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抗战前夕的国民党政府外交
　　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南京政府建立后，其外交政策与以前的几届有很大的不同。中国自晚清李鸿章主持外交以来，外交政策上多倾向于俄国，间杂对日本的仰仗。蒋介石上台后，则从原来的亲俄近日转为亲英美的外交政策。这其中既有国内政治斗争的影响，也有国际局势的风云变幻。
　　改写新约运动
　　还是蒋介石下野赴日本的1927年11月5日，蒋介石与日本首相田中义一会谈时，田中告诫蒋介石不要继续北伐，首先在于巩固自己的地盘。在蒋每当言及统一中国时，田中即为之色变，他甚至反问蒋，你为什么不以南京为目标，统一长江以南为宗旨，而忙着北伐？由此，蒋得出了日本在这方面的合作缺乏诚意，对中国统一之进行，必将以妨碍之行动。他在联日政策受挫后，把目标转向美国。美国积极与其联系，指令驻日代表与蒋直接谈判。通过谈判，双方签订了一项密约，主要内容为：美国全力支持蒋介石在中国建立政府，统一中国；美国在中国的一切利益，蒋介石则竭力保障。
　　1928年12月，蒋介石宣称：在我们北伐完成后，南京国民政府最要紧的工作是外交。为了树立自己的领袖形象，便采取了一些新的对外政策，这一时期，南京国民政府的外交活动主要围绕着关税自主权和废除领事裁判权，总称“改订新约”运动。
　　关税自主权是主权国家起码的国家主权，这对于经济落后的国家尤其重要，自主合理的关税政策，不仅可以扶植本国经济的发展，而且可以保证国家财政收入。鸦片战争后，中国即开始丧失关税主权，通过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中国的关税税率由双方协定，中国不仅不能自主决定关税税率，甚至连中国海关管理权也为外国霸占。
　　1928年7月20日，南京国民政府宣布：自9月1日起实行关税自主。规定在5%的进口税外增加附加税，特种消费品为25%，烟酒为57%。
　　国民政府废约宣言发表后，马上同各有关国家开始交涉，先是分别照会条约期满国，通过双方谈判，以正当外交手续废除旧约，征订新约。经过努力，1928年，南京政府先后与比利时、意大利、丹麦、葡萄牙、西班牙五国签订了友好通商条约。这些国家都承认了中国的关税自主，日本则坚决反对废除原有条约，甚至提出延长不平等条约等无理要求，南京国民政府予以拒绝，中日交涉陷入僵局。
　　经过谈判，美国、德国、挪威和英国、瑞士、法国、荷兰等国，也先后与南京国民政府签订了关税协定。在这些关税条约中，各国都声明取消在中国的一切关税特权，承认中国有完全的关税自主权。
　　1929年2月1日，南京国民政府开始实施第一个国定税则。至此，南京国民政府的关税自主得以实现。日本则拖延到1930年5月6日才签字，最终不得不承认了中国的关税自主权。
　　废除“领事裁判权”
　　这一时期，蒋介石的另一项重要的外交活动便是废除领事裁判权。“领事裁判权”产生于中英《五口通商章程》，章程规定，如果英国人和中国人发生诉讼事件，“英人如何科罪，由英国议定章程草案，发给管事官（领事）照办”。之后的《中美望厦条约》、《中法黄浦条约》也对此作了明确的规定。
　　根据这些条约，居住在中国的外国人享有不受中国法律管辖的特权。他们在中国犯了罪，中国政府不能过问。它不仅破坏了中国的主权和法制，也是外国侵略者对中国进行经济掠夺和维护其既得利益的法律保障，大大损害了中国的国际形象。
　　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于1929年4月27日，分别向当时在中国仍保留领事裁判权的英、美、日等国的驻华使节发出照会，要求废除领事裁判权。各国对此很不满，但没有直接反对，而是采取拖延手法。
　　在这种情况下，5月8日，南京国民政府照会英、美、法、荷、挪、巴西等国，提出收回租界的上海临时法院。11月25日，国民政府电令驻美、英公使，请该两国政府派员来华商讨撤废领事裁判权办法，仍无结果。
　　不得已，国民政府表现出了一定的强硬态度。12月28日，南京政府发布命令，宣布次年元旦起，“凡侨居中国之外国人民，现时享有领事裁判权者，应一律遵守中国中央政府及各地政府依法颁布之法令规章。”
　　在这种情况下，列强无法继续装聋作哑，经过激烈的讨价还价，1930年7月28日，设在法租界内的临时法院改组，由南京国民政府的司法机构在上海行使职权。次年7月28日，中国法院正式成立，1931年1月，南京国民政府与英美两国分别举行谈判，直到4月，双方谈判仍在继续，列强做出了一定的让步，改逐渐放弃为重点地区保留的办法，提出沪穗津汉哈沈6处仍须保留。南京国民政府提出只留上海一处，期限3年。
　　至6月6日，中英妥协，上海保底10年，天津5年，并拟定了一份草约。7月，中美邮电部获得了初步协议。但日本的大规模侵华战争打破了这一局面。
　　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对于不平等条约，无论是晚清政府或北洋军阀的历届政府，都不敢与列强交涉，收回主权。国民党南京政府成立后，正式发表宣言，宣布废除不平等条约，符合历史发展潮流。尤其是中国获得了关税自主权，使南京国民政府获得了自订税率的权利，这对保护国内市场，促进中国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随着日本侵略野心日益明朗化，国民党政府积极致力于寻求外交支持。
　　寻求外交支持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政府力图改善与苏联的关系，以寻求苏联对中国抗日活动的支持。经过多方努力，1932年12月12日，中国驻国联首席代表颜惠庆和苏联外交部长李维诺夫在日内瓦交换复交照会，一度断绝的中苏关系开始恢复。中苏复交后，双方就建立中苏同盟问题进行了多次协商。1934年3月，杨杰率中国军事代表团访苏，10月，蒋介石又派蒋廷黻访苏，蒋向苏方保证，在任何情况下，中国都不会站在日本方面反对苏联。
　　1935年5月，蒋介石又指示颜惠庆向苏方表示，一旦苏日战争爆发，中国军队支持苏联。1937年4月，孙科与鲍格莫洛夫就苏联援华方式进行会谈，会谈结果，苏联答应以战争贷款方式向中国提供军事装备，且利息率优惠。
　　中苏关系的改善，为中国抗日战争创造了一个极为有利的周边国际环境。苏联以武器贷款的方式向中国提供军事援助，对中国的抗战是个巨大的支持。
　　谋取欧美国家的经济援助。中国经济落后，国民党政府难以进行充分有效的战争准备。蒋介石曾坦诚说：“就是日本人让我们来尽量准备国防，我们人力和财力哪里赶得上呢？”于是国民党政府便利用帝国主义在华矛盾冲突，多方寻求欧美国家的经济援助。
　　长城抗战失败后，国民党政府开始与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加紧联系，1935年，宋子文与美国总统罗斯福会谈，试探美国的态度。华北事变后，中国银行董事长陈X甫等人再次抵美，希望取得美国对中国币制改革的支持，其结果签订了“中美白银协定”。
　　1935年12月，蒋介石派铁道部长张家傲赴欧洲各国进行铁路投资谈判，从1936年起，先后与德、英、比、捷、法等国签订了数笔铁路贷款协定，据统计，从1936年到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民党政府与欧洲各国签订的铁路贷款高达1.57亿美元，对中华民族的抗日是有利的。
　　此外还与欧洲各国达成多笔其他各种借款协定：1937年春，孔祥熙访问欧洲，与荷兰孟德宋公司达成中国银行信用贷款100万荷币；从法国银行团分别取得中央银行调整金融借款2亿法郎，购置军用飞机贷款1.2亿法郎；与捷克司各达公司达成购买飞机、工业原料借款1000万镑等多笔借款协定。后因抗战全面爆发，这些和约未能全部兑现。
　　1937年春，日本正在极力与英、美拉关系。由于日德签订**公约，使英国担心日本利用这一条约既对付苏联，也对付英国。故而幻想通过谈判“重开远东新政”，与日本协调关系。
　　日英接近，引起了国民政府的不安。国民政府为加强中英关系，孤立日本，先后派出中国参加英国国王加冕特使孔祥熙、翁文灏等赴英，商洽中英关系。
　　美国在中国的竞争，当时处于劣势地位，所以对日本企图限制其在中国的发展表示不满，一再警告日本，不得危害美国在华利益，强调尊重中国的主权，保障门户开放政策的实行。国民政府为争取英、美援助，也进一步密切与美国的关系。
　　5月19日，中美无线电话开通典礼在上海举行，两国关系向前发展。
　　应对“华北自治”
　　对日本侵华势力采取拖延政策，是国民党政府应对政策之一。这是一项十分艰难的工作。
　　日本侵华势力露骨地宣称，“目前最迫切的需要便是建立一个新的华北政权”，1935年1月4日，关东军召开大连会议，决定华北问题必须整个解决，要扶植能够忠实贯彻日本要求的诚实的政权，意图扶持傀儡政权。
　　最初，日方曾希望扶植一些失意军阀，如段祺瑞、吴佩孚、孙传芳之流。但均未奏效。接着，把目标对准了华北地方实力派人物，他们首先看中的是阎锡山和韩复榘。蒋介石为了拉拢他们，尤其是稳住阎锡山，在由成都返回南京出席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时，特意绕道太原，向阎锡山表示慰问和安抚。阎锡山决定到南京出席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表示服从中央。
　　1935年上半年，在中日“亲善”、“提携”的幌子下，日本加速了分离华北的行动，先后制造了张北事件、察东事件等，迫使国民政府察哈尔省民政厅长秦德纯与日军代表土肥原签订了《秦土协定》。7月，国民政府代表何应钦与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梅津美治郎订立了《何梅协定》，丧失了中国在河北和察哈尔的大部分主权。
　　1935年10月，日本驻天津领事致函宋哲元，要求其迅速取缔妨碍“自治”的机构，拘捕“反日分子”，在施加压力的同时，又许以“华北自治政府首脑”的职位，对宋哲元进行试探和引诱。11月，土肥原要求宋哲元于11月20日前宣布“自治”，否则日军将采取武力行动。
　　此前，蒋介石迭电宋哲元，软硬兼施，既鼓励宋忍辱负重，无论如何要顶住压力与日方周旋，又警告宋不得“自生异动”，一切听从中央，但却提不出任何具体有效办法。
　　11日，宋哲元发出“直电”公开要求国民政府“当机立断，实施宪政”，流露出对中央的不满。与此同时，关东军第一混成旅团迅速集中，准备动用武力，进攻华北，时局十分危急。蒋在16日电示宋哲元，应坚忍镇定，以申正气，认为“国家兴亡，吾人成败，皆在此一举”，希望宋哲元以不挠之精神，不卑不亢地与日周旋。
　　紧接着，蒋介石派出对日私人顾问张季鸾赴华北探听虚实，观察动向。同时，国民政府借要在南京附近举行大演习，向江苏、安徽、河南等地增派军队，集中了几个师的中央军，缓缓北调。
　　日军不吃蒋介石这一套，立即做出强烈反应，集结了6个空军中队，摆出迎战姿态。
　　期间，宋哲元致电蒋介石表示，由于日本方面的压迫，他将不得不在11月20日至22日之间宣布自治。
　　事实上蒋介石已于19日通过秘密途径获悉，日本内部对于华北自治方案存在争议，有倾向于“自治运动”应循序渐进，“避免要求过高”的意见存在，蒋感觉事有所图，当晚便电示宋哲元，要求宋详察敌情，坚忍主持，以救党国。
　　此时平津形势岌岌可危，29日晚，宋哲元又电告蒋介石平津危迫情势，请求中央速速采取行动。
　　眼看华北局势恶化，已呈朝不保夕之势，蒋急忙于26日密派刘健群北上，防止宋哲元危难关头势力不支，立场有变。11月30日，蒋不顾日方反对，又派出何应钦北上“体察情势，负责处理”。
　　日方唯恐何应钦来了之后，宋哲元会因此而靠近南京政府，力加排斥。宋哲元等人因地盘、权力因素，对何的到来反应冷淡。何应钦权衡之下，采取了中央在何出发前所设计方案，允许宋哲元组织冀察政务委员会。12月12日，国民政府明令由宋哲元为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同一天，又正式宣布宋哲元兼任河北省主席。
　　冀察政务委员会是日本侵略势力与国民党政府方面，在彼此都无法实现自身目的的情况下，相互妥协的产物。国民政府方面既不甘心拱手将华北五省让出，又不能对该地区实行有效控制，无奈之下做出的选择。
　　宋哲元这个左右受制的地方实力派，在抗拒日本分离行径，维护中国领土的过程中，顶住了各方面的压力，保持了民族气节，使得日本通过诱降宋哲元来控制华北的企图落空。从而使蒋介石拖延时间以进行抗战准备得以实现。
　　其后开始的全面抗战中，宋哲元部出现了许多优秀将领：如张自忠、佟麟阁、赵登禹、冯治安等。
　　1937年4——5月间，华北地区开始选举国民大会代表，冀、察、平、津成立了国民大会选举总监督处，开始推举代表。这一事件对华北有着特殊重要意义，引起国内外普遍关注。并向全国表明，冀察政委会拥护国家统一，华北是中国整体的一部分，不容任何争议。至此，日本数年来对华北煞费苦心的分化手段宣告彻底失败。
　　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以后，南京政府没有再对日本妥协。6月18日，王宠惠在南京接见日本记者，全面回答了中日关系问题，这种不卑不亢的态度，为南京政府外交上的一大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