部分来自沿海发达地区，而正是在这一时期，沿海地区劳动报酬占GDP份额加速下降，从2002年的44.5%迅速下降到2007年的38.1%，下降幅度平均达到14.3%。
1978年以来，中国劳动力逐渐从农村就业向城镇就业转移，而城镇就业中的国有单位、集体单位就业规模空间逐渐缩小，从1978年的99%下降到现在的25%。相应的，其他类型就业的比例迅速上升。其他类型的就业多属非正规就业，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越来越多的城镇新增就业人员只能进入非正规部门，当前中小企业已经成为接纳城乡青年劳动者就业的主要途径。非正规部门就业者缺乏与雇主谈判的能力，不仅工资水平低，社会保障也严重缺乏。
回顾世界经济发展史，可以清晰的看到中国经济的现状同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早期发展阶段相似，也就是同西方十九世纪初期的社会状态相似，拖着一条长长的封建主的辫子，贪婪的在国内和国际上谋取着财富，在财富的积累下不断的改革着自己的统治手段和经济手法。
在经历了一系列的殖民战争和两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的理性世界开始觉醒，政治上的权力均衡和个人权利的神圣地位的确立，这一切社会形态的不断升华是建立在高层次的义务教育的普及。人的文化层次的提高才是社会发展和稳定的基础。在清醒的意识这一点后，我们就应当极力摆脱历史规律的束缚，把提高国民的素质当成国家的主要任务功能，这就是一直被中国有识之士不断重复的文教兴国。
1979年6月，中美建交伊始，美国立即派团来考察中国教育。他们在看了北京、上海、西安的几所学校后，有了这样的发现：中国的孩子喜欢早起，七点钟之前，在中国的大街上见到最多的是孩子，他们边走路边用早点。中国学生有一种作业叫"家庭作业"，据一位中国老师解释，它的意思是学校作业在家庭的延续。中国把考试分数最高的学生称为学习最优秀的学生，他们在学期结束时，一般会得到一张证书，其他人则没有。美国人深深感受到，中国的学生是世界上起得最早，睡得最晚，学习最勤奋的学生，他们预测20年以后，中国的科技将远远地把美国甩在后面。
在同一年，中国也派一个访问团去美国考察初级教育。回国后，访问团写了一份三万字的报告，他们是这样总结的：美国孩子无论品德优劣、能力高低，无不趾高气扬、踌躇满志；小学二年级的孩子，大字不识一斗，加减乘除还在掰手指头，就整天奢谈发明创造；无论是公立还是私立学校，音、体、美活动无不如火如荼，而数、理、化则乏人问津；课堂几乎处于失控状态，孩子或挤眉弄眼，或谈天说地，或跷着二郎腿，更有甚者，如逛街一般，在教室里摇来晃去。当时中国的代表团认为美国的基础教育已经病入膏肓。
20年转瞬即逝，美国的教育又培养了八十几位诺贝尔获奖得者，并且美国的科技继续领先世界。双方的预言都错了，错在什么地方，令人深思。
中国教育部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4月24日，全国普通高校共计2138所，其中本科以上大学841所。本科层次的大学数量是远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为33万人口就有一所本科大学，而中国平均159万人口才有一所本科大学。
世界公共教育经费投入平均占GDP的比例为5.1%，发达国家为5.3%，撒哈拉的南非国家为4.6%，印度为3.5%，最不发达国家为3.3%，而中国在教育方面的投入仅为2.3%，中国有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受教育人口，只用了占世界各国教育总开支的1.5%，美国两亿人口，教育经费为7千亿美元，中国十三亿人，教育经费为0.4千亿。
美国早就在全社会普及了教育，5--20岁的青少年在校人数，在1970年时就达到了90%以上。美国的高等教育在20世纪80年代末即达到成熟的大众化阶段，18—21岁适龄青年的入学率高达82%以上，常年有超过1600万以上的人在4000所左右的高等学校中学习。这一比例远远超过世界其他国家，基本满足了人们接受高等教育的愿望和社会对各种专门人才的需求。
美国创造了举世瞩目的教育和科学研究成就。在世界排名前20位的研究型大学中，美国即占17席。至2004年，在诺贝尔奖诞生以来共产生的672名得主中，美国人就有284名，占获奖总人数的42%。2006年，该年度的诺贝尔化学奖，物理学奖和生理学--医学奖3大奖项全部被美国科学家包揽，又重现了1983年时的情景。美国的教育对全世界的吸引力是无可比拟的。
中国的教育落后不仅表现在教育经费不合理，更重要的是中国的教育理念是是十分低下的，中国的各大、中、小城市甚至农村地区的大、中、小学校都要分出重点和普通来，小学时孩子们就要分出个子午丁卯来，过去讲出身，现在讲你是那个学校毕业的，普通的是普通的，重点的还要分省重点、市重点、区重点，考大学时要有一本、二本、三本，最后考个职高还有省示范和市示范的区别。
人人从娘胎中出生就应该是平等的，上天赋予人的权利都是一样的，但偏偏有人要制造不平的，要搞特殊要不同于他人，因此那些要搞不平等的人要扮神装鬼，胡说自己是受命于天的，因此，不平等的世界便开始了。
世界进入近代史以后，人类通过两个世纪的革命，为的就是证明人人都是平等的，没有神仙和上帝，也没有受命于天的人存在，可中国的教育偏要制造出上帝，要修炼出神仙，还要找到受命于天的人。
要找到神仙、上帝就要有找到制造神仙、上帝的办法，这个办法就是通过各种考试，这种考试被外国人视为世界上最复杂、最森严的中国高考系统。
中国的所有教育体系都要围绕着中国的考试系统来运作，因此中国的教育家们专门发明了考试专用的语言，这种考试专用的语言只有中国的教育专家们才懂，任何其它国家的学者或是教授都听不懂看不会，即便是英国的牛顿和美国的爱因斯坦来参加中国的高考，那一定要名落孙山，因为中国小学二年级的题会使博士生都要交白卷，中国的教育水平如此之高，那些导师们参加中国的高考自然也要落榜了。
中国历年的高考题都象一部部天书，一个个知识点被藏过来隐过去，生怕被人看见，一道道题绕过来绕过去，生怕被人捉到。必须经过中国特有的方式学习和训练，才能在这场藏猫猫式的游戏中获胜。
对人和社会的意识的相对停滞，也就是说中国的整体社会和国家体制是落后于世界的。记得一百年前的甲午战争前夕，一位英国人在访问了福建马尾船政学堂以后，感慨的说中国学生的身体是活得，而他们的心却早已死了，看看他们的眼神是多么的黯然啊，行为是多么的木讷，他们已经丧失了一个孩子的所有。他甚至预言了中国在中日战争中必败的结果。
救救孩子们吧！九十多年前鲁迅先生曾经这样向人们呐喊过，现在我们也要这样喊，可我们还要这样喊多少年呢！
中国不及美国大学数量一半的1900多所大学拥挤着2800万的在校生，可中国大学生数量仍仅占总人口比例的8%，这个数值远远低于世界中低收入国家24%的平均水平。透视现在的中国教育最大问题是地区性严重失衡，拥有中国百分之六十以上人口的农村地区，每年却仅有5%的学生可上大学，这同中国的高考制度密切相关，农村地区的师资力量相对薄弱，在高考分数上竞争自然不如城市里的学生，而广大的农村却是最需要大学生的。
全国约200个县尚未普及小学教育，中国９０％的文盲分布在农村，一半文盲在西部地区。而人口密度相对较高的中东部地区文盲数量明显增加，仅山东省的文盲人数就达到963万人,甚至就在中国的文化经济中心北京还有近６０万的文盲。值得注意的是中东部地区文盲数量明显增加并不是教育不发达造成的，而是因为教育所需的费用太高，许多农民拿不出。初略估算一下，一个学生从上小学到高中至少要花费4万至5万人民币，这对于刚刚进入温饱型生活的农民来说可是一笔巨资。
二十世纪末期中国的文盲总数曾经达到过2亿人的天文数字，当时每5个中国人中就有1个是文盲，而全世界每4个文盲中就有一个是中国人。虽然近些年中国政府采取了大量的措施扫除文盲，但中国的文盲数目仍以每年50万的速度不断增加，据《羊城晚报》的报道：在2000—2005年，中国的文盲人数增加了3000万。截至2005年底，中国文盲总人数达到1．16亿人，占世界文盲总数的11．3％，仅次于印度。
现在终于可以说是找到1979年中美建交伊始双方教育专家预言错误的部分原因，可我们更应当清醒的意识到经济的落后仅仅带来的是贫穷，而整个教育的落后使我们丧失的是明天，世界上再没有比现在就能清晰看到以后中国还要落后于世界更悲哀的事情了。本文在此前提到民国十四年，1925年中国政府的教育经费占当年预算总支出的17.5％，现在就这样问：难道我们现在连袁世凯的民国政府都不如吗！
劳动力质量的低下使中国很难在有一定的资金积累后来调整生产结构，将劳动力密集的简单制造业向更高层次的技术性产业转化，因为教育的的严重滞后使中国失去了技术工人和有创造性劳动的技术人员，这正是中国大学生失业率居高不下而整个社会出现“用工荒”的主要原因。
用简单的劳动密集型的工业化生产虽然给中国创造了巨额的财富和就业机会，但生产技术能力的低下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甚至是无法拟补的损失，这就是对不可再生资源的消耗和对生态环境的破坏。
2006年8月2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铁映在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上，作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节约能源法实施情况的报告时说：我国是能源资源严重短缺的国家。石油、天然气人均剩余可采储量仅有世界平均水平的7.7％和7.1％，储量比较丰富的煤炭也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58.6％。
按目前探明储量和开采能力测算，我国煤炭、石油、天然气的可采年限分别只有80年、15年和30年，而世界平均水平分别是230年、45年和61年。2005年煤炭产量达21.9亿吨，比2000年翻了一番，仍不能满足需要。石油净进口量由2000年的0.76亿吨，迅速增长到2005年的1.43亿吨。与能源短缺形成强烈反差的是，能源浪费惊人。
我国能源利用效率只有33％，比国际先进水平低10个百分点左右；2003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1倍；2004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约占全世界的4.4％，而煤炭消费占35％以上，原油消费占7.8％。近年来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不降反升，按2000年价格计算，2002年━━2004年分别为1.30、1.36、1.43吨标准煤／万元。
据统计，近年来我国每年浪费的能源在4亿吨标准煤左右，占到总能源生产量的12%～16%，如此同时近年来我国主要能源进口数量快速增长，对外依存度持续攀升。2013年，我国原油对外依存度达到57.39%，逼近国家确定的61%的红线，天然气对外依存度达到31.6%。成为全球第三大天然气消费国。
进口煤炭占全球贸易量近1/4，已经成为全世界最大的煤炭进口国。2013年中国能源消费总量为37.6亿吨标准煤，占全球能耗的20%。2008年以后中国就已经是全球第二大能源消费国。据有关专家的评估中国的能源短缺的状况至少还要持续到本世纪中叶。
当今中国能够获取的能源70％来自于煤炭的直接燃烧，自然会产生二氧化硫、一氧化碳等有害气体，大范围的污染空气环境。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全国产生的二氧化碳气体也呈逐年增加的趋势，每年至少在30亿吨左右。
90年代初，我国二氧化硫排放量为1800多万吨，到1997年，已上升至2300万吨，2011年中国二氧化硫年排放量达2217.9万吨，烟尘1159万吨，工业粉尘1175万吨，大气污染十分严重。中国大多数城市的大气环境质量超过中国规定的标准。中国47个重点城市中，约70%以上的城市大气环境质量达不到中国规定的二级标准；参加环境统计的338个城市中，137个城市空气环境质量超过中国三级标准，占统计城市的40%，属于严重污染型城市。大气污染是中国第一大环境污染问题。
如此同时中国的能源率仍然徘徊在世界后面，据《世界经济论坛》与埃森哲咨询管理公司共同推出的《2013-全球能源工业效率研究》报告显示，北欧的挪威在此次评估中居世界能源使用效率第一位。该国将严格的能源政策与丰富的能源资源相结合，使其可得到许多便宜和生态洁净的能源。同时，为国家预算也带来了巨大收益。
其余排名前十的国家有，瑞典、法国、瑞士、拉脱维亚等8个欧盟国家，还有大洋洲的新西兰居第五位和拉丁美洲的哥伦比亚居第六位。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竟没有一个国家进入评估前50名，而世界头号工业强国美国仅居第55位。独联体国家中哈萨克斯坦居第51位，阿塞拜疆居第42位，格鲁吉亚居第57位，亚美尼亚居第60位，塔吉克斯坦居第70位，乌克兰居第72位，吉尔吉斯斯坦居第83位。
发展最快的世界金砖国家中，巴西居第21位，俄罗斯居第27位，南非居第59位，印度居第62位，而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中国仅居第74位。2013年11月7日，工信部部长苗圩在第三届绿色工业大会上表示，中国目前的总体能源利用率仍只有33%左右，比世界平均水平低的多。
中国单位GDP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2倍、发达国家的3倍至4倍。机动车油耗比欧洲高25%、每吨标准煤实现的GDP为世界平均水平的30%、能源综合利用率比发达国家低10%。
根据中国能源研究部门最新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国每生产100万美元GDP所消耗的能源是美国的2.5倍、欧洲的5倍、日本的9倍。高能源消耗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必经阶段。据最前卫的经济专家评论，中国的大多数浪费源于体制。绝大多数的电力由计划经济体制下建立的国有垄断企业生产，他们缺乏提高效率的动力。这也就是说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经济体系的计划经济模式下，节省能源几乎是不可能的。
令人悲哀的是在工业生产的污染持续居高不下的同时，中国的大气污染已经进入到常态化的状态，这是因为各大城市机动车的数量大幅度增长，汽车尾气已经成为破坏中国大气环境的另一个元凶，机动车尾气已成为城市大气污染的一个重要原因。
特别是北京、广州、上海等大城市，大气中氮氧化物的浓度严重超标，北京和广州氮氧化物空气污染指数已达四级，已成为大气环境中首要的污染因子，这与机动车数量的急剧增长密切相关。有关研究结果表明，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机动车排放的污染物已占大气污染负荷的60％以上，其中，排放的一氧化碳对大气污染的分担率达到80％，氮氧化物达到40％，这表明我国特大城市的大气污染正由第一代煤烟型污染向第二代汽车型污染转变。
1985年，全国机动车保有量仅有300万辆，1990年为500万辆，1997年增至1300万辆，而截至2014年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已达2.64亿辆。目前我国机动车污染控制水平低，仅相当于国外七十年代中期水平，单车污染排放水平是日本的10－20倍，美国的1－8倍。如北京市机动车数量仅为洛杉矾或东京的1／10，但这三个城市的汽车污染排放却大致处于同一水平。此外，汽车排放的铅也是城市大气中重要的污染物。
自80年代以来，汽油消费量年均增长率达70％以上，加入汽油的四乙基铅量年均2900吨。含铅汽油经燃烧后85％左右的铅排放到大气中造成铅污染。汽车排放的铅对大气污染的分担率达到80－90％。
从1986－1995年10年间，我国累计约1500吨铅排入到大气、水体等自然环境中，并且主要集中在大城市。
2012年上半年全国燃料油表观消耗量1990万吨，全年约4000万吨左右，其中车辆耗油约占55%左右，这样计算下来全国汽车每天耗油大约6万吨左右。
2014年中国的石油总消费量:4.765亿吨，其中燃料油表观消耗量3384万吨，仅过一年的时间，中国的燃料油表观消耗量就增加了1400万吨，这是因为中国的机动车保有量尤其是私人小汽车成几何式增长照成的。
由于每一千克的汽油燃烧就会产生3.15千克的二氧化碳，因此几近天文数字的汽车尾气排放量，无时无刻的对中国数以亿计的城市居民身体健康造成极大威胁。
2013年，“雾霾”已经成为中国年度的关键词语。这一年的1月，4次雾霾过程笼罩了30个省。在中国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之一的首都北京，仅有5天不是雾霾天。
有报告显示，中国最大的500个城市中，只有不到1%的城市达到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空气质量标准，与此同时，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10个城市有7个在中国。
2013年初，全国肿瘤登记中心发布的最新一版《2012中国肿瘤登记年报》表明，中国每年新发癌症病例约312万，因癌症死亡超过200万，这意味着每1分钟有6个人被确诊为癌症,每天有8550人成为癌症患者，每七到八人中就有一人死于癌症。
全国癌症发病形势严峻，发病率与死亡率呈持续上升趋势，每年新发癌症病例约350万，因癌症死亡约250万。未来10年，中国的癌症发病率与死亡率仍将成倍继续攀升。
伴随着对空气中弥漫的PM2.5的不安，这一连串灰色的数字令中国人对癌症的认知绷得更紧了。
“不见天日”的北京已经成为中华大地上的一个巨大毒气室。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北京市肿瘤防治研究所发布的《1995-2010北京市恶性肿瘤发病报告》显示，自2007年以来，恶性肿瘤已连续4年居北京居民死因第一位。
2010年，北京居民平均每4名死亡者中，就有1人死于恶性肿瘤。现在北京每天就会有110人被确诊癌症。“可以说，我们走到了发达国家的老路上。”北京大学肿瘤医院院长季加孚如此说。
调查资料显示，从1970年到1990年20年间，中国癌谱以发展中国家常见的上消化道恶性肿瘤为主。从1990年到21世纪初，肺癌与乳腺癌明显后来居上，成为增幅最大的两种癌症。
《2012中国肿瘤登记年报》显示，中国人患病最多的癌症分别为肺癌、胃癌、直肠癌、肝癌、食管癌，死亡最多的癌种是肺癌。第三次全国居民死亡原因调查结果显示，过去30年间，肺癌死亡率在中国上升了465%，已取代肝癌成为中国首位恶性肿瘤死亡原因。
美国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根据中国现有的数据和情况曾作出报告，在未来的30年，中国因肺癌致死的人数将高达1800万，这意味着每分钟会有1人死于肺癌。
如此同时，另一个21世纪的魔鬼杀手白血病在中国的发病率十年增两倍。目前全国白血病患者已达400多万人，每年新增4万人，且儿童占到了一半。
北京道培医院移植科主任张耀臣说：“10年前，白血病的发病率每10万人里有3-5个，如今发病率是每10万人里有8-10个。”
根据世界银行研究表明，目前，中国大气和水污染造成的损失价值，如果按价值估计，约为540亿美元／年。约占1995年GDP的8％。而用人力资本价值估计，大气和水污染造成的损失每年则为240亿美元，占GDP的3.5％。这说明中国的对环境破坏所照成的损失足以将中国历年的GDP的增长量吞噬掉，我们可以说又重新站在90年代初的起跑线上。
中科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预测，2020-2030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将达到世界第一；2040-2050年，人均GDP将达到目前发达国家的水平；21世纪末，人均GDP和人均社会发展水平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
报告作者以坚定而豪迈的口吻宣告，21世纪将是中国兴起和腾飞的世纪。
中科院的预测是，2050年GDP为89万亿，是90年的50倍。但难以逾越的障碍是资源不足。权威人士证实，建国后40多年来，GNP增长10多倍，矿产资源消耗量却增长40多倍。高消耗、低产出的经济模式可谓举世无双，假设GNP再增长50倍，就必须消耗200倍的资源。
中国，甚至全球的资源能否支持中国的经济规模再增长50倍？最深刻的悲剧可能是：中国进行了长达近半个世纪的试验之后，惊骇地发现本国的资源已接近枯竭，而且，全球经济总规模不断扩大，世界的资源总量已所剩无几。
据“世界观察环保组织的《1998年世界现状》报告指出，如不改变目前的发展模式，全球的土地及水资源将不敷中国对谷物的需求，石油资源也不够用。世界再也无法依目前的发展脚步继续走下去了。中国日趋紧迫的环境容量和超高速增长的污染。
学者证实，50年代初到80年代中期的30多年间，社会总产值增加了15倍，向大气排放的污染物增加了100多倍，也就是说社会总产值增长1倍，污染量就要增加6-7倍。按此比例算下来，中国经济总量再增长50倍，污染要增长300倍。就算污染率随经济发展而减轻，GNP增长50倍污染量仅增长100倍，中国也绝不是人类可以存活的国度。
包括严重污染已无法耕种的五千万亩多万亩耕地在内，现在全中国耕地面积共20.3亿亩，人均不足1.3亩。全国森林面积为2.08亿公顷，森林覆盖率21.63%，远低于全球31%的平均水平。
我国的淡水资源总量为28000亿立方米，仅占全球水资源的6%，人均水资源量只有2300立方米。中国的许多生态硬性指标亮了黄灯，如果中国的森林覆盖率低于警戒线20%、人均淡水资源警戒线1000立方米、人均耕地面积警戒线0.8亩等，那么中国生态系统便可视为突破了生态环境容量，超载运行，生态平衡全面趋于崩溃：这正是中国面临的噩梦。
或许中国能奇迹般地赶上高科技列车，经济结构也能成功转型，但污染再增加10倍，那整个地球环境也就不再适宜人类生存。看来中国要继续发展经济，就必须把环境保护放在第一位，不能在走发达国家污染了再治理的老路。当务之急是中国必须实施工业的绿色革命，把环境保护当成发展工农生产的先决考虑条件，在宏观方面，国家应以法制和行政形式加以限制和约束破坏环境的行为，并进一步升级各级环保部门的权限和规模。
甚至我们可以幻想中国可以象制订“五年计划”或“三北防护林”策略那样，在今后几年内制定出中国自己的“国土整治”计划。
中国在环境治理上应当更加虚心的向西方国家求教。
在历史上令人震惊的1952年冬天的伦敦的伦敦雾霾事件中，从12月5日开始到12月8日的4天里，伦敦市因雾霾死亡人数达4000人。而在12月9日之后，由于天气变化，毒雾逐渐消散，但在此之后两个月内，有近8000人因为烟雾事件而死于呼吸系统疾病!英国人开始反思空气污染造成的苦果，由此催生了世界上第一部空气污染防治法案《清洁空气法》的出台。
法律规定在伦敦城内的电厂都必须关闭，只能在大伦敦区重建。要求工业企业建造高大的烟囱，加强疏散大气污染物。还包括要求大规模改造城市居民的传统炉灶，减少煤炭用量，逐步实现居民生活天然气化；冬季采取集中供暖。
1968年以后，英国又出台了一系列的空气污染防控法案，这些法案针对各种废气排放进行了严格约束，并制定了明确的处罚措施，有效减少了烟尘和颗粒物。到了1975年，伦敦的雾日已由每年几十天减少到了15天，1980年则进一步降到5天。
1995年起，英国又制定了国家空气质量战略，规定各个城市都要进行空气质量的评价与回顾，对达不到标准的地区，政府必须划出空气质量管理区域，并强制在规定期限内达标。欧盟要求其成员国2012年空气不达标的天数不能超过35天，不然将面临4.5亿美元的巨额罚款。
为了符合标准，早在2003年，伦敦市政府开始对进入市中心的私家车征收“拥堵费”，并将此笔收入用来改善公交系统发展。
德国是公认世最美丽的地方之一，那里除了得益于多瑙河地区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外，更是由于德国政府坚定不移的把“国土整治”计划当成基本国策来加以实施和完善。
1886年巴伐利亚州颁布了德国第一部土地整治法，德国联邦土地整治法主要是为了适应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土地利用关系的变化于1953年颁布的，并于1976年和1982年进行了两次修订。德国联邦土地整治法明确规定了土地整治的目的、任务和方法、组织机构及其职能、参加者的权利与义务、土地整治费用、土地估价、权属调整及成果验收等内容。土地整治法还规定，每个州的最高行政法院要设立土地整治法庭，负责审议和处理相关的诉讼案件和纠纷。
德国是世界上城镇化发展较快、城镇化率较高的国家之一，其在推进城镇化过程中特别注重大中城市和小城镇均衡发展，形成一种城乡统筹、分布合理、均衡发展的独特模式。其中，土地整治在促进农村发展、实现城乡一体化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德国的土地整治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相结合，从以增加产量为主要目标发展到区域内生态环境保护和农村全面协调发展，注重兴修水利、整修道路、改良土壤、维护乡村景观、优化村民居住和生活条件、继承保护民族历史文化遗产，实现社会经济发展与自然环境保护的统一。
无论是百万人口的大城市还是几千人口的小城镇或是城区边缘的村庄，都有着优美的环境、便捷的交通、完善的基础设施，城乡在公共设施上和公共职能上几乎找不出差别。
文化巨人法兰西共和国更是将“国土整治”创造性的运用到整个国家的宏观经济管理上。
20世纪50年代初，法国经济就象一架倾斜的天平：以北起勒阿弗尔，南至马赛为界，东西两侧形如两重天地：东部被称作”富裕的工业法国”，其面积不足全国一半，人口却占总数的2/3；全国500家大企业集团，东部有476家；这里的4大工业区，拥有全国3/4的工业职工、4/5的工商业营业额；居民人均收入，高出全国平均水平30％。
与”工业法国”的繁华形成强烈反差，广袤的西部地区，处在天平失重的一端。那里人烟稀少，交通不便，停留在落后的小农经济时代，被称为”贫穷的农业法国”。随着时间推移，东西差距越拉越大。同在一片蓝天下，同是升起法兰西国旗的土地，怎能如此苦乐不均，判若两个世界。
1950年，建设部长克洛·珀蒂提出，应尽快制定规划出整个法国的“国土整治”，实现自然资源、经济活动和人员的最佳分配。1955年，法国政府颁布”国土整治”令，制定地区行动计划，拉开了向西部进军，促进经济均衡发展的帷幕。
法国的“国土整治”历时长，规模大，涉及面广。为了实现全国一盘棋，法国政府甚至重新规划了行政区，在原有96个省的基础上，设立了22个大行政区，国家与大区签订具有法律效力的“计划合同”：中央政府负责确定总体目标，保重点项目，有资金优先分配权；开发整治权下放给地方；国家设立专门机构，负责对各地实施情况监督检查。
行政大区对中央政府负责，各省对行政区负责，涉及跨区实施的项目，由中央政府牵头，协调各区、省的行动，从而保证了”国土整治计划”层层落实。法国政府除了通过“国土整治”计划重新合理的分配工农业生产的结构布局外，60年代以来，法国政府先后运行“国土整治”机制，实施了多项公路、铁路、通讯发展计划，由于中央和行政区职责分明，各地能够联手合作，各项计划大都提前完工，在法兰西土地上，形成了横贯东西、遍布南北的交通、通讯网络。
中国初步的“国土整治”计划也应当以工农业生产为中心，继承中国传统的治理河流，整理土地的宝贵经验，坚决以恢复自然，保护自然为最高目标。结合中国的人口城镇化进程，尽早的制订有适应中国长远发展的“国土整治”计划。
首先中国应当考虑到中国的西北和西南的战略纵深地带的自然保护，大西北和大西南是中国的未来的资源储藏地，是中国两大母亲河的发源地，假如这些地区的环境遭到破坏，那对于整个中国将是毁灭性。
应当痛下决心解散、转型在新疆、内蒙、黑龙江、云南的一些对自然生态形成极大损害的大规模建设兵团，化兵为民。坚决杜绝因扩大农业生产而砍伐森林，破坏湿地、草原的，阻断河流乱修水库，添平湖泊造田等愚蠢行为，将新疆建设兵团修建的三重大水坝炸掉，停止种植浪费水资源严重的水稻、棉花等农作物，恢复新疆孔雀河流域的生态平衡，恢复对罗布泊的供水，使这一世界上最大的人为无人区重新再现生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总量的快速发展，使得各项人均指标也快速提升，中国人离强国富民的梦想从未如此之近。在巨大的经济成效面前，我们可以引以为豪，但我们更应当清醒的看到中国所面临的问题。
首先我们应当清醒的认识到中国是一个具有两千多年封建史的国家，巨大历代文化堆积随时可能将我们短暂的改革成效化为无有，而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这样的事例屡见不鲜。
随着改革开放的持续，中国的社会问题开始出现。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公认的最腐败的地区之一，这主要是中国的形态比较落后。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一直在寻找一条能够使中国富强的道路，直到今天中国仍然没有找到一条适应中国发展的方式，在次之前，中国仍然采用古代的以各级封建官僚为中心的社会管理模式。
官本位实际上已不再适用于现代商品社会，用比较原始的社会管理模式管理现代社会，必然导致中国整个管理阶层的腐败现象。
纵观世界和中国的社会发展规律，进一步证实了一个简单的道理：这就是社会越发展，分工也就越细，所产生的阶级阶层也就会就会越多，社会发展了就会产生阶级和阶层，这是不以人类意志为转移的，阶级斗争不可能成为社会发展的动力，也不可能依靠消灭阶级和阶层来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是中国现代革命的根本教训之一。
国有制不等于公有制，而人类历史发展至今，公有制实际从来也不曾出现过，国有制本来就是私有制的基础，有国家的存在就不可能真正意义上的公有制，社会主义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之上的一种制度，有国家的存在就不可有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这是二十世纪世界和中国社会主义运动都归于失败的根源所在。
历史已经证明，在以国家为单位的这种广义的私有制面前，人的权利是同他们占有社会生产资料的多少成正比的，当私有制分布的很合理的时候，这个国家会有一个比较淡化的国家管理机构，这个管理机构就会完全公民化了。
国家的各种管理工作完全由公民义务承担，正向革命导师列宁在他的《国家与革命》一书所说的那样：“要消灭国家就必须把国家服务机关的职能变为非常简单的监督和统计手续，使绝大多数居民以至全体居民都能够办理。而要完全除升官发财的思想，就必须使国家服务机关中那些无利可图但“光荣的”位置不能成为在银行和股份公司内找到肥缺的桥梁，象在一切最自由的资本主义国家内所经常看到的那样。”
列宁所说的“最自由”的国家使我们联想起到瑞士、德国、丹麦、瑞典等欧洲一些国家社会主义阵营，它们无疑是德国铁相俾斯麦等现代早期社会改良者的历史遗产。
国有制不同于全民所有制，而实际上在没有任何民主制度保护的国有制，其实际效果是国有制实际就是官有制，数量巨大的国有资产唯一的支配者只能是各级官僚，国家的各级官僚拥有对国有资产的管理权，对数量惊人的劳动力的支配权，这无疑是各种腐败的真正原因。
1986年12月5日，中央下发了《关于深化企业改革增强企业活力的若干规定》，“规定”提出要把国有的中小型企业承包和租赁给个人经营，这实际是试图把农村的联产承包引用到城市的经济改革中，这一做法一大批国有工厂频临破产倒闭。
究其原因是工厂不同于农业生产，工厂是现代工业和现代商业发展到一定水平的自然产物，需要掌握现代工业技术的熟练工人、有一定的独特的生产工艺、有经验的生产管理者的组合，战国时代的“干将莫邪”的传说就可以深刻的说明这一点。瑞士人把制表当成他们的命根子；法国人的葡萄酒香水；德国人的机械制造汽车技术；美国人的核子利用电脑软件；几乎每个发达国家都有他们的独门技术，而他们工业是依靠多数的工艺水平和管理水平来完成的，在这些国家里几乎看不到什么资本家的专横和独裁，而是众多管理者和生产者的完整结合，这也是西方的民主政治在经济领域的一个完美表现。
由此可见现代工厂是一个是一个集体共同管理经营的实体，是现代科学技术同现代文化的产物。用农业的承包制来搞现代工业是件十分愚蠢的事，这说明当时的中国高层的决策者们对现代社会和现代工业的关系理解不够。
1988年4月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企业法》的规定，国有企业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各地各单位的“一把手”，大权独揽，一手遮天，“一枝笔”签字，什么帐都能报销。“家天下”非常普遍。全国每年都有上万名官员涉嫌行贿受贿和挪用公款，而查出的还是极少数。
权利的集中还导致大量的贪官外逃。媒体曾梳理最高检历年两会的工作报告发现，抓捕外逃官员数量从2007年开始急剧上涨，涉案总金额也从最早的244.8亿元上升到2012年的1020.9亿元，5年间增长4倍以上。
最高法院前负责人在其2009年出版的《反贪报告》中曾引用有关部门的统计称，1988年至2002年的15年间，资金外逃额共1913.57亿美元，年均127.57亿美元。
“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这是曾经在1980年代出现过的一个现象。旧有体制下的社会精英在改革之下丧失了利益，落后于改革的受惠者群体，当时引发许多人的思考。个体户发达了，国企职工下岗了。
从八十年代初开始，关于所有制优劣的大讨论始终在中国意识形态领域不断的持续着，“企业承包”，“破三铁”，“解决脑体倒挂”，“官员下海”，“国营职工下岗”等等一系列的动作使人目不暇接，而这一切实际上都是中国幼稚的政治运动的持续和新发展。
中国至今还没有在政治和经济上探索出一条真正适合中国发展的新模式，而是简单的在所有制和分配制度上做些文章，这也正是中国缺乏持续发展动力，不能成为世界经济复苏火车头的主要原因之一。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劳动力最短缺的国家，中国的劳动年龄是18到53岁，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53%，这个数据还在不断下降，预计到2020年将下降到50%以下。欧美国家的劳动年龄是15到64岁，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63%。亚非拉国家是65%左右。从劳动年龄占总人口的比重看，中国排名倒数世界第一。
因此中国的一些社会问题专家不断要求政府提高中国劳动人口的退休年龄，但实际上这个问题实施起来太难。首先是中国劳动人口的健康问题不允许这样做。有统计显示，巨大的工作压力导致我国每年“过劳死”的人数达60万人，中国已超越日本成为“过劳死”第一大国。这样算来，每天超过1600人因劳累引发疾病离开这个世界。
劳动力短缺不仅影响到中国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更是直接影响到中国广大的农村地区，中国有限农田因为无人耕种而大片大片的撂荒，地少人多的南方地区为解决粮食供应不得不大规模推广转基因农作物。转基因农作物最大的优势是抗病虫害，节省人力，而中国农业现在最缺的就是人力！现在还有留守妇女和留守老人在地里干活，还能收获一些农作物，但随着劳动力短缺的加剧，农村留守妇女也开始进城了，飞速增长各城市的保姆大军多达几千万计。
中国是发展中国家，收人差别在所难免，但中国的收人差别已经超过了国际警戒线。基尼系数为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于1922年提出，旨在定量测定居民收入分配差异程度。其值在0和1之间，越接近0就表明收入分配越趋向平等，反之收入分配越趋向不平等。按照国际一般标准，0.4以上基尼系数表示收入差距较大，当基尼系数达到0.6时，则表示收入悬殊。
2013年01月18日，在2012年度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新闻发布会上，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公布了中国从2003年到2012年的基尼系数，这其中2003年是0.479，2004年是0.473，2005年是0.485，2006年是0.487，2007年是0.484，2008年是0.491，2009年是0.490，2010年是0.481，2011年是0.477，2012年是0.474。
2012年12月9日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发布中国当年的基尼系数为0.61。从中可以看到中国基尼系数连续10年超过了0.4的国际警戒线，甚至突破了0.6进入到收人悬殊的行列，这一切都表明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劳动分配差距最不合理的地区。
有资料显示，中国最富有的1/5家庭占有全国总收入的50.13%，而美国是44.3%。
在2009年6月份举行的中国政协十一届常委会会议上，蔡继明委员说：“中国权威部门的一份报告显示，0.4%的人掌握了70%的财富，财富集中度高于美国。”
2010年世界银行公布的调查数据，美国5%的人口掌握了60%的财富，而在中国，1%的家庭掌握了全国41.4%的财富。财富集中程度远大于美国，可见中国已经成为全球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
中国两极分化的根本原因在于国家总体资源的分配不公，百分之八十的资源掌握在百分之二十人的手中，资源包括：土地，矿产，能源，科技产业资源等。
供养政府机构的总体资源令人吃惊的占到百分之五十以上，巨商显贵以及地方的势力团体占有总体资源的百分之三十，工人以及农民只占总体资源的百分之二十。
按人口来看，我国的工人家庭人口以及农民家庭人口的总和为十亿左右，政府机构人员和巨商显贵以及地方势力团体的家庭人口总和为三亿左右。
中国的主体经济结构是由所谓的全民所有制的国有企业构成，但中国全民所有制的企业中工人已经不再是企业的主人，国有企业的生产关系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企业一切都是企业的高级管理层说了算。国企高管们的年收入达几十万、几百万甚至上千万，是普通工人的几十倍、几百倍。现在的国有企业实际上已经成为少数人谋取个人利益的最好场所。
据统计，当今中国有亿万富翁有三千多个，千万富翁有三十多万，占不到总人口的千分之一。统计数据表明构成了大富豪的主要成分很不正常，中国的亿万富豪，官僚子弟或亲属竟占了90%以上。
全球最著名的管理咨询公司美国麦肯锡公司的调查表明，2008年中国的富裕家庭数量仅为160万个，在中国所有城市家庭中，只有1%的家庭达到富裕的标准。放到全国来说，这个比例只能占到千分之二、三，而大多数人的平均收入仍处于买不起房子，看不起病，孩子上学交不起学费，日消费不到两美元的贫困状态。
应当清醒的看到造成中国劳动分配差距巨大的原因并不是劳动价值本身所决定的，而是由中国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意识直接影响下形成的，中国上层领导阶层连续多年的用带着严重的片面意识来解决“脑体倒挂”问题，这进一步促使了中国原始的封建“官本位”意识空前复苏，“以薪养廉”“高工资”“高待遇”已经成为解决“脑体倒挂”问题的基本途径。
不幸的是特殊的社会环境和土壤已经培养出一个巨大的贪官阶级，正是他们的贪得无厌才造了中国社会劳动分配的严重畸形。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数据显示，2003年1月至2006年8月全国共查处贪污贿赂犯罪67505人，涉案金额280亿余。区区6万多人，3年所涉赃款竟然高达280多亿元，远远超出了8亿农民3年收入的总和。
国家的职能之一就是为创造的财富制造条件并参加其再分配，在这一分配过程中，劳动要素获得劳动报酬，资本要素获得利润，政府因为为生产活动提供了法律和秩序保证，并以税收的形式取得收入。
劳动报酬占GDP份额通常被用来度量国民分享经济发展成果的程度，劳动报酬份额高劳动者分享的成果就多，劳动报酬份额低则劳动者分享的成果就相对较少。
中国的劳动报酬占GDP份额自1997年开始出现了大幅度的下降局面，从1997年的54.87%下降到2007年的41.36%，10年下降了13.51个百分点。2007年全国劳动报酬占GDP份额降至39.74%的历史最低水平。
据《国际统计年鉴》和《联合国国民收入核算账户》等统计资料显示，北美洲的美国劳动报酬占GDP份额最高，平均达到59.8%，欧洲的英国次之，平均约为56.8%，亚洲新兴国家韩国1970~2005年间的平均劳动报酬占GDP份额明显低于美国和英国，平均为41.9%左右，中美洲的墨西哥劳动报酬占GDP份额则远低于英美等发达国家，平均为31.7%，仅为美国的一半左右。
用新的地区收入法核算，通过从中扣除城乡个体劳动者劳动报酬收入而得到了新的中国雇员的劳动报酬数据，1980~2005年中国雇员劳动报酬占GDP份额平均仅为38.9%，大大低于英美等已经完成工业化的国家，而和墨西哥这样的中低收入国家相类似。
通过对中国经济的宏观分析可以清晰看到，在1997年以前，中国的经济发展以劳动扩张型为主，而1998年之后，中国经济发展则逐渐向资本扩张型转变。导致中国出现资本扩张型技术进步的重要原因是中国引进技术的类型和自我创新能力不足。
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往往技术研发能力较弱，加上政治制度经济体制的因素，自我创新的动力和激励不足。因而，发展中国家的新技术和新设备往往需要从发达国家引进。
发达国家劳动力资源相对稀缺，其技术进步往往是降低劳动成本为先决条件下开发出来的最优技术。资本扩张型的技术进步制约了厂商对劳动力技能的需求，更不利于劳动者收入水平的提高，这成为中国劳动报酬占GDP比重长期低水平稳定的重要原因。
一个明显的例证就是中国出口贸易中资本品比重迅速提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资本品出口比例持续增长，从1980年的47%增长到2007年的474%，增长了9倍多，虽然从2003年起，资本品出口比例的增速有所下降，但仍呈上升趋势，这表明中国资本品出口比例在将来一段时间内还将继续增长。
资本品出口比例的迅速提高必然要求大量的资本投资，大量新机器和新设备的投资成为劳动生产率提升的主要源泉，进而导致劳动者从劳动生产率提高中获得的回报相对减少。
过去几十年中，中国逐渐成为全球最大的资本净输入地，1978~2008年间中国实际利用外资总计达8500亿美元。
国外直接投资是我国经济长期高速增长的重要动力，但同时也是我国劳动报酬占GDP份额长期低水平稳定的重要原因。资本全球化加强了资本的流动能力，导致我国外贸出口中资本密集型产品的比例越来越高，进而提升了资本对劳动的谈判能力。而且，各地政府为了GDP增长而展开吸引外资的竞争，致使劳动力市场形成了一种竞次均衡的状态，这个过程明显强化了资本的强势地位。
2001年中国加入WTO之后，出口迅速增加，其中增长的绝大部分来自沿海发达地区，而正是在这一时期，沿海地区劳动报酬占GDP份额加速下降，从2002年的44.5%迅速下降到2007年的38.1%，下降幅度平均达到14.3%。
1978年以来，中国劳动力逐渐从农村就业向城镇就业转移，而城镇就业中的国有单位、集体单位就业规模空间逐渐缩小，从1978年的99%下降到现在的25%。相应的，其他类型就业的比例迅速上升。其他类型的就业多属非正规就业，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越来越多的城镇新增就业人员只能进入非正规部门，当前中小企业已经成为接纳城乡青年劳动者就业的主要途径。非正规部门就业者缺乏与雇主谈判的能力，不仅工资水平低，社会保障也严重缺乏。
回顾世界经济发展史，可以清晰的看到中国经济的现状同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早期发展阶段相似，也就是同西方十九世纪初期的社会状态相似，拖着一条长长的封建主的辫子，贪婪的在国内和国际上谋取着财富，在财富的积累下不断的改革着自己的统治手段和经济手法。
在经历了一系列的殖民战争和两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的理性世界开始觉醒，政治上的权力均衡和个人权利的神圣地位的确立，这一切社会形态的不断升华是建立在高层次的义务教育的普及。人的文化层次的提高才是社会发展和稳定的基础。在清醒的意识这一点后，我们就应当极力摆脱历史规律的束缚，把提高国民的素质当成国家的主要任务功能，这就是一直被中国有识之士不断重复的文教兴国。
1979年6月，中美建交伊始，美国立即派团来考察中国教育。他们在看了北京、上海、西安的几所学校后，有了这样的发现：中国的孩子喜欢早起，七点钟之前，在中国的大街上见到最多的是孩子，他们边走路边用早点。中国学生有一种作业叫"家庭作业"，据一位中国老师解释，它的意思是学校作业在家庭的延续。中国把考试分数最高的学生称为学习最优秀的学生，他们在学期结束时，一般会得到一张证书，其他人则没有。美国人深深感受到，中国的学生是世界上起得最早，睡得最晚，学习最勤奋的学生，他们预测20年以后，中国的科技将远远地把美国甩在后面。
在同一年，中国也派一个访问团去美国考察初级教育。回国后，访问团写了一份三万字的报告，他们是这样总结的：美国孩子无论品德优劣、能力高低，无不趾高气扬、踌躇满志；小学二年级的孩子，大字不识一斗，加减乘除还在掰手指头，就整天奢谈发明创造；无论是公立还是私立学校，音、体、美活动无不如火如荼，而数、理、化则乏人问津；课堂几乎处于失控状态，孩子或挤眉弄眼，或谈天说地，或跷着二郎腿，更有甚者，如逛街一般，在教室里摇来晃去。当时中国的代表团认为美国的基础教育已经病入膏肓。
20年转瞬即逝，美国的教育又培养了八十几位诺贝尔获奖得者，并且美国的科技继续领先世界。双方的预言都错了，错在什么地方，令人深思。
中国教育部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4月24日，全国普通高校共计2138所，其中本科以上大学841所。本科层次的大学数量是远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为33万人口就有一所本科大学，而中国平均159万人口才有一所本科大学。
世界公共教育经费投入平均占GDP的比例为5.1%，发达国家为5.3%，撒哈拉的南非国家为4.6%，印度为3.5%，最不发达国家为3.3%，而中国在教育方面的投入仅为2.3%，中国有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受教育人口，只用了占世界各国教育总开支的1.5%，美国两亿人口，教育经费为7千亿美元，中国十三亿人，教育经费为0.4千亿。
美国早就在全社会普及了教育，5--20岁的青少年在校人数，在1970年时就达到了90%以上。美国的高等教育在20世纪80年代末即达到成熟的大众化阶段，18—21岁适龄青年的入学率高达82%以上，常年有超过1600万以上的人在4000所左右的高等学校中学习。这一比例远远超过世界其他国家，基本满足了人们接受高等教育的愿望和社会对各种专门人才的需求。
美国创造了举世瞩目的教育和科学研究成就。在世界排名前20位的研究型大学中，美国即占17席。至2004年，在诺贝尔奖诞生以来共产生的672名得主中，美国人就有284名，占获奖总人数的42%。2006年，该年度的诺贝尔化学奖，物理学奖和生理学--医学奖3大奖项全部被美国科学家包揽，又重现了1983年时的情景。美国的教育对全世界的吸引力是无可比拟的。
中国的教育落后不仅表现在教育经费不合理，更重要的是中国的教育理念是是十分低下的，中国的各大、中、小城市甚至农村地区的大、中、小学校都要分出重点和普通来，小学时孩子们就要分出个子午丁卯来，过去讲出身，现在讲你是那个学校毕业的，普通的是普通的，重点的还要分省重点、市重点、区重点，考大学时要有一本、二本、三本，最后考个职高还有省示范和市示范的区别。
人人从娘胎中出生就应该是平等的，上天赋予人的权利都是一样的，但偏偏有人要制造不平的，要搞特殊要不同于他人，因此那些要搞不平等的人要扮神装鬼，胡说自己是受命于天的，因此，不平等的世界便开始了。
世界进入近代史以后，人类通过两个世纪的革命，为的就是证明人人都是平等的，没有神仙和上帝，也没有受命于天的人存在，可中国的教育偏要制造出上帝，要修炼出神仙，还要找到受命于天的人。
要找到神仙、上帝就要有找到制造神仙、上帝的办法，这个办法就是通过各种考试，这种考试被外国人视为世界上最复杂、最森严的中国高考系统。
中国的所有教育体系都要围绕着中国的考试系统来运作，因此中国的教育家们专门发明了考试专用的语言，这种考试专用的语言只有中国的教育专家们才懂，任何其它国家的学者或是教授都听不懂看不会，即便是英国的牛顿和美国的爱因斯坦来参加中国的高考，那一定要名落孙山，因为中国小学二年级的题会使博士生都要交白卷，中国的教育水平如此之高，那些导师们参加中国的高考自然也要落榜了。
中国历年的高考题都象一部部天书，一个个知识点被藏过来隐过去，生怕被人看见，一道道题绕过来绕过去，生怕被人捉到。必须经过中国特有的方式学习和训练，才能在这场藏猫猫式的游戏中获胜。
对人和社会的意识的相对停滞，也就是说中国的整体社会和国家体制是落后于世界的。记得一百年前的甲午战争前夕，一位英国人在访问了福建马尾船政学堂以后，感慨的说中国学生的身体是活得，而他们的心却早已死了，看看他们的眼神是多么的黯然啊，行为是多么的木讷，他们已经丧失了一个孩子的所有。他甚至预言了中国在中日战争中必败的结果。
救救孩子们吧！九十多年前鲁迅先生曾经这样向人们呐喊过，现在我们也要这样喊，可我们还要这样喊多少年呢！
中国不及美国大学数量一半的1900多所大学拥挤着2800万的在校生，可中国大学生数量仍仅占总人口比例的8%，这个数值远远低于世界中低收入国家24%的平均水平。透视现在的中国教育最大问题是地区性严重失衡，拥有中国百分之六十以上人口的农村地区，每年却仅有5%的学生可上大学，这同中国的高考制度密切相关，农村地区的师资力量相对薄弱，在高考分数上竞争自然不如城市里的学生，而广大的农村却是最需要大学生的。
全国约200个县尚未普及小学教育，中国９０％的文盲分布在农村，一半文盲在西部地区。而人口密度相对较高的中东部地区文盲数量明显增加，仅山东省的文盲人数就达到963万人,甚至就在中国的文化经济中心北京还有近６０万的文盲。值得注意的是中东部地区文盲数量明显增加并不是教育不发达造成的，而是因为教育所需的费用太高，许多农民拿不出。初略估算一下，一个学生从上小学到高中至少要花费4万至5万人民币，这对于刚刚进入温饱型生活的农民来说可是一笔巨资。
二十世纪末期中国的文盲总数曾经达到过2亿人的天文数字，当时每5个中国人中就有1个是文盲，而全世界每4个文盲中就有一个是中国人。虽然近些年中国政府采取了大量的措施扫除文盲，但中国的文盲数目仍以每年50万的速度不断增加，据《羊城晚报》的报道：在2000—2005年，中国的文盲人数增加了3000万。截至2005年底，中国文盲总人数达到1．16亿人，占世界文盲总数的11．3％，仅次于印度。
现在终于可以说是找到1979年中美建交伊始双方教育专家预言错误的部分原因，可我们更应当清醒的意识到经济的落后仅仅带来的是贫穷，而整个教育的落后使我们丧失的是明天，世界上再没有比现在就能清晰看到以后中国还要落后于世界更悲哀的事情了。本文在此前提到民国十四年，1925年中国政府的教育经费占当年预算总支出的17.5％，现在就这样问：难道我们现在连袁世凯的民国政府都不如吗！
劳动力质量的低下使中国很难在有一定的资金积累后来调整生产结构，将劳动力密集的简单制造业向更高层次的技术性产业转化，因为教育的的严重滞后使中国失去了技术工人和有创造性劳动的技术人员，这正是中国大学生失业率居高不下而整个社会出现“用工荒”的主要原因。
用简单的劳动密集型的工业化生产虽然给中国创造了巨额的财富和就业机会，但生产技术能力的低下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甚至是无法拟补的损失，这就是对不可再生资源的消耗和对生态环境的破坏。
2006年8月2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铁映在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上，作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节约能源法实施情况的报告时说：我国是能源资源严重短缺的国家。石油、天然气人均剩余可采储量仅有世界平均水平的7.7％和7.1％，储量比较丰富的煤炭也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58.6％。
按目前探明储量和开采能力测算，我国煤炭、石油、天然气的可采年限分别只有80年、15年和30年，而世界平均水平分别是230年、45年和61年。2005年煤炭产量达21.9亿吨，比2000年翻了一番，仍不能满足需要。石油净进口量由2000年的0.76亿吨，迅速增长到2005年的1.43亿吨。与能源短缺形成强烈反差的是，能源浪费惊人。
我国能源利用效率只有33％，比国际先进水平低10个百分点左右；2003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1倍；2004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约占全世界的4.4％，而煤炭消费占35％以上，原油消费占7.8％。近年来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不降反升，按2000年价格计算，2002年━━2004年分别为1.30、1.36、1.43吨标准煤／万元。
据统计，近年来我国每年浪费的能源在4亿吨标准煤左右，占到总能源生产量的12%～16%，如此同时近年来我国主要能源进口数量快速增长，对外依存度持续攀升。2013年，我国原油对外依存度达到57.39%，逼近国家确定的61%的红线，天然气对外依存度达到31.6%。成为全球第三大天然气消费国。
进口煤炭占全球贸易量近1/4，已经成为全世界最大的煤炭进口国。2013年中国能源消费总量为37.6亿吨标准煤，占全球能耗的20%。2008年以后中国就已经是全球第二大能源消费国。据有关专家的评估中国的能源短缺的状况至少还要持续到本世纪中叶。
当今中国能够获取的能源70％来自于煤炭的直接燃烧，自然会产生二氧化硫、一氧化碳等有害气体，大范围的污染空气环境。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全国产生的二氧化碳气体也呈逐年增加的趋势，每年至少在30亿吨左右。
90年代初，我国二氧化硫排放量为1800多万吨，到1997年，已上升至2300万吨，2011年中国二氧化硫年排放量达2217.9万吨，烟尘1159万吨，工业粉尘1175万吨，大气污染十分严重。中国大多数城市的大气环境质量超过中国规定的标准。中国47个重点城市中，约70%以上的城市大气环境质量达不到中国规定的二级标准；参加环境统计的338个城市中，137个城市空气环境质量超过中国三级标准，占统计城市的40%，属于严重污染型城市。大气污染是中国第一大环境污染问题。
如此同时中国的能源率仍然徘徊在世界后面，据《世界经济论坛》与埃森哲咨询管理公司共同推出的《2013-全球能源工业效率研究》报告显示，北欧的挪威在此次评估中居世界能源使用效率第一位。该国将严格的能源政策与丰富的能源资源相结合，使其可得到许多便宜和生态洁净的能源。同时，为国家预算也带来了巨大收益。
其余排名前十的国家有，瑞典、法国、瑞士、拉脱维亚等8个欧盟国家，还有大洋洲的新西兰居第五位和拉丁美洲的哥伦比亚居第六位。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竟没有一个国家进入评估前50名，而世界头号工业强国美国仅居第55位。独联体国家中哈萨克斯坦居第51位，阿塞拜疆居第42位，格鲁吉亚居第57位，亚美尼亚居第60位，塔吉克斯坦居第70位，乌克兰居第72位，吉尔吉斯斯坦居第83位。
发展最快的世界金砖国家中，巴西居第21位，俄罗斯居第27位，南非居第59位，印度居第62位，而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中国仅居第74位。2013年11月7日，工信部部长苗圩在第三届绿色工业大会上表示，中国目前的总体能源利用率仍只有33%左右，比世界平均水平低的多。
中国单位GDP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2倍、发达国家的3倍至4倍。机动车油耗比欧洲高25%、每吨标准煤实现的GDP为世界平均水平的30%、能源综合利用率比发达国家低10%。
根据中国能源研究部门最新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国每生产100万美元GDP所消耗的能源是美国的2.5倍、欧洲的5倍、日本的9倍。高能源消耗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必经阶段。据最前卫的经济专家评论，中国的大多数浪费源于体制。绝大多数的电力由计划经济体制下建立的国有垄断企业生产，他们缺乏提高效率的动力。这也就是说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经济体系的计划经济模式下，节省能源几乎是不可能的。
令人悲哀的是在工业生产的污染持续居高不下的同时，中国的大气污染已经进入到常态化的状态，这是因为各大城市机动车的数量大幅度增长，汽车尾气已经成为破坏中国大气环境的另一个元凶，机动车尾气已成为城市大气污染的一个重要原因。
特别是北京、广州、上海等大城市，大气中氮氧化物的浓度严重超标，北京和广州氮氧化物空气污染指数已达四级，已成为大气环境中首要的污染因子，这与机动车数量的急剧增长密切相关。有关研究结果表明，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机动车排放的污染物已占大气污染负荷的60％以上，其中，排放的一氧化碳对大气污染的分担率达到80％，氮氧化物达到40％，这表明我国特大城市的大气污染正由第一代煤烟型污染向第二代汽车型污染转变。
1985年，全国机动车保有量仅有300万辆，1990年为500万辆，1997年增至1300万辆，而截至2014年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已达2.64亿辆。目前我国机动车污染控制水平低，仅相当于国外七十年代中期水平，单车污染排放水平是日本的10－20倍，美国的1－8倍。如北京市机动车数量仅为洛杉矾或东京的1／10，但这三个城市的汽车污染排放却大致处于同一水平。此外，汽车排放的铅也是城市大气中重要的污染物。
自80年代以来，汽油消费量年均增长率达70％以上，加入汽油的四乙基铅量年均2900吨。含铅汽油经燃烧后85％左右的铅排放到大气中造成铅污染。汽车排放的铅对大气污染的分担率达到80－90％。
从1986－1995年10年间，我国累计约1500吨铅排入到大气、水体等自然环境中，并且主要集中在大城市。
2012年上半年全国燃料油表观消耗量1990万吨，全年约4000万吨左右，其中车辆耗油约占55%左右，这样计算下来全国汽车每天耗油大约6万吨左右。
2014年中国的石油总消费量:4.765亿吨，其中燃料油表观消耗量3384万吨，仅过一年的时间，中国的燃料油表观消耗量就增加了1400万吨，这是因为中国的机动车保有量尤其是私人小汽车成几何式增长照成的。
由于每一千克的汽油燃烧就会产生3.15千克的二氧化碳，因此几近天文数字的汽车尾气排放量，无时无刻的对中国数以亿计的城市居民身体健康造成极大威胁。
2013年，“雾霾”已经成为中国年度的关键词语。这一年的1月，4次雾霾过程笼罩了30个省。在中国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之一的首都北京，仅有5天不是雾霾天。
有报告显示，中国最大的500个城市中，只有不到1%的城市达到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空气质量标准，与此同时，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10个城市有7个在中国。
2013年初，全国肿瘤登记中心发布的最新一版《2012中国肿瘤登记年报》表明，中国每年新发癌症病例约312万，因癌症死亡超过200万，这意味着每1分钟有6个人被确诊为癌症,每天有8550人成为癌症患者，每七到八人中就有一人死于癌症。
全国癌症发病形势严峻，发病率与死亡率呈持续上升趋势，每年新发癌症病例约350万，因癌症死亡约250万。未来10年，中国的癌症发病率与死亡率仍将成倍继续攀升。
伴随着对空气中弥漫的PM2.5的不安，这一连串灰色的数字令中国人对癌症的认知绷得更紧了。
“不见天日”的北京已经成为中华大地上的一个巨大毒气室。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北京市肿瘤防治研究所发布的《1995-2010北京市恶性肿瘤发病报告》显示，自2007年以来，恶性肿瘤已连续4年居北京居民死因第一位。
2010年，北京居民平均每4名死亡者中，就有1人死于恶性肿瘤。现在北京每天就会有110人被确诊癌症。“可以说，我们走到了发达国家的老路上。”北京大学肿瘤医院院长季加孚如此说。
调查资料显示，从1970年到1990年20年间，中国癌谱以发展中国家常见的上消化道恶性肿瘤为主。从1990年到21世纪初，肺癌与乳腺癌明显后来居上，成为增幅最大的两种癌症。
《2012中国肿瘤登记年报》显示，中国人患病最多的癌症分别为肺癌、胃癌、直肠癌、肝癌、食管癌，死亡最多的癌种是肺癌。第三次全国居民死亡原因调查结果显示，过去30年间，肺癌死亡率在中国上升了465%，已取代肝癌成为中国首位恶性肿瘤死亡原因。
美国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根据中国现有的数据和情况曾作出报告，在未来的30年，中国因肺癌致死的人数将高达1800万，这意味着每分钟会有1人死于肺癌。
如此同时，另一个21世纪的魔鬼杀手白血病在中国的发病率十年增两倍。目前全国白血病患者已达400多万人，每年新增4万人，且儿童占到了一半。
北京道培医院移植科主任张耀臣说：“10年前，白血病的发病率每10万人里有3-5个，如今发病率是每10万人里有8-10个。”
根据世界银行研究表明，目前，中国大气和水污染造成的损失价值，如果按价值估计，约为540亿美元／年。约占1995年GDP的8％。而用人力资本价值估计，大气和水污染造成的损失每年则为240亿美元，占GDP的3.5％。这说明中国的对环境破坏所照成的损失足以将中国历年的GDP的增长量吞噬掉，我们可以说又重新站在90年代初的起跑线上。
中科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预测，2020-2030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将达到世界第一；2040-2050年，人均GDP将达到目前发达国家的水平；21世纪末，人均GDP和人均社会发展水平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
报告作者以坚定而豪迈的口吻宣告，21世纪将是中国兴起和腾飞的世纪。
中科院的预测是，2050年GDP为89万亿，是90年的50倍。但难以逾越的障碍是资源不足。权威人士证实，建国后40多年来，GNP增长10多倍，矿产资源消耗量却增长40多倍。高消耗、低产出的经济模式可谓举世无双，假设GNP再增长50倍，就必须消耗200倍的资源。
中国，甚至全球的资源能否支持中国的经济规模再增长50倍？最深刻的悲剧可能是：中国进行了长达近半个世纪的试验之后，惊骇地发现本国的资源已接近枯竭，而且，全球经济总规模不断扩大，世界的资源总量已所剩无几。
据“世界观察环保组织的《1998年世界现状》报告指出，如不改变目前的发展模式，全球的土地及水资源将不敷中国对谷物的需求，石油资源也不够用。世界再也无法依目前的发展脚步继续走下去了。中国日趋紧迫的环境容量和超高速增长的污染。
学者证实，50年代初到80年代中期的30多年间，社会总产值增加了15倍，向大气排放的污染物增加了100多倍，也就是说社会总产值增长1倍，污染量就要增加6-7倍。按此比例算下来，中国经济总量再增长50倍，污染要增长300倍。就算污染率随经济发展而减轻，GNP增长50倍污染量仅增长100倍，中国也绝不是人类可以存活的国度。
包括严重污染已无法耕种的五千万亩多万亩耕地在内，现在全中国耕地面积共20.3亿亩，人均不足1.3亩。全国森林面积为2.08亿公顷，森林覆盖率21.63%，远低于全球31%的平均水平。
我国的淡水资源总量为28000亿立方米，仅占全球水资源的6%，人均水资源量只有2300立方米。中国的许多生态硬性指标亮了黄灯，如果中国的森林覆盖率低于警戒线20%、人均淡水资源警戒线1000立方米、人均耕地面积警戒线0.8亩等，那么中国生态系统便可视为突破了生态环境容量，超载运行，生态平衡全面趋于崩溃：这正是中国面临的噩梦。
或许中国能奇迹般地赶上高科技列车，经济结构也能成功转型，但污染再增加10倍，那整个地球环境也就不再适宜人类生存。看来中国要继续发展经济，就必须把环境保护放在第一位，不能在走发达国家污染了再治理的老路。当务之急是中国必须实施工业的绿色革命，把环境保护当成发展工农生产的先决考虑条件，在宏观方面，国家应以法制和行政形式加以限制和约束破坏环境的行为，并进一步升级各级环保部门的权限和规模。
甚至我们可以幻想中国可以象制订“五年计划”或“三北防护林”策略那样，在今后几年内制定出中国自己的“国土整治”计划。
中国在环境治理上应当更加虚心的向西方国家求教。
在历史上令人震惊的1952年冬天的伦敦的伦敦雾霾事件中，从12月5日开始到12月8日的4天里，伦敦市因雾霾死亡人数达4000人。而在12月9日之后，由于天气变化，毒雾逐渐消散，但在此之后两个月内，有近8000人因为烟雾事件而死于呼吸系统疾病!英国人开始反思空气污染造成的苦果，由此催生了世界上第一部空气污染防治法案《清洁空气法》的出台。
法律规定在伦敦城内的电厂都必须关闭，只能在大伦敦区重建。要求工业企业建造高大的烟囱，加强疏散大气污染物。还包括要求大规模改造城市居民的传统炉灶，减少煤炭用量，逐步实现居民生活天然气化；冬季采取集中供暖。
1968年以后，英国又出台了一系列的空气污染防控法案，这些法案针对各种废气排放进行了严格约束，并制定了明确的处罚措施，有效减少了烟尘和颗粒物。到了1975年，伦敦的雾日已由每年几十天减少到了15天，1980年则进一步降到5天。
1995年起，英国又制定了国家空气质量战略，规定各个城市都要进行空气质量的评价与回顾，对达不到标准的地区，政府必须划出空气质量管理区域，并强制在规定期限内达标。欧盟要求其成员国2012年空气不达标的天数不能超过35天，不然将面临4.5亿美元的巨额罚款。
为了符合标准，早在2003年，伦敦市政府开始对进入市中心的私家车征收“拥堵费”，并将此笔收入用来改善公交系统发展。
德国是公认世最美丽的地方之一，那里除了得益于多瑙河地区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外，更是由于德国政府坚定不移的把“国土整治”计划当成基本国策来加以实施和完善。
1886年巴伐利亚州颁布了德国第一部土地整治法，德国联邦土地整治法主要是为了适应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土地利用关系的变化于1953年颁布的，并于1976年和1982年进行了两次修订。德国联邦土地整治法明确规定了土地整治的目的、任务和方法、组织机构及其职能、参加者的权利与义务、土地整治费用、土地估价、权属调整及成果验收等内容。土地整治法还规定，每个州的最高行政法院要设立土地整治法庭，负责审议和处理相关的诉讼案件和纠纷。
德国是世界上城镇化发展较快、城镇化率较高的国家之一，其在推进城镇化过程中特别注重大中城市和小城镇均衡发展，形成一种城乡统筹、分布合理、均衡发展的独特模式。其中，土地整治在促进农村发展、实现城乡一体化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德国的土地整治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相结合，从以增加产量为主要目标发展到区域内生态环境保护和农村全面协调发展，注重兴修水利、整修道路、改良土壤、维护乡村景观、优化村民居住和生活条件、继承保护民族历史文化遗产，实现社会经济发展与自然环境保护的统一。
无论是百万人口的大城市还是几千人口的小城镇或是城区边缘的村庄，都有着优美的环境、便捷的交通、完善的基础设施，城乡在公共设施上和公共职能上几乎找不出差别。
文化巨人法兰西共和国更是将“国土整治”创造性的运用到整个国家的宏观经济管理上。
20世纪50年代初，法国经济就象一架倾斜的天平：以北起勒阿弗尔，南至马赛为界，东西两侧形如两重天地：东部被称作”富裕的工业法国”，其面积不足全国一半，人口却占总数的2/3；全国500家大企业集团，东部有476家；这里的4大工业区，拥有全国3/4的工业职工、4/5的工商业营业额；居民人均收入，高出全国平均水平30％。
与”工业法国”的繁华形成强烈反差，广袤的西部地区，处在天平失重的一端。那里人烟稀少，交通不便，停留在落后的小农经济时代，被称为”贫穷的农业法国”。随着时间推移，东西差距越拉越大。同在一片蓝天下，同是升起法兰西国旗的土地，怎能如此苦乐不均，判若两个世界。
1950年，建设部长克洛·珀蒂提出，应尽快制定规划出整个法国的“国土整治”，实现自然资源、经济活动和人员的最佳分配。1955年，法国政府颁布”国土整治”令，制定地区行动计划，拉开了向西部进军，促进经济均衡发展的帷幕。
法国的“国土整治”历时长，规模大，涉及面广。为了实现全国一盘棋，法国政府甚至重新规划了行政区，在原有96个省的基础上，设立了22个大行政区，国家与大区签订具有法律效力的“计划合同”：中央政府负责确定总体目标，保重点项目，有资金优先分配权；开发整治权下放给地方；国家设立专门机构，负责对各地实施情况监督检查。
行政大区对中央政府负责，各省对行政区负责，涉及跨区实施的项目，由中央政府牵头，协调各区、省的行动，从而保证了”国土整治计划”层层落实。法国政府除了通过“国土整治”计划重新合理的分配工农业生产的结构布局外，60年代以来，法国政府先后运行“国土整治”机制，实施了多项公路、铁路、通讯发展计划，由于中央和行政区职责分明，各地能够联手合作，各项计划大都提前完工，在法兰西土地上，形成了横贯东西、遍布南北的交通、通讯网络。
中国初步的“国土整治”计划也应当以工农业生产为中心，继承中国传统的治理河流，整理土地的宝贵经验，坚决以恢复自然，保护自然为最高目标。结合中国的人口城镇化进程，尽早的制订有适应中国长远发展的“国土整治”计划。
首先中国应当考虑到中国的西北和西南的战略纵深地带的自然保护，大西北和大西南是中国的未来的资源储藏地，是中国两大母亲河的发源地，假如这些地区的环境遭到破坏，那对于整个中国将是毁灭性。
应当痛下决心解散、转型在新疆、内蒙、黑龙江、云南的一些对自然生态形成极大损害的大规模建设兵团，化兵为民。坚决杜绝因扩大农业生产而砍伐森林，破坏湿地、草原的，阻断河流乱修水库，添平湖泊造田等愚蠢行为，将新疆建设兵团修建的三重大水坝炸掉，停止种植浪费水资源严重的水稻、棉花等农作物，恢复新疆孔雀河流域的生态平衡，恢复对罗布泊的供水，使这一世界上最大的人为无人区重新再现生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