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完瓜子，母亲把月份牌上记的钱数合计一下，竟有六十多元，比父亲一个月工资还多。母亲认为我有点做小买卖的运气，我十岁那年，母亲买来四个竹皮暖水瓶，让我到森铁小火车站候车室去卖茶水。
　　从铁力森铁处开往山上林场客货混运的小火车，大伙都叫混合车，每天开行一次，早六点发车，乘客有数百人。
　　每天凌晨四点多钟，母亲点起火炉，烧两大铁壶开水，灌满四个暖水瓶，放进茶叶。用绳子把四个暖水瓶分别连成两组，挂在我双肩上，这样我可以用两手抱着十个饭碗。我顺着房后的小火车道往候车室走，路虽不很远，但要特别小心，雨雪天路滑或磕绊容易摔倒，又害怕胳膊酸了手累麻了抱不住饭碗。要咬牙坚持一口气走到候车室，中途一旦放下，我一个人不容易拿起来。
　　候车室早五点开门，有时提前去或开门晚一会儿，要站在门外等。进去候车室，先把饭碗放在靠窗的长椅上，再稳稳地把暖水瓶放在窗台上，用力甩甩酸麻的双臂，然后做好开张前的准备。
　　一碗水卖二分钱。买水的人一般都是路途比较远的，喝一大碗热茶水，即驱寒又解渴，也许还解饿。路途近的，就舍不得这二分钱了。如果把握适量，一暖瓶水能卖上八碗，四暖瓶水都卖出去，就是六角多。那时硬币刚流通，每卖出一碗水收回硬币，我都很兴奋，一有空闲，就把手伸进装钱的口袋里，把每枚硬币都捏一遍。
　　一天，一位五十多岁操着浓重山东口音的妇女端起一碗水，咕嘟咕嘟几口喝完，转身就走。我说你还没给钱呢，她反问：“啥？还要钱哪？”我想起母亲嘱咐的，有不给钱的，就不要了，免得费口舌，和气生财。我对那妇女说，你不给就拉倒吧，我不要了。她听了呵呵笑着说，我也不能白喝你一碗水呀，给你点大枣吧。说着解开包袱，掏出一捧干枣送到我面前。我反倒很不好意思，我的一碗水，根本换不来人家那么多大枣。她说没事的没事的，这枣子可甜了。她把大枣搁在窗台上，赶紧上车了。
　　我把大枣带回家，母亲说，人就是这样，争不足，让有余，你敬他一尺，他敬你一丈。我想想也是，母亲说的道理，成了我的座右铭。
　　生意越做越有做头儿，母亲和三姐也加入进来。除了卖水，还卖面包和饼干。每天上午，母亲和三姐去街里副食店，反复排几次队，买来要粮票又限量供应的饼干和面包，卖的时候只加几分钱，粮票照收。这样比只卖水挣钱多。
　　不过好景不长，税务、工商，还有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的，都去管，他们先把卖的东西全部扣下带走，让交上相当于被扣东西价值五倍的罚款，再写一份保证书，才能归还被弄成碎渣的饼干和面包。这样，生意就做不下去了。
　　卖瓜子和卖水，不仅使我学会吃苦和做小生意，而且锻炼我的胆量，不管对什么人，我都敢说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