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国民党的组党模式——列宁式政党
　　辛亥革命、革命政党，并没有造就孙中山所希望的共和政体和三民主义。却成就了一批军阀，他们把持国家政权，任意践踏民主，而孙中山几乎成为他们手中的玩物。尤其是陈炯明，追随孙中山革命近二十年，孙中山倾全力扶持其军事力量，一直认为这支队伍是自己革命的本钱，但他比陆荣廷、唐继尧在军阀的道路上走得更远，险些被其杀害。这让孙中山感到痛苦和无助。而苏俄的革命政党布尔什维克却胜利了，向布尔什维克学习，寻求苏俄的支持，成为孙中山的想法。
　　求变
　　北京政府由于黎元洪继任总统，出现短暂的全国和平局面，其后北洋军阀再次推倒《临时约法》，把持国家政权，从张勋复辟到段祺瑞三次就任总理，国家出现了南北分裂的局面。为了维护共和宪法，孙中山两次南下广州，主持护法运动。但不为地方军阀陆荣廷、唐继尧等所欢迎，被迫返回上海。
　　1919年10月10日，孙中山将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废除旧党章，制定了新规约，重新将民族革命列入纲领之中。规定中国国民党的纲领是“巩固共和，实行三民主义”。并且摆脱了半秘密状态活动，以一个革命政党的姿态公开革命斗争。从那时开始，10月10日被定为中国国民党的建党节，称“双十节”。
　　就在孙中山一直认为是自己掌控的军队——陈炯明所部打败广西军阀陆荣廷，夺回广东，并且准备北伐之时，陈炯明暗中与北洋军阀段祺瑞勾结，突然叛变，致使孙中山再次返回上海。
　　陈炯明叛变，孙中山败回上海期间，使他深刻地认识到，依靠军阀进行革命是没有出路的，首先必须有一个坚强的政党，才能承担起历史赋于的重任。然而从同盟会到国民党，从中华革命党到中国国民党，虽有众多跟随自己生死与共，出生入死、视死如归的战友，但也不乏背叛与陷害自己的“同志”。几十年来虽然在不断的奋斗、呐喊，可亲自缔造的党却日益涣散，党员的革命精神、革命热情泯灭，奋斗精神逐渐丧失；组织未备，训练未周。孙中山认为这种状况主要是党员的成份过分复杂，人格太不齐。一些旧官僚乘隙而入，打着参加革命的旗号，为自己谋取名利。许**员入党目的不纯，总是想做大官，如果得志的，做了大官，便心满意足；若是不得志的，不能做大官，便反对本党，去赞成敌党。热心党务，为共和事业，真正为本党主义去奋斗的，固然不少，但很大部分党员，都是以加入本党为做官的捷径。
　　尤其是陈炯明叛变之后，孙中山认为这个党非改造不可。从何处着手呢？他已经多次改组，但是改来改去却毫无起色，反而失去了同盟会时期的那么一种舍身起义的精神。孙中山希望国民党获得新生，但却找不到对于国民党来说起死回生的灵丹妙药。
　　联络苏俄
　　孙中山必竟是伟大的革命家，他能够适乎世界之潮流，正如他所指出的：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其者昌，逆其者亡。在寻找“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的建党之精神时，他越过了东南一隅，越过中国，看到了世界革命形势的发展变化。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使他深受鼓舞，早在1918年5月，他就向列宁的苏维埃政府发去贺电，希望“中俄两国革命党团结一致，共同奋斗”。1921年8月，孙中山在给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齐契林的信中写道：“我非常注意你们的事业，特别是苏维埃的组织，你们军队的教育和组织。”表达了以俄为师的意愿。
　　对于社会主义，孙中山1896年旅居伦敦时就有所知。1905年初，他专程前往设在布鲁塞尔的第二国际书记处，要求接纳他为成员。虽然他被拒绝了。但他向第二国际主席王德威尔得、书记处书记胡斯曼大胆预言：中国将从中世纪的生产方式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阶段，而工人不必经受被资本家剥削的痛苦。中国的历史进程，有幸被言中了，目前我们虽然无法了解此时孙中山的理论根据，但可以窥探他对于中国国情的了解，也可以看出他对于马克思主义是有所认识的。
　　1920年11月，孙中山见到了列宁的第一个使者维经斯基。维经斯基是1920年3月来华的，他的任务是采取一切手段加剧中日美三国利益的冲突，来为苏俄远东的安全服务。在这个基础上，考虑到联合中国的革命力量，支援中国的革命。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出席中共一大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利用在上海期间会见了国民党上海代表张继。与对中国共产党不以为然相反，马林认为国民党是由“知识分子、华侨资产阶级、南方士兵和工人组成的各阶级联盟”。他对中国革命的结论是：“在上海我对中国的运动及其发展的可能性获得十分悲观的观点；我在南方才发现工作大有可为，而且能够成功。”在张继的联系下，1922年2月，马林到桂林与正积极准备北伐的孙中山进行了会晤。孙中山告诉马林，希望中俄携手完成亚州的解放，表示待北伐胜利结束后，立即提议与苏俄公开建立联盟。
　　在会谈中，马林向孙中山提出了三条建议：即改组国民党，广泛联合工农大众；创办军官学校，建立革命武装；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孙中山认为这是列宁给他传递的信息，因而十分尊重。
　　1922年4月，马林作为少共国际代表再次到达广州，以苏俄全权代表的身份同孙中山进行了会谈。孙中山向马林了解了俄国的形势，再次说明他对苏联红军的规模、组织和政治教育很感兴趣。当马林提议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组成民主革命的统一战线时，孙中山不同意党外合作的方式，他表示只能同意中国共产党党员和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
　　7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作出了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决议。同月，共产国际执行局批准了马林关于国共两党采取党内合作形式的建议。
　　8月，马林参加了中共在杭州召开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别会议，传达了共产国际的决定，解释并说服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接受共X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决议。
　　8月25日，马林在上海会见了孙中山，同他商量了国民党联合苏俄并同中国共产党合作的问题。马林告诉孙中山，共产国际已经通知中国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同时，他劝孙中山放弃单纯以武力收复广州的计划，而要以上海为基地，开展一个群众性的宣传活动，使上海成为全国城市工人和农民中积极开展宣传工作的中心。他还建议孙中山改组国民党。
　　与马林的这次会谈，以及马林的建议正合孙中山的思想。他认为联俄可以得到国际上的支持和援助，而容共又能向国民党输入新鲜血液，这两项政策都是使国民党获得新生的灵丹妙药。而这两项政策中，联俄又是头等重要的事情。处境艰难的孙中山感到有加快联俄步伐的必要。
　　9月30日，孙中山对香港《电信报》记者发表谈话，公开声称赞成中俄亲近的外交政策，并且阐述了自己主张联俄的理由。他说：“在俄国取消在华一切特权之后，这个国家已成为站在不侵略地位的国家了。自苏维埃俄国成立后，过去对于中国政治独立和领土完全的最大威胁之一，业已消除。在劳农政府继续和忠于它的‘非帝国主义’政策的时候，俄国并没有使一个民主的中国产生畏惧的地方。”他认为苏维埃俄国是反帝国主义的重要力量。他说：苏俄的新政策，不但没有侵略各国的野心，而且抑强扶弱，主持公道，不但是打破俄国帝国主义，而且是打破世界帝国主义的中坚。因此，中国必须联俄反帝。
　　当然，孙中山联俄并不赞同俄国的社会主义，更不是赞同马克思主义与共产主义。但他认为三民主义与社会主义有许多共同之处，三民主义是包括社会主义在内的。加之他的革命事业屡遭挫折，而俄国革命却成功了。他向往着自己也能有一次这样成功的革命。以俄为师，效法俄国的党和军队建设，并且得到俄国的支持和援助，这才是孙中山联俄的初衷。于是，为了中国国民党的新生，为了自己为之奋斗的共和事业早日成功，孙中山下决心改组国民党，实行联俄、容共的三大政策。
　　《孙越宣言》
　　1923年1月18日至26日，孙中山在上海多次会见了苏俄政府代表越飞。越飞是接替裴克斯的工作，于1920年来华与北京政府谈判建交的。由于双方在外蒙古、中东路等问题上分歧很大，无法达成共识。这时，在马林的影响下，越飞开始重视孙中山及其政党，并与孙中山有了书信往来，从而增进了互相了解。越飞赞同马林关于党内合作的主张，尤其是1月6日陈炯明被逐出广州后，孙中山在全国人民心中的政治地位大为改观。越飞认为，目前中国只有孙中山和国民党对于中国的未来具有无比的重要性。
　　经过几次会谈，1月26日，双方发表了《孙文越飞联合宣言》。《宣言》标志着孙中山正式实行联俄政策；体现了列宁领导下的苏俄政府对中国革命的同情和对孙中山的支持。但在宣言中明确宣称：“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上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因中国并无此项共产制度和苏维埃制度可以成功之情况也。”
　　容共政策与联俄政策是同时实行的，如果说关于国共合作的形式起初国共双方各有歧义的话，那么，至少在京汉铁路大罢工失败与陈炯明叛变之后，双方已逐渐趋于一致。中国共产党接受了国**内合作的决定，并开始积极与孙中山沟通。李大钊在孙中山由于陈炯明叛变而失望时，专程从北京来到上海，向孙申明中国共产党关于国共合作的主张。
　　孙中山对中国共产党人的诚恳帮助感到振奋，他与李大钊热烈讨论了振兴国民党及振兴中国的有关问题。之后，李大钊由张继介绍，孙中山主盟，率先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不久，陈独秀、张太雷、蔡和森、张国焘、毛X东等中共主要负责人，也先后加入中国国民党。
　　应该看到，孙中山容纳共X党人参加国民党，是为了给国民党增加新鲜血液，改变国民党的成分与组织结构，使国民党获得新生，成为一个强有力的政党，以推动国民革命。同时也应该了解到，国共合作为中共发展提供了一个历史机遇，此前的中共虽然有苏俄支持的背景，但在中国属于非法政党组织，发展环境十分艰难，因而在国共合作之前的1923年6月下旬召开中共三大时，中共党员人数仅420人，几年之后的1927年发展到近6万名党员，基本与国民党核心党员人数相等，而且深入到全国政治、军事、青年、妇女、文化、**等各个领域。由于这种合作并不是两党平行的结合，而是用以大纳小的方式，将共X党员溶合于国民党内，因而这种合作先天不不足，为今后两党的进一步合作造成了阻碍。
　　改组国民党
　　1922年9月，孙中山在上海多次召集国民党总部和省负责人以及共X党人会议，商讨改进国民党的问题。他反复强调国民党的改组要以苏俄为模范，只有学习俄国的方法、组织和训练，才有成功的希望。
　　6日，孙中山指定茅祖权、覃振、丁惟汾、张秋白、吕志伊、田桐、陈独秀、管鹏、陈树人等9人，为国民党党务改进案起草委员会委员，后由于丁惟汾、吕志伊、覃振去北京出席国会，又增补叶楚伧、刘芷芬、孙科和彭素民为起草委员会委员。
　　1923年元月1日，孙中山发表了由胡汉民起草的《中国国民党宣言》。宣言重申国民党“以三民主义为立国之本，五权宪法为制度之纲领”的政治主张；对三民主义也赋于了一些新的内容；在民族主义方面，强调“内以促全国民族之进化，外以谋世界民族之平等。”在民权方面，则主张实行普选制，争取人民直接行使权利。在民生方面，突出注意到工人、妇女和农民问题，提出谋求劳资、男女、地主、佃户平等的主张。
　　为了学习苏俄的经验，推进国民党的改组工作，国民党于1923年8月16日派出蒋介石为团长的“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俄考察，其成员为蒋介石、沈定一、张太雷、王登云等。经过三个月的考察活动，对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组织纪律，红军的政治工作制度等，有了比较深的了解。
　　10月6日，鲍罗廷到达广州，为苏俄派出常驻广州的代表。18日，孙中山任命鲍罗廷为国民党组织教练员。孙中山向国民党员说：“鲍君办党极有经验，望各同志牺牲自己的成见，诚意去学习他的方法。”在鲍罗廷的帮助下，国民党的改组工作开始加紧进行。
　　鲍罗廷之前，国民党在政治上、组织上和理论上都无法算作一个政党。它没有纲领，没有组织，没有章程，没有选举，也没有定期会议，连有多少党员也是一笔糊涂账。据说有30000人，注册的却只有3000人，缴纳党费又是6000人。入党要打手模向孙中山个人效忠，但连孙中山也弄不清到底有多少党员，这些党员又都是谁。鲍罗廷告诉孙中山，作为有组织的力量，国民党并不存在。
　　孙中山大为震动。此前，没有人对他说过这种话。孙中山下决心“以俄为师”，依靠鲍罗廷，运用苏俄无产阶级政党的建党经验，改造国民党。鲍罗廷严格按照俄国共X党的组织模式，依靠中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X，对国民党进行了改造。鲍罗廷死去近40年后，台湾的***成为国民党主席。西方资深评论家称，***使国民党彻底摒弃了列宁的建党模式，很多人听到后颇为吃惊——他们从来就不知道，几十年来天天喊“打倒共X党”的国民党，原来也是用列宁的模式建党的。
　　10月28日，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正式成立，孙中山委托廖仲恺、胡汉民、林森、邓泽如、杨庶堪、陈树人、谭平山、孙科、吴铁城等9人为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汪精卫、李大钊、谢英伯、古应芬、许崇清为候补执行委员。共同组成国民党中央临时执行委员会，全面负责国民党改组工作。聘请鲍罗廷为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顾问，并请他起草国民党党章，着手办理国民党改组具体事宜，起草国民党宣言、党纲、党章草案；办理各地国民党分部登记，建立广州市党部，区党部，区分部；调查工农群众和中间阶级的状况；出版《中国国民党周刊》；建立讲习所，训练各区、分部执行委员，指导大会的选举工作等。为了加强联系，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每周开会两次，共议决各种提案400多件。
　　11月25日，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表了《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公布了《中国国民党党纲草案》、《中国国民党党章草案》。孙中山等国民党人连续发表演说，阐明改组国民党的主张。
　　国民党的改组工作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由于国民党内成份复杂，党员思想混乱，有一部分人极力反对孙中山的联俄容共政策和改组国民党的决定。1923年11月29日，邓泽如、林直勉等11人联名向孙中山提出《检举共X党案》。认为国民党的改组工作是“陈独秀实欲借俄人之力，耸动我总理，于有意无意间，使我党隐为彼共产所指挥。”另外还有一部分人，如居正、田桐、谢持、冯自由等索性离开广州，对孙中山持坚决不合作态度。他们的阻挠和反对，并没有动摇孙中山联俄容共和改组国民党的决心，他力排众议，坚持使国民党改组工作得以顺利进行。
　　国民党的改组工作，自始至终都得到了共产国际和中共的帮助和支持。在国民党尚无组织的地方，如北京、天津、湖南等地，中共帮助国民党创建组织。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还通过了《关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国民党问题的决议》，将中国国民党领导的中国革命试图纳入共产国际运动中。这些设想成为鲍罗廷起草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的基本内容。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在各项工作逐步理顺的条件下，1924年1月20日至30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高等师范举行。出席的代表总额为196人，代表名额的分配为每省6人。但产生代表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有孙中山直接指派；有由共X党提名，孙中山批准；有由几个国民党员联合提名，孙中山批准；也有各省分别推选的。
　　代表有共X党员25名，其中陈独秀、李大钊、谭平山、于树德、李永声、沈定一、谢晋由孙中山指定；林伯渠、毛X东、李维汉、夏曦、袁达时、张国焘、胡公冕、宣中华、廖乾吾、刘伯伦、韩麟符、赵干、于方舟、王尽美、刘伯垂、李立三、陈镜湖分别由各省市选派；共X党员约占代表总数的11%。此外中共党员瞿秋白作为国民党一大宣言的起草人之一，出席了大会。因此这是一次国共合作的盛会。
　　代表大会的领导机构和各委员会均由孙中山和大会执行主席指派。孙中山指派胡汉民、汪精卫、林森、谢持、李大钊为大会主席团成员。
　　尽管孙中山极力解释国共合作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却仍然无法改变一此国民党人的成见，以至他们在大会上又挑起了激烈争论。1月28日，汪精卫代表国民党章程审查委员会，作了关于章程第二次修正案的报告后，广州代表方瑞麟即提出，国民党员不得加入他党应有明文规定，主张在章程的总章第一章第二条后增加一条文，明文规定“本党党员不得加入他党。”其理由是一个党员只应有一个党籍，如果有了一个以上的党籍，就应该脱离一个。很明显是针对共X党员，要么脱离共X党，要么不得加入国民党。这个提案得到一些人的附和，于是此提案成立，交付大会讨论，一场公开而激烈的争论由此开始。
　　李大钊首先发言，他说：我们加入本党，是几经研究再四而审慎加入的，不是糊里糊涂混进来的，是想为国**动有所贡献于本党的，不是为个人的私利与夫团体的取巧而攘窍于本党的。“我们环顾中国，有历史，有主义，有领袖的革命党只有国民党，它能够担负解放民族，恢复民权和奠立民生的责任。所以我们毅然投入国民党。我们加入国民党，乃是以个人资格加入，而不是把一个团体加入，我们参加国民革命事业，遵守国民党的三民主义和党章，而不是想把国民党化成共X党，也不是党内有党，只是一种跨党，这种跨党得到孙中山先生的允许，因此是光明正大的。”“我们既参加了本党，我们留在本党一日，既当执行本党章程及纪律，倘有不遵守本党政纲，不守本党纪律者，理宜受到本党的惩戒。”
　　在争论激烈的时候，廖仲恺作了发言，他对方的提案表示反对。他认为：我党是国民党，是有主义，要革命的。我们只认他个人的加入，不认他团体的加入，只问加入的人是否诚意来革命的，此外即不必多问。此次彼等之加入，是本党一个新生命，诸君如果不以为然，请先闭目静想其意何居，且彼等亦不是来拖累我们的，是与我们同做国民革命功夫的，请大家思之，重思之！
　　大会执行主席胡汉民表示，章程上已有纪律专章，对违反本党党义有所制裁，因此不必明文规定何种取缔条文，只要申明纪律就可以了。廖仲恺、胡汉民的发言对于辩论具有决定性意义，方瑞麟限制跨党的提案最终被大会否决。
　　1月23日，大会通过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宣言》共分三部分：
　　第一部分为中国之现状。它总结了过去革命斗争的经验和教训，揭露了北洋军阀统治下的中国一片混乱的根源。指出所谓民国政府，已为军阀所控制，军阀所利用之，结欢于列强，以求自固。而列强亦即利用之，资以大借款，充其经费，使中国内乱、纠纷不已，以攫取利权，各占势力范围。因此，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是中国社会黑暗、民不聊生的两大祸根。
　　第二部分为“国民党之主义”。《宣言》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民族主义有多方面的含义；一则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一则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在经济方面，则列强之经济侵略，致自国生产永无发展之可能；依附帝国主义而生存之军阀及国内外之资本家，足以蚀其生命而有余，故民族解放之斗争，对于多数之民众，其目标皆不外于反帝国主义而已。惟民党与民众深切结合后，中国民族之真正自由与独立，有可望也。民权主义重申国民兼有间接民权和直接民权，即：国民不但有选举权，且兼有创制、复决、罢官诸权。民生主义主张平均地权，节制资本，目的在于改良社会经济组织，防止贫富极端化。平均地权是孙中山的一贯主张，其办法是国家制定土地法，私人土地估价呈报政府，国家按价征税，并在必要时收买土地，这样逐渐使土地为国家控制。对于缺地农民，国家将分给土地并给以资助。后来孙中山进一步发展为“耕者有其田”，以保证平均地权的实施。节制资本反对私有资本操纵国计民生，规模过大为私人力所不能及者，如银行、铁路、航路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
　　《宣言》关于三民主义的解释，更具有明确的反帝反封建性质，这是对三民主义与联俄、容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紧密结合，反映了孙中山领导下的国民党在这一时期的根本路线。
　　第三部分为国民党之纲领。规定了国民党的内外政策。对外政策：（一）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二）对于自愿放弃在华特权和废止不平等条约的国家，承认为最惠国；（三）与列强签订的其他有损中国利益的条约，须重新审定；（四）在保证中国政治上和实业上不受损失的范围内，偿还外债；（五）庚子赔款完全作教育经费；（六）对北京反动政府为维持军阀地位之借款，不负偿还责任；（七）召集各省职业团体会议，商讨偿还外债方法，以摆脱困于债务而陷于国际半殖民地地位。
　　对内政策：（一）采取均权主义，凡事务有全国一致性质者，划归中央，有因地制宜性质者，划归地方；（二）各省人民得自定宪法，自举省长，但省宪不得与国宪相抵触，省长一方面受本省自治监督，一方面亦受中央指挥；（三）确定县为自治单位，人民有选举、罢免、创制与复决法律之权；（四）实行普遍选举制；（五）定各种考试制度；（六）确定人民的集会、结社、言论、出版、居住、信仰之完全自由；（七）改幕兵制为征兵制；（八）设法安置土匪、游民；（九）严定田赋地税的法定额；（十）清查户口，整顿耕地，调整粮食之产销；（十一）改良农村组织，增进农人生活；（十二）制定劳工法，改良劳动者之生活状况，保障与发展劳工团体；（十三）励行教育普及；（十四）由国家规定土地法，土地使用法，土地征收法，地价税法。私人土地由地主估价呈报政府，国家就价纳税，必要时依价收买；（十五）有关国计民生和具有独占性质的铁路、航路等由国家经营管理。
　　《宣言》是中国国民党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文献。它标志着孙中山及中国国民党已经具备了一个全国性政党的所有条件，已经具备了推翻封建势力，建立民主共和的思想理论基础。客观上把中国全面推向了更高的历史阶段，从推翻帝制向民主共和国迈进。
　　大会还通过了《中国国民党章程》。这是改组后国民党的根本章程，共有十三章及附则一个。将国民党领导体制的总理制改为委员制。体现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明显具有学习苏俄党的结果。对党的各级党部的组织机构、权利、责任以及党的纪律，都作了详细和严格的规定。要求凡党员须恪守纪律，入党后即须遵守党章，服从党义，其在本党执政地方及军事时期，尤须严格遵守。党内各问题，各得自由讨论，但一经决议后，即须一致执行。对于违反党纪的党员，还规定了处分办法和弹劾程序。设立了监察委员会，并对其权利作了规定。
　　1月31日，孙中山主持召开了国民党一届一中全会。会议选出了廖仲恺、戴季陶、谭平山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并决定中央委员会设秘书处和组织、宣传、工人、农民、青年、妇女、调查、军事8个部。分别由谭平山、戴季陶、廖仲恺、邹鲁、林伯渠、曾醒、许崇智担任部长。
　　溶共政策的反思
　　会后，国民党组织迅速在全国各地重要地区建立，尤其是上海、北京、汉口3个执行部的创建，使国民党成为名符其实的全国性政党。在建立健全国民党地方组织的同时，还清洗了一部分反动分子，吸收了大批新党员，使国民党的成分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焕发了新的活力。
　　长期以来，人们对孙中山溶共政策提出质疑，当我们研究其整个革命过程的时候，就会发现这种联合是其贯穿一生的行为。从早期革命时期与光复会、兴中会、华兴会等革命组织的联合，到辛亥革命时期与袁世凯的妥协，再到与西南军阀陆荣廷、唐继尧的合作，利用沈鸿英、杨希闵、刘震寰打击陈炯明，重返广东。当时的条件下，孙中山通过联俄溶共政策，一方面可以学习苏俄以党治军的经验，又可以得到苏俄的军事、经济援助。
　　尤其是苏俄的军事援助，从1924年到1927年间，苏俄是唯一对广东国民政府提供援助的国家，黄浦建校时，近500名学生都没有武器，仅以30支枪发给卫兵。后由苏联用船送来了武器，首批包括10支小手枪，8000支有刺刀的步枪，200万发子弹。这对军校的建设和后来形成战斗力有很大影响。而且创建黄埔军校的经费，也是苏俄提供的200万卢布。
　　在镇压商团暴动时，10月7日，苏联援助的一船军械运抵广州，其中有山炮、野炮、轻重机枪及弹药。蒋介石接到孙中山从韶关发来的电令，将苏联援助的军械仍卸在黄埔，由他掌管，及时解决了黄埔学生军的枪械困难。
　　1932年红军攻下福建漳州，得知缴获了两架飞机，毛X东笑着说：“去饱饱眼福，我是个土著，只见过这玩意儿在天上拉洋屎。”聂荣臻笑着说：“我还以为你坐过呢，你当过国民党的宣传部长，能没坐过？”毛X东说：“是代理部长，还是汪精卫抬举的。那时国民党也寒酸得叮当，哪有飞机坐哟！蒋总司令骑的马还不如我这匹白龙驹哩。”由此可见当时孙中山面临的困境。而苏俄则看好中国国民党在中国的发展潜力，希望与中国结盟，同时也可以支持中国共产党的发展。
　　苏俄对于广东国民政府及北伐战争的支持，国共双方都不愿意实事求是地谈论，这里有十分复杂的背景。直到今天，许多问题双方也也难以启齿。根据目前所能看到的资料，蒋介石赖以发家的黄埔“党军”的全部装备及经费，都来自于苏俄的援助。虽然蒋介石一生中**最积极、坚决，但他却是接受苏俄援助最多的人，可以说没有苏俄的扶持，就难有蒋介石的发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