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孙中山时代
　　一开端就是个政治组合体
　　中国国民党的创始人孙中山，在党内称总理，这其中就反映出国民党的重要特性。现代意义上的总理、协理和理事是对股份公司首长的称谓，孙中山的总理名称的来历，也在某些方面反映了国民党的特点和特性。中国国民党是由不同地区、不同体系的多个政治团体组合起来的政治联合体。这一特点和特性一直贯穿于中国国民党一百来年的历史进程中。
　　1912年8月25日，国民党借北京湖广会馆举行了成立大会，应该说是中国国民党创建之日，至此已经100年过去了。在这百年里，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当我们回顾这百年历史进程时，国民党的兴衰荣辱与整个中华民族是那么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中国国民党的前身是反清革命组织同盟会。同盟会的创建和发展，与中国近代史的发展具有十分紧密的联系，应该说近现代中国历史的变迁与同盟会的推动是分不开的。是它揭开了近现代中国历史进程的序幕。
　　同盟会的创立
　　满清入关主宰国家政权以来，虽然有过所谓的康乾盛世，但总体看来，是中国与西方国家拉开差距，退缩落伍的开始，也是中华民族落伍的重要因素。腐败的满清贵族统治将中国推向了政治保守、制度落后、文化固执、科学停滞的时代，中华民族在人类历史上勇立潮头的时代结束了。
　　进入十九世纪，尤其是西方列强鸦片战争打开中国封闭大门，随着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致使中国半殖民地化的加深。列强的侵略，清王朝的腐败，促使一批新型知识分子队伍成长起来。清末废科举、兴学堂和青年学生出洋留学，特别是青年学生东渡日本、远航欧美，接受了新的知识，提出了与以往起义抗争、改朝换代不同的政治理念。在新思想的影响下，到1904年前后，国内各省众多革命团体建立起来了，尤其是华兴会、光复会、科学补习所等影响较大的革命团体相继建立。这些团体和孙中山建立的兴中会在组织形式、革命纲领和活动地区虽然不尽相同，但他们的共同特点是以挽救民族危机、推翻满清封建王朝、建立共和国为目标。
　　到1905年上半年，华兴会、光复会、科学补习所等革命团体的一些领导人和骨干，都由于起义、行刺、宣传等活动失败受到牵连，相继逃亡日本。这些人大多集中在东京，继续鼓吹革命，联络同志。情况很清楚，需要有一个最孚众望的革命领袖出面，才能把各个团体聚集起来，以实现筹建全国性革命政党的目标。
　　当时国内的一些著名革命人士如湖南华兴会领导人黄兴、浙江光复会领导人蔡元培、湖北的科学补习所，章太炎、章士钊等将孙中山誉为“天赐勇者”，尊为“民辟”，推崇为“谈革命者之始祖，实行革命者之北辰”。梁耀汉在酝酿联合时明确指出，中国革命党人应以孙中山为“共主”。章太炎在给孙中山的信中，尊之为“总统”。
　　孙中山早年倡导革命，组织兴中会等革命组织。1900年10月组织惠州起义失败后，他以日本为中心，奔波于檀香山、香港、越南、暹罗和欧美各地，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在革命实践中，孙中山认识到在武力反清的同时，还必须从政治上、思想上打击保皇派，划清革命与保皇的界限。同时认识到革命需要“招集同志，合成大团”。1902年冬，孙中山在河内建立革命组织，打着致公堂的旗号；1903年8月，孙中山在东京青山创建革命军事学校；1904年1月在檀香山创立中华革命军，以后在美洲致力于改组致公堂；1904年底至1905年春，他在欧洲留学生中间建立革命团体，都采用“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作为誓词。
　　1905年7月19日，孙中山抵达日本横滨，受到100多名留学生代表及兴中会等人员的热烈欢迎。7月下旬，经日本友人宫崎寅藏介绍，孙中山、黄兴会面，他们会谈确定了兴中、华兴、光复、科学补习所等革命组织，联合组织统一全国性革命政党的决策。
　　7月30日，孙中山和黄兴分头邀请各省倾向革命的留学生，到东京赤坂区桧町三番黑龙会会所，举行同盟会的筹备会。与会者有陈天华、张继、冯自由等70余人，大部分为在校留学生，他们分别来自国内的十个省。会议的议程是商定会名、纲领、誓词、入会仪式和推定会章起草人员，孙中山被推为会议主席。经过讨论，最后定名为同盟会；孙中山提议的誓词“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作为同盟会的宗旨。
　　1905年8月20日，在东京赤坂灵南坂，借日本人金弥子爵住宅，同盟会正式举行成立会议。到会的有百余人，除甘肃一省因未有留日学生，其余17省均有人出席参加。大会选举孙中山为同盟会总理，黄兴为庶务，汪精卫为评议长，邓家彦为司法部判事长。由黄兴提议，把《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提交同盟会作为机关报。
　　中国同盟会成立后，即通告欧美各地革命组织，一律改称同盟会。不到一年，国内外的同盟会员便超过万人，同盟会的分部先后于国内各省成立。
　　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同盟会第一次提出比较明确完整的革命纲领。这个纲领即三民主义的具体内容。包括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
　　对于民族主义，孙中山作了进一步申述，他强调“民族主义，并非是遇着不同种族的人，便排斥他，是不许那不同民族的人，来夺我民族的政权”。孙中山后来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了这样的概括：“辛亥之前，满洲以一民族宰制于上，而列强帝国主义，复从包围之，故当时民族主义之运动，其作用有脱离满洲之宰制政策与列强之瓜分政策。”
　　民权主义是同盟会纲领的核心。民权主义的基本内容是建立民国。孙中山指出：“民权主义就是政治革命的根本。”中国仅仅有民族革命是不够的，在进行民族革命推翻清朝的同时，还须实行政治革命，推翻君主专制，建立民主共和国。他说：“政治革命的结果，是建立民主立宪政体。”随着西方民主共和制度日益暴露出各种弊病，孙中山提出了著名的“五权宪法”原则。所谓“五权”就是立法、行政、司法、考试、监察。这是从西方的三权（立法、行政、司法）加上考试、监察而来的。孙中山认为经过美、法等国一百多年实践验证，已经出现了两大流弊：一是选举和委任中的营私舞弊，以致造成“政治腐败散漫”；一是滥用监督弹劾之权，形成“议院专制”，“生出无数弊病”。他试图借鉴中国封建时代的官制，把考试从行政中分出，监察从立法中分出，成为“五权分立”的国家体制。
　　民生主义的基本内容就是“平均地权”。具体解释为：文明之福祉，国民平等以享之。当改良社会组织，核定天下地价，其现有之地价仍属于原主，所有革命后社会改良进步之增价，则归于国家，为国民所共享。
　　在同盟会的推动下，辛亥革命取得成功，一举推翻了满清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在孙中山为领袖的同盟会创建之前，中国历史上还没有过提出推翻君主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的主张。同盟会成立后第二年，孙中山颁布的《革命方略》宣告：今者由平民革命所建国民政府，凡为国民皆平等所有参政权。大总统由国民公举。议会以国民公举之议员构成之。制定中华民国宪法，人人共守。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他们通过报刊鼓吹、秘密宣传，使这种观念越来越深入人心，到辛亥革命爆发时，推倒君主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国，已成为大势所趋，人心所向。
　　总统与皇上原来是不一样的
　　辛亥革命胜利后，袁世凯窃取了革命成果，继孙中山之后继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大总统。还是让位之初，孙中山已经看出袁世凯的独裁野心，虽然让位于袁世凯已成不可变更的诺言，他决定制定相关法律，以避免因让位于袁而可能招致的不利后果。决定把临时参议院正在加速制订的临时约法，作为一道紧箍咒戴在袁世凯的头上，从而可以法律的约束力，使其从独裁走上法制轨道。
　　1912年3月11日，孙中山发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共七章五十六条。主要规定：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人民享有诸种自由权，参议院行使立法权。临时大总统代表临时政府，总揽政务，公布法律，统帅全国海陆军队。国务员辅佐临时大总统。法院为执法机构等。
　　正如孙中山所预料的，民国总统，共和制度，责任内阁对封建王朝官僚出身的袁世凯来说，其实是风马牛不相及。就任总统在他看来，他就是新的皇帝，权力是至高无尚的，但他没有想到的事情却接连发生了。
　　首先是国务总理唐绍仪，在袁世凯看来，他提议让唐当了总理，唐应该感恩，什么事都要听他的。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才任职三个月的总理竟为直隶都督的事提出辞职。给他添了麻烦，也使他认识到，共和制度下的总统没有当皇帝好！
　　唐绍仪出任袁世凯的第一任内阁总理，凭着《临时约法》当令箭，唐辛亥革命后倾向革命，并加入了同盟会。担任总理后，唐想积极发挥内阁总理的作用，主张与同盟会合作，化解南北隔阂，遵守约法，强调内阁责任。唐对袁世凯并不惟命是从，有时和袁还争得面红耳赤。袁决定搞垮责任内阁，架空唐绍仪，指使内务总长赵秉钧不服从领导，频频与唐作对，拒不出席唐召开的内阁会议，不执行内阁决议。同时，袁世凯直接插手重要部门，不让唐染指陆军、海军，两部要事由陆军总长段祺瑞向袁直接请示后，交总统府军事处和两部办理。至于军事行动，更是不让唐与闻。
　　6月，唐绍仪内阁任命南方军人王芝祥为直隶都督，袁世凯指使北洋军将领通电反对。王芝祥被直隶公举为都督时，唐绍仪取得了袁世凯的认可，王芝祥到北京后，袁世凯一反前议，决定攺任宣抚使，派其到南京安置军队。唐绍仪认为，王既被公举，又是直隶人，任职直督可融合南北感情，消除统一障碍，而且唐绍仪在南方与同盟会又有要约在先，更难失信。故对袁世凯的攺命拒不副署。
　　在这种情况下，唐绍仪请辞国务总理，他对袁派来的梁士诒说：“我与项城交谊，君所深知，但观察今日国家大势，统一中国，非项城莫办。而治理中国，非项城诚心与同盟会合作不可。然三个月来，审机度势，恐将来终于事与愿违，故不如及早为计也，国家大事，我又何能以私交而徇公议哉！”
　　唐绍仪辞职，袁世凯没有有所收敛，他看了唐的辞呈，哈哈大笑：“你走了，还省得我下辞令，走得好！小子，你中计了！”当天，袁另举外交总长陆徵祥为内阁总理。
　　其次是紧跟唐绍仪辞职后，南方革命党的四位总长：即教育总长蔡元培、司法总长王宠惠、农林总长宋教仁、工商总长王正廷也提出辞职。并代表同盟会正式向袁世凯提出：此次唐内阁成立以来，一切政务不能着手进行，实因党派混杂，意见不一之故，并非纯粹政党内阁，当然有些弊病。此后欲图政治进行，非采政党完全内阁，如仍采混合内阁制度，同盟会会员惟愿不再加入。最后同盟会代表声明：“此次唐总理及同盟会国务员之辞职，实因政治不能进行，深恐贻误大局，绝非对于他党别有意见。此次辞职之后，无论大总统任命何人组织内阁，同盟会无不力表同意，竭力维持。”
　　幻想政党内阁
　　宋教仁一直主张内阁制，他要组织一个大党，组成纯粹政党内阁。在政治斗争中，宋教仁愈来愈感觉到大党的重要作用。1912年5月，民社与统**、国民协进会、国民公会等几个小党联合起来组成共和党。拥护袁世凯，反对同盟会，这给他印象很深，唐绍仪内阁倒台，更给他沉重打击。
　　宋教仁等辞职后，宋开始了组建新的大党工作，同盟会改组后，尽管人数大量增加，却更加涣散，革命者与投机者鱼龙混杂，作为同盟会政事部的主任干事，他对此种状态极为不满，早就有选择同盟会中稳健分子，集为政党，变名更署，与同盟会分离的打算。他原本打算在同盟会之外另外“更组**”，后来还是决定在同盟会的基础上进行组党建党工作。
　　经过联络，宋教仁决定同盟会与统一共和党、上海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合并组党。
　　统一共和党4月11日成立于南京，由共和统一会、政治谈话会等联合而成，该党成立时，选举蔡锷、张风翙、王芝祥、孙毓筠、沈秉坤五人为总干事。主要政纲是：一、厘定行政区域，以期中央统一。二、厘定税制，以期负担公平。三、注重民生，采用社会政策。四、发达国民工商业，采用保护贸易政策。五、统一币制，采用金本位。六、整頓金融机关，采用国家银行制度。七，建设铁道干线及其他交通机关。八、实行国民军事教育，促进专门学术。九、刷新海陆军备，采用征兵制度。十、保护海外移民，厉行实边开垦。十一、普及文化，融和国内各民族。十二、注重邦交，保护国家对等权利。成员多是政界人物，包括临时参议院议员，省议会议员，各省都督要员，属同盟会和立宪派人物混合组成的政党。
　　国民促进会。1912年3月成立于北京，由王宠惠、徐谦等人发起，推伍廷芳为会长，王宠惠为副会长。其政纲是：尊崇国家主义，反对政治复古，同化五大民族，该党成立后积极谋求成为一大党，以唐内阁司法总长王宠惠，徐谦次长为后盾。唐内阁倒台后，该党后盾王宠惠、徐谦相继辞职，失去靠山。
　　共和实进会。1912年2月在北京成立，主要发起人江苏晏起。他认为民国成立，政体方新，百端待理，非群策群力不足收实效而臻于完美。因此宣布共和实进会精神在于“崇实”，以监督行政，补助立法为责任。该党倾向忽东忽西。袁世凯制造北京兵变后，反对袁世凯，拥护《临时约法》，逐渐在政党内阁问题上与同盟会的宋教仁取得一致。
　　国民公党，1912年3月建立于上海，以温宗尧等人为骨干，政党的要点是实行平民政治，尊重法律，保护人权，提倡国民外交。推岺春煊、伍廷芳、程德全为名誉总理，王人文总理，温宗尧为协理，该党与统一共和党较接近，希望与主义相同者组合成一大政党。
　　7月16日和21日，同盟会本部在北京举行了两次全体会议，讨论同盟会改组问题，代理总务主任干事魏宸组提出，应当变更同盟会名称，组织一个完全的政党。不攺名称，容易引起社会上的嫉视，对今后的发展不利。蔡元培则坚持不能舍已如人，同盟会的名称不能变。多数人认为当前政党竞争激烈，如果同盟会稍有变动，会马上遭到其它政党的攻击，后果不堪设想。
　　宋教仁在21日的大会上被选为总务部主任干事，负责总揽同盟会会务。他不赞成蔡元培等的意见，也没有明确反对，只是强调：现在内政外交诸多，欲图补救，全恃政党，必使同盟会日趋巩固，方能收效。同时还作了两点原则声明：一是对赞助同盟会的其他政党要竭力联络，二是要注意同盟会的选举。“必须使会员能于国会上占多数席位，彼时无论政府力量如何，可以会员力量改良之，是皆扩张势力之主要者也。”
　　国民党成立
　　又是一个政治联合体，同样具有股份公司的特点与特性。
　　经过与统一共和党协商，宋教仁征得孙中山、黄兴口头同意，改变同盟会名称，废除民生主义纲领，改良内部组织等合并条件。8月5日，同盟会与统一共和党等五个政党协商，新党名称，取“共和之制，国民为国之主体”之意。以保持政治统一，发展地方自治，厉行种族同化，采用民生政策和维持国际平等等五条为政纲。
　　组织体制，各方同意组成一个包括若干人的理事会，实行集体领导，推举其中一人为理事长。
　　8月10日，同盟会本部召开会议，宋教仁汇报谈判情况，到会的70多个同盟会领导人中，仅5人反对，其余全部投票赞成。
　　8月11日，五党代表通过“宣言”，13日公布于世。
　　8月25日，借北京湖广会馆举行成立大会。孙中山到会发表了民生主义的长篇演说，会议通过四条大纲：一、党名，国民党。二、宗旨，本党以巩固共和，实行平民政治为宗旨。三、党纲：（一）保持政治统一；（二）发展地方自治；（三）厉行种族同化；（四）采用民生政策；（五）维持国际和平。四、组织，取理事制，由理事中推一人为理事长。
　　会议推举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王宠惠、王芝祥、吴景濂、王人文、张凤翙、贡桑諾布尔等9人为理事，孙中山为理事长。胡汉民、柏文蔚、李烈钧、蒋翊武等29人为参议，本部设于北京，其下设总务、交际、政事、文书、会计等五部及政务研究会。9月3日，由孙中山委任宋教仁为代理理事长。
　　国民党成立，是中国近现代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从政治发展来看，具有重要的进步意义。
　　国民党建立的目标就是谋求大党的地位，以便控制国会，限制袁世凯的权力。五党合并，在北京成立了国民党本部，各省之交通部或支部亦逐步合并为国民党交通部或支部，海外设：美洲支部、东京支部、神户支部、横滨支部、地门支部（在南洋）等。国民党通过这些国内外组织广泛吸收人员，从而使国民党地方势力大增。如江苏省，原为同盟会的反对党共和党的势力范围，国民党成立，入党者旬月之间达到七、八千人之多。共和党的优势一下子消失了。
　　首届国会选举
　　政治联合体、政治股份公司虽然派系林立，但其也有联络广泛、迅速扩大影响，并有迅速获得胜利的优势。正是同盟会的政治联合，致使辛亥革命能够获得成功。首届国会选举，又是由于政治联合，从而使国民党获胜。
　　国民党数量的急剧膨胀，有利它在国会选举。按照《临时约法》的规定，1912年5月，临时参议院起草并通过了《国会组织法大纲》，《国会选举法大纲》。8月上旬，又起草了《中华民国国会组织法》，《参议院议员选举法》，《众议院议员选举法》，并由袁世凯以临时总统名义正式颁布。国会选举自1912年12月上旬始到1913年3月基本结束。
　　国会选举开始后，国民党和反对党开始了激烈的竞争。以争取胜利为目的，代理理事长宋教仁特别重视这次选举，他说：“我们要停止一切运动，来专治于选举运动。我们要在国会里头获得半数席位，进而在朝，就可以组织**的责任内阁。退而在野，也可以严密地监督政府，使它有所忌惮；应该为的，也使它有所惮而不敢为。”从1912年9月开始，国民党本部积极开展竞选活动。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国民党领袖均为选举而全力以赴，为保证已方选举的胜利，国民党利用控制选举机构，指名投票，甚至强制选举等方式进行选举。
　　反对党在选举中也毫不示弱，在选举中采取种种不正常的手段拉选票，虚报选民，金钱收卖选民，制造伪选票，甚至以暴力抢劫，捣毁于已不利选区的选票箱及选举机构。不仅如此，袁世凯为了搞垮国民党，全力支持国民党的反对党，给予其巨额经费，力图使之战胜国民党。例如统**给河南支部的密札中就指示“党发达与否全恃经费，即本部有力支部可大为扩张，有急切需要款处，请师座拨付。或数千或万祈照拨。”有袁的支持，反对党选举前大力扩张组织，拉拢成员，强调每一个党员，“不争做官，而争议员，每一张选票都不可空投，无论用什么手段以不要国民党取胜为是。”
　　在这期间，国民党理事长孙中山专心实业建国，宋教仁代理理事长。国民党的组成，使宋教仁朝着政党政治道路上迈出了一大步。但宋教仁并未因此而满足，他要继续努力，实现他的“议会政治”，“政党内阁”。
　　1912年10月18日，宋教仁沿京汉路南下，一方面为在南方各省布置国民党选举事宜；一方面回老家湖南省桃源探望阔别八年的老母和妻子。在老家只呆了一个多月，民国二年一月开始，宋教仁就开始竞选活动，他从长沙到武汉，过九江到上海，再到杭州和南京，所至之处，都发表演说。宋教仁清楚，袁世凯决不会听人指挥，也决不会甘当一个没有实权的大总统。要组织国民党的责任内阁，选举“最为愚呆脆弱的黎元洪做大总统最为合适”。为此，他曾在一系列演说中，对袁世凯政府进行了尽情的揭露和抨击。
　　2月1日，宋教仁在国民党湖北支部举行的欢迎会上，首先分析了当前的政治形势，他说：“民国虽然成立，而阻碍我们进步的恶势力还是存在。我们建设新的国家，就非继续奋斗不可，现在情况不同了，斗争的方式也要改变。以前我们是革命党，现在我们是革命的政党。以前我们是秘密组织，现在我们是公开的组织。以前是旧的破坏时期，现在是新的建设时期。以前对于敌人是使出铁血的精神，同他们奋斗，现在对于敌党，是拿出政治见解，同他们奋斗。”
　　全国选举结果，国民党取得了胜利，在其所控制的江西、广东、安徽、湖南囊括了全部参议员名额和大部分众议员名额。在东三省和山西、陕西、甘肃、浙江、福建、广西、云南等地也占有优势。在湖北、江苏、四川、直隶、河南和山东等地则接近半数，在参众两院，国民党共得席位392个，比共和、统一和民主三党所得席位总和还多出169个。国民党实行政党内阁的前景看好，就在此时，一件不应该发生的事情发生了。正是这一事件的发生，影响到近现代中国的整个历史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