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元一九O七年八月十五日，即秋瑾女士牺牲一个月后，我经过一番乔装打扮，秘密回到了这片我既爱又恨的故土，从此再也没有离开过。和我同行的还有范爱农。秋玉哀伤过度，一病不起，却又无时不想为姑姑报仇，我和总理中山樵先生商量后，是瞒着她离开日本的。我一心希望早日找到杀害秋瑾、夏瑜和徐锡麟的凶手，将其绳之以法，不但为革命烈士讨回公道，也是使秋玉能够早日康复的最好方法了。
　　对于范爱农，我的看法和以前不大一样了。那是在悼念秋瑾、徐锡麟二位烈士的同乡会上，有人主张发电报到北京，痛斥清廷的无人道。会众即刻分成两派：一派要发电，一派不要发。我觉得革命者和清廷之间，血海深仇不共戴天，不是你死就是我亡，还有说废话的必要吗？我还没来得及开口，一个钝滞的声音就响彻了会场：
　　“杀的杀掉了，死的死掉了，还发什么屁电报呢！如果革命不是付诸行动，而是这样坐而论道纸上谈兵，永远都没有成功的希望。诸君，现在我们需要的是行动、行动、行动！”
　　我循声看去，发现发言者居然是范爱农，不禁十分惊讶。看来，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此言不虚啊。当我决意回国完成先烈未竟之业时，总理让我在绍兴同乡中至少选一个人作助手，我立即就想到了他，于是带他回国了。
　　此时的革命形势十分严峻：随着夏瑜、秋瑾、徐锡麟等人相继遇害，多处革命起义归于失败，革命事业处于低潮；相反，反动势力因为连续镇压革命，气焰十分嚣张，在各地大肆搜捕革命党人，全国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为安全起见，在上海码头一上岸我就和范爱农分头行动。为防万一，我们约定以后在情报来往中，不但人要用化名和代号，地名也要使用影射法来称呼。我的代号自然是“阿Q”，范爱农给自己化名为“龙爱方”，另外根据影射法，我们自此之后一律称绍兴为“介衰”，称首村为“末庄”（但是范爱农经常误写成“未庄”，其他人以讹传讹也写成“未庄”了），称田禾堂为“土谷祠”等等，不一而足。
　　由于离家多年，加上家道中落，首村里很多人都不认识我了，这对我而言最好不过，我决定以首村为落脚点开展革命活动。但潜伏下来调查夏瑜、秋瑾的牺牲经过，并秘密从事革命活动，我需要一个新的身份作掩护。经过深思熟虑，我决定在村里作一名短工：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工作略长久时，也或住在临时主人的家里，但一完就走了。这样既能接触所有人，又行动自由不会引人注意。
　　一天，我打听到了夏瑜坟墓所在地：绍兴西关外靠着城根的地面。我连夜用红的和白的花，制成了一个简单的花圈。这些花因为采摘时间不一，显得不很精神，但我尽量将它们排列整齐。那天我一夜未眠，坐等到天色微微亮时，悄然动身，来到夏瑜坟前。这坟上草根还没有全合，露出一块一块的黄土，煞是难看。我环顾四周，冷清荒凉，不禁悲从中来。然而怕人发觉，我既不能烧香，也不能哭泣，只能将亲手制作的花圈，轻轻放在坟头，三鞠躬后默立肃哀，心里默念道：“夏瑜兄，你安息吧。我一定要抓住害死你的人，用他们的人头来隆重祭奠你！”
　　又过了半个月，我查清了害死夏瑜的罪魁祸首，除绍兴知府贵福外，还有告密者夏三爷、狗头军师红眼睛阿义和刽子手康大叔。
　　几乎与此同时，我也调查清楚了秋瑾女士的遇害经过。秋瑾回国后，立即在上海创办中国公学，宣传革命思想。不久，任教于浔溪女校，倡导妇女解放，主张男女平等，同时为了筹措创办《中国女报》的经费而四处奔波。在此期间，为了不连累家人，她毅然和家人诀别，登报声明脱离家庭关系。接着辗转诸暨、义乌、兰溪及金华等地，联络革命党人，为起义作了充分准备。西元一九０七年二月，秋瑾接任大通学堂督办，联络浙江、上海等地军队和会党，组织光复军，推徐锡麟为统领，自任协领。此时徐锡麟已捐得安徽巡警尹兼巡警学堂会办之职，打入了清廷内部，在安徽积极准备起义事宜。两人商议于七月六日在浙江、安徽两地同时举行起义，相互呼应，使清廷首尾不能相顾。秋瑾制定了光复军军制，起草了檄文和告示，拟定了浙江光复军详细的起义计划：先由金华的光复军发动起义，处州光复军随之响应，诱清军出杭州，然后由她亲率绍兴光复军渡江袭取杭州；万一不克，则回绍兴，往金华、处州与两处义军汇合，一同经江西入安徽，同徐锡麟的安庆光复军会师，一起攻打南京。然而就在起义前夕，徐锡麟之弟徐玮在上海被捕叛变，供出了起义计划，以及在同盟会高级领导人中秋瑾代号“阿J”、徐锡麟代号“阿P”的秘密。两江总督端方惊出了一身冷汗，立即电令安徽巡抚恩铭、浙江巡抚张曾扬拿办。徐锡麟知事泄，立即刺杀恩铭，仓促起义，一度攻占军械所，激战多时，终因寡不敌众，不幸失败，于七月七日英勇就义。更加令人发指的是，他的心脏也被恩铭的卫兵挖出来炒着吃了！七月十三日，绍兴知府贵福亲率清军包围大通学堂，危急关头，秋瑾大义凛然，拒绝撤离，誓以一腔热血换来民众觉醒，因而从容被捕。七月十四日，山阴县令李钟岳受命审讯秋瑾，秋瑾仅书“秋风秋雨愁煞人”以对，余无一词。七月十五日凌晨四时许，在夏瑜就义的同一地方——绍兴丁字街头古轩亭口，一代女杰秋瑾英勇就义。
　　当其时也，乌云密布，秋雨绵绵，天地为之动容，山河为之变色......
　　从那以后，我脑海里又记下了四个手上沾满了先烈鲜血的人的名字：两江总督端方、浙江巡抚张曾扬、绍兴知府贵福、山阴县令李钟岳。不久，李钟岳内疚自杀，还剩三人。
　　我接下来要做的，就是秘密发展革命党人，为再次起义创造条件。由于夏瑜、秋瑾皆因有人告密叛变而失败，我汲取教训，行动慎之又慎，对没有十足把握的人，绝对不会列为发展对象。因此进展虽然有些缓慢，但绝对安全可靠。这天范爱农传来两条情报，一喜一忧：喜者，在首村潜伏着一位久经考验的忠诚的革命党人，可以助我一臂之力；忧者，有迹象表明同时在首村潜伏着一个老奸巨滑阴险毒辣的清廷鹰犬，对我对革命党人有着巨大威胁。我想，既然革命者潜伏已久，应该对清廷鹰犬有所察觉，那么和革命者接上头就成当务之急了。范爱农接到指令后，很快传来接头暗号——问：“爱龙还是爱虎？”
　　对方问则我答：“爱龙。”
　　我问则对方答：“爱虎。”
　　我将接头暗号牢牢记在心里，然后每天装作找活儿干，四处闲逛，找人闲聊。
　　首村西北角有一段废旧的古城墙，有人在墙根下面摆了几个石凳，供大家闲来无事时坐坐，现在这里成了像我这样的闲人们的乐园，要找短工的人们也经常光顾。这天午饭后我踱到这里，远远看见一个人坐在石凳上赤着胳膊捉虱子。这人姓王，也在村里做短工，因为头上头皮有点癞，身上味儿有点胡，大家都叫他王癞胡。我和他并不常碰面，因此不太熟。这时我想起了接头暗号，猜想“爱龙”应该指的是范爱农，“爱虎”与“癞胡”读音有点相近，莫非......我心中一动，漫不经心地踱了过去，和他并排坐在石凳上，也脱下身上的破夹袄，捉起虱子来。那王癞胡夹袄上的虱子真多，捉了一个又一个，两个又三个，放在嘴里咬得毕毕剥剥地响。我费了许多工夫，才捉到三四个，而且个头太小，放在嘴里也咬不响。
　　王癞胡有些得意地看了我一眼，说道：“新来的，养活自己都困难，哪里喂得饱大虱子呢？”
　　我连忙一拱手：“你是老大哥，以后有活儿干不完的时候，捎带小弟一把，小弟感激不尽。敢问大名，是‘爱龙’还是‘爱虎’？”
　　王癞胡眼睛闪了一下：“爱虎。”
　　“哦？”
　　“你是......”
　　我压低声音：“认识一个叫范爱农的人吗？”
　　王癞胡点点头，看看左右没人，我们激动地两双手紧紧握在了一起。接头如此顺利，我们都有点兴奋。王癞胡告诉我，他和范爱农以前都是革命团体“丈夫团”的成员和好友，这次的接头暗号“爱龙”即是“爱农”的谐音，“爱虎”即是“癞胡”的谐音。我说我早猜到了。我有些好奇地打量着这位同志，从心底里敬佩他潜伏之深之妙。我们互相交换了各自掌握的情报。王癞胡告诉我，经过他多年的观察，村里钱太爷的大儿子是潜伏的朝廷鹰犬的嫌疑最大。此人先前跑上城里去进洋堂堂，不知怎么又跑到东洋去了，半年之后他回到家里来，腿也直了，辫子也不见了，气得他母亲大哭了十几场，老婆跳了三回井。村里人都叫他“假洋鬼子”。然而他来往城里乡下畅通无阻毫发无损，不能不引人生疑。我点头赞同他的分析，对下一步的行动进行了初步讨论。最后我又忍不住问王癞胡，他为何起这么奇怪的一个名字。
　　王癞胡苦笑了一下：“我本来名叫王爱胡。父亲姓王，母亲姓胡，我是他们爱情的结晶和见证，所以叫‘王爱胡’。乡下人哪里懂得浪漫，加上这些年革命工作的需要，把自己搞得又癞又胡，别人以讹传讹叫我‘王癞胡’，正好有助于我的潜伏行动，虽然感到对不起父母，但是为了革命工作，也就默认了。”
　　我心里好生感叹：革命党人为了革命，牺牲的不仅仅是生命。我想了想说道：“在我们内部，你还需要一个化名。这样吧，以后在我们中间你就叫‘王胡’好了。这名字更能体现你是父母爱情的结晶——王和胡结合得比之前更加亲密无间天衣无缝，也更加简单好记。”
　　王胡点头同意了。就在这时，远处有人拄着文明棍——村里人称之为哭丧棒——慢腾腾地向这边晃来了，一看这行头就知道来人正是假洋鬼子。王胡向我使了一个眼色，我立即心领神会。于是王胡站起来，披上衣服对我骂道：“小子，敢和我顶嘴，你的骨头痒了么？”
　　我更不搭话，抢进去就是一拳。这拳头还未达到身上，已经被王胡抓住了，只一拉，我跄跄踉踉地跌进去，立刻又被王胡扭住了我头上的假辫子，作势要拉到墙上去碰头。
　　“君子动口不动手！”我歪着头说。
　　王胡当然不能当君子，并不理会我的抗议，一连给他碰了五六下，又用力一推，我假装立脚不稳，跌出去了六尺多远，他才装作心满意足的样子走了。假洋鬼子站住看了一眼，脸上现出一丝嘲笑，然后径直走开了。
　　我也装作气愤的样子往回走。经过“茴香豆”酒店门口的时候，迎面走来了一个小尼姑，两眼直直地盯着我看。我抬头定睛一看，不禁大吃一惊，顿时浑身都僵住了：那个小尼姑竟然是秋玉！
　　四目相对中，秋玉向我眨眨眼，露出一丝调皮的笑容。我立即想起她曾经说过，首村静修庵的主持尼姑是她姨母。想必是秋玉发现我离开日本后，立即尾随回国，并找到“未庄”来了。为了隐藏身份，她不惜剃光了满头青丝，成了佛门姨母身边的一个小尼姑。在一刹那间，万千怜惜涌上心头，同时惋惜她那一头我曾经熟悉的秀发，我情不自禁地将手伸向了她的光头。这时，“茴香豆”酒店里的掌柜和客人，全都将目光转向了我们；那个如同幽灵一样的假洋鬼子，又在我们身后出现了。秋玉深情地看着我的眼睛，向我微微摇了摇头。我清醒了过来，已经伸出的手颤抖起来，但在众目睽睽之下无法缩回，我急中生智，顺势在秋玉的额头上撩拨了一下，嘴里流里流气地说道：“秃儿！快回去，和尚等着你。”
　　“你怎么动手动脚！”秋玉一边满脸通红地说，一边赶快走。
　　酒店里的闲人们大笑了。我也装作看见自己的勋业得了赏识，便愈加得意起来的样子，大声说：“和尚动得，我动不得？”
　　酒店里的闲人们笑得更加放肆了，连身后的假洋鬼子也笑出了声音。我心里顿时松了一口气。
　　“这断子绝孙的阿Q！”远远地传来“小尼姑”的带哭的声音。
　　“哈哈哈！”我表面上十分得意地笑，心里却在流泪。
　　“哈哈哈！”闲人们和假洋鬼子也跟着九分得意地笑。
　　晚上，我神不知鬼不觉地去了静修庵，和秋玉取得了联系，静修庵也成了我们的一个秘密联络点。
　　日子一天天过去，到了西元一九一0年，以首村为中心，从绍兴乃至整个浙江的群众被我和王胡、范爱农、秋玉等人暗中发动了起来，表面上黑云压城城欲摧，其实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只等时机成熟，便可点燃这星星之火。就在这时，同盟会总部来了密电，要我立即动身前往计划中“一城结果”的目的地——武昌,组织领导武装暴动。我在绍兴的三年潜伏生涯就这样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