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在铁力林业局工作了七、八年，工资才涨到四十五元一毛七，那是国有企业三级工的标准工资。至于兼职机车修理工，属义务劳动，不能要报酬。只有到年终，父亲下班回来，掩饰不住兴奋，带回一件印有“先进生产者”五个红字的白背心。我和哥哥都特别喜欢那五个字，父亲辛苦一年得来的白背心，轮不到自己穿。
　　当时全家十一口人，每月人均生活费只有四元一毛钱，任母亲怎样劳心费神地精打细算，拆东补西，也不够用。有了买粮钱，没有买菜钱，给几个上学的凑上了书费，又没钱买布缝衣做鞋。
　　为补贴家用，母亲在森铁处找一份洗衣工的活儿，给单身职工洗工作服。大伙都把机务段和车辆段工人的工作服叫“油包”，沾满了油污，最难洗，要用洗平常衣服三倍的力气，才能洗净一件油包。洗衣全靠用手在洗衣板上搓，一天下来，胳膊累酸了，手也磨起了泡。收工后，母亲还得小跑着赶回来忙家里的事，多亏有三姐在家做饭。
　　母亲做针线活儿，要打开平时上锁的紫檀色木柜，拿出针线和碎布头。这木柜是从绥化发过来的，母亲和父亲成家时，我姥家陪送的唯一家当。每当母亲打开柜子，我们总是忍不住凑上去闻苹果味儿。母亲常常花两三角钱买来几个国光苹果，用干毛巾仔细擦干净，分别用纸包好，放进柜子里，就是为了闻苹果那清香诱人的香味儿。过几天，母亲会把苹果拿出来检查一下，发现有要烂的，切成桔子瓣儿的小块儿，分给每人一块儿。我接过那块苹果，先放到嘴边舔几下，然后用纸包好藏起来，馋得忍不住时，再拿出来吃。
　　过冬，母亲要给全家每人缝补拼凑出一套棉衣。开春儿，每人要有一套单衣。仅此单棉两套，全家就是二十多套衣裳，每人脚上一双布鞋，也要母亲用手针做出来。买不起新布料，只能拼补改做，一件衣服上有十几块补丁是常事儿。灯下，母亲捡起一块铺衬（小块旧布），翻来倒去比量着，不合适就换一块再比量，还要对着光亮看铺衬是不是绦了，就是看结不结实，结实的用来缝补肩头和膝盖，不结实的也不扔，可以缝补衣服里子或者留作打袼薄做鞋底儿。
　　全家人都没有换洗的衣服，也没有衬衣内衣，脱了棉衣就是单衣，总是干活儿，衣服易脏易破。还有，我们正长身体，衣服穿着穿着就显小了，母亲总是要洗洗涮涮，缝缝补补。母亲做针线活儿时，常哼着一些悲凄凄的曲调，哼着哼着便泪流满面。我虽不能完全理解母亲，但明白母亲是为家里的穷日子发愁。
　　母亲的针线活儿很细作，手针缝过的直线，像缝纫机轧过的一样，针码均匀，又直溜又平乎。我常趴在炕沿边，看母亲做针线活儿。
　　母亲拿起一小块儿铺衬，让我看结不结实。我也像母亲那样，对着光亮看看，用手抻抻，认为挺结实，问母亲要用这块铺衬补谁的衣服。母亲问我想要吗？我说我裤子屁股那儿都快露肉了，补我的裤子吧。母亲说，这块布补你哥上衣的肩膀头儿正够用，他干活儿多，费衣裳，你自个儿再找一块吧。我在碎布包里挑来拣去，发现一块灰巴唧的布片儿还算结实。母亲说那是从成衣铺门前捡回来的，原来是灰白色，用煮青煮过了，就怕洗几回潲色（sai），我说没事儿，就用这块儿布。
　　补过的裤子洗了两水儿，屁股那块补丁变成了白色。和我一起玩的小朋友都喊我“狍子屁股—白腚”。
　　学校开运动会，二姐打小鼓，服装要求统一，白上衣蓝裤子白鞋。大姐的裤子是蓝色的，换给二姐就行了。白鞋更容易解决，花几分钱买袋白鞋粉，或者一分钱也不花，干脆就用白粉笔头儿涂在鞋上，鞋的原本颜色是啥样都没关系。
　　白衬衫没法解决。三个姐姐和哥哥，无论在家还是上学，每人只有身上穿的那一套深色衣裳，经常干活儿，白色容易埋汰。全家人没有一件白色衣服。
　　全班同学都出团体操，服装要求一致，二姐不能向别的同学借。
　　母亲决定做一件。我家学生多，总该有件白衬衫，谁需要谁穿。
　　买新布做，舍不得花钱。母亲想来想去，终于有了办法，找出两条白布的旧面袋子，洗了两三遍，晒干了看着还挺白。母亲一针一线，连夜缝了一件上衣。
　　二姐穿在身上，也很高兴。当穿着正宗白衬衫也在小鼓队的女同学来我家时，才比出二姐上衣的“白”，和人家的差一色。她同学大呼小叫，“唉呀妈呀，多难看那，这可不行，你不怕把大伙都给影响了吗？”二姐脸一红，赶紧拉同学出去，在门外对那同学说：“我妈听你这么说，多上火啊。”
　　运动会那天，我去看热闹，发现二姐的上衣和别人的一样白。原来是和做团体操的同学换穿了。团体操人多，场地离主席台又远，不容易看出来。
　　这件衬衫，后来越洗越白，兄弟姐妹们都穿过。每次用完脱下，母亲及时洗干净，补缀好破的地方，叠得板板正正，锁进紫檀柜里，谁要穿，必须有充分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