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国共再次合作
　　客观地说，十年国共内战之说有所夸张，在南京国民政府最初十年，国共两党之间的矛盾，并不是主要矛盾。蒋介石也没有真正将围剿红军，看作是其最重要的军事方面。历史的发展从宏观看有它的必然性，但当我们分析某一时期的历史变化时，即使是影响整个社会进程重要事件，也有许多偶然性参与其中。中共的发展，一直与国际局势的变化联系在一起，而国民政府与苏联的关系变化，则是中共早期政治斗争、早期武装力量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与苏联接触
　　国共再次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第一次合作一样，首先是由国民党与苏联在这方面取得联系。
　　关于国共第二次合作的设想，还是在1933年长城抗战结束，日本帝国主义将触角伸到华北，灭亡中国的野心昭然若揭，蒋介石便开始从国际大局势上谋划对日战略。在他认为，一旦与日本展开全面战争，可能的盟友只有苏联，因此恢复和加强与苏联的关系，显得十分重要，当然这里面必然会牵涉到中共问题。1934年3月1日，蒋介石在江西指挥大军进攻苏区红军之时，国民党北平分会参谋长杨杰率军官考察团抵达莫斯科。3月7日结束访问，苏联副外交部长索科尼柯夫告诉杨杰，苏对日作战有把握，击败日本后必将东北归还中国；中国对日态度应坚决，中苏应合作。杨杰回国后，迅速将苏联的态度向蒋介石报告。
　　1934年10月16日，蒋介石的私人代表蒋廷黻到达莫斯科，开始寻求恢复与苏联中断的关系。他带去了蒋介石提出的两个问题：
　　一是中苏之间有一系列共同利益，如果苏联的利益和地位受到打击，也就是对中国利益和地位的打击，不知苏联政府是否抱有同感？
　　二是1927年至1929年间，中苏关系破裂时，蒋介石是中国领导，这个事实，是否会影响到中苏关系的发展？
　　苏联方面的回答，令蒋介石感到宽慰：苏联对发展同中国的关系，没有任何怀疑。苏联在同中国起领导作用的蒋介石的关系方面，“不是从回忆过去的感情出发”，苏联“也像尊敬其他对我们友好的领导人一样尊敬他，任何个人因素，任何成见，都不能影响我们的这个立场”。
　　蒋介石伸出橄榄枝，中苏迅速恢复大使关系，邓文仪为驻苏武官，当驻苏大使颜惠庆到达莫斯科时，国际媒体这样评论：他真是一个策略专家。派去恢复正常外交关系的大使，竟然由一个京剧团陪同。他先让张学良开枪，叫苏联人品尝中国子弹，然后又请梅兰芳唱戏，叫苏联人领略中国艺术。
　　共产国际和苏联在变，共产国际的主要工作，由反对社会民主党转变为结成反法西斯统一战线。1935年8月，王明代表中共中央，在共产国际七大上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宣言的核心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组织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和全中国统一的抗日联军。“苏维埃政府和共X党愿意做成立这种国防政府的发起人”，“红军绝对首先加入联军，以尽抗日救国的天职”。
　　这个《宣言》，虽然以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发表。但此时在国内的这两个领导机构却茫然无知。
　　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在变，他在寻求国际上的支持和国内的统一。蒋介石是10月份看到《宣言》的，他立即要宋子文、陈立夫、曾养甫等人，设法“打通与**X关系”。
　　10月18日，蒋介石在孔祥熙官邸，会见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提出希望同苏联签订“真正促成中苏间的真诚关系和能够保障远东和平”的协定。
　　鲍格莫洛夫得出结论，蒋介石指的是秘密军事协定。
　　11月，孔祥熙根据蒋的旨意，向鲍格莫洛夫询问：如果中国政府被迫武装抗日，通过海路无法获得军需物资，能否经新疆，从苏联方面得到军需品？
　　苏联副外长斯托莫尼雅科夫于11月19日，通知鲍格莫洛夫，苏联政府同意卖给中国军用品，请他就此通知中国政府。
　　初期接触
　　毛X东与彭德怀率领的红一方面军主力，于1935年10月进入陕北，与陕北红军徐海东、刘志丹部会合，在陕北苏区初步稳定下来后。11月下旬，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张浩到达瓦窑堡，恢复了中共与共产国际中断了1年多的联系。
　　张浩，即林育英，湖北黄冈人。1922年参加中共组织，与林育南、林X（林育蓉）是堂兄弟。
　　1933年，张浩作为中国工会代表到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工作，是中共中央驻莫斯科代表团的重要成员。他奉共产国际指派回国，详细向中共中央和红军的主要领导人，传达了共产国际关于建立广泛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精神和“八一宣言”的内容。此后，中共中央根据上述情况，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X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的名义，于11月28日，发表了和“八一宣言”内容基本相同的《抗日救国宣言》。这两个宣言，在社会各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此后不久，1935年12月9日，北平学生掀起了声势浩大的“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在中华民族抗日民主运动新高峰到来的新形势下，中共党面临着从土地革命战争向民族革命战争转变的新情况、新问题。
　　根据这些重大变化，毛X东决定加强与张学良的东北军、杨虎城的西北军方面的联系，并且基本结成了三位一体的抗日联盟。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也与国民党中央取得了联系。7月，曾养甫请张子华再赴陕北，送信给周恩来，表示“盼两方面能派负责代表切实商谈，如兄能排除政务来豫一叙至所盼祷”，并口头表示，邓颖超来谈也可以。经过张子华的几次往返沟通，10月15日，张子华从广州带来的曾养甫代表国民党当局答应的四个条件：
　　一、苏维埃区域可以存在；二、红军名义不要，改联军，待遇与国军相同；三、中共代表公开参加国民大会；四、即派人具体谈判。
　　随后不久，1936年12月12日，爆发了“西安事变”。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扣押了蒋介石。由此加快了双方和谈的步伐。
　　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的当天下午，中共中央和毛X东首先接到了驻张学良处秘密代表刘鼎，从西安发来的急电，报告张学良、杨虎城兵谏捉蒋的消息。紧接着，又收到了张、杨发来的急电，通告了大致经过，并说他们接到回电后，即可派飞机去陕北迎接。希望红军也派主力开赴延安及其以南地区，以便互相配合，防备不测。张、杨八项主张的通电不久也传到了保安。
　　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毛X东、周恩来、王稼祥、张闻天、朱德、博古、任弼时、关向应、张国焘在毛X东办公室彻夜开会，对西安事变爆发后国内外错综复杂的形势进行了分析。
　　中共分析西安事变的性质，是国民党实力派不满南京政府的对日政策，并接受中共抗日主张的爱国举动。但事变带有军事阴谋的方式，扣留了蒋介石，使西安和南京处于公开敌对地位。而蒋介石的实力并未受到打击，如果处理不当，有可能酿成新的大规模内战，只能妨碍全国抗日力量的团结。
　　就在会议期间，收到了苏联方面对于事变的看法和处理这一事变的意见。苏联认为张、杨行动是日本人的阴谋，应该尽一切努力保证蒋介石的安全。
　　到天亮时，中共中共做出决定：复电张、杨，赞扬其正义行动。并应张、杨请求，委派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组成中共代表团，前往西安参加谈判。通电全国，表明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立场。同时命令红军主力进驻延安地区，准备开赴关中一带应付局势。
　　周恩来从捉蒋或杀蒋的利弊分析入手，讲到蒋介石对抗日的可能态度，他说：“蒋介石现在的处境是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因此，借着放他的机会，逼迫他改变对内压迫，对外妥协的政策，参加抗日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如果能够这样，总比杀了他而引起一场大规模内战对国家、对民族有利得多。至于说到蒋介石是否会报复的问题，这并不完全取决于蒋介石个人。只要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三方面团结一致，进而团结全国人民，形成强大的力量，他就是想报复，也报复不了。当然，我们放蒋是有条件的，否则，不能轻易放他走。
　　周恩来的分析，让杨虎城折服，说：“中共党处处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置党派的历史深仇于不顾，对蒋介石以德报怨，令人钦佩。我是追随张副司令的，现在更愿意倾听和尊重中共方面的意见。既然张副司令同中共意见一致，我无不乐从。”
　　谈判即将开始了，蒋介石提出两个要求：一是他不出头，由宋子文宋美龄兄妹，代表他与西安方面谈判；二是对决定的条件，他以“领袖的人格”担保，不作书面签字，逐步执行。
　　宋子文带着这两条要求与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洽商。周恩来及时发电报向中共中央和毛X东汇报请示，毛X东回电同意可以不签字，并说：“要他签字干什么，签与不签一回事嘛！他要推翻的话，签了字也没有用。”西安方面为早日解决问题，同意了蒋的要求。
　　23日上午，周恩来遵照中共中央和毛X东指示，首先提出六项主张：
　　一、双方停战，中央军撤至潼关以东；
　　二、改组南京政府，肃清亲日派，加入抗日分子；
　　三、释放政治犯，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
　　四、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中共党公开活动（红军保存独立组织领导，在民主国会前，苏区仍旧，名称可以冠以抗日或救国字样）；
　　五、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
　　六、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合作。
　　周恩来提出上述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六项主张后，要求蒋介石接受，并保证执行。如果蒋介石能这样做，则中共党和红军赞助其统一中国，一致抗日。张、杨随即表示同意上述六项主张，并提出以此作为谈判基础。
　　24日晚，周恩来在张、杨和宋氏兄妹的陪同下，会见了蒋介石。宋家兄妹告诉周，蒋介石这两天病了，不能多谈话。周一进卧室，蒋介石不免显得尴尬，勉强坐起来，扶住摔伤的腰，请周坐。周恩来神情庄重，态度从容，同蒋握了握手，说：“蒋先生，我们有十年没有见面，你显得苍老多了。”
　　蒋点点头，叹了口气，然后用眼睛看着周说：“恩来，你是我的部下，你应该听我的话。”
　　“只要蒋先生能够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不但我个人可以听蒋先生的话，就连我们红军也可以听蒋先生的指挥。”周恩来立即回答。
　　蒋介石听了这句话，沉默了一下，好象有很多感慨。这时，宋家兄妹一致对周表示感激。宋美龄俯身对蒋说：“周先生是来同你商谈救国大计的，你听清了没有？”宋美龄直起身又说：“你们本是同校故交，今日会面，要互相见谅。此次委员长在西安出事，多亏周先生千里迢迢前来斡旋，实在感激得很！”
　　张学良看到气氛有点松动，也趁势对蒋介石说道：“只要委员长同意抗日，我们仍拥护委员长做领袖。”
　　蒋介石向周恩来表示了三点：
　　一、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统一中国受他指挥；
　　二、由宋、宋、张全权代表他与周解决一切（所谈如前）；
　　三、他回南京后，周可直接去谈判。
　　说完以上三点，蒋介石坐在床上，表现出疲劳困顿的样子，指着宋家兄妹说：“你们可以同恩来多谈一谈。”
　　国共和谈
　　1937年2月10日，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召开在即，中共抓住时机发表了《致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电》。提出了著名的“五项要求”与“四项保证。”
　　要求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采纳的五项要求是：
　　一、
　　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
　　二、
　　保障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
　　三、
　　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
　　四、
　　迅速完成对日抗战之一切准备工作；
　　五、
　　改善人民的生活。
　　在国民党接受这五项要求的前题下，中共提出了四项保证：
　　一、
　　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党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
　　二、
　　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
　　三、
　　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行普选的彻底民主制度；
　　四、
　　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
　　中共的主张一出，立即受到全国各界的欢迎。称赞中共的主张，敦促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开成团结抗日的大会。全国要求实现团结抗日的热潮，已成不可阻挡之势。
　　1937年3月中旬到4月上旬，周恩来从延安到杭州，同蒋介石进行直接谈判。蒋介石因周恩来在西安事变中给他留下颇深印象，因此，他对周恩来来杭相见，极为高兴。
　　关于苏区改制问题，周恩来说：“我党取消苏维埃政府及其制度，现在红军驻屯地区改为陕甘宁边区；执行中央统一法令与民主制度，边区必须是一个整体，不许分割，其行政人员由地方推荐，中央任命。”
　　蒋介石说：“边区可以是一个整体，不予分割，但边区的主要行政长官要由南京出，此人可以由你们在国民党中挑选。边区政府的其他副职，均由你们推荐，工作也由你们自己干，国民党不来干涉。目的是为了应付各方，否则我不好办。”稍停又接着说：“几个月之后开国民大会和国防会议，共X党可派代表参加。”
　　关于红军改编问题。周恩来说：“红军可以取消名义，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服从军委会及蒋委员长统一指挥，准备为国防需要而调赴前线。
　　红军具体编为3个师、6个旅、12个团及其直属部队，总人数不得少于4万人。原苏区地方部队改为地方民团及边区保安队。3个师以上设立总指挥部，各级指挥员由我方推荐，国民党任命。国民党不得向红军派遣副佐人员及政训人员。红军改编后，各种薪饷待遇应与中央军相同。红军的防地应增加。
　　在谈话中，蒋介石承认共X党有革命精神和民族意识，是新生力量，认为过去因国共分裂导致革命失败，造成军阀割据和帝国主义占领中国的局面。他似有所悟地说：“我过去有错误，要检讨，你们也要检讨过去的决定，坚持新的政策。”蒋表示希望今后再不要打内战，要永远合作下去“我死了也不要分裂，免得英、日联合起来瓜分中国。”
　　周恩来说：“制定一个共同纲领，是保证两党长期合作的办法。”
　　蒋介石听后连连点头说：“很好！很好！”随即要周恩来赶快起草两党合作的共同纲领。
　　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爆发。抗日战争全面的爆发，对于双方合作起了催化作用，但也为后来的磨擦乃至战争留下了后患。
　　8月，国民党邀请中共代表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等人，参加国防会议。并从8月12日起，与蒋介石、邵力子、康泽等进行了谈判。
　　8月19日，国民党表示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8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任命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共辖第一一五、第一二0、第一二九师3个师，总兵额45000人。八路军主力从8月底陆续开赴前线。
　　从1937年8月开始，国民党陆续释放被关押的中共党员和其他政治犯，后基本全部释放。
　　发布国共合作宣言，是南京谈判的中心。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公开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
　　9月23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了承认中共合法的公开讲话。讲话承认了在“集中于本党领导之下”中共的合法地位，愿意在国家存亡危急之秋，与中共保国家之生命与生存。
　　以9月22日发表的《中共宣言》，23日蒋介石发表的庐山谈话为标志，第二次国共合作终于正式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