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初在制定“十国扇风、六省点火、四地开花、一城结果”的总体革命规划时，对于十国、六省、四地的选定都没有太多异议，唯独对于最后结出胜利果实的“一城”选择何处，大家争议很大。有的看好广州，有的青睐上海，有的主张直接选址北京，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我则力主将总暴动的地点选在武昌，理由是该地位于国家心脏部位，向来有“九省通衢”之称，一旦得手，进退有据，左右逢源，必将大长革命党人的威风，沮丧清廷反动派的志气，取得事半功倍之效。会议最终采纳了我的建议。因此，当革命风暴即将在武昌刮起来时，总理中山樵先生自然想起了我，觉得只有我前往武昌坐镇指挥，他心里才会感到踏实。
　　此时国内外的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举行全国性武装暴动的时机已臻成熟。西元一九0八年，慈禧太后和光绪帝先后死去，年仅三岁的爱新觉罗.溥仪继位，是为宣统皇帝。朝政由其生父、摄政王载沣主持。由于国内各种社会矛盾不断激化，人民自发的反抗斗争和革命党人的武装起义此伏彼起，清廷为了维护其反动统治，不得不宣布实行“君主立宪”，于西元一九一一年五月成立了内阁。然而十三名内阁成员中，满族九人，汉族仅有四人；满族九人中皇族又占了七人，被人们讥讽为“皇族内阁”。这种挂羊头卖狗肉的行径，不但引起了普通民众的愤怒，也引起了立宪派的分裂，其中很大一部份人因为失望而加入了革命者阵营。清廷眼见国内人心已失，转而将乞援的目光投向国外。为了取得外国的支持以维护其统治，清廷决定将四川、湖北等地的商办铁路收归国有，然后转手卖给外国。这就激起了当地民众的强烈反对，引发了大规模的保路运动。保路运动在四川尤其激烈，人数多达数十万，声势浩大，持久不息，清廷终于露出了狰狞面目，决定实行武力镇压。
　　我和秋玉刚一抵达武昌，立即和文学社社长蒋翊武、共进会会长孙武取得联系。文学社和共进会都是同盟会下属革命团体，长期在武昌一带进行革命活动。蒋翊武和孙武在同盟会二十五名庶务中分别代号“阿R”和“阿O”，和我早已熟识。此时正值革命事业关键时刻，情况瞬息万变，老友久别重逢，我们来不及寒暄，立即投入紧张的分析研究之中。此时有情报传来：四川保路运动已经进入最关键阶段，荣县宣布脱离清廷独立，为了镇压四川的保路运动，清廷决定派端方率领湖北的新军入川镇压。
　　蒋、孙二人一听坐不住了，对我说道：“阿Q兄，我们必须赶快行动，发起湖北的保路运动，拖住端方，以实际行动声援四川同志，减轻他们的压力！”
　　我沉思不语。此时我敏锐地觉察到，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正在向我们走来。
　　没过多久，又有情报人员送来一份急电：四川保路同志会会长蒲殿俊请求支援，务必阻止湖北新军入川。
　　我将电报看了几遍，在屋里来回踱步，还是没有说话。过了片刻，打定了主意的我抬起头来，迎着蒋翊武和孙武焦急的目光，一字一顿地说：“我们不仅不要阻止，相反还要创造条件让端方尽快入川。”
　　两人吃惊地异口同声问道：“为什么？”
　　我拍拍他们的肩膀，让他们坐下来，然后分析道：“四川的保路运动是立宪派领导的，即使成功，也只是暂时维护了民众的部份利益，于大局的影响有限。相反，在武昌举行全国性的武装起义，力争一举推翻清廷的反动统治，这才是时代赋予我们革命党人的神圣使命。因此，现在我们要做的，不是如何支援四川的保路运动，而是如何充分利用四川的保路运动，使之成为支援我们武装起义的革命行动！只要端方带着湖北新军一走，我们千载难逢的机会就来了。明白吗？”
　　二人恍然大悟，兴奋地连连点头：“阿Q哥，请你告诉我们，接下来该如何做？”
　　我说了两点：第一，偃旗息鼓，不露声色，让端方放心地早日离开；第二，暗中加紧在剩余新军中进行革命宣传，为将来革命成功打下坚实的基础。新军训练有素，装备精良，谁争取到了新军的支持，谁就掌握了主动权。
　　后来事态的发展，完全印证了我的这一论断。
　　西元一九一一年九月八日，端方率军离鄂入川。十四日，在我的主持下，文学社和共进会建立了统一的起义领导机构，联合反清。二十四日，我召开武装起义联席会议，决定于十月六日与湖南革命党人同时发动起义。新军中各标、各营都有党人代表参加。会议通过了《人事草案》和《起义计划》两个文件。根据我的提议，任命蒋翊武为军事总指挥，孙武为参谋长。
　　一切看似顺利进行。然而到了九月二十八日，我突然接到负责领导湖南起义的焦达峰的急函，告知湖南准备不足，无法于十月六日举行起义，要求推迟至十月十六日。为了避免孤军作战，我同意了他的要求。
　　然而到了十月九日，意外发生了。孙武等人在汉口俄租界内制造炸弹时，因操作不当引起爆炸，俄国巡捕闻声出动，在爆炸地点搜到了起义文告、花名册和旗帜等，逮捕了六名革命党人，起义机密泄漏了。湖广总督瑞澄立即下令关闭城门，四处搜捕缉拿革命党人。事不宜迟，我当机立断决定于当晚十二时提前发动起义。但是由于清廷戒备森严，无法联络各标营的革命党人，计划落空了。
　　形势危急。生死关头，我决定放手一搏，解散起义指挥部，由各标营的革命党人自行决定起义的时间和形式。这是我的最后一道命令，由秋玉冒着生命危险传递了出去。当时秋玉已经有孕在身，但正因为如此，她才有接近新军营地的机会。
　　接到命令后，新军中的革命党人自行联络，约定于十月十日晚以枪声为号，发动起义。当晚九时许，新军工程第八营的革命党人打响了起义的第一枪，夺取了位于中和门附近的望楚台军械所，吴兆麟被推为临时总指挥。此役缴获步枪数万支，大炮数十门，子弹数十万发，为起义的最终胜利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几乎与此同时，混出城外的秋玉也将命令传达给了驻守在城外的辎重队、炮兵营和工程队等，他们以放火为号，也发动了起义，一齐向望楚台进发。其余各路起义军也都纷纷奔向望楚台，最终汇集了三千多人的起义队伍。看着眼前的一切，我终于如释重负地吁出了一口气。
　　约当晚十时三十分，起义军分三路向瑞澄所在的总督府发起进攻。炮兵第八标在蛇山上架起大炮，向督署进行轰击。因大部份新军被调走，兵力空虚的清军渐渐支撑不住了。十二时许，起义军攻克总督衙门，瑞澄打穿后墙从江面上逃走了。
　　起义军占领武昌后士气大振，汉阳、汉口的革命军闻风而动，分别于十一日和十二日光复了这两座城市。起义军完全控制武汉三镇后，成立了中华民国湖北军政府，废除清廷宣统年号，改用黄帝纪元，以西元一九一一年为黄帝4609年。有人推举我为首任军政府都督，我推辞道：“武昌革命成功，水到渠成，鄂军政府成立，瓜熟蒂落，鄙人不敢居功。”我推荐新军协统黎元洪为都督，获得通过。
　　不出我之所料，接下来的两个月内，共有十五个省宣布脱离清廷独立，革命形势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十二月二十五日，同盟会总理中山樵先生从法国马赛回到上海，并恢复使用原名孙文。
　　西元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孙文在南京正式宣布中华民国成立，并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以中华民国纪元，西元一九一二年为中华民国元年。以南京为中华民国临时首都。
　　中华民国成立了，但是清廷还在苟延残喘。为了彻底推翻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革命党人不惜对清廷中的实力派、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许下重诺，只要他逼迫清帝退位，就以中华民国大总统之位相让。袁世凯满心欢喜，竭尽全力向清帝逼宫，然而他碰上了一个强劲的对手——爱新觉罗.良弼。
　　良弼此时身居禁卫军训练大臣高位，皇宫守卫尽在其掌握之中。作为皇室成员，他坚决反对清帝退位。为了扫除这一障碍，袁世凯以总理大臣的身份解除了他的禁卫军统领职务，改任军谘府军谘使兼镶白旗汉军副都统。中华民国元年一月十二日，良弼与皇族中的精英分子溥伟、铁良等人组织“宗社党”，反对南北议和及清帝退位。十九日，良弼以宗社党名义发布宣言，主张罢黜袁世凯的总理大臣之职，组建“战时皇族内阁”，组织军队对抗革命军。由于他在清廷及清军中的重要影响，许多人都唯他马首是瞻，大权在握的袁世凯也对他无可奈何。
　　良弼不除，共和无望。
　　经过深思熟虑，我来到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办公室，对孙文先生提出了要只身清除良弼这个共和障碍的想法。
　　孙大总统微笑着问道：“如何清除？”
　　我回答说：“你难道忘了，我可是暗杀团的团长。”
　　大总统立即把头摇得如同拨浪鼓：“杀鸡焉用牛刀！”
　　我说：“良弼是清廷的中流砥柱，武艺高强，戒备森严，一般人恐怕杀不了他。而且我去有几大有利条件，一是我认识他，二是他可能还不知道我的真实身份，三是如果他尚念同窗之谊，我有接近他的可能。”
　　大总统没有说话，只是不停地转动着手中的铅笔。
　　我进一步说道：“现在列强心存观望，袁世凯善于见风使舵，革命阵营中也不乏投机取巧之辈。现在如果不当机立断，快刀斩乱麻，我实在担心夜长梦多，致使十年之功毁于一旦！”
　　大总统长叹了一声：“这也正是我所担心的啊！好吧我答应你，不过你得选择几个得力助手，你只负责调度指挥，不要亲自出手。”
　　我立即想到了龚保全。大总统又亲自推荐了一个来自四川的勇士彭家珍。事情就这样定了下来。
　　回到家里，我一边默默收拾行李，一边想着是否要告诉秋玉。这一去生死难料，而她又怀着我们的骨肉......正想着，秋玉推门进来了，一只手习惯性地抚摸着微微隆起的肚子。她看了我的行李一眼，似乎明白了什么，但她什么也没问，什么也没说，只是无声地依偎在了我怀里。我抚摸着她的肚子，明显感觉到了新生命的跳动。最后，我只是轻声对她说：“好生休息吧。等我回来。”
　　秋玉凝望着我的眼睛，温顺地点点头，回卧室去了。我不禁有些发怔。是的，我阿Q也有孩子了，革命事业后继有人。可是，万一我此次一去不复返呢？既然投身革命，我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但对未曾谋面的孩子，我总该为他留下一点什么吧。至少要让他知道，他的父亲是一个怎样的人，曾经有过怎样的经历。
　　想到这里，我忍不住在书桌前坐了下来，铺开了纸。我要把我三十多年的历史简单记录下来，告诉我的孩子。
　　往事历历在目，我不加思索，一挥而就。
　　停笔之时，窗外已露鱼肚白，黎明即将到来。
　　我知道，我该出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