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政党政治先行者宋教仁
　　宋教仁活动能力很强，手腕灵活，对袁世凯更多一点戒心和防范，比起孙中山和黄兴，宋教仁更难对付。对于孙中山，袁世凯只几句顺水推舟或口是心非的话，就把他迷惑了；对于黄兴，在武汉战场上，袁世凯以武力让他感到畏惧。袁世凯先是想把宋教仁控制在自已手中，为他所用。至少也要使宋教仁无法妨碍袁的统治。为此，袁对宋教仁万般笼络，称赞不已，唐绍仪内阁垮台，他对宋教仁极尽挽留，甚至放出空气，说他有可能在陆征祥之后，让宋教仁出任内阁总理。
　　行刺
　　宋教仁认为袁是个阴险狡诈的人，没有理会袁世凯的拉拢，执着于自已的政治理想并为之奋斗。虽经老友刘揆一等人劝告，宋还是表示不能接受袁的任命。在宋认为：“组织内阁、必与各国务员连带责任，若仅更换总理，不能与各国务委员一致进行，必不能成一强固之政府，且于国民党政党内阁之党议大相悖谬。”他知道袁世凯不会同意这样做，与此同时，孙中山也推荐宋教仁给袁世凯做总理，黄兴则来电规劝宋担任内阁总理，对此，宋教仁一一婉拒。
　　一计不成又生一计。1912年10月18日，宋教仁离京南下，回乡探母访妻，布置国民党大选工作。临行前，袁世凯派人送来一套价值3000元的西服和一张50万元的交通银行支票，供他支配。来人还传话：如不够用，还可以增加。宋教仁收下了西服，退回了支票。袁世凯见宋非高官厚禄所能收买，便起了杀心。
　　宋教仁的存在不仅是袁世凯的眼中钉，肉中刺，同样是赵秉钧的心腹之患。赵秉钧怕宋教仁夺去自已的总理位置，恨宋在演说中点名批评自己，所以对行刺宋教仁格外卖力。他通过洪述祖与上海流氓应桂馨联糸，应桂馨雇佣杀手武士英。为策划行刺宋教仁，赵、洪与应之间进行了频繁的电报往来联系。
　　此时的宋教仁并不知道袁世凯对自已布置杀机。他一路奔走一路演说，宣传自已的政治主张。尽管不断有人提醒他，要他提防袁世凯，谭人凤曾经明确告诉他，陈狄龙在北京侦知应桂馨“领有中央巨款”，必定有意外的事发生。宋教仁认为这些传闻不过是杯弓蛇影，丝毫不放在心上。还是不断揭露袁世凯政府的无能，并且明白地告诉黎元洪：“我们不能使袁世凯做我们听话的工具，我要我的党员选你当总统。”
　　国民党在国会选举中大胜，使宋教仁意识到政党内阁的局面即将形成，他决定回京。恰在这时，袁世凯来电，催宋迅速赴京，共商国事。宋教仁遂决定于3月20日同几位国会议员一道北上。
　　3月20日晚，宋教仁来到曾任主笔的《民主报》社，向同行们辞行。临别时，好友徐血儿紧紧握着宋教仁的手说：“先生此行，责任甚重，顾肖小多欲不利于先生，恐前途有不测之危险，愿先生慎重防卫。”
　　宋教仁若无其事地微笑回答：“无妨，吾此行统一全局，调和南北，正正堂堂，何足畏惧。国家之事，虽有危险，乃当并力赴之。”直到目前，宋教仁对于袁世凯的行刺还没有丝毫觉查。
　　当晚10时45分，宋教仁和黄兴、廖仲恺、于佑任等走出上海火车站议员休息室，准备上车。他们一行人刚走到检票口，就听到一声低沉的手枪射击声，紧接着第二声、第三声，只见宋教仁搖晃了一下，便倒在旁边的一张铁椅子上，十分镇定地说：“吾中枪矣！”凶手武士英在大家手忙脚乱救护宋教仁的时候，安然逃匿。
　　受伤的宋教仁很快被送到附近的铁路医院，22日凌晨，宋教仁终因伤势过重，流血过多，瞌然长逝，年仅三十一岁。一个有抱负，正正堂堂行事的政治家，就这样丧身在袁世凯的枪弹下。
　　临死前，宋教仁除了向于右任交待身后事，还请黄兴代笔，给袁世凯拍发电报：“窃思仁自受教以来，即束身自爱，虽寡过之未获，从未结怨于私人。清政不良，起任改革，亦重人道，守公理，不敢有一毫私利之见存。今国基未固，民福不增，遽尔撒手，死有余恨。伏冀大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会得确定不拨之宪法，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
　　笔者认为，宋教仁此时已知道中了袁的黑手，但以民族大义为重，他还是希望袁世凯“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为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少添一点灾难。
　　生平与义举
　　宋教仁，字钝初，号渔父。1882年出生在湖南桃源县一个地主家庭，早年丧父，家景陷入贫困，但宋勤奋好学，才思敏捷。1901年遵母命赴县考，考中秀才。但宋不想走科举之路，时在与友人讨论中西政治得失，关塞险要和古今用兵之胜败时，十分感慨地说：“中国苦满政久矣。有英雄起，雄踞武昌，东扼九江，下江南，北出武胜关，断黄河铁桥，西通蜀，南则起粮于湘，击鄂督之头于时，然后可以得志于天下。”俨然一副少年军事家气势，有如诸葛亮之隆中对。
　　1902年，宋教仁以第一名的成绩考上湖广总督张之洞创办的新式学堂。入学途中，在常德与旧友孙惕卿谋秘密结社，1903年7月，黄兴由日本回到武昌，在两湖书院发表演说，散发邹容的《革命军》和陈天华的《猛回头》二书，提倡对国体进行改革。宋教仁立即与仰慕已久的黄兴结识，经常与他们谈论反清革命。
　　黄兴遭驱逐，宋教仁为躲避清政府的逮捕离开武昌，躲到长沙。这年11月，黄兴以庆祝三十岁生日为名，办了十二桌酒席，召集在长沙具有革命思想的知识分子刘揆一、宋教仁、章士钊、秦毓鎏等人举行秘密会议，决定成立一个革命团体，取名华兴会，对外称华兴公司。次年2月，华兴会在长沙成立，黄兴任会长，刘揆一、宋教仁被推为副会长。从此，宋教仁走上了推翻满清政府的革命道路。
　　华兴会成立后准备在长沙发动起义，后因长沙起义事泄，黄兴、刘揆一、宋教仁遭通缉，宋教仁经武昌来到东京。在东京，宋教仁和田桐、张步青办起了《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宣传反清反帝思想。由于宋教仁踏实的革命活动，卓越的组织才能，尖锐而深刻的文章，来东京不过半年时间，就成为中国留学生中颇有影响的人物。
　　1905年7月，宋教仁首次与孙中山会面。8月，同盟会在东京成立，宋教仁被选为司法部检事长。由于《二十世纪之支那》社员都加入了同盟会，《二十世纪之支那》充当了同盟会机关报。同盟会成立不久，《二十世纪这支那》第二期发表《日本政客之经营中国谈》，触及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隐密，被强行没收，同盟会决定改名《民报》出版。宋教仁仍充当庶务兼撰述员，驻社经理一切。1907年初，黄兴去香港策划国内武装起义，让宋教仁代理同盟会庶务，宋教仁此时正在养病，考虑到黄兴此去关糸重大，便应承下来。
　　黄兴在湖南萍、浏、醴发动规模空前的武装起义遭到失败，返回东京。宋教仁遂与黄兴商议，决定去东北联络“马贼”。他认为马贼是当地人民不堪反动统治的压迫，迫不得已，“乃相与团结屯聚，据塞堡，备器械，习技艺，以为卫身家保妻子之计。”马贼的成员大都是穷苦的老百姓，只要对他们申明大义，有把他们变为反清革命力量的可能。1907年4月，宋教仁、白逾桓和曾长期在马贼中生活过的日本人古川清一道，到达东北的辽宁安东。
　　通过和马贼头目的频繁交往，坚定了宋教仁的信念，他联合在东北活动的革命党人，成立了同盟会辽东支部，作为东北地区的领导机关。由吴禄祯、蓝天蔚、张绍曾等人具体负责。同年五、六月间，宋教仁决定在东北起事响应广州黄花岗起义，不料同来的日本人古川清向清政府告密，白逾桓被捕，宋教仁逃往大连。
　　到大连后，宋教仁积极筹划营救白逾桓未果，但他接触到了所谓“间岛问题”。原来日本人妄图侵占我国东北的延边地区，策划了所谓的“间岛问题”。宋当时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决不能容忍祖国河山被外人侵占，在日本友人的帮助下，他化装成日本人，打入日本的“长白岭”堂会。掌握了该会制造关于延边地区历来属于韩国的一切假证据，带回日本。回日本后，宋教仁又查阅大量资料，写成《间岛问题》一书。揭穿了日本人的丑恶嘴脸，此事得到了时任军机大臣袁世凯的嘉奖。却由此造成了同盟会部分同仁的误会。
　　1910年春，在同盟会内出现了一股反对孙中山的呼声，宋教仁和谭人凤召集在日本的十一省同盟会分会会长会议，以加强同盟会内部的团结和统一，确立了同盟会孙中山的领袖地位。
　　会上宋教仁提出了著名的“革命三策”。
　　上策为中央革命，就是联络北方军队，以东三省为后援，一举占领北京，然后号召全国。
　　中策是在长江沿岸各省同时并举，先成立政府，然后北伐。
　　下策是在东三省或云南等边远地区密布革命力量，进驻边疆要塞，然后达到推翻清政府的目的。
　　宋教仁认为，北方革命力量太弱，尤其是北京，处在清政府的严密控制之下，因此上策运动甚难。在边远地区发动和领导的武装起义已经遭到多次失败，而且容易引起外国干涉，酿出分裂之祸，故下策也不附合中国国情。上中下三策比较，宋教仁认为中策最为适用。宋的意见得到了分会多数人的同意，历史发展证明，宋教仁这个中策主张是比较正确的。
　　1911年初，宋教仁回到上海，被《民主报》创办人于右任聘为主笔。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宋教仁以“桃源渔父”和“渔父”的名义，发表了80多篇论文，内容涉及内政、外交、经济、军事和文化思想等各个方面。在《民主报》工作的这个时期，是宋教仁一生中最重要的时期，他高举民主革命大旗，以《民主报》为阵地，以笔为武器，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作了无情的鞭鞑、揭露。“桃源渔父”已经为社会上人们所熟知。
　　1911年7月31日，同盟会中部总会在上海成立，宋教仁被推为总务干事，分掌文事部，负责管理参谋、立案、编辑及其它各事，实际上宋教仁成为中部同盟会的首脑人物。根据他提出的“在长江流域各省同时并举，设立政府，然后北伐”的建议，中部同盟会确立在湖北省省城首先发动，四方各省响应的战略方针，并做出了充分准备。派曾杰去湖南，与焦达峰等人一起组织湖南分会。派范洪仙、郑赞丞去安庆，成立安徽分会。起义的重点湖北，则由谭人凤亲自前往，成立湖北分会。这时，同盟会东京本部的吴玉章、张懋龙回到上海，欲返四川，宋教仁则让他们建立四川分会，与长江中下游各省遙相呼应。并要求陕西配合南方各省采取行动。中部总会还要求在湖北起义时，南京也发动起义，封锁长江，防止清海军逆江而上攻击义军。四川保路运动兴起，宋教仁大受鼓舞，感到革命时机已经成熟。
　　9月25日，宋教仁接到从湖北赶到上海的居正、杨玉如的报告，说湖北已成立了统一的领导机构，准备近期举行起义。湖北革命党人要求谭人凤、宋教仁、黄兴前去主持。谭人凤正生病住院，黄兴远在香港，宋教仁决定西行。就在起程之际，宋教仁接到密信，说湖北形势险恶，近期内不能举行起义，遂犹豫未行。不料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革命党人一夜之间攻占武昌全城，三日内光复武汉三镇。
　　革命文案
　　武昌起义成功，使宋教仁十分高兴，10月下旬，他与黄兴一起到达武汉，黄兴被任命为战时民军总司令，宋教仁没有什么重要职位与实权，他积极参与地方革命政权的组织和建设工作，和孙武、刘公、张知本一起，制定了《中华民国鄂州约法及官制草案》。为中华民国基层政权拟定了较为完备的组织方案，并为后来的《临时约法》提出了一个蓝本。
　　南北和议起，袁世凯最初提出的前题是保留君主，实行立宪，宋教仁不同意，认为袁世凯“本不学无术，其品质更为恶劣可陴”，决不能同袁谈和。但随着袁条件的改变，宋认为只要袁世凯推倒满清皇帝，同意共和，可以让袁任临时政府大总统。宋不能接受清廷的继续存在。
　　南京政府正式组建，原定宋教仁担任内务总长，遭否决，再任总统府法制院总裁。宋教仁在武昌起义后，为使革命政权不致旁落，他东奔西走，费尽心机，在筹组临时政府的过程中，可以说是出力最多，最忙碌的人。此时，宋教仁有些伤心，但没有因此而愤愤不平，冷静地接受了法制院总裁的任命，在短短时间内，宋教仁拟定了《法制院官职草案》、《中华民国内务部官职法》、《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法草案》等有关法令文件，使政府的职能部门有章可循，为实行民主与法制做出了贡献。所以蔡元培称：“民国官制，先生（宋教仁）所创定也。”
　　1912年2月，孙中山决定重新制定约法，为集中意见，宋教仁请临时参议院成立起草委员会来完成这一工作。在起草过程中，宋教仁与同盟会的其他领导人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存在分歧。在地方和中央建制上，宋教仁力主中央集权，胡汉民则强调地方分权。双方争论激烈，宋教仁认为：“起义以来，各省纷纷独立，而中央等于缀物。不力矫其弊，将成分裂，且必中央有大权，而国力乃可以复掁，日本倒幕是我前师。”
　　胡汉民反驳说：“中国地大，而交通不便，满清末造，惟思集权中央，挽其頺势，致使中央有权而无责，地方有责而无权之讥，而清已暴已，则内重而外轻，诽必皆得。且中国变君主为共和，不能以日本为比。美以十三州联都，共和既定，即无反复。法为集权，而黥者乘之，再三篡夺，我宜何去何从？况中国革命之破坏未及于首都，持权者脑中惟有千百年专制之历史，苟其野心无所防制，则共和必被推翻，何望富强？”
　　双方争论不休，宋教仁终不赞同胡汉民的主张。在建都地点上，宋教仁也与孙中山、黄兴不一致，主张建都北京，“以为迁都南京，即放弃满蒙”。宋的意见在参议院获得通过。在总统制还是内阁制问题上，宋教仁坚持后者，为了制约袁世凯，宋的意见被纳入了《临时约法》中。
　　宋案真相
　　宋教仁被刺案爆发后，很快破案。23日，宋教仁逝后第二天，古董商人王阿发向上海公共租界公审公廨提供线索，当晚十二点半，指使凶手杀人的帮匪头子应桂馨落网。次日早晨，凶手武士英，又名吴福铬，亦在应家被捕，并搜出应桂馨与赵秉钧、洪述祖往来密电本及函电多件，手枪一支。至此，宋案真情***。
　　袁世凯极力掩饰自己，对曾经在刺宋中卖力的凶犯杀人灭口。4月24日，凶手武士英在狱中突然暴毙。应桂馨在1913年7月，由上海一帮流氓劫狱后，躲进青岛租界。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后，应以为自己洗刷“冤屈”的时候到了，公然发出“请平反冤狱”的通电，并大搖大摆地跑到北京，要求袁世凯实践“毁宋酬勋”的诺言。然而，应狮子大开口使袁感到留着应是个大祸根，派人欲行暗害，应本是搞暗杀的高手，现在别人来暗杀自己，想远走高飞，1914年1月19日，应乘快车去天津，在車上还是被袁派的人刺死。
　　赵秉钧在应桂馨被杀后，有兔死狐悲之感，认为袁世凯缷磨杀驴，手段太毒辣，太令人心寒。时任直隶都督的赵秉钧为此愤愤不平，亲自发表通电，要求缉拿凶手，并打电话向袁世凯发牢骚：“如此，以后谁肯为总统作事！”1914年2月19日，袁调赵兼任民政总长，但赵突然在时隔八天后中毒，七窍流血而死。
　　洪述祖因为是袁世凯的大舅子，没遭袁的毒手，却逃脱不了法律的惩罚。宋案后，洪述祖潜出北京，一直躲在青岛租界。1917年，他认为宋案被人遗忘，由青岛跑到上海，不巧被宋教仁的儿子、秘书发现，当即被扭送法院，不久，押往北京，1918年4月被判绞刑。
　　宋教仁虽然去了，但是首届国会议员选举中国民党大胜，成为后来的广州军政府、广州国民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和护法运动的基础。它所产生的历史影响是巨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