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改组中华革命党
　　貌似强大的国民党，在与袁世凯的较量中迅速败下阵来，国民党也随之鸟兽散。这让孙中山十分痛心，组建一个忠于信仰的政党核心，成为孙中山的理想。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中华革命党应运而生。谁也不会想到，中华革命党的革命三期，却成为蒋介石终生的行政、用人法则。
　　对策之争
　　宋教仁被刺时，孙中山正在日本长崎参观访问，23日惊悉宋之噩耗，下午4时，立即乘船回国。25日到达上海，当晚就与黄兴、陈其美、居正、戴季陶等协调应付宋案的对策。
　　黄兴提出：“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用暗杀来对付袁世凯的暗杀。
　　孙中山说暗杀办法不可取，他认为，袁世凯刺杀宋教仁的目的是想消灭国民党，以便“帝制自为”。为此，他主张趁此人心激昂之时，立即调动各省军队一致声讨治罪，以迅雷不及掩耳手段先发治人，推翻袁世凯统治。同时，他还表示，准备东渡日本，说服日本政府，孤立袁世凯，支持国民党发起二次革命。
　　黄兴不赞成孙中山的主张，认为南方国民党的武力不足，如果突然发动二次革命，必然导致失败。黄兴转而主张用法律解决。
　　孙、黄争执不决，于是，分别致电国民党控制的粤、湘两省征求意见。广东都督胡汉民和湖南都督谭延闿都认为准备不足，不能马上起兵。4月，国民党籍的安徽都督柏文蔚、江西都督李烈钧和广东、湖南两省代表在上海举行军事会议讨论，结果各省军事将领多同意黄兴法律解决的意见。孙中山主张起兵讨袁速战速决的意见没有实现。由于两种意见都有一定的市场，因而，国民党在谋求法律解决宋案的同时，主战派也在进行活动。
　　磨刀霍霍
　　袁世凯在国民党精心于法律解决宋案之时，他抓紧时间，积极扩军备战。军队是历代军阀专制的支柱。袁深知军队对自已的重要，在清末民初之时，他已经偿过拥有军队的好处，就任临时大总统后，更是着力整理和补充北洋军队。宋案发生，袁作为幕后主谋的阴险嘴脸被披露，他和国民党的矛盾愈演愈烈，根本没有调和的可能。袁世凯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准备以武力消灭国民党，彻底扫清实施独裁的障碍。袁世凯一面抵制、阻挠国民党对处理宋案的要求，一面背地里积极扩军备战。4月10日，袁未经国会批准，暗中与奥国斯哥打军器公司签订一笔320万镑的合同。4月26日，又不经国会同意，私派财政总长周学熙以国家盐税抵押，秘密向英、法、俄、德、日五国银行团借款2500万英镑，准备用这些借款购买军械，增加军队，收买南方海军及新当选的国会议员。史称“善后大借款”。
　　通过善后大借款，袁世凯由出卖国家主权获得外国势力的支持和列强承认。从而使袁世凯政府成为列强在中国的代表。通过借款，有了强大的经济后盾，袁便开始扩大军备以发动对南方国民党的征讨，又是一箭三雕。
　　此时的黎元洪，由于武昌首义，其拥有军队达5万之众，并雄踞中枢有利地位。他的取向，对于南北局势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宋教仁曾有让黎取袁而代之的计划，其中应该有争取黎站在国民党方面的意图。宋被刺后，袁世凯利用黎元洪暗杀革命党人张振武事件，把黎从革命党中分化出来，使黎元洪孤立。接着，他与黎结成儿女亲家，同时又用重金收买了黎元洪，使其转向袁世凯。黎元洪倒向袁世凯，敞开湖北防线，使全国局势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大借款到手后，袁世凯对国民党采取强硬手段，4月3日和5月6日，袁在总统府召开秘密军事会议，制定了作战方案。决定分三路大军南下：第一路由段芝贵统率第二师师长王占元、第六师师长李纯两部，由京汉路南下进攻江西。第二路由冯国璋统率张勋、雷掁春等部沿津浦路南下进军南京。第三路由倪嗣冲统率，由汴梁、周口经正阳关方面进攻安庆。同时派海军中将郑汝成、海军次长汤芗铭率海军协助作战。15万装备精良的北洋军部署停当，袁世凯开始来硬的了。
　　5月15日，袁世凯下令禠夺黄兴陆军上将衔。5月21日，袁气势汹汹地要梁士诒、段芝贵传话国民党人：“现在看透孙、黄，除捣乱外无本领，左又是捣乱，右又是捣乱。我受四万万人付托之重，不能以四万万人之财产生命，听人捣乱。自信政治军事经验，外交信用，不下于人。若彼等能力能代我，我亦未尝不愿，然今日诚未敢多让。彼等若敢另行组织政府，我即敢举兵征伐之！国民党诚非尽是莠人，然其莠者，吾力未尝不能平之。”梁士诒准备以个人身份转告，袁不允，高叫：“即说是袁慰亭说的，我当负责任。”
　　6月9日，袁世凯以“不称厥职，不负众望”为由，下令罢免革命党人江西都督李烈钧，由黎元洪兼任。6月14日，又以调任为名，解除广东都督胡汉民职务，调为西藏宣抚使，由陈炯明接替其职。30日，又免安徽都督柏文蔚职，由孙多森接替，柏调任陕甘都督。
　　江西、广东、安徽三省都是国民党控制的重要地盘，袁世凯这时调离三省都督，其准备武力进攻已经很清晰。大敌当前，当机立断，但国民党内部在战与和上仍不统一。
　　二次革命
　　现实是无情的，法律解决的愿望破灭后，黄兴沉痛地对孙中山说：“看来你是对的，只有发动二次革命，才有希望救中国了。”
　　7月初，孙中山、黄兴等人在上海举行第二次讨袁会议，大家认识到时局已到了无妥协之余地，一致同意武力对付袁世凯。在会上，孙中山询问哪一省先起兵时，没有人明确表态，而已经缷职的李烈钧率先表示，南方各省如能响应，他可以从袁世凯手中夺回江西。随之，皖、宁、湘、粤亦表示枕戈待旦，若贑省发难，一星期内即可响应，派出援军。李烈钧被公推为讨袁总司令，国民党以武力反抗袁世凯的斗争即定了下来。当时敌我双方力量悬殊，首先起兵意味着最先遭到袁世凯的镇压，是需要智慧和勇气的。
　　李烈钧在上海领受了首先发动反袁起义任务后，7月8日潜回九江湖口。此时，袁世凯的北洋军李纯师已进驻九江。10日，李烈钧在湖口誓师起义，就任讨袁军总司令，宣布成立总司令部，任命耿毅为参谋长，林虎为左翼司令，方声涛为右翼司令，并发表讨袁檄文。
　　李烈钧讨袁的枪声一打响，孙中山积极推动各省响应，7月中旬，孙中山在上海发表通电，号召各方督促袁世凯早日辞职，“以免战祸”。在孙中山督导下，南方各省纷纷行动起来。
　　李烈钧在湖口起义后，黄兴来到孙中山住所，孙中山说：“现在我们已经没有后路可退，不是你吃掉我，就是我吃掉你，举兵反袁刻不容缓，十分火急。”
　　黄兴见孙中山力主武力讨袁急不可待地说：“时间都被我耽误了，我要亲自统兵。”请命前往南京主持讨袁军务。
　　“你是元老，有威望，我放心。”孙中山说。
　　“我建议先生在初举义旗时，暂勿和我一起赴南京，俟我创立一个局面后，再前往主持。”黄兴接着说：“南京独立后，须有上海方面兵力财力的支援。先生在上海坐镇，督促陈其美赶快占领上海。”
　　在南京和江西的影响下，孙中山领导的二次革命正式展开，各地国民党人纷纷响应。
　　7月17日，柏文蔚就任讨袁军总司令，宣布安徽独立。
　　7月18日，陈其美、钮永键占领吴淞炮台，在上海宣布独立，发表讨袁通电。
　　同日，广州宣布独立，响应讨袁。广东都督陈炯明任讨袁军总司令。
　　7月19日，许崇智逼迫福建都督孙道仁宣布独立，许崇智就任讨袁军总司令。
　　7月25日，湖南都督谭延闿宣布湖南独立。
　　江西方面，湖口誓师的第三天，讨袁军林虎部向北洋军第六师李纯部张敬尧团发动进攻，张团死伤甚众，退到赛湖一带，林虎部夺取金鸡坡炮台，并在13日打退了袁军的反扑。7月15日开始，袁军在湖口发动大规模进攻。并同时向左翼林虎部和右翼方声涛部发动攻击。因讨袁军与袁军兵力悬殊，袁军的援军在段祺瑞率领下不断增加，再加上黎元洪在湖北对北洋军的支持，讨袁军苦等湘、粤援军不至。虽然在局部作战中取得一些小胜，7月25日，汤芗铭从水路，段祺瑞从陆路夹击湖口，到26日，讨袁军终于不支，湖口失陷，北洋军攻占湖口。此战为二次革命的转折点。
　　攻占湖口后，袁军分数路继续进攻，一路由陆军会同海军兵舰进攻南昌；一路由黄梅、沙河会攻德安；一路由姑塘攻南康。建昌、德安、吴城、瑞昌、南康等地相继陷落。这时的起义军已弹尽粮绝，无力抵御，各省不仅没有按原计划派援军支援江西，安徽、湖南、江苏还相继取消独立。李烈钧兵力单薄，向萍乡方向退却。义军溃散后李经长沙逃亡日本。
　　江苏方面，江苏讨袁军在徐州发生激战，在袁军的全力进攻下，讨袁军犯了进攻协调失误的错误，贸然出击，孤军作战，先敌开火，不久即被击溃，败走蚌埠。徐州失陷，南京失去北面屏障。
　　7月25日，潜往上海“治病”的程德全发表通电，称南京独立是“假借德全名义号召”所为，并在苏州成立行署，号召南京军队取消独立，捉拿黄兴。与此同时，湖北实际上早已与袁世凯联合，北洋七镇分两路对南京形成包围，讨袁军部分高级将领被袁收买倒戈。黄兴无法指挥军队，眼看大局已无可挽回，两支被困的革命军已经弹尽粮绝。坐镇的黄兴痛不欲生，在同志们的再三劝说下，黄兴见兵力无援，军饷无济，无力再战，于7月28日夜离开南京，直赴日本。黄兴一走，南京三军无主，独立旋被取消。
　　上海讨袁军在总司令陈其美的指挥下，曾一度进展顺利，很快攻占了吴淞炮台，进攻制造局。这时，敌人加强火力和兵力，讨袁军进也不成，退也不是，死伤无数。在万般无奈之中，蒋介石站出来，率领一营人，配合友邻向敌人进行夹击，多次进攻未能奏效，经过数日激战，营长张绍良又中弹身亡。这时敌人的援军赶到，革命军只好暂退闸北，被英国军队缴械。战斗进行到8月13日，上海讨袁军失败。
　　对于广东独立，袁世凯收买广西都督陆荣廷，令其出兵广东。7月26日，袁世凯下令撤销陈炯明的文武官职，并命令龙济光率部讨伐。任命龙济光为广东镇抚副使。8月3日，广州发生兵变，陈炯明出走。袁世凯任命龙济光为广东都督兼民政长。8月5日，广东宣布取消独立。8月11日，龙济光率部抵广州。为彻底清除国民党在广东的势力，龙济光公告悬赏通缉广东国民党重要人物：陈炯明6万元，朱执信2万元，廖仲恺1万元。
　　安徽柏文蔚宣布独立后，师长胡万泰被袁世凯收买，8月6日在北洋军倪嗣冲部进攻安徽时阵前倒戈，柏文蔚在胡万泰威胁下前往芜湖，安庆取消独立。8月29日，北洋军倪嗣冲部进占芜湖，安徽讨袁行动终止。
　　湖南都督谭延闿迫于形势宣布独立，8月13日，见湖南讨袁军失利，谭延闿即宣布取消独立。
　　8月9日，福建都督孙道仁宣布取消独立，许崇智被迫离开福建。
　　国民党武力反袁失败了，原因是多方面的，在军事上没有成立统一的指挥机构，也没法形成统一指挥，以致被袁世凯各个击破。政治上也是同样的情况。二次革命发动后，由于持激烈态度的张继等人南下，北京的国民党本部为非同盟派系控制。他们屈服于袁世凯的压力，声明国民党本部与二次革命无关，并遵照政府命令，宣布开除黄兴、李烈钧、陈炯明、陈其美、栢文蔚五人党籍。许多国民党议员为了自身的私利，不顾党的斗争目标，继续留在国会，使袁世凯把持国会旗帜，反对孙中山代表的国民党和二次革命。
　　组建中华革命党
　　由于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宣布解散国民党，并对国民党进行残酷镇压。在袁的通缉、搜捕和迫害下，国民党人在国内无法立足，纷纷逃往国外。主要人物如孙中山、黄兴、李烈钧、栢文蔚、居正、谢持、陈其美、许崇智、廖仲恺、戴季陶、朱执信、邓铿、熊克武、李根源等到了日本。蔡元培、汪精卫、马君武等去了欧洲。陈炯明、姚雨平等飄泊南洋，这些国民党人的核心人物们，又开始了流亡生活。
　　失败后的国民党人，大多数仍然胸怀过去的革命精神，誓与袁世凯斗争到底。但也有少数人或声明脱党，暂图苟安；或灰心丧气，埋名隐姓；也有卖身投靠袁世凯，甘当鹰犬。
　　一个号称全国第一大政党，在成立不到一年就土崩瓦解，除了袁世凯的摧残压迫之外，内部有什么经验教训，党下一步的目标是什么？怎么办？这些，都需要总结、认识和规划。逃到日本的国民党人对此都在思考和总结。
　　在对二次革命失败的原因和责任，国民党应当如何重新整顿等重要问题上，出现了严重的分歧。产生了以孙中山和黄兴各自为代表的两种不同的意见。
　　孙中山认为，二次革命失败最重要原因是党内不统一，许**人失去了同盟会时代的革命精神，不服从领袖，自由行动，使党魁成为傀儡，党员有如散沙，革命主义无从贯彻。二次革命的失败是自败，非袁败之。在战争失败的具体责任上，孙中山对黄兴颇多责难：他认为主要责任在黄兴，责难黄兴不协调，以致几次贻误战机。孙中山特别指出：“南京之役，于此时本拟亲统六师，观兵建康，公怒投袂而起，以为文不善戎伍，指置稍呆，遗祸匪浅。”责备黄兴身为江苏讨袁军总司令，在艰难时期“贸然一走，三军无主，卒以失败。苟得效死以守，则大江以北，决不致闻风瓦解。”
　　黄兴在二次革命失败的原因与责任问题上，看法与孙中山不同。他认为，战争的失败是袁世凯早有预谋，国民党在各方面缺少足够的准备，战争开始前袁就大加筹划，国民党方面迫不得已才仓促应战。战争开始后袁世凯又用金錢收买分化国民党军队。如江孔殷、梁士诒收买、分化广东军队。袁世凯依恃金钱、权力取胜。在责任问题上，黄兴承担了南京失败的责任，同时对宋教仁案件主张法律解决，离开南京等作了解释说明。
　　在革命党今后打算方面，孙中山和黄兴同样存在着分歧。
　　孙中山表示要重新组党，他认为，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后，单纯以主义号召，只求主义相同，不计品流之纯粹，党内成分复杂，良莠杂处，既缺少团结精神，又无奉公承教之美德，领袖号召无法实施，要求解散国民党，组织新的革命党。
　　他认为重组新党是有条件的，二次革命后，袁世凯虽气焰嚣张，但实际上危机四伏，袁世凯“不知逆天者必受殃，害人者终害已。而革命虽遭失败，内地各处，其革命分子较之湖北革命以前，不夤万倍。”他认为在这种情况下，革命运动决非极难，只要振作精神，持积极主义，一致猛进，只图三次革命，一两年内就可造成新的局面。
　　黄兴认为，目前袁世凯依付重兵，以假共和招牌迷惑人民，现时举义不仅徒劳无益，反而白送热血青年的生命。应等待革命时机成熟后，再举行起义讨袁，确保成功。因此，革命党人现时要做的工作不是重新组织党，不是发动起义，而是从根本上做到宣传党义，发扬光大本党之主义，总结前期经验教训，向国民披露，恢复国民的信任，广泛团结、吸引有爱国之心的他党人士，结成讨袁统一战线，组织干部，计划久远。
　　建党问题，尽管国民党内部意见不一，但鉴于反袁斗争的迫切需要，孙中山还是决定重新组党。他想建立一个有统一组织，坚固宗旨，党员有纯洁志趣的坚强革命党，提出了不同以往的三条原则：一、党员要绝对服从党魁的命令，不得有任何违抗；二、党员入党时每人不仅要宣誓，而且要在誓词上签名，按手印，表示誓不反悔；三、严格入党手续，审查入党对象，淘汰伪革命党
　　在陈其美、戴季陶等人的支持下，孙中山从到达东京的1913年8月即开始新党的筹备工作。新党定名为“中华革命党”。孙中山亲自拟定了入党誓词，严格规定欲加入中华革命党者，无论其在同盟会、国民党内的历史与资格如何持久，皆须重写誓词，加印手模。誓词内容如下：
　　立誓人×××，为救中国危亡，拯生民痛苦，愿牺牲一已之生命、自由、权利，附从孙先生，再举革命，务达民权民生两主义，并创制五权宪法，使政治修明，民生乐利，拱国基于巩固，维世界之和平，特诚慬矢誓如左：一、实行宗旨，二、服从命令，三、忠于职守，四、严守秘密，五、誓共生死，从兹，永守此约，至死不渝。如有二心，甘受极刑。
　　××省××府××州××县，立誓人：×××（按手印处）
　　中华民国×年×月×日
　　介绍人：×××
　　1913年9月27日，王统、黄之秀、朱卓文、陆惠生、马素5人首先立誓加盟，成为中华革命党的第一批党员。10月，戴季陶、陈其美等22人加入。11月，邓铿等57人加入。12月，夏重民等113人在东京加入。中华革命党还在国内设立了大连和上海两个分部。1913年10月，张静江、蒋介石等在上海加入中华革命党。12月，陈德等在大连加入中华革命党。到1914年春，中华革命党有党员400—500人。组建中华革命党的过程是严格按照孙中山的三条原则进行的。
　　1914年6月23日，中华革命党召开选举大会，建立机构，公推孙中山为总理。7月8日，中华革命党于东京驻地精养轩举行成立大会，到会者300余人，首先由居正说明会议宗旨，接着，孙中山当众宣誓加盟，主盟人为胡汉民，介绍人为陈其美。誓词中“附从孙先生”，改为“谨发命令”。并就任中华革命党总理职。孙中山发表了就职演说，号召党人发扬爱国之心，舍弃私心私利，专心为民国谋福利。大会通过了《中华革命党总章》，以后又发表了《中华革命党宣言》。
　　总章规定，中华革命党以实行民权、民生两主义为宗旨，以扫除专制政治，建设完全民国为目的。程序分为三个阶段：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军政时期：以积极武力，扫除一切障碍而奠定民国基础；训政时期：以文明治理，督率国民，建设地方自治；宪政时期：在各个地方自治完备后，由国民选举代表组织宪法委员会，创制宪法。宪法颁布之日，即为革命成功之时。在革命起义到宪法颁布的革命时期，一切军政国事，均由革命党负责。
　　党章规定，党员分为三等，在革命军起义之前入党的为首义党员；首义党员为元勋公民，有一切参政执政优先权利。革命军起义后，革命军政府成立之前入党者为协助党员；协助党员为有功公民，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革命政府成立之后入党者为普通党员：普通党员为先进公民，有选举权。非中华革命党党员在革命时期，不得有公民资格，到宪法颁布之后，国民一律平等。
　　《宣言》说明，中华革命党为秘密团体，与政党性质不同，实质上中华革命党是一个与合法政党相区别的秘密政党。
　　中华革命党设总理一人，协理一人，总理为孙中山，协理党内多属意黄兴，但黄兴拒绝加入中华革命党，孙中山提议凡曾任过都督者均可当选为协理，但都拒绝出任此职，协理一职长期空缺。中华革命党设总务、党务、军务、政治、财政五部。陈其美、谢持分任总务部正副部长；居正、冯自由分任党务部正副部长；许崇智、周应时分任军务部正副部长；胡汉民、杨庶堪分任政治部正副部长；张静江、廖仲恺分任财政部正副部长。中华革命党在国内各省均设立支部，并派干部到海外各地建立组织，要求海外各国民党支部改为中华革命党支部。
　　中华革命党以民权民生为宗旨的“二民主义”，政纲虽然较之国民党成立时的纲领要清醒，并确定以武装起义来达到这个目的，由于孙中山对日本抱有一定的幻想，宋案发生后孙中山力主联日制袁，在日本流亡的这个时期，也得到了日本部分公私援助，故放弃了民族主义。
　　中华革命党的建立，为二次革命失败后的革命党人树立了重振革命的旗帜，在它的旗号下，聚集了一批革命志士。继续进行维护共和制度，反对袁世凯的斗争，重新组织的中华革命党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孙中山在党内的威信，提高了党的革命性、组织力和战斗力。从历史看，这些加入中华革命党者，在以后的斗争中，一直是国民革命的中坚力量。从国民党百年历史看，虽然国民党面临过数次低潮，但其一直没有中断组织和活动，正因为有此百折不挠之精神，所以能够成就其百年基业。
　　黄兴一开始就不同意另组新党，主张在国民党的基础上改造。因此拒绝加入中华革命党，认为孙中山组建中华革命党的所作所为不附合平等自由的原则，矫枉过正。强调全党服从个人，照这种做法，建立起来的党只能是脱离许多同志，脱离群众的狭隘组织。尤其是黄兴不能接受中华革命党竞按入党时间先后，将党员分为几等，各自享受不同的政治待遇。非中华革命党党员，在革命时期连公民权都没有。黄兴认为：“党员入党后，都是共患难、同生死的革命同志，应该一律看待。”更是不能同意孙中山重组中华革命党，必须宣誓服从党魁和按手印的做法。
　　尊崇《约法》
　　中华革命党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在全国各省组织反袁起义和暴动，他们视死如归，前赴后继，几经挫折。在山东、广东、浙江、陕西、湖南、四川等省，都建立了中华革命党人的军队和地方组织，并且从多方面支持云南反对袁世凯称帝起义，给袁世凯以很大的打击，给护国军以极大的支持。
　　护国运动爆发后，为了推动讨袁行动进一步发展，孙中山决定回国亲自主持一切，联络各方，合力讨袁。4月22日，孙中山委派谢持和谢心准，分别主持中华革命党东京本部及横滨交通部有关事宜。27日，孙中山偕夫人宋庆龄从日本返抵上海。
　　5月9日，孙中山于上海发表《第二次讨袁宣言》，宣言历数了袁世凯篡权窃国，破坏共和的罪行，号召全国人民奋起抗争，坚持到底。并称：不徒去袁为毕事，而且决不能“使谋危民国者复生于国内”。宣言明确揭示了反袁运动的最高目标，指出：袁氏破坏民国，自破坏约法始，义军维持民国，固当自维持约法始。“文与袁氏，无私人之怨，违反约法，则愿与国人共弃之；与独立诸省及反袁诸君子，无私人之惠，尊重约法，则愿与国民共助之。”宣言总结了二次革命以来反袁斗争的经验教训，吁请各派反袁人士消除党派之争，共同团结在维护约法的旗帜下，全力讨袁。
　　5月11日，孙中山电告滇、黔、桂、浙、粤五省都督及各军总司令，再次吁请采取一致行动讨袁，指出吾人志在锄奸，当集群力，猛向前进，决不使危害民国如袁世凯逆者生息于国内。
　　23日，孙中山又致电中华革命党人田桐、居正、朱执信等，要求一切事宜务求与讨袁各派协同进行，以收群策之效，并一律沿用五色旗，与滇、黔、桂、浙讨袁军保持一致。
　　袁世凯惊恐去世后，黎元洪任总统。6月9日，孙中山致电黎元洪，要求恢复旧约法，尊重国会。并针对段祺瑞遵从袁记约法的恶劣行径，孙中山于当日发表规复约法宣言。
　　宣言首先声明各界人士反袁运动的原因和动机，并非与袁氏有所私怨，而在于袁氏“坏约法，叛民国，是以讨之”。宣言指出，袁世凯之所以大乱中国，其根源皆由其以天下为私之一念而来，残暴专制，既无不为；因此目前求治之道无他，规复约法，尊重民意机关，则唯一无二之方。
　　宣言还揭露段祺瑞为“怙私怀伪，不顾大局之流”，号召全国人民如对待袁世凯那样，群起而攻之。宣言最后重申：袁氏未去，当与国民共任讨贼之事；袁氏既去，当与国民共荷监督之责，不使谋危民国者复生于国内。同时敦请黎元洪“力反前人所为，规复约法，尊重国会，反对专制统治。”
　　南方独立各省及孙中山、冯国璋等人强烈要求恢复旧约法、召开国会的声明、宣言，在全国各地各界人士中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也给黎元洪以极大的支持。在全国各界的支持下，黎元洪对袁世凯的倒行逆施进行了拨乱反正，并取得了短期的效果。
　　6月29日，黎元洪申令，遵行《临时约法》，续行召集国会。同时，裁撤袁世凯所设参政院，平政院及所属肃政厅，撤销有关立法院，国民会议各项法令，改内务部所属办理选举事务局为筹备国会事务局。并宣布：民国三年5月1日以前所有各项条约继续有效，其余法令除明令废止外，一切仍旧。
　　8月1日，参议员138人，众议员318人会聚北京众议院举行开会式，黎元洪、段祺瑞及各部总长均出席，由参议院议长王家襄致开会词。黎元洪致祝词，并补行大总统就职宣誓。
　　7月25日，中华革命党令各省停止军事行动，通告说：本党遵奉孙中山指示，通告国内外各分支、分部，因袁贼自毙，黎大总统依法就职，约法规复，国会定期召集，推翻专制，重造民国的目的已达。特令各省革命军停止军事行动，一切党务亦应停止。同时征询意见，改组中华革命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