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国共分裂
　　从实质看，国民党的联共政策是联俄政策不得已的产物。孙中山希望把为数不多的中共党员逐渐消化在国民党党内。在合作之初，他就对加入国民党的中共党员有所防范，他允许中共党人成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央部长，却不允许他们成为国民党的监察委员。10名监察委员全部由国民党员担任，就是他的精心安排。
　　孙中山对于与中共党人的破裂并非毫无准备。他认为只有置中共党人于国民党领导之下，才可防止其制造阶级斗争。他在1924年给蒋介石的信中说：“汉民、精卫二人性质长于调和现状，不长于彻底解决。所以现在局面，由汉民、精卫维持调护之；若至维持不住，一旦至于崩溃，当出快刀斩乱麻，成败有所不计，今之革命委员会，则为筹备以此种手段，此固非汉民、精卫之所宜也。”这也是孙中山北上临行前对蒋介石的启用和安排。
　　如何看待孙中山的这一安排，历史做出了回答。
　　政治对立政党的联合
　　国共两党的联合，对于这一概念，一直有着不同的解释，根据孙中山的说法，这不是两党间的联合，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并成为国民党员。
　　国共两党有着不同的政治理念，中国国民党的政治目标是实现三民主义，用现时通行的话说，就是资产阶级民主政党。而中共党的目标是进行阶级斗争，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其模仿的对象就是苏联，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部分，客观上中共党组织只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根据组织原则，中国共产党在重大决策方面，必须尊重国际决议和意见。但事情就是这样，两个完全不同轨道上的车，甚至是对立的两个政党，根据马克思主义原则，共产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掘墓人，这敌对的两党竟然走到了一条轨道上。因此，分裂是历史的必然。
　　在苏联的撮合下，国共合作三年多来，应该说一直在矛盾中运行。主要矛盾还是由双方的政治理念所决定。中共方面提倡社会革命，坚持阶级斗争，扶持工农运动。谋求最终建立以中共与国民党左翼主导的政府，尽快走上苏联道路，同时也在筹备和发展自己的军事力量。国民党方面，希望得到苏联的经济、军事援助，打倒北洋军阀政府，完成民族、民主革命，将中国建设成为欧美式的民主国家。因此，社会运动和军事领导成为两党争执的焦点。
　　从秦末以来的两千多年历史看，中国的改朝换代也是注重这两个方面：一是提出激动人心、反映民众呼声的口号发动民众，以求达到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目的；一是发展军事力量，中国最终的胜利者，都是在军事上的成功者。这两个方面，在革命阶段（夺取政权期间）有共同的愿望，但一旦完成革命，成为当权者的时候，就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共的政治目标决定了将要继续革命，进行阶级斗争，推翻阻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阶级、政权和组织，说得确切一些，就是推翻国民党的统治。
　　国民党则需要稳定政权，或者说统治，建立欧美式的资本主义政治制度。
　　这是不可调和的矛盾，除非中共暂时放弃自己的政治主张。
　　在军事方面，中共在合作初期，即开始筹备建立自己独立的军事力量。在1924年黄浦军校建校初期，就有许多中共党员、青年团员进入军校学习，其人数占有相当比重，尤其是由于中共的组织特色，在校中共党员学生组织起了“青年军人联合会”，联络人员，扩大组织，不少在校学生加入了中共组织。对于这些行动，作为校长的蒋介石比其他人更加清楚。
　　二是随着中共组织的爆炸式发展，在军事方面，中共也逐渐建立相应的机构和组织。也在考虑如何掌握一支自己的军队，1925年，中共广东省区委成立了军事部，这是中共第一个军事机构，由周恩来负责这项工作。
　　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1925年10月，在广东肇庆成立了叶挺独立团，系中共直接领导的第一支革命武装。它以铁甲车队为基础，以黄埔军校部分成员为骨干，以广东、广西、湖南招募的贫苦农民为士兵而组成的。全团有3个步兵营，1个直属勤务队，共约两千多人。番号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连以上干部绝大多数是中共党员、共青团员，党支部为全团核心。叶挺直接向中共广东区委军事负责人周恩来汇报请示工作。独立团在肇庆根据中共指示，进行军事、政治训练，并协助开展西江农**动。
　　暗流涌动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国共关系逐步复杂化，中国革命面对许多新的问题需要解决。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举行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当时994名党员。
　　这次大会历史性地提出了几个问题：
　　一是提出了中国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指出：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必须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的参加，并且取得领导地位，才能够得到胜利。
　　二是提出了工农联盟的问题，指出中国革命需要工人、农民及城市中小资产阶级普遍的参加，其中农民是最重要成分，他们天然是工人阶级的同盟者，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如果不发动农民起来斗争，中国革命的成功和无产阶级领导地位是不可能取得的。
　　三是对中国民主革命的内容作了更加完善的规定，指出在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同时，既要反对封建军阀统治，还要反对封建经济关系。
　　面对北伐胜利带来的复杂而又热烈的局面，中共中央于1926年12月13日召开了汉口特别会议。出席汉口特别会议的有陈独秀、彭述之、张国焘、李维汉、项英、毛X东、李立三等。共产国际驻华代表维经斯基和苏联顾问鲍罗廷也出席了会议。
　　当时，种种迹象表明，国民党新右翼有可能抛弃孙中山的三大政策，而危害中共。中共应该在精神上和实际行动上有所准备，不应该害怕同他们冲突，以致分裂，而一味退让。这是当时广州区委和周恩来的意见。
　　在中央占领导地位的陈独秀、彭述之等人认为，吴佩孚、孙传芳等军阀势力已经被打垮，中国人民同北洋军阀张作霖的斗争仍然是主要矛盾，革命的主要和最紧迫的任务就是要继续北伐，打到北京去，完成统一大业。为此，就必须拉住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
　　陈独秀在大会承认：最近九江、南昌攻下之后，这个赤色的联合战线又有发生危险的倾向。他认为这个危险倾向的由来，一因江西战胜后，军事势力有离开民众而往右走之倾向；二因工农运动之发展，使资产阶级恐惧；三因帝国主义改用分离政策；四因中共党之失策。
　　他说：“国民党的一股游移分子，自湘鄂工农运动的突起，即因恐惧而表现右翼。”
　　陈独秀还指责中共党内主张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同志，是犯了急性病。他说：“目前中国大多数农民群众所争的还是减租减息，组织自由，武装自卫，反抗土豪劣绅，反抗苛捐杂税这些问题。而不是根本的土地问题，若马上拿农民群众还未能直接了解的土地问题作斗争口号，便是停止斗争。若是拿是否解决土地问题作为国民党左翼标准，自然没有左翼。”
　　陈独秀批评广东、湖北的一些同志往往幻想组织工、农、商、学，一切群众在我们领导之下，包办一切民众运动，而不必与国民党合作。关于挽救联合战线使之免于分裂的方法，陈独秀认为主要的办法应当“防止党外右翼。同时反对党内的左翼”。就是说，中共和国民党左翼“左”了，要往右拉一点；国民党右翼右了，要往左拉一些。他说：“人们固然不幻想这种‘左’右翼的距离能够相近而至于零，我们必须注意联合战线之巩固的程度，乃以这种左右翼的距离远近为正比例。”
　　客观地说，时间进入1927年，整个国民党内的主要人物：蒋介石、汪精卫、李宗仁、冯玉祥、唐生智等都主张与中共分手，并且加以制裁。
　　还是国共合作商谈初期，蒋介石作为“孙逸仙博士代表团”的团长访问苏联时，他对于苏联政党组织、军队建设管理十分欣赏，他认为这些对于他建立独裁统治是十分有用的工具。但对于苏联所执行的政治制度和经济政策并不看好，认为这不符合中国国情，是持反对态度的。
　　合作几年来，蒋介石一方面迫于对孙中山的崇敬和服从；另一方面是借助于苏俄的在华势力发展自己的力量。当北伐取得决定性胜利后，整个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蒋介石认为与中共和苏俄势力分手的时机已经成熟。
　　清党运动
　　1927年2月初，蒋介石同张静江、戴季陶、张群、黄郛等经过多日谋划，最终形成决议认为：
　　第一，苏联顾问太专制了，中共太可怕了，必须离俄清党；
　　第二、财政方面，要获得银行界的资助；
　　第三，外交方面，在加强与日本联系的同时，不能忽视与英美的来往；
　　第四，军事方面北方之冯玉祥、阎锡山两个力量可与国民革命军合作；
　　第五，社会人心方面，鉴于人们畏惧国民党联俄容共政策后果，以明示政策，使国民了解。
　　就在蒋介石准备**，与上海金融实业界加强沟通，与日本、英美联系加强的时候，1927年3月24日下午3时，英美帝国主义借口保护侨民安全，下令停泊在下关江面的军舰向城内大举炮轰，制造了“南京惨案”，造成千余人死伤。
　　此时，摆在蒋介石面前的路很窄，要么与这些外国势力为敌，要么为友。南京事件加速了蒋介石集团与帝国主义合流，蒋的**政治态度，及其在外交上的重大转变，无疑影响了帝国主义的对华政策。而帝国主义的软硬两手政策，推动并加速了蒋介石集团走上**“清党”的道路。
　　收买和利用青洪帮，是蒋介石“清党”**的重要准备活动。蒋介石与上海青帮有历史渊源，辛亥革命期间，蒋奉陈其美之命组织“先锋敢死队”参加光复杭州时，这支武装就是以帮会人物为骨干组成的。二次革命失败后，蒋介石与张静江、陈果夫、戴季陶等在上海交易所做投机生意时，虞洽卿介绍他投靠黄金荣门下为门生。蒋介石派杨虎联络上海帮会头子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等，动员帮会**。
　　在军事方面，蒋介石的最重要盟友是新桂系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深、黄绍竑，他们比蒋介石更**，蒋介石下决心**，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他们的态度。蒋介石部署白崇禧负责浙江军务，调何应钦到南京，将卫戌南京倾向革命的3个团缴械，在上海将不信任的第一、第二师调往南京，调新近归顺的孙传芳旧部周凤歧部担任上海防务。
　　政治方面，由吴稚晖出面约集在沪国民党监察委员蔡元培、张静江、古应芬等举行紧急会议。吴稚晖以“陈独秀明言二十年内实行共产”为借口，以已入国民党的中共党员“谋叛国民党”及“不利于中华民国之种种行为”为词，提议“应行纠察”，实行**“清党”。并将**“清党”冠以“护党救国”之名。
　　一切部署就绪后，蒋介石离开上海前往南京，并在南京制造了冲击江苏省党部和总工会事件。4月10日，逮捕了中共党人侯绍裘等人，控制了南京的局势。
　　4月11日，蒋介石在南京发出“已克复的各省一致实行清党”的密令。
　　11日晚上，青帮头子杜月笙以宴请为名，将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拘捕，并秘密杀害。
　　深夜，上海租界的外国巡捕越过租界，在南市、沪西、吴淞、虹口、闸北等区，拘捕工人群众1000多人，并解送至驻龙华的国军司令部。
　　12日凌晨，在帝国主义列强配合下，隐藏在租界内的“中华共进会”的流氓、地痞和青帮分子，臂缠“工”字袖标，打着工人的旗号。全副武装冲出租界，向闸北、南市、沪西、吴淞、浦东等地的工人纠察队进攻，双方发生激战。尾随在这批人身后的周凤歧第二六军士兵，遵照白崇禧发出的“将激烈分子从速缴械”的命令。以制止工人“内讧”为借口，用胁迫或武力手段，收缴了工人纠察队的枪械。纠察队驻地的物品被抢劫一空，纠察队和工人死者达数百人。拥有2700多人，1700支枪的上海工人纠察队，在几个小时之内全被缴械。上海总工会驻闸北潮州会馆也被占领。
　　从4月12日起，蒋介石集团公开与中共决裂，进行清党，到15日止，上海工人、中共党员被杀300多人，被捕500多人，另有5000多人下落不明。许多著名中共党员和工人领袖，如汪寿华、陈延年、赵世炎等壮烈牺牲。上海中共主要负责人周恩来被捕，经蒋介石干预得以释放，其后在西安事变中，周恩来和平处理事变，致使蒋介石安全脱身，算来也是一种回报。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上海学联等机关均被查封。红极一时的中共及其追随者受到沉重打击，这是中共创建以来遭受的第一次重大打击。很多中共领导人、机关和工作人员被捣毁和杀害。
　　南京武汉两府并立
　　4月18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南京国民政府成立。蔡元培代表国民党中央党部授印，胡汉民代表国民政府接印，宣布国民政府中央政治会议《建都南京宣言》。这样一来，出现了武汉、南京两个政府并立的局面。汪精卫为代表的武汉国民政府与中共合作的形式依然存在。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即发出“通缉中共首要”秘字第一号令，称“中共图谋倾覆本党，逆迹昭著，中央监察委员会举发，并致训令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中正，于最短期间肃清叛乱。查此次谋逆，实以鲍罗廷、陈独秀、邓演达、徐谦、吴玉章、林祖涵等罪魁。以及各地中共首要，次要危险分子，均应从严拿办。着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各军长官、各省政府通令所属一体严缉，各获归案惩办。”明令缉拿中共、国民党左翼人士和其他著名活动家193人。
　　从表面看，武汉方面讨蒋声浪轰轰烈烈，但其内部亦存在矛盾。国民党左翼认为蒋介石从根本上背叛了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政策，是一个应该讨伐的叛徒。而汪精卫、孙科等人虽然主张讨蒋，目的却是为了与蒋介石争夺对国民党的控制权。谭延闿则采取调和态度，希望宁汉双方停止斗争，甚至要求胡汉民出面调解宁汉争执。所以，在反蒋的背后，孕育着武汉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的危机。
　　这时，中共党内也发生了两个尖锐争论的问题：一个是所谓深入和广出之争，一个是东征和北伐之争。
　　所谓深入，就是认为现在革命应该深入，立即在湖北、湖南、江西等省实行土地革命，巩固既有的根据地，再图发展。
　　所谓广出，就是继续对外发展，土地革命应该等打到北京后再实行。
　　所谓东征，就是讨蒋。
　　所谓北伐，就是进兵河南，讨伐奉系。
　　面对着越来越复杂的政治局面，在这紧急关头，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7年4月27日至5月10日在武汉举行。这时，中共党员人数已达5.8万人。
　　五大闭幕后，武汉国民政府所辖地区的革命热情高涨，但商业停滞，工厂企业纷纷倒闭。生活必须品极度匮乏，物价飞涨，货币贬值，财政严重亏空；工人、店员大量失业，土豪劣绅、反动军官们乘机捣乱。
　　共产国际文件泄密
　　在这危急关头，共产国际执委会曾通过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并给中共中央发来了相应的指示（即五月指示）。其要点是：改造国民党，使工农分子大批参加进去；把农民协会变成乡村政权；组织7万军队，其中要包括两万中共党员；没收地主土地。
　　正在国共双方矛盾不断激化的关键时刻，共产国际“五月指示”这份极机密的文件，被共产国际驻武汉代表、印度人鲁易于5月31日将全部文件密示汪精卫，希望汪精卫站在中共一边，共同奋斗。
　　汪精卫见后大惊，召集其核心人物密议，随即制定清党**计划。
　　5月21日，驻守长沙的第三五军第三三团团长许克祥，因仇视湖南的农**动，公开反对工农运动，发动叛乱。因为这一天的电报代日韵为“马”字，故称为“马日事变”。
　　事变发生后，许克祥一面宣称，这是长沙驻军和工人纠察队之间因误会而发生的冲突；一面毫不放松对中共党人的大屠杀，继续指挥军队在长沙等地一连屠杀了七、八天，造成了白色恐怖，湖南全省有万余人死于这场大屠杀。
　　汪精卫最不喜欢的就是“阶级斗争”一词。他多次谈到阶级斗争不合中国国情。他说：“节制资本，平均地权等，综其要义，无非以革命手段取得政权，以和平的方法处理经济，以除去阶级斗争之病根，而谋社会经济状况之安全发展。”他认为阶级斗争是欧洲私人大资本发达，而压迫无产阶级的结果，中国私人资本尚未成熟，故而是用不上阶级斗争的。
　　由于对阶级斗争的反感，汪精卫对工农运动也极为不满，他指责中共党人说：“硬要实行土地革命，不管适合中国的环境不适合，不管适合当地的情形不适合，只把俄国的本子一字不易地抄来。”
　　1927年5月以后，汪精卫等人迅速右转，他们认为武汉政府的危机是由于工农运动的过火行为。相继发出通告、布告、命令或发表演说，谴责工农运动过火，严禁工会、工人纠察队对资本家进行斗争；严禁农民协会对地主豪绅的制裁。并插手保护大商人、地主、豪绅。
　　全面清党
　　7月7日，冯玉祥在洛阳官佐及总部人员朝会上宣布清党。他宣称：“不经军长、师长之许可，一律禁止开会；对于中共之办法，第一要注明何时入党、何人作保；愿意走者发给川资，其不愿走而愿加入国民革命之战线者，必须宣言，脱离中共，听国民党之指导，守国民党之规则，然后收容之。至于各级政治人员，一律开缺，俟调开封训练后再行另派职务。”
　　7月8日，共产国际来电，批评了中共党的右翼政策，中共从此开始转变态度。12日，根据共产国际指示，中共中央进行改组，成立了由张国焘、张太雷、李维汉、李立三、周恩来5人组成的中国共产党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陈独秀被从领导岗位上清除出去，从此改变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方针。
　　7月13日，中共中央发表对时局宣言，谴责汪精卫集团的**行径，宣布撤回参加国民政府的中共党员。号召国民党员群众，起来反对背叛革命的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宣言声明，中共将继续支持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愿同一切能够诚实地、坚决根据三民主义、三大政策而奋斗的革命分子合作，中共永远站在国民革命的最前线，努力完成国民革命。
　　7月中旬，汪精卫集团加快了分共步伐。7月13日，汪精卫召集了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团秘密会议。会上，汪精卫主张立即实行分共。会议做出了两点决定：
　　一、派要员赴莫斯科，说明孙中山的联俄政策乃是三民主义联合共产主义，三民主义的中国联合共产主义的俄国，其间应订出种种关系，不要暧昧行事。
　　二、对武汉国民党内的中共党员应有处置办法，**之内不能主义与主义冲突，政策与政策冲突，更不能有两个最高机关。
　　7月15日，汪精卫又召开国民党常务委员扩大会议，讨论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团关于“分共”的意见。会上，汪精卫公开提出取缔中国共产党，正式宣布进行**清党。
　　7月26日，武汉国民党中央发表《统一本党政策案》。宣布国民党各级党部、各级政府及军队中的中共党员，应自即日起声明脱离中共，否则一律停止职务。
　　7月27日，鲍罗廷由汉口乘车北上，经冯玉祥防区返回苏联。
　　中国共产党组织“八一”南昌起义后，汪精卫集团便由“和平分共”发展为“武力清党”。8月2日，武汉国民政府发出布告，宣布凡继续从事革命活动的中共党员，“一经拿获，即行明正典型，决不宽恕。”
　　从此，汪精卫集团开始大肆搜捕和屠杀中共党人，武汉国民党中央的**，使第一次国共合作彻底破裂，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遭到失败。
　　年青的中国共产党遭受到它成立以来不曾遇到过的挫折，据中共“六大”所作不完全统计，从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中共党人及其追随者被杀害的达31万多人。其中中共党人26000多人。在革命时期受到群众尊敬和爱戴的中共党的活动家陈延年、赵世炎、罗亦农、向警予、陈乔年、夏明翰、郭亮等相继牺牲。中共组织只能全部转入秘密地下，许多地方的中共组织被打散了。不少党员同中共组织失去了联系。其党内的一些不坚定分子纷纷脱党。有的公开在报纸上刊登启事，宣布脱离中共。有的甚至领着敌人搜捕中共党人。中共党员数量从大革命高涨时的近6万人，减少到1万多人。
　　虽然在**“清党”上国民党实力派达成了一致，但国民党内的矛盾并没有缓解，有进一步激化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