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抗战前夕国民党内的统一
　　国民党完成党内统一后，进行二次北伐，迅速完成了全国名义上的统一。其后为瓜分权力，蒋介石与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等大小地方实力派之间进行了两年的混战，到1930年底，基本剪除了地方实力派。
　　但日本帝国主义从1931年9月18日发动侵华战争，并占据中国东北起，一直没有停止对中国的侵略，1932年组建伪满洲国，并侵占热河；1933年发动长城战役，侵占长城一线，并威逼华北、平津；1935年逼迫国民政府签署《何梅协定》，制造华北自治，企图逐渐分裂瓦解中国。
　　陈济棠败走
　　在对日态度方面，国民党一直采取妥协退让的态度，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将消灭中共根据地和红军，放在抗日救国的前面。这一政策受到全国各界的反对。也受到国民党地方实力派的抨击，在民族危急关头，地方实力派再次发动反蒋运动。这一运动首先由两广发起。长期以来，两广实际上处于半独立状态，成立“西南政务委员会”与中央相抗衡。
　　1936年6月1日，西南政务委员会执行部正式集会，决议呈请国民政府及中央党部，并通电全国，吁请国民党中央实行抗战。呈文的主要内容是：今日已届生死关头，唯抗日以图存，除全国一致奋起与作殊死战外，则民族别无出路。中央忍辱负重之苦心，国民非不谅解，惟和必有方，忍必有期。长此因循，则敌人无魇之求，日甚一日，得陇望蜀，岂有穷期。国家之土地，先民所遗留，亦民族所托命。举以资敌，宁异自杀……切冀中枢毅然决然，从事抗战，用以至诚，吁请钧府钧部，领导全国，矢抵抗之决心，争最后之一着。时不我待，惟实利图之。迫切陈词，伫侯明教。
　　两天后，西南将领数十人，由陈济棠、李宗仁领衔，再度发出“支电”，表示拥护，并誓率部“为国家雪频年屈辱之耻，为民族争一线生存之机！”
　　“冬”、“支”两电一出，全国震动。
　　西南两机构当即举行联席会议，决议成立军事委员会和抗日救国军西南联军。由陈济棠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联军总司令，李宗仁为副。两广当局吁请国民党中央实行抗日的举动，在全国各界引起了强烈反响。
　　但蒋介石对此早有准备，而且谋粤已久，反间工作也做得十分有效。两广事变的发动，正给蒋打击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的机会，便欲一举而定西南。
　　蒋介石正全力围剿陕北红军，突闻两广举事，虽心里早有准备，但还是非常脑火。每当他将对中共和红军进行致命打击之时，都会发生一些变故，使他功败垂成，他生气地在室内踱步良久，遂决定忍痛将剿共的胡宗南部抽调南下，陈诚部也随即从山西剿共前线调入湖南，令东北军、西北军加紧围剿红军。当然，他知道没有中央军的督促，西北剿共只是一句空话。
　　两广军队北上请缨抗日，假道湖南，需要争取何键的同情。何键玩弄两面手法，一面与两广相通，坐观桂粤与蒋的战局变化，一面暗将两广动态向蒋介石告密，换得蒋介石40万元奖赏。这时，蒋介石派来陈诚至长沙坐镇，10日，国军两个军抢先控制了衡阳。桂军北上道路被堵，白崇禧下令到达祁阳大营市的广西部队停止前进。
　　7月4日，广东空军在蒋介石巨款收买下投降，黄光锐率领48架飞机飞离粤境。7月8日，又有9架飞机飞往南京。同日，余汉谋由大庾去南京会见蒋介石，表示愿意受蒋之命令，去收拾广东局势。
　　7月10日，余汉谋通电投蒋，余汉谋一变，广东各部震动，纷纷倒戈。广东东区绥靖委员、师长李汉魂挂印而去；另一个师长邓龙光不辞而别；几艘兵舰也逃出海湾，投蒋介石去了。
　　陈济棠见众叛亲离，军心动摇，慌乱至极，急忙又扶乩，而巧合极了的乩语仍为“机不可失”。处此境况的陈济棠只有仰天长叹：“今飞机已失，吾必亡也！”
　　余汉谋于7月22日回到广州，任广东绥靖公署主任兼第四路军总指挥，黄慕松任广东省政府主席。
　　至此，广东已完全归蒋介石控制。
　　蒋桂言和
　　李宗仁见广东败局已定，于18日中午包用一架民航飞机飞往南宁，当其安全抵达南宁后，顿觉广西孤立。李、白二人相商之后认为：蒋介石极有可能趁势解决广西。广西若想占住脚，只有牢牢抓住抗日大旗不放，立足广西，号召全国。作破釜沉舟，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之决心。
　　蒋介石认为同桂系作战，牵扯西北兵力，西北战事如果再拖上三个月就糟了。因此，他认为同桂系作战是下策，只要李、白肯任绥靖主任职就行了。蒋见李、白二人对他的电令久无表示，就派了张定藩去广西劝李、白二人。
　　但正在此时，熊式辉向蒋介石建议：“日本人虽然猖厥，还有可以缓冲的余地，即使对日本人让出华北，将来还可以用英美的力量再算帐；还可以借刀杀人，让日本人去消灭**。惟有李、白乃心腹之患，不趁此时消灭他们，还待何时？当然须以重兵压迫广西，使李、白慑于威势，才可以消除李、白兵权，达到调虎离山的目的。”
　　听了熊式辉进言，蒋介石深然其说，改变了原先的主张，发出了逼迫李、白对抗的电令。止张定藩广西之行。令陈诚率主力集中于广州，并沿西江向广西进逼；顾祝同指挥汤恩伯、薛岳自贵州向桂北窥伺；余汉谋自高州一带进逼桂南；何键取道湖南向桂林一带压迫；黔军、滇军也被调来参加围攻。一时之间，大军云集，逼向广西。
　　桂系李宗仁、白崇禧也心下着忙，他们明白蒋介石此举是不要和平的表示。便主张针锋相对来对抗中央调集的50万各路大军。
　　李、白在此生死存亡之关头，采取了一系列应变措施：坚决实行军事自卫，多方联络友军为援。针对国军围攻，广西当局下令全体动员，军队由14个团扩编为44个团，共10多万人。采取守势，改外线作战为内线作战，恃险守关，不主动出击。
　　如果说李、白联陈发动“六.一”事变，原先的重点在抗日的旗号下反蒋，现今对抗日不能不认真对待了。他们决心用持久战和蒋介石纠缠到底，即使失败，也是为了抗日救国，虽败犹荣。广西当局公开主张开放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等自由权利。一时之间，广西各界抗日救国运动如火如荼，这也是李、白得到民众拥护，桂军同仇敌忾不为收买的一个重要原因。时人评论：“广西可以说比国内哪一处都比较的开明。”
　　广西情势汹涌澎湃，全省誓作李、白二人后盾，与蒋势不两立，大有内战将至之势。其实在这紧急关头，双方都怕打仗，却又都面子上下不来。
　　适逢尴尬之际，冯玉祥从南京上了庐山，向蒋介石进言，劝蒋放弃对广西作战这件事，说明全国上下一致反对打内战。时任军委会参谋总长的程潜，也主张蒋桂和谈，他认为，中国要抗战，就不应打内战，自毁抗战力量，应敦劝双方和解。并致电亲近桂系的刘裴，询问广西方面有无和谈的可能。
　　刘裴立即复电同意他的看法，希望分头进行敦劝。
　　程潜到广州，刘裴也于8月11日应邀到达。同日，蒋介石从庐山飞抵，急忙召见刘裴。蒋一见刘裴，即问：“为章，广西方面一定要打吗？”
　　刘裴道：“问题很简单，广西要抗日，但也不能包办抗日，要全国一起来抗，并要委员长领导抗日。”
　　蒋介石点头说：“我是一定要抗日的，但**在窝里捣乱，这个抗日能搞吗？再说，抗日也要有个准备。”
　　刘裴说：“广西方面，认为只要不自己打自己，只要中央不是无尽期地准备，他们可听中央的，刘某也愿凭三寸不烂之舌劝说广西当局。”
　　蒋介石唔唔连声，说：“好的，你回去跟德邻他们商量商量，看还有什么要求？”
　　李、白通过刘裴向中央提出六条和平具体办法：一、中央承认以中、日现有状态为基础积极准备抗战，日人如再前进一步，立即实行全面抗战，抗战一开始，广西保证出兵参加抗战；二、收回事变以来调动李、白职务的成命，重新协调职务；三、补助广西自事变以来的财政开支及部队复员费用；四、复员后，广西保有部队的编制员额及经常费用；五、特派大员入桂和谈，公开昭示信守；六、和议告成后，李、白通电表示服从中央领导。
　　9月13日，程潜、黄绍竑又奉蒋命抵达南宁，黄把一枚刻有“广西绥靖主任”的四方铜印交给李宗仁。李宗仁接过一看，印缺下角，不知什么原因。程潜当即笑着说明原故：原来，黄绍竑被蒋任命为广西绥靖主任后，就把这大印带在身上，带来带去挺沉的，可没上任，又要交出，气得把铜印猛力摔在乐群社的台阶上，结果大印被摔掉一只角。李宗仁接大印后，用银子把印修补好，照用不误。
　　9月14日，李、白发表和平通电，表示服从中央。16日，李宗仁复电蒋介石，于即日任新职，请中央派员监视。
　　9月17日，李宗仁偕程潜、黄绍竑、黄旭初、刘裴飞抵广州，下榻于继然。本打算于次日去黄埔见蒋介石，不意蒋于上午悄然来到继园看李宗仁。二人握手入室，落坐之后，一番寒暄。自民国十八年（1929年）蒋桂战争之后，蒋、李第一次会晤。自此，蒋桂对峙7年的局面结束。
　　应该说蒋桂之战是蒋介石与国民党地方势力之战的开端，这次握手言和，又是与地方势力的最后一战，从此将共赴国难。起此二人，落也此二人也！
　　两广事变，其起勃然，其终寂然。蒋介石不满一月，将数年心腹之患解决，真是人所始料不及。蒋左右纷纷盛赞蒋委员长运筹帷幄，决胜千里，蒋介石满脸笑意说：“两广和平，盖为中华民族之福也！”
　　抗战决心之确立
　　1937年2月15日至22日，全国瞩目的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在南京召开，到会的中央委员共188人，自大革命失败国民党**以来，宋庆龄第一次参加国民党中央全会。
　　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孙科等14人向全会联名提出《恢复孙中山先生手订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案》指出：虽与本党向处敌对地位之中国共产党，亦愿停止危害本党政权之企图，拥护统一抗日，我党更应乘此机会恢复总理三大政策，以救党国于危亡，以竟革命之功业。
　　宋庆龄还发表了《实行孙中山的遗嘱》的讲演，对提案作进一步说明。她强调救国必须停止内战，而且必须运用包括中共党在内的全部力量，以保卫中国国家的完整。
　　西南实力派首领李宗仁、白崇禧、刘湘等虽未参加全会，但其代表向全会提交了多项提案，内容为：采取全国抗日之具体办法；实行民众军训，以固定抗日基础；允许集会、言论及其他救国运动之自由。
　　这次全会，由于国民党左翼的努力和蒋介石态度的改变，实际上已接受了中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建议，此后，国民党实际上停止了国内战争，原则上确认了国共合作的抗日方针。全会在对外政策上提出了“对日让步如果超过忍耐的限度，只有抗战一途”的口号。
　　五届三中全会标志国民党政策开始转变。1937年3月3日，国民党中央常委会决定外交部长张群任中政会秘书长、以王宠惠任外交部长，亚州司司长高宗武、情报局长李迪俊连带辞职。交通部长顾全辞职照准，由俞鹏飞接任。亲日派的权力受到限制，汪精卫力量削弱了。
　　由于南京中枢态度坚决，傅作义领导的绥远抗战取得了胜利。3月15日，在绥远举行盛大的追悼抗战阵亡将士追悼大会，国民党中央特意派中政会主席汪精卫参加，蒋介石、孔祥熙派代表参加。
　　南京政府同时对四川军队进行了整编，中央在重庆召开四川整军会议，决定在重庆设川康整军委员会。以何应钦为主任委员，顾祝同和刘湘为副主任，委员有贺国光、邓锡侯、刘文辉。四川是全国军制最杂乱的一个省，经过整编，实现了国军化。在停止内战，武装抗日的形势下，这种统一是必要的，抗战期间，川军出川作战，为民族复兴立下了汗马功劳。
　　在经济方面，国民政府为统一财政金融，着手整顿并安定各省财政，制定了1937年下半年全国预算，以求工业发展，农业复兴。重整了粤、桂、湘、豫、陕、甘、川省财政。久未统一的广东货币，也于8月29日起将广东历年通行的毫洋券，以国币照比率于1937年底前陆续收回，与全国货币统一。经过整顿，金融组织趁向稳定。
　　驻华北的第二九军，宋哲元及其将领们处于中日矛盾最尖锐的焦点上。1935年底，在日本的武力胁迫下，签订了《何梅协定》，成立了冀察政委会，这个机构是日本妄图将华北像东北一样变成伪政府的前奏。使冀察政委会成了南京、日本、以及中共同时关注的焦点。
　　第二九军走了一段两边取得利益的道路。对日本表示友好，给日本政治、经济、军事活动一些方便条件，日本给了他们一些武器，并派军官充当顾问。对南京一再表示服从，以受日军压迫为名，向中央要编制、要装备、要军饷、要修筑国防工事经费等等。经南京政府批准，第二九军扩编了4个混成旅，得到一些装备，领到了50万元国防事业费。第二九军的动向直接影响华北的安全，全国抗日浪潮的不断高涨，限制了宋哲元与日本关系的过分密切。第二九军是有抗日传统的部队，面对日本侵略，南京政府也绝对不容许第二九军倒向日本。
　　1937年春，日军在天津一带频频演习，第二九军在天津民众的强烈要求下，也分别在北平红山口地区、保定地区举行军事演习，并邀请北平学生参加。在南苑举办暑期学生军训，有1000多名女学生参加，中共党员张克侠，冯洪国等都参加了军训的领导或训练工作。“七.七”事变前，第三七师驻守北平，师长冯治安任河北省主席；第一三二师主力驻扎任丘、保定之间，一部驻南苑，师长赵登禹兼任河北省保安司令；第三八师驻天津附近，师长张自忠兼任天津市长；第一四三师驻防察哈尔，师长刘汝明兼任省主席。
　　1937年4—5月间，华北地区开始选举国民大会代表，冀、察、平、津成立了国民大会选举总监督处，开始推举代表。这一事件对华北有着特殊重要意义，引起国内外普遍关注。并向全国表明，冀察政委会拥护国家统一，华北是中国整体的一部分，不容任何争议。
　　至此，日本数年来对华北煞费苦心的分化手段宣告彻底失败。血与火的搏杀，即将在华北大地上展开。
　　从各方面的情况看，国民党与中共的再次合作，已经成为历史的必然。在这历史的关键时刻，蒋介石、毛润X将会如何应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