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国民党政府为抗战所作的准备
　　所谓“南京时代”（1927——1937年）向全世界，也向中国人民展示，现代中国或许会有所作为。纵使期间全球经济大萧条、出口崩溃、毫无外国援助、空前的旱涝、与日本帝国主义冲突不断、军阀内战、军费浩繁、贪渎横行、对大多数省份的财政税收中央无法管控、国民党党内派系又无休止的权力斗争。它仍能够举步维艰地向前迈步。
　　进行初级改革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蒋介石为了标榜自己是孙中山的继承人，从1928年初起，即着手酝酿制定土地法。先由胡汉民、林森组织人马拟定出《土地法原则》九项。立法院于1929年2月成立由吴尚鹰为首的起草小组，于1930年6月由国民政府正式公布。并决定自1936年3月1日起全面实施。
　　《土地法》共五编397条，包括土地行政、土地使用、土地税、土地征收等4个方面的内容，大体上体现了孙中山试图利用国家政权干涉土地问题的主张，对大土地所有者进行限制并购买他们的土地，保护佃农利益并使其逐步成为自耕农，达到“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的目的。
　　1934年1月，国民党中央全会原则通过了关于土地陈报案，责成各县乡官吏负责监督，造籍登册。但此项工作遭到了大土地所有者的阻挠。以江浙地区为例，江苏省在全国率先成立“土地整理处”；浙江省推行土地陈报工作一年多，耗资300余万元，动员12万余专职人员，而成绩不理想，最后只完成省耕地面积的17%左右。各省大致如此。
　　到1936年正式推行《土地法》，其间虽在局部地区试行，但总体来说，效果不理想，其中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是地主的阻挠以及地政人员的素质很差。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土地改革也就不了了之。
　　南京政府成立后，国民政府采取了许多新的财政经济政策。1928年初，宋子文出任财政部长，10月15日，宣布改组中央银行，拨出两千万元金融公债作为资本，宋子文任总裁。中央银行具有独占垄断性质，职权包括铸发国币、发行兑换券，经理国库、募集公债和存放款。
　　自1913年北洋政府“善后大借款”后，中国盐税行政权抵押给列强。南京政府成立后，收回了盐税行政权，并对其进行了改革。1931年，实行新盐税法，统一盐税，每公斤一律征收国币5元，从而增加了国民政府的盐税收入，成为国民政府的重要财政来源。
　　实行统税制，是南京国民政府采取的一项有利于发展经济的措施。中国的厘金制度始于清咸丰年间，即地方在所属区域内水陆交通要道上设立关卡，对过往商品征收税金，税率一般为1%——5%。由于中国地方性经济较强，各地关卡林立，使得商品在流通中被多次征收厘金，严重阻碍了商品流通和民族经济发展。
　　1928年12月，财政部决定裁撤厘金，只征收“特种消费税”，特种消费税只针对几种商品收税，这不仅消除了厘金的弊端，而国库收入每年减少约800万元。为此国民政府决定开征统税。
　　所谓统税，即一物只课税一次，课税后即可通行全国，不再收税。国民政府实行“裁厘改统”政策，裁撤了大批厘卡，便利了商品流通，活跃了市场，节省了很大一部分行政开支，增加了财政收入。
　　改革币制。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货币制度十分混乱，具体表现在一是发行渠道多；清廷、北洋政府、国民党政权、地方实力派、大财团和大银行都可以发行货币。二是货币品种多，有历史上流行、通用的白银，有中央政府发行的钞票，有地方实力派发行的纸币，有财团和银行发行的代金券。
　　货币混乱，直接影响到民众的经济活动和日常生活，严重影响商品流通，影响民族工业的发展，加重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1935年，经济的发展呼唤统一的市场，统一市场必备条件就是统一货币。尤其是蒋介石在军阀混战中剪除了地方实力派，中央权力加强，国际环境也有利于国民政府进行币制改革，英、美等国纷纷表示愿意帮助南京国民政府进行币制改革，并欢迎中国加入他们各自的货币体系。
　　1935年11月4日，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发行准备委员会”，由孔祥熙任主席、宋子文、陈x甫等为常委，准备发行新的货币——法币。这一机构实际上成为货币领导、执行机构。客观地说，国民党政府的金融改革、包括中央银行制度和币制改革是很成功的。打开了中国现代经济之门。
　　初见成效
　　虽然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连年用兵，军费不断增加，财政赤字日增，由于这期间的经济政策，还是促使中国经济在这一期间取得了较好的发展。成为二十世纪最好的三个经济发展时期（包括新中国建国初期至1957年、八十年代开始的改革开放）之一。
　　1935年10月10日，蒋介石正式发表《国民经济建设运动之意义及其实施》，其主要内容是阐发国民经济建设运动与新生活运动之关系。在他看来，二者是相辅相成的。新生活运动“着重于道德与精神方面为主，为国民经济建设运动之本。而国民经济运动是为民生的、生产的，着重于行动与物质方面为主，实为新生活运动之用。国民经济建设运动，指全国各业总动员。以提高国民之生产与消费能力，增加输出，减少输入等的一种普遍之运动。”倡导这一运动的原因，在于集合政府人民各种公私集团一切之力量，而后既能推行尽利也。国民经济建设运动之总目标为：尽人力、辟地利、均供求、畅流通，以谋国民经济之健全发展。
　　蒋介石经济建设的主导思想，就是在不改变所有制的经济格局下，建立和发展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以求得国民经济的全面增长。蒋介石倡导国民经济建设运动的真实动意，是在日本侵华企图日益明显的背景下，希望通过建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充实他控制政治局势的经济实力，1935年11月，中国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蒋介石的国民经济建设纲要成为国民党今后的根本方针之一。
　　1937年2月，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通过了《中国经济建设方案》，之后，一系列经济建设措施纷纷出台，加快了经济建设步伐。总的说来，抗战前国民政府视财政金融、交通运输、工业建设为重点，投入了大量财力、物力，成效较为显著。
　　国民党南京政府出于军事上的考虑，对交通运输业十分重视，动用了大量军民力量修筑公路，全国铁路和公路通车里程由1927年1.304万公里和1.8万公里，到1937年增至21036公里和11万公里。
　　航运方面，抗战前，国民党政府加强了航运建设和整理，并对长江航道进行疏理，炸毁暗礁，清理河床，使之成为中国沿海工业内迁的主要通道。
　　航空方面，至抗战爆发时，形成了以上海为中心的航空业，中日矛盾尖锐，国民党政府对航空运输作了一定的部署和调整。加强欧亚航空公司在西安的部署；在洛阳、西安等处建设油库；训练飞行技术人员，逐渐取代外籍人员，以便应付日益复杂的战争局势。
　　在工业建设方面，中国工业基础薄弱，且发展很不平衡。在1935年以前，中国几乎谈不上有重工业。伴随着日本全面侵华企图日益明朗，国民政府要求建设国防经济，发展大重工业的呼声高涨。在国民党五大上提出了发展重工业的方法，并制定了煤炭开采、石油勘探与钢铁及机械制造的发展计划。
　　国民党政府在制定国防建设计划时，还考虑到战争爆发后，沿海城市可能被占领，把一些重要的厂矿设在湘赣和四川，同时也能调整工业布局不合理的现象。于是，国民政府的工业经济建设从制定计划、调查勘测落实到建设、强化国防经济的若干基本产业、从事实际的开发和建设上来。
　　这一时期，在重工业建设方面已建成和开始建设的厂矿有：湖南湘潭钢铁厂，年产量10万吨钢；湖南茶陵及湖北灵乡铁矿；湖北大冶阳新及四川彭县铜矿厂，年产量400吨；江西高坑煤矿，年产量30万吨。到抗战前，资源委员会以投产、合办的形式控制的企业达23个。从15种工业产品看，1935年工业生产总值为109.7亿元，1936年工业总值为122亿元。
　　根据1927年至1936年中国机械工业发展状况表，1927年中国机械工业厂家为19家，资本为194160元，工人数为643人。至1936年，工厂增至377家，增长2413%；资本为8681496元，增长4068%；工人数增加至17065人，增长2542%。
　　根据1927年至1936年中国化学工业发展状况表，1927年中国化学工厂为131家，资本为2207.3168万元，职工人数为20989人。至1936年，工厂增加至434家，增长231%；资本增加至4391.2439万元，增加近一倍；工人增加至54512人，增加160%。
　　根据中国农产工业发展状况表，1927年从业厂家为193家，资本为4386.61万元，工人为20339人。至1936年工厂增加至855家，增加348%；资本增加至5812.62万元，增加32.5%；工人增加到40226人，增加近1倍。
　　根据中国纺织工业发展状况表，1927年中国有纺织厂家293家，资本8974.3472万元，工人135552人。至1936年工厂增加至1160家，增加296%；资本增加至20221.8142万元，增长125.3%；工人增加到293706人，增加116.8%。
　　这一时期，中国物价基本稳定，根据1926——1936年上海、华北、广州批发物价指数；以1926年为100，到1936年，上海批发物价指数为108.5；华北为100.62；广州为105.4。
　　准备抗战
　　“九一八”事变后，在日本侵略势力的进逼下，国民党政府丢城失地，其党政要员纷纷呼吁政府“巩固国防，长期抗战”。在内外压力下，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逐步着手从军事上进行抗战的准备工作。1932年12月成立了军委会城塞组，具体负责修建各要塞及国防工事。华北事变后，1936年1月31日，蒋介石急令“武汉要塞工程应从速着手，星夜赶修”。到1937年上半年，南京、镇江、江阴、宁波、厦门等9个要塞区基本整建完毕，共拥有炮台41座，各种要塞炮273门。
　　划分防区，构筑防御工事。蒋介石指示将全国划为10个防区，并且明确要求各防区陆军要努力侦察本区之地形，利用演习构筑必要阵地，建筑交通道路，集积物资，作好战争准备。他还将全国分为抗战区、警备区、绥靖区、预备区4个大区，并以军委会为最高统帅机关，设立6个国防军总指挥部，一个总预备军指挥部。在这一基础上，军委会又将全国划分为5个战区，进一步完善了战区的划分。
　　大规模构筑防御工事是从1935年底开始的。国民政府计划在江浙、山东、冀察、晋绥、河南、广东、福建、广西8个区构筑牢固的防御工事，并计划首都南京为中心，逐次向国境线推进，分期分区完成构筑任务。计划初期实施十分缓慢，至全国抗战爆发前夕，第一期国防工程基本完成，约计构筑工事3342座。
　　整编军队，扩充军备。国民党政府的军队体系一直十分混乱，装备也很陈旧，特别是各队伍之间利益冲突严重，不能团结对敌。从1934年底开始，蒋介石着手整军，将全国军队编成60个师，暂定3至4年编练完成。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国民党军队派系众多，编制混乱，武器种类混杂，训练、管理杂乱无章的状况。在这一时期，国民党政府还组建了空军。南京、上海、武汉、太原等地的兵工厂也整顿一新。
　　改革兵役制度，推行国民军训。1936年3月，国民政府下令实行征募并行的兵役法。中央设立国民军事训练处，将全国优秀人才轮流军训。截至抗战爆发，全国参加完军训的高中学生22.4万人，专科以上学生6.434万人。《1936年壮丁训练实施纲领》颁布后，当年便训练完毕壮丁50余万人，正在训练者约100万人。兵役制度的改革和国民军训的推行，为抗战爆发后兵源的及时补充做了一定的准备。
　　“九一八”事变后，对在东北建立什么样的政权，关东军内部有不同的争论。板垣征四郎和石原莞尔主张直接并入日本版图；土肥原则建议放弃直接吞并的主张，搞一个表面由中国人统治的“满蒙五族共和国”，以较小的代价取得实质性效果。日本政府迫于形势，同意了土肥原的方案，最后扶植起伪满洲国。在华北问题上，日本想如法炮制，设想扶植北洋军阀势力，1935年底，日本侵华势力鼓动成立“华北五省联盟自治政府”，使华北脱离中央政府。
　　就在这个时期，德国派出法肯豪森，接替在围剿红军中为蒋介石提供军事顾问的塞克特，法肯豪森1934年抵达中国，最初作为塞克特的副手，但他不像塞克特那样，拒绝参与长江流域针对日本的防御计划。他认为：中日必有一战。1935年7月底，他以南京政府德国总顾问的身份，向蒋介石陈述战略。
　　法肯豪森认为：
　　一、目前威胁中国最严重而最近切者是日本，日本必然用尽各种方法，破坏中国内部之团结与加强，至少设法延迟其实现；
　　二、目前战略情况，一旦军事上发生冲突，华北即受到威胁，若不战而弃河北，则陇海路及其大城市，即陷于最前战区，对黄河防线，不难由山东取卷席之势。对海面有重大意义者，首推长江；
　　三、国际政局目前异常紧张，列强一时无联合或单独干涉之可能。华盛顿之九国公约，实际上早成废纸。中国不自卫，无能拔刀相助者，若不倾全力奋斗以图生存，则华北全部包括山东在内，必脱离中国；
　　四、凡作战部队，宜集中于徐州——郑州——武汉——南昌——南京区间。东部有两事极为重要，一为封锁长江，一为警卫首都。次之为南昌、武昌，可做支撑点，宜用全力固守，终之四川，为最后防地；
　　五、综合言之，就民族、政治、经济、心理、军事上各种情况，具有全面应战之必要，万不可不战而弃寸土。中国若不表示为生存而全力奋斗之决心，则列强断不起而干涉。
　　法肯豪森的战略建议，逐项被蒋介石所采纳，于是他以这份建议书为蓝图，逐步开展布署。法肯豪森根据德国重建国防军的经验，助蒋以全副德式装备训练与装备8万中国军队，另成立若**兵团与装甲旅，准备战事一旦发生，迅速驰援前线。其中第86、88师重点驻扎在宁沪国防要地，在“八一三松沪”抗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到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国民革命军陆军为182个师，又46个旅；骑兵9个师，又6个独立旅；炮兵4个旅，又20个独立团，总计约170万人。空军拥有飞机600架，（其中战斗机为305架）海军军舰约11万吨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