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乔军十分关心她的感情生活，时不时地问她找到男朋友没有。她总是说正在找，但还没确定，这是给人机会的意思。她想既然乔军关心，想必想介绍一个什么人。
　　“有没有一个标准？总不能寻找一辈子吧。”
　　“寻找到最好的那个呗。”方娟调皮的回答。
　　“那你如何肯定你找到的这个就是最好的呢？”乔军继续问，“我老家有个典故，叫作猴子攀包谷，你只能一路穿过玉米地，不能回头，但你希望找到那个最大最好的玉米棒，你怎么办？”
　　方娟思索了一会。猴子攀包谷的故事，她从小就听老人说，但从未仔细想过。
　　那时，方娟正在乔军办公室呈报社区自愿戒毒管理中心年终总结。乔军把总结看完，刚想说行，方娟抢先告诉了他答案。
　　她说：“我把玉米地划成两半，前半块地只观察、比较，找到玉米的平均水平，之后，在后半块地里看到超过平均水平的玉米时，就把它攀下来。虽然它未必是最好的玉米，但肯定是一个相当不错的玉米。”
　　乔军听到这个答案，痴了很久。方娟是用理性的计算来分析猴子攀包谷的，融入了博弈论的观点。她不知道乔军对这个答案怎么看，但很长一段时间，他没再问她。
　　江边的阳光清脆而柔美。男警察们有的在钓鱼，有的在打牌，有的在烧烤，有的直接躺倒在沙滩上晒太阳。乔军在沙滩上铺上厚厚的报纸，邀请方娟坐下。
　　“你还记得上个月卧轨的瘾君子吗？”乔军说时双手放在颈后。“后来查明，那家伙竟然是想在铁轨上睡觉。”
　　“他不是死了吗？”她说，盘腿坐在他身旁。“这人我印象不太深，但记得他来过两次管理中心，想拿替代品。”
　　“他家人要闹事，关局长头痛得紧。你知道是谁平息的吗？”乔军继续说，“政法委的毛南葵。因为警察赶到铁路现场时，死者已被轧成碎片，大多数的尸体被狗咬烂，只得任由狗在那里吃他。”他大笑起来，凸出的腹部跟着抖动。“他家人想要尸体，毛主任让几个瘾君子去处理，他家人再也没出现。”
　　方娟微微笑了下，但她实在不知有什么幽默或赞许之处。刚参加工作那会，她在派出所值班接待群众来访便不知所措，有老民警告诉他和稀泥，将老百姓唬弄走，便算成功。她唬弄过，但从来没有以暴制暴，用黑的那一套。
　　“南葵才二十八岁，已经是某办副主任，前途无量，而且他父亲是人大主任，真正的官二代。在辰河，没有比他更优秀的男子了。”
　　原来乔军介绍的人是毛南葵，方娟见过，印象不错，给她高攀不上的感觉。但乔军讲的故事太煞风景，让毛南葵的形象直接恶劣到水底。
　　她注视着涌向岸边的江浪，深深地呼吸着清新芳香的春风。妈妈说过，找男朋友也好，找丈夫也好，最重要的是善良。她前面谈过几个男朋友，特别是大学谈的男朋友迪，他们的关系一直很完美，可是他去了澳大利亚，再也没回来。
　　她闭上眼睛，想起了迪。迪是个注重实际，又喜欢体育活动的人。他说话轻柔，脾气温和。俩人心心相印，在她最困难的时候，时刻守在她身边，倾听她的烦恼，为她打饭打水。特别是，他在吃穿方面不太讲究，舍不得花钱，但对街头艺人、乞丐都很好，从不吝啬。
　　江边掠过几只水鸟，嘎嘎的叫声惊醒了她。她张开眼，猛地抬起头。在她周围的都是男性警察，他们的嬉闹她插不上嘴，水里有好几个警官就像十几岁的傻孩子一样在激浪中嬉戏打闹。
　　他们太需要放松一下了。执法成了一种生活方式，它可以极容易地使人达到废寝忘食的境地。很多警官发现在他们面对每天都会发生的生与死的情况下去谈论那些小事很困难。他们可以对捡尸体碎片这样的事开个玩笑，然而对于大多数人感兴趣或觉得可笑的那些普通事情，他们却认为很一般，很无聊。
　　警官之间建立亲密关系是十分必要的。不仅仅因为他们有共同的工作，而且你被逼得受不了时，你就可以依靠他们。
　　方娟听见身边的李成警官在谈论急救。他是侦查大队的副大队长，教师转行进来的，整个禁毒支队只有他的办公室塞满了各学科的书籍：科学、文学、哲学。他家里一贫如洗，生活十分俭朴，辰河的生活费用很高，公安是一桩苦差，特别是要靠警官的工资来维持生活不容易。大部分警察冒着生命危险却过着穷酸的日子。十几年前，警察还受到为之服务的社会的很大尊重。今天的社会就不这样了。方娟在社区自愿戒毒管理中心上班，很少有哪一晚没有遇到别人伸出指头以示蔑视，或者对她喊叫侮辱人的话。
　　几个警官从水里走出来，大头短裤包裹的臀部和下面原形毕露。方娟转过脸。她对待有暴露癖和讲下流话的男警察的办法就是不予理睬。动不动就会抱怨的女警官通常会受到更无聊更热烈的奚落。
　　看到分管侦查的副支队长童文独自在清静的悬崖口钓鱼，她走了过去。
　　“是什么让我们美丽迷人的警花眉头紧锁？”
　　方娟把目光从童文脸上移开，盯着钓杆。“你碰到过令您寝食难安的那种案子吗？”
　　“那种融入你骨髓，时不时闪现在你脑海，感觉遗憾、愧疚、疑惑，几年，甚至十几年后仍让你半夜尖叫着从梦中惊醒的案子？没有，我们谈到过，但没接触。”童文掐灭烟头，伸手找烟的手跟随着他看方娟的目光停了下来。
　　“没事，”方娟诚恳的说，“我吸惯二手烟了，有时我自己也抽。”她掏出打火机，看着他用专注的眼神评价似的看着自己，直到帮着他点燃香烟。
　　童文深深地吸了一口烟，然后慢慢呼出。他突然说道：“工作中遇到什么困难吗？”
　　她把报纸铺在一块石头上。“没有。但接到两个骚扰电话，我怀疑与某个案子有关。”
　　童文好奇地打量着她。“现在真是恐怖主义盛行的时代啊，连我们的小姑娘都受到威胁了。会不会是某个仰慕者干的？”
　　“不是，绝对不是。”方娟羞涩地说。
　　他笑了笑，身体往后一仰，摊开一双古铜色的大手。“找个男朋友保护你，或者你把电话号码给我，我去查一查，一定给你抓住这个恐怖主义者。”
　　“我查过了，两个电话是两个不同的号码，分别仅仅给我打过一个电话，而且是无记名的。我怀疑他还会换另一个号码给我打电话，仍然是不记名的。”
　　“你向乔军报告过吗？”童文面色逐渐凝重起来。
　　“说过，但他不相信，反而告诫我不要再告诉别人，说什么会影响我的名声。”
　　乔军的话并非没有道理，一个未婚女孩经常接到陌生电话既正常，也不正常，接了便接了，让它过去是最好的。“你向刑侦支队的领导寻求过帮助吗？”
　　“我没有熟悉的人可以请教。烦死了，童支，真不会跟我的私生活有关。虽然我不是管理中心的主要负责人，他讲的事也跟管理中心的管理无关，但跟管理中心涉及的人有关。”
　　童文一边思考一边又慢慢地吸烟。社区自愿戒毒管理中心是个半政府半民间性质的机构，方娟只是代表公安机关禁毒协会在那里协助管理和实施监督，挂副主任，其实什么级别都没有，也不对管理中心负责。也就是说，方娟与管理中心没有权和利的争夺关系。想想他了解的方娟，为人处事都圆润细致，难得与人发生纠结于心的事情。但她如此郑重其事地寻求内行人的建议，心里一定有非解不可的疑惑。
　　“我到管理中心才两年多，”方娟继续说，“但电话涉及的案件应该是从四年前就开始的。前年我便对某起案件有疑问，去年上半年引起了我的关注，结果今年他把电话打到了我的手机上。”
　　“我每年都去你们那里检查，管理中心能有什么案件？”童文嘴上表示反对，但口气中已表现出对方娟所谈之事的兴趣。
　　“不是毒品案，也不是涉及管理中心的案件，是刑侦办的案。”
　　童文点点头，却说：“你在公安机关，接触的都是最底层群众，有人利用案件搞恶作剧，骚扰你在所难免，慢慢你就知道了。”
　　“仅仅如此，我就不担心了。”方娟说，声音里充满怀疑。半个月前，接到第一个电话，她就是这样想的。该死，她真希望没有听出电话里隐密的阴谋。那个阴谋并没有涉及到她，但因为接听了电话，她已与那个阴谋有关。
　　正是晚餐后，她在大院里散步的时间，电话响了，她优雅地用兰花指夹起手机。想必是闺蜜约她逛街，或者K歌、泡吧，聚集了一大群同龄男女青年，意图加深了解，寻找谈爱对象。这种聚会，方娟并不拒绝，毕竟比相亲好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