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书的学校是铁力森工子弟小学，后来改作铁力林业局第一小学。
　　三个姐姐和哥哥再加上我，我家有五个学生。家庭生活困难的，凭家长单位和街道证明可以申请免学费，书费不能免。在学校批准免学费的通知发布之前，交了书费也暂时不能发书。
　　老师让我同桌女生把她的书放在课桌中间，两个人一起看。女同学嘴里嘟囔着，很不情愿地把书递过来，没等我看完一两行，她却急速地翻过下页，我刚看下页，她又翻回上页，有时趁老师不注意，冷不丁地把书抽回去。
　　有一次我俩一同抻着语文书读课文，她猛然把书拽回去，书被撕坏了。她大声哭喊着向老师告状，我吓得不敢出声。邻座的男同学纷纷举手抢先为我作证。
　　放学回家，我找出哥哥姐姐用过的课本，发现和我们的新书有许多不同。我从别的同学那里借来语文和算数课本，蹲在厨房灶台边，一个晚上加了三次灯油，把不同的地方全部改过来。早晨到了班里，有的同学看到我前额头发烧焦了，开起玩笑，嗨嗨，还是你家日子过得好啊，还没到二月二，就忙着燎猪头了。
　　大跃jin开始，铁力建起钢铁厂，就在我家房后的北二道街道北。母亲当了砸矿石的临时工，报名时人家说“梧杨氏”这名字不正规，母亲给自己起名杨玉洁。她每天要不停地举起几斤重的铁锤，砸出四立方米大小均匀的碎石，能挣到八角钱。母亲天天靠吃正痛片拔火罐贴膏药坚持着，咬着牙才能抬起胳膊，一天工也不肯耽误。
　　母亲第一次拿着刻有自己名字的手戳儿领回工资时，异常兴奋，说真有意思，手戳儿往纸上那么一摁，就给钱了。我们争着看母亲的手戳儿，只有手指大，扁扁的，木刻的，觉得很神奇。于是，找来红颜色蘸在手戳儿上，往墙上糊的报纸和我们的本子背面，印了无数个“杨玉洁”，母亲不在身边时，就看看那些手戳儿印儿。
　　放寒假，老师带领全班参加钢铁大会战。我们小学生也能为大跃jin出一份力，觉得很自豪。任务是给钢铁厂搬砖，从林业局货运专用铁路线到钢铁厂有三里多路，老师要求我们这些七、八岁的学生每人只搬两块砖，每天搬四趟，半道可以集体歇歇气。
　　母亲从钢铁厂领回的工资，除了家里日常花销，还有积蓄。年底，母亲拿出钱数一遍，说要给四叔的两个孩子买俩书包，剩下的都留着过大年。我特别想有个书包，先前的“书包”，是父亲用过的一块防蚊纱布，把书本放在中间，斜对角包裹上，再拎起另外两个角系在腰上。班里好几个男生用这样的“简易书包”。姐姐们的书包，是母亲用碎花布手针缝的，哥哥的“书包”是捡回来的留声机空匣子，修修补补，对付着装书本儿，只是要双手抱着，很不方便。哥哥没说要买书包，我也不好意思张口。
　　母亲手里的钱，足够一家人过一个丰盛的大年。小时候最大的盼头儿，就是过大年。不光图热闹，初五之前，家里要干的活儿比平时少，还有那么多好吃的东西。
　　还有更重要的，过年会给人们带来欢乐祥和，还有新的希望，暂时忘记了穷困中的烦恼。父母不吵嘴了，邻居来往多了，往常很少说话的，离老远就笑逐颜开地打招呼问好。都和和气气，显得喜气洋洋。要是能天天过大年，该有多好啊。
　　过了腊月二十三，盼过大年的心情更急切了。腊月二十九晚上，母亲烧一大锅热水，让全家人洗头洗脚。母亲这时才顾得仔细看看我们的光脚丫，拿过我们的棉鞋比量一下，说鞋小了，问“穿着顶脚吧？”大姐实在，说顶脚，顶的生疼。我们都说不顶，挺宽绰的。母亲轻轻叹口气：“过了年就开春儿了，将就俩月吧。”
　　盼到年三十，全家人早早起来，父亲领着我和哥哥再多劈些小木柈，把院子彻底打扫干净，把水缸挑满，竖起灯笼杆，里里外外贴上春联，一直忙乎到下午。母亲已经供上灶王爷，姐姐们摆上满桌好菜好饭，可以随便吃。但是有规矩，要父母先夹第一口菜，我们才能动筷子，并且不许用筷子在盘里翻搅，吃的时候不能有“吧唧吧唧”的声音。吃完不能说“吃完了”，要说“吃好了”，碗里不能剩饭粒。父亲倒一盅酒摆在面前并不喝，只是闻闻，然后洒在地上敬神。父亲每逢大年三十儿都要值夜班，因为除夕夜加班费多。别人不在乎加班费，主动把除夕夜值班的机会让给我父亲。
　　吃完这顿饭，母亲又忙着剁馅包饺子，准备年夜饭。半夜煮饺子之前，母亲把睡着的都叫醒，打一盆凉水，让每人摩挲一把脸，说“大年夜洗脸，精神一年”。
　　夜里十点刚过，母亲就让我和哥哥出去放鞭炮，接财神，为的是最先把财神接到家。母亲站在门口看我们放鞭炮，连声叫好：“好，好，真响快，好，太好了。”
　　鞭炮响过，母亲领头进屋，喜兴兴地说：“财神接回来了，财神到家了！”接着给我们发压岁钱，每人一角，我们惊喜地双手接过来，尽管过了初五还要还给母亲。
　　煮好饺子，把饺子和各种菜装满两饭盒，我和哥哥给父亲送去。只有过年这几天，父亲值班不用带土豆。
　　这时全城的鞭炮声才响成一片。父亲破例把我们让进他的值班室，少有慈祥地笑着问冷不冷，让我们在火炉边烤烤手，他找出几根短短的舍不得扔的铅笔头儿给我们。这样的过程，也不时被电话打断。我和哥哥不想马上走，但又怕影响父亲工作。
　　我家过年的规矩有很多。比如做饭时锅碗瓢盆不能碰撞出“叮叮当当”的动静，不小心打碎了杯盘，不能喊“哎哟妈呀”，要说“岁岁（碎碎）平安”，切完菜，母亲马上把刀藏起来，平常搁在炕上的剪子，也被母亲收起来，过了破五才拿出来。母亲说，刀啊剪啊，这些东西犯邪，大过年的，太太平平比啥都强。本着母亲的说法，三十儿上午，院子里的活都干完，我们把大斧镐头等所有工具，都锁进小棚子。
　　房东头儿的张叔，拎着明晃晃的菜刀来借磨刀石，母亲立即迎上去把他挡在门外，接过菜刀，交给父亲在厨房里帮着磨，让张叔进里屋抽烟等着。磨完刀，母亲把张叔送到院外，才把刀还给他。母亲回屋说，过年都要喝几口酒，我怕他拿着菜刀容易出事儿。我们明白了，母亲最在意的，就是太太平平。
　　有些规矩与希望温饱有关。例如，每次做完饭把锅刷净，要添几瓢“压锅水”，意为“锅里不空”；平常扫地，是从里往外扫，而过年这几天要从门边往里扫，意为“归仓”；大年初一，母亲敞开大门，领着我们哥几个，向东走，与刚下夜班的父亲会和，一起捡几块土坷垃，抱回来扔进自家园子，意为“全家合力，土能生金”。
　　这说不完的规矩，多半是年俗，也成了我家独特的年味，在欢乐中感受到几分庄重。母亲做出的各式诱人菜肴，更值得我们期待。每道菜，都很精致，有几个很有特色很解馋。做红焖鲫鱼，鱼肚子里塞进葱姜肉末，用油煎过，加些老汤慢炖，出锅毫无腥味，鲜美无比。猪肉鸡块蘑菇炖粉条，香而不腻。酸菜炒肉丝粉丝土豆丝，绿豆芽炒肉丝干豆腐丝加蒜苗，这两道菜虽属家常，味道却不平常。母亲做皮冻，不仅猪肉皮处理得很干净，还要加进带鱼鸡手一块熬，这样的皮冻，口感味道都特别好。母亲炸的素丸子，主料面粉，掺些剩饭、大豆腐、葱花和剁碎的白菜或胡罗卜，吃着又软又香。
　　大年初三之前，我家不吃剩饭剩菜，顿顿现做，这也算一条规矩。每顿有意多做些，为的就是吃不完剩下，象征这一年不仅能吃饱，而且有剩余。
　　每顿剩下的菜，都倒进腾出来的酸菜缸里，各种菜汇在一起，母亲称作“大烩菜”。大烩菜要放上几天才吃，酸溜溜的味道中，略带发酵的口感。母亲说就要吃这个味儿。我们也喜欢那印象极深的味道。到现在，也不能忘记。
　　父亲爱玩扑克牌，平时没空，母亲又看得很严，只有到年节玩几把。八月节（中秋）时，前院的赵叔把休班的父亲拉过去，刚玩上一圈，就被母亲喊回来，没完没了地数落，“咱们家输不起也赢不起。输了你能掏出钱吗？赢了你咋好意思往兜里揣？”
　　父亲说，玩的很小，一个通宵输赢也用不了五元钱。母亲说，“你真敢说，五元还少吗？我一分一分地算计着过日子，你五元五元地往出输，这日子还过不过了？”父亲辩解，“我不是还没输嘛。”母亲有些发火：“你还嘴硬，等你输了就晚了。”
　　初一下午吃完饭，母亲主动拿出一把零钱，说正好是两元，让父亲去赵叔家打扑克。父亲不去，说怕母亲唠叨。母亲说，这不是过年吗。父亲不再说什么。
　　母亲让我跟着，悄悄告诉我，看父亲的两元钱输出去了，就赶紧把他拉回来。
　　他们玩三打一，父亲的牌背透了，把把往出掏钱，已经输出去一元八角。父亲捏着仅剩的两角钱，额头渗出了汗珠。我也只能干着急，就等着父亲输光钱，拉他回家。
　　父亲要抽支烟，让我替他抓牌。想不到我手气特别好，抓了大小王，又抓来三个“2”。父亲很兴奋，出牌时拍得桌子“啪啪”响，反败为胜，一连坐四把庄，两把成牌两把“光头”，我计算着，父亲能有两元四角钱进项，捞回本儿还有赚头。只是要等坐完第五把庄，才能算账收钱。
　　第五把牌刚抓到手，父亲忽然下地穿鞋就跑。原来他听到了火车叫他的汽笛声。
　　我急忙跟出来，大声提醒父亲：“他们还没给钱呢！”父亲头也不回：“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