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倾慕西方的发达的科学技术，看到他们日渐完美的社会形态，我们不仅要问：中国为什么不能和西方发达国家一样发生工业革命，最后演变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一部分呢？应当说社会制度是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具体表现，有什么样的生产力便会有什么样的社会制度，中国同世界上许多国家一样经历了史前氏族社会、奴隶主社会、封建社会，为什么独独缺少了资本主义社会呢？
　　回顾历史中国丝毫不比西方差，甚至中国还向世界输出了当时最先进的社会制度和生产方式。尽管中国进入有阶级的社会较晚，但中国的农耕文化的发展却与世界保持同步，山西地区，河北和河南地区的农业发展史都有着一万多年的历史。中国农耕文化的大发展不仅给世界带来小米、燕麦、大豆、栗子、稻米等主要农作物，更有数不尽的疏菜和水果品种。正是因为如此，中国农业的地位在世界上是无法取代的。正是由于中国农耕文化的高度发展，才使得中国有阶级社会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发展起来。大约在公元前21世纪开始，中国开始进入有阶级社会，先后经历产生城市雏形的夏代，政教统一的商代，封建宗法制的周代，在公元前221年前，秦始皇大帝采用宰相李斯的建议，废除了实施800多年的分封制，采用了郡县制来管理国家。采用这种行政方式来管理国家其意义是划时代的，它的意义不逊色于至今为止任何政治事件，正是采用郡县制方式才使中国数度领先于世界，成为当时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强国。
　　社会制度的先进必然促进科学技术的大发展，从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实行郡县制开始，至1279年厓山海战南宋亡止，中国经历秦汉、隋唐、两宋时期，在这一千多年的历史中，中华民族进入一个辉煌灿烂的时代，完成了对人类历史发挥重要作用的四大发明的创造，在当时的历史时期，每一百件发明创造中，便会有八十多件是中国人发明的。至十三世纪初，蒙古人征服古俄罗斯和东欧，他们不仅仅是给欧洲带去了大炮和火箭，更促进四大发明在欧洲的推广运用，这同时包括齿轮.曲轴等现代工业不可缺少技术细节。东西方贸易繁荣促使地中海沿岸的城市经济的大发展，大批的新兴资产阶级在现在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威尼斯、罗马等地建立城市共和国，开始了为时三百多年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从而为工业革命打下了坚实的物质文化基础。十八世纪中叶，英国人瓦特改进了蒸汽机，欧洲的工业革命掀起了一个高峰。工业革命极大的解放了生产力，欧洲人会有更多的时间从事科学和艺术研究，至此欧洲的领先已是不可逆转的事了。
　　中华民族是一个善于学习的民族，中国不是天生的排外，相反的是中国是世界文化影响最深的地区之一，从仰韶文化时期至夏帝国的确立，从秦汉至隋唐时期，中国一直在同世界交流，不断的输出文明和引进西方的先进文化，从天竺国传来的佛教竟然成为中国的国教之一。到了宋代，因为路上的丝绸之路被完全被阻，宋王朝不惜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发展造船业，以广州为起点，通过马六甲海峡形成海上丝绸之路，进行大规模的对外贸易活动。明王朝是中国历史的一个转折点，至秦王朝确立封建制以来，经过了八百年的发展变化，到唐宋时期，中国的封建社会到达高峰，元帝国虽然是蒙古人统治，但元帝国并不落后，相反元帝国在科学文化方面仍领先于世界，尤其在天文历法和纺织技术上。
　　1368年朱元璋的明军攻克了元大都一，元顺帝出逃上都，元帝国灭亡，中国开始了为期近三百年的明朝时期。在中国人的认识里明朝是汉人建立最后一个朝代，在许多文化创作里明朝人的装扮便是中国人的形象，而实际上明王朝几乎完全外来文化影响的结果。首先明王朝所用的国号“明”字便是来源于明尊教，明尊教的前身是摩尼教，其创始人是波斯人摩尼，公元227年摩尼被波斯王杀死，摩尼教徒们逃亡到世界各地，其中相当一部分人逃到了大唐帝国。摩尼教将世界分为光明和黑暗两部分，教徒不许食用任何动物，甚至连粮食也不准吃，因为摩尼教认为植物籽是光明的种子，真正的摩尼教徒只能食用素菜。武则天时期，摩尼教盛行时教徒数以万计，教徒遍及陕西.宁夏、甘肃等地。唐武宗实行严格的宗教政策后，摩尼教遭到了屠杀，教徒们逃到了东南沿海地区隐藏起来，并在地下发展。到了宋代，摩尼教已在福建、江浙一带兴盛开了，著名的方腊起义便是摩尼教反抗宋朝的数次起义之一。到了元帝国末期，全国各地的各种势力纷纷起来对抗朝廷，其中活跃江浙一带很著名的红巾军便是摩尼教发起，此时摩尼教已自称为明尊教。
　　明朝初期，新生的大明王朝充满了生机和希望，明朝开国宰相李善长是一个十分有才气的人，他不仅协助朱元璋灭了元朝，平定各地起义军，而且为明王朝制定了礼法，定制了官制，为明王朝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其中由李善长主撰的《大明律》中体现了许多西方法律的特性，刑法上以绞刑为最高，徒刑则是以流刑为主，这在中国历代严酷的刑法中所没有的。可天有不测风，人有旦夕祸福；正当大明王朝如日中天蒸蒸日上时，一个人却让这种现象嘎然而止，这个人便是大明开国皇帝朱元璋，朱元璋先是不顾大臣们的反对，逐步恢复了分封制，先后把他二十三个儿子分封到全国各地为王，各王不仅拥有广埌的土地，而且掌握着着众多的军队，这不仅给郡县制管理带来麻烦，还为群王争霸埋下伏笔。为了废除明朝初期所实行的内阁负责制，实行独裁统治，朱元璋开始制造各种冤案图书大臣，这其中最著名的便是胡惟庸案和蓝玉案，胡惟庸案受牵连的人多达三万人之众，朝中大多数文职官员被杀，连退居在家的开国宰相李善长也因推荐胡惟庸为相而受牵连，九族三百六十多口被杀。蓝玉案则导致一万五千人被杀，许多著名猛将因而丧命。胡蓝案后，朝中再也没有人有能力反对朱元璋了，朱元璋废除了相当现在五角大楼的中书省，不再设宰相，而改为皇帝直接对六部负责，只设几个内阁大学士来帮助皇帝处理政务。在法律上朱元璋也大发淫威，他命人把自己曾经办过的案例和发布命令编辑成册，名曰“诰命”，明文规定各种“诰命”要高于《大明律》，“诰命”中不仅恢复古代象车裂.凌迟等各种肉刑，甚至还创造出新的肉刑。
　　朱元璋死后，被分封到各地的诸王拥兵自持，严重威胁明王朝的统治，新上台的朱元璋的长孙建文帝为了稳固政权，发起了削藩运动，但各地藩王们已羽翼丰满，他们占据着帝国的各个要害地方，在几个小的藩王被削后，一些较大的藩王便开始反叛，经过三年多的混战，盘踞在北京的燕王朱棣逐步占据了上风，公元1402年6月朱棣的军队攻占了大明首府南京，建文帝自焚而死，但明王朝的集权专制并没有因而终止，朱棣几乎完全承接了的朱元璋时期的制度，他做只是把统治中心改到北京而已。由于废除了内阁制实施皇权专权，政府的职能受到了限制，为了弥补政府能力的严重不足，洪武十五年—1387年，朱元璋设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特务机构—锦衣卫，朱元璋赋予锦衣卫以至高无上的权利，它甚至取代了最高执法机关，成为皇权的代言人，明初的许多冤案都由它负责审理。永乐十八年—1420年，明成祖朱棣在北京设立了第二个特务机关—东厂。成化十三年—明成宗朱见琛又设立了另一个特务机构—西厂。正德三年—1508年，明武宗朱厚照设立了明朝第四个特务机构—内行厂。
　　至明朝中叶，明朝宦官政治达到了顶点，由数十万的宦官组成的特务机关把持着各级政府.各地的军队和北京的皇宫。在当时的京城里住满了数以千计的阉人，他们都是通过民间非专业的人将自己阉割，希望有机会在宫中谋个好差事。而实际上，阉人的机会很多，仅在正德十三年，朝廷一次便录用的阉人多达三千四百六十人。“宫刑”本是中国古代五大肉刑之一，受了宫刑的人往往被发配到奴隶主或封建主家做家奴，但到了明代，宫刑已丧失了它刑法的作用，而成为一些有野心人一步登天的工具，明著名的大太监王振、刘谨和魏忠贤都是自宫当太监的。
　　在数度受到太监集团的危害后，明世宗朱厚熄登基以后，重用大臣杨廷和，并开始裁减人数众多的宦官。仅在正德十六年四月和六月两次裁减中，便裁减宦官近三十万人之众。但无论如何，明朝的专制统治也是无法改变的，政治体制的形式使明王朝已离不开宦官集团，也就是说，明朝的统治是建立在宦官专制的基础之上的。天启三年，公元1623年，明嘉宗的亲信太监魏忠贤执掌了宫中大权，疯狂的屠杀思想上要求进步的东林党，魏忠贤集团的残暴和专制掀起了明王朝黑暗统治最后一股浪潮。朝内是宦官横行，地方上则是诸王霸道。至万历时期，各郡王府达三十九个，每个王府通常备有直属军队１.６万人，为豢养各地郡王，明王朝需要拿出四分之一的中央财政收入。不仅因此，各郡王占有着大量的封地，还不断庇护着大批的自耕农，使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不断减少。洪武年间的1368年，明政府的在册土地有八百四十九万六千顷，到了明孝宗的1502年，明王朝在册土地仅有四百二十二万倾，一百多年后明王朝的在册土地竟减少了一半多，整个明王朝的开支仅靠这四百二十二万倾土地来苦苦支撑了。土地的减少的原因固然有诸王兼并土地，还有萨尔浒之战后东北脱离了明朝外，还有明朝的土地制度崩溃，人民不得不背井离乡成为流民，逃亡到深山老林蛮荒之地的原因。明初的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明王朝的在册人口有5883万，而到了明泰昌元年，公元1620年明王朝的在册人口仅5165万，二百年后明朝的人口竟减少了七百多万人。
　　当十七世纪中叶的最后一缕阳光照耀着大明王朝，东林党人发起的最后一次革新运动惨遭镇压后，明王朝的最后一丝生机也丧失殆尽，帝国的末日也就随即来临了。“炊人骨为薪，煮人肉为食”，明朝的末期无疑已成为人间活地狱，崇祯十六年，1644年3月19日清晨，陕西农民起义军李自成攻破北京，崇祯皇帝朱由检自缢而死，中国最后一个由汉族人建立的王朝灭亡了。明王朝在建立初期还算是一个世界强国，在技术的革新上中国还占世界的百分之五十以上，明朝中期以后，由于遭到倭寇和西方的骚扰后，明王朝采取封海政策，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上半期的中国完全中断了和世界的联系，在静静地等待着衰老和死亡。
　　回过头来我们来看看与明朝同时的西方世界又发生了什么，公元15世纪开始时，欧洲在蒙古人的影响下，开始逐步摆脱流行了两千多年的奴隶主制度，英国.法国.西班牙.中欧和俄罗斯先后进入封建主时代，由于西方的血緣关系远没有中国的复杂和密切，所以依靠血緣关系为纽带的封建专制在欧洲很快就走到了尽头。能攻破欧洲封建堡垒的不是什么特殊的武器，而是在原始部落联盟时期的部落议事会，同中国不同的是欧洲一直保留着这种制度来管理国家，在古希腊古雅典，议事会制度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和发展，到了古罗马时期的元老院形式的议事会甚至成为了最高行政机构和司法机构。
　　首先出现崩溃迹象是封建制度比较完整的英帝国，1066年，英国组成了由各封建主和僧侣组成大议会，做为国王的咨询机构和最高法院。1254年大议会改称为议会，1265年议会吸收贫民代表参加，1343年议会分成上.下两院，上院为贵族和僧侣，下院为骑士和平民组成。1640年，英国国王查理一世在列席议会会议时遭到议员们的抨击，并一致要求限制国王的权利，从而掀起了英国第一次资产阶级革命的开始，经过数年的斗争，资产阶级的领袖人物可伦威尔帅领议会军队打败了国王军队，1649年，查理一世被推上了断头台，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具有真正现代意义的资产阶级共和国。1688年光荣革命后通过了《权利法案》，确立了议会为高于王权的最高权利机构。
　　若说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后还保留着王权的话，那相对100年后发生在法国的革命就比较彻底，从1789开始，法国新兴的资产阶级发动了大规模的武装起义，统治法国两百多年的波旁王朝被推翻。1792年法国民众组成的义勇军打退了外国的干涉军，成立法兰西第一共和国。广大人民强烈要求处死路易十六，后在掌权的吉伦特派的支持下，1793年的巴黎革命广场广场上，路易十六被推上断头台。法国通过1789年爆发的资产阶级大革命，使统治法国几个世纪的君主制封建制度在三年内土崩瓦解。法国在这段时期经历着一个神话史诗般的巨变：传统上的封建、贵族和宗教特权不断受到资产阶级政治组织和广大民众的冲击，旧的观念逐渐被全新的天赋人权、三权分立等的民主进步思想所取代。从此以后法国一直做为欧洲革命的中心，源源不断的向世界输出新的思想和新的文化气息。
　　公元1648年，英国查理一世被推上断头台时，明朝皇帝朱由检自缢已过去了4个年头了，但中国远没从封建统治的危害中觉醒过来，相反，明王朝的灭亡让中国的各种政治势力都忙碌起来，这包括李自成起义军的余部，东南沿海的海盗，盘踞在云南的地方势力，流亡的太监集团，他们先后扶植六.七个朱姓皇族后裔为帝，直到公元1662年11月，依附于的明鲁王朱以海死在台湾，明王朝才算是真正烟消云散了。
　　在明朝统治的近三百年时间里，愚昧的统治者对中国的知识界的镇压是空前的，这迫使明代的儒生们对传统的“忠君报国”的思想提出了执疑。在经历痛苦的反思和再认识后，中国的知识界终于出现了反封建的思想原型，即反对封建主的视天下为己家，甚至控诉封建主是“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并进一步提出了“天下为主，君为客”“贵不在朝廷”“贱不在草莽”的朴素民主义思想，力主以“众治”来取代封建主的专治，“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为是非，而公其是非于学校。”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成书于公元1663年，它堪称为东方的《民约论》，黄宗羲生于万历三十八年，是浙江余姚人，他的父亲在同魏忠贤集团的斗争被杀害，因而黄宗羲对明王朝的认识是刻骨铭心的。明末与黄宗羲一样具有反封建思想的代表人物还有：顾炎武、王夫子、朱之瑜、陈确等人。明末的思想家们是最早从封建统治的噩梦中清醒过来的少数人，他们所提倡的民权、法制和反封建的主张，不仅影响了整个清王朝的发展史，而且直至清末的维新变法运动，到最后推翻清王朝的皇权统治，明末的思想家们都提供了足够强大的思想理论工具。
　　公元1644年5月1日，清摄政王多尔衮率后金三分之二的军队在北京的郊外打败了李自成的义军，攻占了北京城，开始了为期268年的清朝统治。拥有清王朝的满族统治者本是一个十分落后的北方少数民族，他们甚至还保留着最原始的军事民主形式，王朝的上上下下无论大小事情都要以“议事会”的形式来解决。值得注意的是清王朝用最原始的民主却打败了发展到极点的明朝专制统治，这也算是人类发展史上的一大奇观。
　　清王朝初期的统治可谓失败，由于缺乏统治拥有广垠土地的农业大国的经验，清王朝曾经犯过十分低级的错误，但清统治者很快认识到错误的原因，并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逐步找到了一条适应中国发展的方式来管理国家。清帝国没有象明朝一样把皇族子弟分封到各地为王，这从根本上保证了帝国的政治统治秩序，因而帝国的政府是高效的。
　　据史料记载，清中期的道光年间，全国在册的官僚人数仅11316个，这其中京官2369人，地方官8947人，平均每34000个百姓才有一个官吏。当时官吏往往是身兼数职，例如一个县的知县，他要兼管税收、.司法、.治安、户籍等多项政事。清朝的官吏一律在异地任职，多数官吏退休后不在享受政府的任何待遇。在经济上清政府鼓励百姓开垦和耕种土地，最大限度的减轻赋税和劳役，而当时的北京城已由元朝和明朝经营建设了四百多年，它完全适合做为清帝国统治中心的需要，无需在投入更多的人力和物力再重新建设。又由于版图的扩大，原先修建在明王朝的边境上的长城已失去其防卫意义，历来需要投入大量的劳力和财富的长城已成为中国的内城，守卫边关则由满族的“八旗军”和蒙古骑兵担当，所以清王朝时期的中国，各民族人民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得到了休养生息，农业生产人得以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农业种植品种的改良，尤其玉米和红薯的大面积种植，使农业生产的产量成倍增加。粮食的增多使清帝国的人口呈阶梯性增长，直至康熙24年，公元1684年，中国政府的在册人口首次突破一个亿；乾隆30年，公元1765年，中国人口突破了两个亿；乾隆55年，公元1790年，中国境内的人口已达三个亿；到了道光年间中国的人口已达四个亿了。
　　正当中国的儒生们沾沾自喜，吹捧和欣赏“天朝”的“清平”和富有时，被清称为“夷人”的西方殖民主义者来了，他们是来开拓“天朝”这块最后的圣地的，他们将给天性善良的中国人民带来怎样的苦难和艰辛呢？公元1840年6月，英国的“东方远征军”一万五千人，分乘100多艘军舰出现在中国广州海面上，并封锁了珠江口，虎门炮台上的隆隆炮声惊醒中人的田园梦．鸦片战争以后，保守的中国不得不进行着一场又一场的革命，以企图改变中华帝国的落后状态。由于在思想意识和生产技能上都远远落后于西方，清帝国在十九世纪中后期的历次对外战争中屡战屡败，以第一次鸦片战争为例；历时三年的战争造成了22790名清军的伤亡，而英军仅伤亡了523人，战争的结果是25比5，这也是双方实力的真实表现，试想拿着大刀长矛的清军怎能打的过大炮火枪呢？
　　对外战争的失败，尤其是中国的南方地区的外来文化影响加剧，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当外来文化逐步被当地民众所接受时，天朝的真正危机便开始了。公元1850年，广西的洪秀全由于受到了天主教宣传小册子的影响，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太平天国运动，太平军最后攻占了南京，控制着南方的广大地区，与北京的清政府分庭抗礼。咸丰17年，公元1857年12月29日，英法联军攻占了广州城，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北方的沙皇俄国趁火打劫，在外兴安岭地区的中俄边境上集结了重兵，咸丰十八年四月十六日，公元1858年5月28日，软弱的清守将黑龙江将军奕山在清廷没有同意的情况下，擅自签订了俄方拟好的条约，这就是近代中国割让土地最多的《瑷珲条约》，《瑷珲条约》将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以北，包括库页岛在内的六十多万平方公里领土割让给俄国，原来生活在黑龙江流域的生女真人的领地全部丧失，而沙皇俄国终于得到了它在远东的入海口。
　　咸丰十年，1860年10月18日，北京英法联军攻破了北京城，火烧了圆明园，咸丰帝带着他的妃子们逃到了热河，家乡土地的被割占，皇家宫廷的被洗掠，多年经营的花园被焚毁，内外交困、四面楚歌的咸丰帝悲愤交加，最后大病不起，不日竟在咳血而死，死时年仅三十岁。他的死使一个非凡的女人登上了历史舞台，这个人就是历史上闻名的慈禧太后；慈禧从1861年12月2日开始垂帘听政；年号为“同治”。执政初期她在议政王奕訢的辅助下，打破了汉人不得担任五品以上官的旧规，重用汉臣；史上闻名的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汉族官僚都曾经入了内阁，官至相当于宰相的的中堂，在先后镇压了太平天国、捻军、苗民、回民起义后，基本上缓解了的统治危机，使清王朝得到暂时稳定。
　　自1861年开始，大清国开始加快了步伐，在五十年内先后发生了洋务运动、维新变法运动和立宪运动，但大清国实在太衰老了，它自力更生的能力也越来越虚弱了。1908年11月15日下午五时，七十四岁的慈禧因病而逝，她的死实际就是大清国的死。慈禧的继任者是隆裕太后，隆裕太后虽然是慈禧的侄女，但她一点也不像她的姨妈。隆裕太后掌权后清王朝的保守势力抬头，废除了军机处，成立了以皇族和旗人组成的“皇族内阁”，汉族高官们的权力被强行收回，张之洞、袁世凯等朝中重臣都被剥夺了官职，被迫告老还乡。这时，早已腐朽不堪的大清王朝终于断掉了最后一根房梁，大风来时它便轰然倒下了。公元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在位于中国中部的武汉三镇爆发了，南方各省纷纷相应，至同年十二月中旬，湖北、湖南、陕西、江西、云南、江苏(含上海)、贵州、浙江、安徽、广西、福建、广东、四川共十三个省宣布独立。此时的清廷才想启用袁世凯等汉族大臣，但已是大势已去，历时268年的大清王朝终于走到了尽头，公元1912年2月12日，清廷在袁世凯的胁迫下，隆裕太后在《逊位诏书》签字。这个王国愚蠢的太后因为丢了大清的江山，始终在担惊受怕和郁郁寡欢中度日子，最后得了严重的肝病，在宣布退位一年后便病死了。
　　辛亥革命以后成立了“中华民国”，实现了革命志士们多年的梦想，但是，中国是封建制度的发起国，封建制度已在中国有着两千多年的发展历程，封建制度已浸入人心，要想实现共和民主，是一件十分艰难的事情。大清国虽然倒下了，但大清国的子民们还在，那些为富国强兵所演练的新式军队还在，西方在中国所强取的特权还在。以上的一切都注定“中华民国”的多灾多难。我们以几个“中华民国”的高层代表人物为例，就可以看到民国初期的民主进程的曲折，甚至处处是阴谋和黑暗。
　　中华民国2年，公元1913年3月20日晚10点40分，上海火车站一声枪响，一个年仅三十二的年轻人痛苦的倒下了，他就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人物宋教仁。宋教仁是受当时任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的召见，去北京议事时被谋杀的。宋教仁的被杀直接导致孙中山发动了“二次革命”，中华民国只维持和平了一年多一点就又重新陷入内战。
　　宋教仁是“国民党”的实际创始人，与孙中山、黄兴并称为国民党三元首。1903年11月4日宋教仁与黄兴、陈天华、章士钊等人组织了反清组织“华兴会”，任副会长。黄花岗起义失败后，同盟会人心涣散。宋教仁等人在上海另起炉灶，1911年7月31日成立了“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以“共进会”与“文学社”为基础，在两湖新军间鼓吹革命，于是才促成了武昌起义的成功。中华民国成立以后，宋教仁则主张将同盟会活动公开化，直接组成政党参加政府选举。宋教仁的路线不仅获得了同盟会多数人支持，而且在陆续与其他小党合并后，终于组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具有政治意味的现代政党—国民党，最后该党在1913年的国会大选中取得了多数。因而宋教仁应该是国民党的直接创始人。在政治体制上，宋教仁极力推广宪政，主张先产生纯粹的政党政治体制，再由国会多数党领袖任内阁总理，担负起政治责任，组成责任内阁；然后再由议会制定国家基本宪法，依法选举总统。对此，宋教仁多次对外解释自己坚持内阁制的理由是：“内阁不善而可以更迭之，总统不善则无术变易之，如必欲变易之，必致动摇国本，此吾人所以不取总统制，而取内阁制也”。
　　宋教仁的政治主张与当时主流思想相左的，自从朱元璋以后，中国的宰相和内阁负责制已随着胡惟庸、李善长的死而永远的结束了，中国在封建君主霸道的专制统治下，已逐步麻木和习惯成自然了，封建君主的霸道和荒淫无耻已成为中国政治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明末的政治家们曾痛定思痛，提出了限制“君权”提高“相权”的政治主张，并勾勒出以“相权”为主来组建未来政府的景象。但朱元璋的确杀尽了中国的宰相，在胡惟庸以后中国确实再没有第二个宰相，清王朝在政治体制上完全继承了明王朝，清王朝尽管由于社会形态的落后，其皇权统远没有明王朝的严酷，但在政府的管理职能能上远没有达到明清以前的水平，这也是清王朝末期的对外战争中屡战屡败的原因之一。明清的皇权是前所未有、登峰造极的，世界上再也没有什么人能比中国明清皇帝的权利要大的，而这种奇特的现象是靠朱元璋这样的暴君用血腥的手段来实现的。宋教仁博览群书，尤其是他翻译了大批西方的宪法方面的图书文献，所以他应更真切的看到中国当时所面对的紧要问题。宋教仁在国民党内也是面对着巨大的阻力，首先是孙中山就主张建立一个以美国为蓝本的总统制国家，而反对宋教仁的内阁负责制。
　　公元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在南京成立，宋教仁起草了中国第一部现代意义宪法《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法》。同年7月宋教仁因不满袁世凯破坏《临时约法》，辞去农林总长之职。实际上自辛亥革命以后，孙中山为换取袁世凯的支持主动将大总统的位子相让，袁世凯当了大总统逼宫才使辛亥革命得以成功，可革命党人在骨子里对袁世凯是不服的，认为袁世凯是篡夺了革命成果而已，所以在袁世凯的北京国民政府里，只有象宋教仁等少数人肯在北京新政府担任职位。宋教仁在辞去农林总长后，开始逐步实施他的内阁梦想，宋教仁的组织工作是出色的，他以同盟会为基础，联合了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国民公党，在一个多月内便完成了国民党的组建工作，虽然新组建的国民党推选孙中山为理事长，但孙中山反对建党参加选举，主张同盟会仍然为地下组织，随时准备继续武装革命，但宋教仁的路线逐步得到大多数同盟会成员的拥护，宋教仁因而出任代理理事长主持党的工作。
　　公元1913年2月，宋教仁率领刚组建5个多月的国民党在大选中获胜，取得了议会的多数席位，宋教仁的组阁梦想眼看就要实现了。可是宋教仁的工作并没有得到同盟会高层领导们的支持，相反他们认为宋教仁的参选是一种背叛行为。1913年3月，宋教仁在上海连续接到袁世凯的“即日赴京，商决要政”的急电，而在此之前，袁世凯曾经多次委派密使与宋教仁密谈，希望宋教仁北上在政府中任职，但同盟会中反对意见太多，尤其是一些老同盟会会员因孙中山当初让出大总统而耿耿于怀，所以坚决反对宋教仁去北京给袁世凯当总理，以上海沪军都督府都督陈其美、江苏巡查总长应桂馨反应最为强烈。当众人询问宋教仁如何组织内阁时，宋教仁说：“我只有大公无党一个办法！”应桂馨等人大骂宋教仁是叛党，应桂馨甚至拔出手枪要枪杀宋教仁，倔强的宋教仁大叫道：“死无俱，志不可夺！”
　　公元1913年3月20日22时45分，上海火车站内正在检票的宋教仁被子弹射中，弹丸从后背射入体内，射穿其右肋，斜入腹部，凶手开枪后逃逸。24时30分宋教仁被推进手术室，医生们发现子弹有毒，说明凶手非要宋教仁死不可。午夜2时，宋教仁进行了第二次手术，几度昏厥，不过神智还算清楚，反复地说：“我为调和南北事费尽心力，造谣者及一班人民不知原委，每多误解，我受痛苦也是应当，死亦何悔？”3月22日清晨，宋教仁伤势恶化，双手发冷，目睛仰翻，嘴里还喃喃地对黄兴和于右任等人说：“我们要集中全国力量一致对外。”早上4点钟，宋教仁眼中泛着泪珠，慢慢地断了气。在宋教仁的最后话语中明显的知道自己为什么被谋杀。“我们要集中全国力量一致对外。”宋教仁用尽最后的力气说出的一句话透露出他深深的担忧；宋教仁是少数能同北京袁世凯政府合作的人，而当时北方的沙皇俄国正怂恿外蒙古的大奴隶主贵族们闹”自治”，宋教仁知道如果自己死了，很可能会导致南北矛盾加剧从而引发内战的可怕后果。
　　宋教仁被刺时，孙中山正在日本以考察铁路为名，实则因***的事要试图联日抗俄。闻听宋教仁被暗杀，孙中山当即返回国内，在上海开会，主张以武力讨伐袁世凯。同年7月，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由于势力相差悬殊二次革命很快以失败而告终，中国从此陷于三十多年的军阀混战之中。1913年11月5日，内外交困的袁世凯政府被迫与沙俄政府签订了《中俄声明文件》5条和《中俄声明另件》4条，声明中首次承认了外蒙古的“自治”，从此塞外二百多平方公里的蒙古高原越来越远离它的祖国了。
　　“我们要集中全国力量一致对外”，可怜宋教仁若在酒泉之下有知，那当看到国会的被解散，军阀的混战，外蒙的丧失，他一定会失声痛哭的。宋教仁被刺以后，袁世凯取得了又一次南北战争的胜利，随后便下令解散国民党，并取消了国民党籍国会议员的资格。1914年初，国会的各项工作被终止，袁世凯召开会议，宣布终止“约法”，改内阁制为总统制，任命俆世昌为国务卿。1915年12月12日，集权力于一身的袁世凯在北京称帝。12月25日，蔡锷、唐继尧等在云南宣布起义，发动护国战争，讨伐袁世凯。贵州、广西相继响应。袁世凯则是众叛亲离，甚至他的亲信冯国璋、段祺瑞对帝制也坚决反对，冯国璋甚至暗中和护国军联络，段祺瑞则致电袁世凯，要求他“恢复国会，退位自全”。1916年5月下旬称帝失败的袁世凯忧愤成疾，6月6日，袁世凯因尿毒症不治而亡。洋务运动以来，中国一直在富国强兵，在经济上持开放政策，军事上一直在追赶列强，但这些新式军队在袁世凯死后，分裂为十几个大小不等的军阀，北京政府则成了军阀们手中的玩物，神圣的中华大地成为了军阀相互屠杀的战场，尚武风气四起，专制狂们纷纷以大总统、大都督、大元帅自居，把屠刀指向了爱好和平，向往民主的人们，杀戮和血腥笼罩着这拥有悠久文明史的国家。
　　1928年6月3日，辛亥革命的元勋黎元洪因病在天津去世，病危时的黎元洪在他起草的遗书中，对中华民国做出了总结性的发言：“追维首义之初，主张罢战言和，军民分制，驯至裁兵废督，身为之倡。一切措施，虽不能尽满人意，要无非力求和平统一，利国福民。不意十七年来，民生疾苦愈甚，国际地位愈危，桑梓之乡，屡经变乱，辛亥同志，颠沛流离，负国负民，殊乖素志。频年兵连祸结，疾痍满目，久已疾首痛心。”1932年直系军阀曹锟采纳收买议员的办法贿选总统，规定选举时出席议员每人贿以五千元支票。为了筹集贿选经费他以借军饷为名，通令直隶所属170县分大中小级，每县筹借1万元到3万元不等。他用搜刮来的1300万余元，收买了一批国会议员。1923年10月5日，曹锟被选为中华民国第五任总统。黎元洪被逼下野，随即东渡日本疗养。
　　1924年5月上旬，黎元洪由日本返回天津住所。在黎元洪被迫出国的半年时间内，国内各派军阀争夺愈演愈烈，军阀混战规模越来越大。1928年初，新军阀蒋介石为筹划军饷，要没收位于山东的中兴煤矿，而中兴煤矿的主要股东就是黎元洪，黎元洪被逼无奈只好购买了国民党政府发行的二五库卷一百万元，蒋介石一看黎元洪如此爽快，竟向中兴煤矿追加100万元的军饷。眼看着期限已到，煤矿就要被没收。黎元洪只会向银行贷款给蒋介石当军费。在枪杆子决定一切的年代，连黎元洪这样的辛亥革命的元勋都要被掠夺，可见当时的中华民国是一个怎样的黑暗世界。辛亥革命的首领最后竟被被所谓的革命军所害，身怀多种疾病的黎元洪再也经不起如此打击，忧愤交加，在1928年6月3日突发脑溢血病逝于天津。
　　黎元洪本是湖北新军的一个混成协的协统，武昌起义被士兵们强行推举为军政府都督。他在中华民国开国的十七年间先后两次被推选为总统，三次被推选为副总统，但每次皆因军阀混战而下野，可见民国初年各派系军阀争夺之惨烈。黎元洪病危时，6月1日起草遗嘱，阐述了自己对经济、政治、军事、教育等诸多方面的主张，遗言中的对世人的十条忠告尤为发人深思，其中第七条为：“革命为迫不得已之事，但愿一劳永逸，俾国民得以早日休养生息，恢复元气。”黎元洪虽是湖北新军的头子，但黎元洪从政以后基本放弃了军权，在全国许多地方军阀四起，拥兵各霸一方相比，黎元洪的做法，则显得十分可贵，“主张罢战言和，军民分制，驯至裁兵废督，身为之倡。”黎元洪的以身作则并没有制止军阀们的混战，相反的是他被枪杆子逼得五次下野，最后遭到新军阀蒋介石的武装抢劫而致死，着实令人感叹。
　　在第八条中明显地表明了黎元洪对当时的西方的社会思潮的了解，他竟然超前地提出了中国适宜走社会主义的设想：“参酌近今中外情势，似应采用国家社会主义，毋遽思破除国界，为外强所利用。”这居然是一个曾经是封建旧官僚的人所说出的话，真有点让人有点瞋目结舌。
　　“国家社会主义”本起源于德国，是历史上第一个实用的社会主义形式；1871年普法战争之后，德国铁相俾斯麦完成了德国统一，但王朝政府左面受到工人运动的威胁，右面受到资产阶级政党民主诉求的压力。俾斯麦既反左又反右，强力推出6000余条保护劳工的法令，既保护了王朝利益，也实现了他的国家需要照顾人民利益的政治理念。19世纪末的德意志因此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福利国家。王朝社会主义的福利制度和政策得到民众的广泛支持，也为后世所追捧，因而王朝社会主义被追认为国家社会主义的前身。“国家社会主义”因此而成型于德国，并于二十世纪上半叶成为流行于德国境内的主要政治思潮与运动。“国家社会主义”主要任何形式是依赖、倡导国家机器直接操控生产资料的一种既不是意识形态，也不是政治制度的经济架构；后来的苏联和东欧所奉行的社会主义制度就是在此基础上所建。
　　由于原始的社会主义形式十九世纪末在德国的成功，使社会主义成为西方世界人们心目的理想社会。自从人类社会进入了有阶级的社会，人类对自己的认识有了质的飞跃，人们开始相信自己所面临的社会环境是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而改变的，因而，社会的精英们一刻也没有停止对社会改造的努力。这些对社会改造的各种设想和对未来社会的勾勒，以文字的方式保留在各个时期的文献中，它们至今还无时无刻地指导我们的社会实践活动。在文明古国礼仪之邦的中国更是如此，中国人对社会的认识其特点是成型较早，更是令人吃惊的超前。《礼记》是儒学经典著作之一，它成型于西汉，所收文章是书写于两千多年前，中国的大师级人物孔子和他的学生以及战国时期儒学学者们的遗作。神奇的《礼记》中对有阶级的理想社会是这样描写描写的：“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势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
　　文中“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明显是指原始共产主义的破灭，私有制以家庭的形式出现，“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充分享受了家庭伦理之爱的人们，总是会以他们的理解来认同大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周成王、周公这样的君子，君子们也会重信誉，讲仁义，轻刑法，给老百姓以安稳的生活，如果有了越轨的反常行为．即使有权势者也要斥退，百姓也会把它看成祸害。这样的现象就叫做“小康”社会。
　　在《礼记》中，中国的哲人们对终极的社会现象的描写更为精彩，它的“大同”社会几乎完全和我们现在能想到的理想社会是一样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是中国“大同”的基本特点，“天下为公”指人类社会以公有制为主，人们不仅以自己的家为家，以自己的亲人为亲人；更是以社会为家，以天下的人为亲人。社会和睦，家庭幸福；老有所养，孤有所爱；有贤能的人也能被选举出来，充分发挥他的才能。整个人类社会不在为各自的利益而忙碌，多余的生活资料宁愿丢弃也不会被私藏。各种危害社会和他人的想法不再出现，偷盗抢劫的现象也不在发生了。老百姓夜不闭户地过幸福的生活。
　　早在两千多年前，善于思索的中国人就给后人留下了美好的社会蓝图。对人类社会的研究思考和改造，是东西方有识之士的共同目标。公元前4世纪古希腊哲学巨匠柏拉图在他撰写《理想国》中说：“我们建立这个城邦的目标并不是为了某一个阶级的单独突出的幸福，而是为了全体公民的最大幸福......当前我认为我们的首要任务乃是铸造出一个幸福城邦的模型来，不是支离破碎地铸造出一个为了少数人幸福的城邦，而是铸造出一个整体的幸福城邦。”在西方的天主教、基督教的圣典《圣经》、《新约》和《启示录》中，都存有有大量的章节，表达着平民对社会平等的强烈要求和渴望，这包括政治地位和家庭财产等各种平等，这些要求平等的要求体现了原始的共产主义的思想，这些原始的共产主义思想也是天主教的基本思想和行为准则，可以说《圣经》是后来的西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形成的真正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