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七败退台湾的启示
　　国民党败退台湾，蒋介石进行了检讨和反省，有时的确言语深刻。但对于他自己独断专横，在全国搞独裁，一切私有，政治腐败等，尤其是他个人既当政治家，又当军事家，还当文化领袖。这种个人领导作风的不民主、不科学，蒋介石一点反省也没有。蒋介石一直按照封建帝王的模式在统治中国，所以必然失败。这是他个人的悲哀，也是中华民族的悲哀。
　　党内派系林立
　　国民党从抗战胜利的巅峰迅速下降，三年时间，拥有数百万军队的国民政府在与中共的决战中惨败。最后只有退守台湾，偏居海岛一隅。应该说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其中的原由，几十年来众多学者和政治家都不同程度地进行过解剖。有人认为是军事上战略失误，有的说是中共情报部门的渗透，有人说是蒋介石发动内战结果自食其果，凡此各种，不一而就。
　　但本人认为，国民党败退台湾是自败。是一个政党机体腐败后的必然结果。这也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自从有人类社会以来，国家政权建立以后，这是每一次政权的更替所共有的特性。
　　就其组织结构而言，国民党并非西方议会制政党那样的组织，而是按照俄国布尔什维克模式建立起来的“革命党”。作为革命型政党，它必须具有完善的组织机构和政治信念，严格的组织纪律。国共合作至北伐期间，国民党曾表现出活力和战斗力，这与其革命信仰及组织机构的高效集中是分不开的。自北伐胜利后，国民党成为全国性执政党，在以党治国的国策下，国民党既没有向法理型政党转变，也没有继续保持其“革命党”的本色。
　　国民党的信仰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作为一个政党的理论核心，应该成为党员及民众的一种信仰，甚至是其各项工作的指导方针。然而，现实中的三民主义在这些方面的表现都十分勉强。首先是蒋介石、戴季陶等人以孙中山的嫡传自居，肆意歪曲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国民党执政以后，又通过强大的行政力量将这些政治教条社会化，但国民党的政策与主义常常脱钩。国民党成为执政党后，便成为一些名利之徒趋炎附势所在，加入的新党员已不再有共同的信念，而是基于各取所需的利益结合。
　　国民党在组织运行方面，遵循的是以蒋介石为中心的派系分权规则。即各种政治、军事力量在名义上的团结和统一，这种表现不是以国家民族利益为核心而形成的，可以说国民党内的派系从北伐期间形成以后，就一直存在着明争暗斗，甚至是相互拆台。尽管国民党五大以后的历届会议都一再强调党的意志和组织的集中统一，反对派系政治，但事实是派系又以某种半合法的形式悄然存在，并通过派系内和派系外的利益交换，成为国民党实际的运行机制。
　　国民党衰败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其自我革新能力丧失，这主要表现为政学系、CC系和黄埔系改革国民党的努力失败。从1946年至1948年，他们曾经分别进行过改革国民党的努力，但以失败而告终。
　　政学系主要人物有张群、吴铁城、熊式辉、王世杰等，在国民党内属于务实派，他们中不少人是知识精英或技术专家出身，长期从事实际行政工作，故政策、主张比较实用。彼此间都有良好的私交和政治上的默契，聚集在张群身边，作为蒋介石的幕僚，为蒋的决策出谋划策。抗战胜利后，成为蒋介石的左右手，在战和问题上主张比较温和，张群等人长期负责与各党派的联络，其政治目标是要求国民党能够改变党治体制，并与各党派合作，重建一个开明的政治共同体，国共重庆谈判几乎是政学系一手操办的。
　　但是政学系势力的发展遭到其他派别的强烈抵制。在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上，政学系主持签订的政协决议，遭到了CC系及黄埔系的严厉批评。1946年全面内战爆发后，蒋介石政策也逐步倒向了国民党内保守、顽固的势力。
　　以陈果夫、陈立夫为首的CC系，是国民党内最大的派系组织，他们垄断了国民党的党务，其势力还渗透到行政、立法、教育和经济部门。CC系成员有很强的意识形态色彩，其党员多是三民主义的狂热信徒，对国民党事业更是忠心，对党内腐败深恶痛绝。但是，他们在观念上却十分正统、保守，其政治目标是维护国民党的一统天下，反对任何民主改革。
　　在1944年，CC系联合党内外其他势力，将腐败无能的孔祥熙赶下行政院长，并希望以此为契机，酝酿在国民党内发动一场“革新运动”。他们认为政学系与中共套近乎是出卖党的利益，然后以总裁手令压人，正式拉开了“革新运动”的序幕，把矛头首先指向刚刚通过的政协决议。他们甚至要求修改国民党党章，加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权力，限制总裁的最后决定权，并大张旗鼓地反对国民党内的暴发户，要求进行清党。
　　“革新运动”在全会上得到了广泛的响应，蒋介石对CC系承诺：“只要我活着，**就不能参加政府。”但蒋对CC系夺权主张给予了强有力的反击，他明确警告CC系：“本党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你们主张民主固无不可，但不要因民主而忘了集权。”就这样，CC系领导的革新运动，以政治上的成功和组织上的失败而结束了这次在中央全会上的发难。
　　在国民党内与政学系、CC系并列的另一大派系是黄埔系，这个政治派别主要由黄埔军校师生组成，与蒋介石有着师生之谊，他们都是职业军人，但有很强的政治抱负，不满足于军人的地位，渴望进一步扮演政治角色。他们从维持党国利益出发，反对党政系统的腐败无能，希望在蒋介石领导下，重建一个“革命党”。这批人起初以“复兴社”为核心进行活动，后以三青团为核心，掌握了实际大权，以三青团的身份进行派别活动。
　　蒋介石成立三青团的愿望，是希望通过建立新的“革命组织”吸引全国青年，以担负起国民党已不能承担的“革命任务”。同时，也是借扶助三青团的势力，平衡由CC系一手控制的国民党。三青团作为一个政党组织没有明确的理论纲领，而且组织机构也不完善。1946年9月，三青团举行了二大，黄埔系设想三青团撇开国民党组成一个新党，两党轮流执政，由蒋介石一人兼国民党和新党两党的领袖，而新党交由蒋经国全权领导，以削弱CC系的力量，重振三民主义事业。但引起了CC系的强烈反对，蒋只得收回原意，改为党团分离，以避免CC系与黄埔系的火并。
　　在派系斗争愈演愈烈的背景下，国民党六届四中全会上，经蒋介石提议，三青团并入国民党内。原三青团中央常务干事自然转为国民党中央常委，黄埔系的势力打入原由CC系包办的国民党高层，从此党团纠纷演变为党内斗争。
　　蒋介石后来不得不承认：“不幸的是，党团统一组织不能达到政治革命的改造目的。相反，自中央至省县，党内派系倾轧，更变本加厉，漫无止境。”
　　四大家族
　　在谈到国民党政府统治，一个难以绕开的话题就是四大家族。以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果夫、陈立夫为代表的四大家族。不仅是南京政府政权的垄断者，也是中国国民经济主要命脉的垄断者。通常的说法是：蒋家军队陈家党，孔宋财金普天扰。
　　到解放前夕，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约占中国全部工业资本的2/3，占全部产业资本的80%，控制了国家的经济命脉，把国民政府的经济机构变成了他们发家致富的工具。导致了中国经济的畸形发展，民族工业日益萎缩，引发了国统区严重的经济危机。
　　尤其是孔祥熙和宋子文的贪污腐败，引发了天怒人怨。
　　孔祥熙作为蒋介石的大连襟，进入国民党决策圈后，一直在国民党内担任财政经济方面的实职。1938年出任行政院长兼财政部长、中央银行总裁、农业银行董事长、中国银行董事长、四行联合办事处副主席，1939年11月，行政院长由蒋介石接任，孔以副院长的身份总管行政院。
　　孔祥熙的发家是在抗战时期，他利用抗战开始后经济重心向西部迁移、经济重新布局、经济结构重新调整的机会，利用手中的特权，开办了一系列公司，开办时资本仅为1200万元，到1943年时资产已达12亿元，在几年间，财产增长了100倍。
　　孔祥熙利用手中的权力，为孔字号企业、公司带来种种特权和优惠，无视政府的专卖规定，自行组织专卖，偷税漏税，囤积居奇，牟取暴利。孔记公司利用掌握的经济情报，带头套购，在上海、南京、重庆等经济中心呼风唤雨，掀起黄金风潮，扰乱金融市场，破坏国民的正常经济生活和国家的正常经济活动。作为一个国家的财政部长，晚上谋划本家公司的财路，白天公务之余忙于如何把国家财政事务与私家商务挂钩。这在现代中国孔祥熙是创始人。
　　孔祥熙的夫人宋蔼龄是一个十足的财迷，孔家商务活动中，其二子二女中，儿子孔令侃和女儿孔令伟成为助手、代表和代言人。他们在宋美龄的庇荫下，进行了许多不合法的政商勾结活动，以致于蒋经国在上海打老虎也无法伤及其毫毛。反而使得蒋经国怏怏收场。
　　在全国人民的反对声中，加上CC系的反对，孔祥熙被迫离开政治舞台。国民党内的一些有识之士坚信，若要复兴国民党维持其统治，只有当机立断，撤换孔祥熙等腐败之徒。蒋介石和宋美龄要孔祥熙退出政界，却没有要孔祥熙交出不义之财，当然也无法清算，更没有把孔祥熙往绝路上逼的意思。
　　1949年1月，在历史的转折关头，孔祥熙预测到南京政府末日不远，便在蒋经国上海打老虎后，开始把亿万家财向美国转移。由于孔祥熙走得早，在国民党败走过程中，只有孔家在转移财产上最完整，几乎毫发未损。
　　宋子文作为蒋介石的大舅子，与孔祥熙政治上齐名、财富上旗鼓相当，从20世纪30年代起，便效力于南京国民政府。1933年10月，出任全国经济委员会主席，1939年10月，兼任四行联合总处副主席，1941年12月兼任外交部长，1944年12月，代理行政院长，1945年起，任行政院长，1946年兼任行政院绥靖区委员会主任，事实上宋子文长期控制着国民党政权的财经命脉。
　　同孔祥熙一样，宋子文从不放过任何一次敛财的机会，宋子文的经商活动，除他自己主导外，还有就是让其弟子良、子安出面，与孔祥熙不同的是，宋子文的家人不上第一线。
　　兴办各类公司是宋子文主要生财之道。他有过三次办公司的高X，第一次是30年代南京政府开始进行一些经济建设时，他利用财经主管的地位，抢先和有针对性地开办公司；第二次是抗战西迁时，在西北、西南对热点项目进行投资；第三次是抗战结束后，他以行政院长身份，又创办一批容易投机、操纵市场的公司。宋子文的公司多出现于国家非常时期，投机性相当强。全国性的经济调整为他选择投资方向，获取巨额利润提供了合适的机会和条件。
　　宋子文的公司遍布国民经济的各行各业，其中主要有金融、军工、汽车、轻工，分布在全国各主要地区，甚至在美洲均有复杂的关系网。
　　宋子文的致富手段还有侵吞援华物资，利用掌握的经济情报进行投机活动。美国援助国民政府的大笔款项，用于购买中国方面提出的货物和军事物资。宋子文及其公司是这项活动的主要经办者，他的公司负责采购、运输，甚至最后一道程序：物资的发放都是由宋子文控制的机构进行的。在整个连环套中，宋子文赚得钵满盆满。
　　宋子文的拿手好戏是利用强大的资本操纵黄金、外汇市场，集中活动在两次黄金风潮。眼睛一直紧盯宋记公司的投机商们，将宋记公司的活动视为金融市场的信号，由此引发了黄金套购风潮。
　　1947年2月，金融市场失控，蒋介石在愤怒之中，命令特务机关严查，顺藤摸瓜，自然扯出了宋子文这个大瓜，最终，蒋介石不得不把他下放广州，以平息众怒。蒋介石惩治孔祥熙、宋子文，但不对他们进行经济清算。他们的触角依然在某些方面控制着社会经济生活各个角落，对整个社会经济产生恶劣的影响。
　　对于孔宋两家的腐败，美国政要也十分反感。当国民党政府面临倒台的时刻，宋美龄到美国求援也没有产生效果。杜鲁门全盘拒绝了宋美龄的要求，理由很简单，国民党政府现在局势严重的程度，除实际动用美国军队参战外，仅有大量军援于事无补。
　　杜鲁门知道，美国援华已超过38亿美元，而且很大部分流进了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腰包。他对助手说：“我敢和你们打赌，10亿美元（美国贷款）今天仍旧在纽约（存在中国银行的户头上）。”杜鲁门的估计太保守了，银行界透露，宋、孔两家在曼哈顿，实际上蓄了20亿美元。
　　盘剥民众
　　国民党政府对于人民的盘剥，也是历史上少见的。与任何政权一样，赋税收入一直是国民党政府各种收入中最大的一宗。抗战期间，1942年比1941年增长了4.9倍，1943年又比1942年增长了2.52倍，以后一直保持如此高的增长率。
　　抗战结束，当务之急是让全国百姓休养生息，在经济上采取优惠政策，恢复社会生产。但国民党政府不是这样，而是继续采取高税收政策，甚至连国民政府当局也不得不承认：“没有任何东西像他们那样折磨商人。”棉布、粮食、五金产品等军需日常生活用品，更是被国民党军队随意摊派，损失无数。解放战争三年，国民党党政经军警宪特无一不是征税部门，征粮征税征丁，成为主要工作。征税有多少，连官方都无法统计，只好不统计，在南京政府的很多资料中，甚至用“此一时期通货膨胀，币制变动，无完整资料”的注释来代替。
　　除工商业之外，各种农业财税也居高不下。蒋介石曾在抗战结束时宣布，在原沦陷区，即现收复区因遭受日寇八年践踏需休养生息，一律豁免一年田赋。此番表态不久，免征地区是强迫献金献粮，照常征税地区是征额大幅上升。如历来富饶的江浙两省，在日寇侵占前，每亩约为2斗左右，抗战胜利后，竟然每亩需要付出6斗以上。再加上交给地主的地租，如此辛劳，到头来却是饥馑经年、食不果腹。
　　以甘肃和河南为例，甘肃战前每年田赋为12万石，到内战爆发后竟然高达200万石；河南省则高达创记录的420万石。在江西峡江地区，当时战乱只剩下3万人口，分配到的军粮数竟达10万石，包括老人、婴儿在内人均达3石。由于征粮实质就是抢粮，致使江西省粮食处长在内战爆发前因无法完成任务而投河自杀。本来落后的中国农村，在如此沉重的田赋下，再加上连年战乱，劳动力流失，生产资料缺乏，生存都没有保证，社会凋敝，民生日艰。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有人讽刺“自古未闻屎有税，而今只有屁无捐”，当时有人统计出全国的捐税有1700余种，涉及人们日常所有的经济交往、社会活动和家庭生活。结婚有新婚捐，死人有棺材捐，过路有过路捐，弄得百姓怨声载道。
　　最厉害的是各级政府的自定税收，甚至连乡长和保长，都可以任意增收税捐和钱物，已到了无法无天的地步。以四川重庆附近的农村所负担的各种非正式的捐税为例：有乡公所办公费，乡分所官兵伙食费，保公所办公费，警备班津贴，驻军蔬菜费，驻军营房材料费、修枪械费、特别保卫费，优待壮丁费、保护学校设备费、消防队伙食费、积谷征募费、飞机费、救国捐，建国捐各种献金等数十种。
　　另外是副税的数额远远大于正税。中央政府和省政府的税额，本来就因庞大的赤字无法解决而不断增加，早已超过了民众承受能力。各级官僚为维持各自的运转，满足享受的需要，又要层层加码。上行下效，各级税务官员不能对不起自己的职业，当然也是见机行事，能捞则不会不捞，能多捞则不会少捞。这些副税，远远超过正税，从当时的情况来看，每省的征粮所得，一般比南京中央政府所规定的高出一倍以上，各县市的征粮数又要比省政府下达的交粮数高出一至三倍。
　　国民党政府不仅对社会竭力课以重税，其征税方式更是如狼似虎。既然是超经济剥削，超过了民众所能承受的程度，民众当然就无法及时和足额交出。所以，每当征税时，国民党军、警、特以及地方的地痞流氓、地霸乡丁一起出动，逼、抢、抓、关各种手段用全，实为明目张胆的抢劫。
　　在内战背景下，国民党政府的征兵征粮，进一步加剧了农村经济的衰败。在征兵方面，1946年，全国征兵50万人，1947年，增至150万人。强征民夫更无法统计，大量青壮年被抓兵拉夫，未被抓的又相率逃亡，农村劳动力大大减少，造成土地荒芜，直接影响农业生产。
　　征粮方面，1946年，各地农村普遍歉收，粮荒严重，但是，当年国民党统治区的田赋征实数字，较1945年的5900万担仍增加了1倍以上。1946年，许多省份分别遭到水旱虫雹等灾害，各地饥民共达1亿以上，很多农民以草根、树皮和“观音土”充饥，甚至易子而食。
　　国民党政府抓兵抓夫，横征暴敛，加上连年天灾，耕地荒芜，造成农作物产量锐减，致使国民党统治区出现了大规模的粮荒，1947年，即便是按照最低需求来说，稻米和小麦的缺口竟达六千万担和五千六百万担。国民党统治区不但把广大农民，而且把广大城镇居民推上了饥饿和死亡的绝路，更谈不上维持国民党军队的大量军粮。其后期军队中很大部分变成了“吃光队”，他们一路行军，一路抢劫，比土匪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样的政党、这样的政府还能够在大陆生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