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元一八七八年，即满清光绪四年，夏历六月十五日，我出生于浙江绍兴首村的钟家田禾堂。凡我国人略识之无者，无不知晓：会稽（即今绍兴）钟府田禾堂、金陵贾府荣禧堂和相州韩府昼锦堂，自古以来并称“中国三大名堂”，声名远播海外，比所谓的“江南三大名楼”、“天下四大名山”名声还要响亮。所不幸者，和贾、韩二家一样，钟家也遇到了男丁不旺、香火堪忧的头疼问题，到我出生时，钟家已经五代单传了。当时我父亲已经年过四旬，正室所生三胎皆为女儿。对于香火传承，钟家比贾、韩二家看得更重，因为我家即使从三国时期大魏相国、著名书法家钟繇算起，至今也有一千七百年了；若从战国时期著名音乐家钟子期算起，则已经超过了两千两百年。这期间绵绵不绝，历朝历代一直是诗书传家的名门望族，远非那些昙花一现的权贵可比。钟家盼望长孙的急切心情，有如大旱之望云霓。我的出生使得全家上下喜气洋洋，接连非常隆重地庆贺了三番——出生、满月和满周岁。当然最高兴的莫过于我的母亲。她在钟家当了多年的粗活丫头，虽然后来被父亲纳为侧室，成了主子，但自卑和轻视一直伴随着她，现在为钟家延续千年香火立下头功，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了。
　　不用说，我的童年是在全家人的溺爱中度过的。即使后来弟弟们出生，也丝毫没有影响到这一点。现在回想起来，原因大致有三：一是我从小长得眉清目秀，嘴巴又甜，逗人喜爱；二是在我周岁那天，祖父特意请来杭州城里有名的道济大师替我看相，道济大师说我天庭饱满，地角方圆，声如洪钟，双手过膝，将来必定大有出息；三是迷信的祖父母以及父母觉得，正是因为我开了一个好头，才有了后面弟弟们接二连三的到来。总而言之，对长辈们来说，我的出生不仅给家里带来了快乐和幸福，而且预示着家族的美好未来。
　　我父亲自幼熟读四书五经诗词曲赋，在绍兴一带有“才子”之称。但他生性淡泊，从未参加过科举考试。自我出生后，不知是有了新的动力，还是为了给我和弟弟们树立榜样，在母亲的劝说下，父亲在我五岁那年首进科场并一举中举。但那时，满清政府已经日薄西山奄奄一息，官场黑暗，吏治腐败，贪污成风，贿赂公行，勾心斗角，尔虞我诈，我父亲心灰意冷，于是无心于仕途，每天只在家里教我们兄弟诗书以自娱。
　　我家那时尚有上好水田三百八十余亩，每年可净收租谷一千多石，是首村里的首富之家。在这样的家庭氛围和经济条件下，我们兄弟五人从小得到了良好的传统文化教育。父亲精通书画，长于医道，为人热情正直，不但在本地很有人缘，天南地北的朋友也不少。那时国家内忧外患，满清政府腐败无能，仁人志士的救国主张五花八门，令人眼花缭乱。父亲先是赞成洋务派的“实业救国”，后来又成了康、梁“君主立宪”的坚定拥护者。父亲骨子里是一个受了新思潮影响的旧文人，既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热血豪情，也有“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固步自封。我们兄弟五人的名字分别是国仁、国义、国礼、国智和国信，从中也可窥见我父亲思想之一斑。接受君主立宪主张后，父亲的思想没能再前进一步，这固然可惜，但仔细一想，也是他自身和时代双重局限的必然。
　　后来我参加了旨在推翻满清政府的革命活动，搞出的动静也越来越大，使父亲对我从满怀希望到渐渐失望，又从渐渐失望到最后的彻底绝望，并在抑郁之中去世了。尽管我对自己走的道路从来没有怀疑过动摇过，但内心始终有着一份对父亲的歉疚之情。自古忠孝不能两全，悲夫！
　　从八岁到十三岁，我在村里的私塾就读，学习内容也不出四书五经、唐诗宋词的范围。塾师严肃古板，课本枯燥乏味，使我失去了许多童年的乐趣。不过，五年光阴也没有白费，为我打下了较好的古文基础。
　　十三岁那年，一个名叫夏瑜的远房表兄到我家来玩，讲了很多外面的新鲜事情给我听。我往往听得入了神，这才知道世上除了子曰诗云，还有许多更重要、更有趣的事情在不断发生。夏瑜在城里一所新式学校当教员，他使我第一次产生了“世界这么大，我想去看看”的念头。几经纠缠哀求，父亲终于答应让我去城里上学了。这是我人生中迈出的重要的第一步。
　　以现在的眼光来看，那时所谓的新式学校无论设施设备还是教学方法，都还相当落后，但那时的我却如同走进了大观园的刘姥姥一般，很长时间都沉浸在发现新天地的兴奋之中，读书也格外努力了。尤其对私塾里没有的科目，如矿物、算学、格知等，真正说得上是如饥似渴地学习。
　　新式学校也是各种思潮汇集、交锋的地方，大体可分为激进派、骑墙派和保守派三股势力。课余时间激进和保守两派人马经常进行激烈的辩论，有时急了还动起手来。骑墙派则坐山观虎斗，两派斗嘴时当听众，动手时当拉架的。夏瑜是激进派的领袖，保守派则以爱新觉罗．良弼为头目。与其他目空一切而又不学无术的八旗子弟不同，良弼待人彬彬有礼，学习成绩也名列前茅。他不苟言笑，沉稳持重，只有当他觉得自己高贵的皇族尊严受到侵犯时，才会露出冷血可怕的一面来。我由于初来乍到又不谙世事，坚决执行离家时父母叮嘱的“沉默是金”原则，表面上对两派并无好恶之分，甚至被许多人误以为是骑墙派的代表。因此虽然我是夏瑜的表弟，良弼对我态度却较为友好。但当我遵照夏瑜的指示试图近一步接近他时，他却警觉地刻意保持着距离。他那种天生高贵的气度，是别人学也学不来的。我有时忍不住想：所谓帝王之胄的尊贵，原来就是这个样子啊。
　　在所有的科目中，我最喜欢的是矿物学。那时我虽然开始受到夏瑜激进思想的感染和影响，但还保留着浓厚的实业救国的念头，天真地认为中国之所以受列强欺凌，是因为采矿太少；采矿太少是因为国人缺少矿物知识。我的梦很美满，预备卒业回来，将来当个矿物学家，把地下的矿物都开采出来，战争时候便可以制造枪炮，从而实现富国强兵的理想。然而很快地，我的梦想就被无情的现实击碎了。
　　于一**四年（甲午年）七月二十五日爆发、以一**五年四月十七日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结束的甲午战争，正是那时摆在国人面前的无情现实之一。战争惨败、割地赔款的消息传来，学校里群情激动，如同炸开了锅。我的内心从来没有这样震动过。日本，在我以前朦胧的印象里，就是弹丸之地和野蛮落后的代名词，现在居然打败了我泱泱中华大国！在痛恨清廷腐败无能的同时，也对日本的快速崛起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在得知日本国内并没有什么矿物后，我开始对自己“采矿救国”的想法产生动摇了。在分析战败原因时，夏瑜和良弼又发生了激烈的争论。良弼认为，失败原因在于我们船不坚炮不利，技不如人。他主张朝廷应该大力兴办军工厂，购买外国先进武器装备军队，同时选拔优秀人才，出国学习工程和军事技术，这样不出五年，大清帝国必能一雪前耻。夏瑜对他的观点嗤之以鼻，指出：李鸿章花光国库打造的北洋舰队，如果与欧美列强相比，说船不坚炮不利还能勉强成立，与日本的联合舰队相比并不落后，在关键指标方面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却最终落得全军覆灭的结果。这说明朝政腐败导致民怨沸腾、军无斗志、人心涣散才是战败的根本原因。他进一步指出，日本自与中国交往以来，两千年间一直处于落后、追赶的状态，而经甲午一战，大清割地赔款，日本获得暴利之后，业已实现反超中国的千年梦想。只有对国家下猛药，才能起沉疴，实现新的腾飞，否则甲午之耻可能只是一个开始，更大的耻辱还在后头。因此，除了用革命手段从根本上改变国家面貌和人民精神之外，别无救国的良方。
　　那一天，夏瑜的雄辩和慷慨激昂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暴力革命的思想迅速在我心里生根发芽。从那以后，我便觉得学矿物并非一件要紧事。凡是腐败的政府，即使如何富有，也只配做割地赔款的事情，对这样的政府是不必有丝毫留恋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于改变国家的命运，而善于改变国家命运的是，我从那时直到现在都以为当然要推革命，于是决定投身革命活动了。
　　那一年，我虚岁十八，按照西方的标准刚好成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