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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第三回挟溥仪建伪满洲国侵上海遭坚决抵抗
第三回挟溥仪建伪满洲国侵上海遭坚决抵抗
从日本近代历史看，1868年日本明治政府成立，即实行“强兵为富国之本”国策。首先着手全面的兵制改革，政府认为开设军校培养军官为当务之急。日本是帝制国家，故对德国甚为欣赏，决计在军事上以德为师，改取德式体制。与此同时，日本政府对国民强制进行军国主义教育，企图把全国变成一个大兵营，把国民变成“肉弹”，甚至把日俄战争中，因沉船堵塞旅顺口而丧生的广濑武夫捧为“军神”，把一味蛮干，强迫士兵实行“肉弹”攻击，驱使众多日本军人，以鲜血和白骨填平天皇制军国主义欲望，造成巨大伤亡的屠夫乃木希典捧为“圣将”。
在日本侵略扩张活动中，日本法西斯势力起了极大的作用。各种法西斯组织在经济危机中纷纷出笼，他们在煽动侵略扩张的同时，竭力在日本建立法西斯独裁，不惜制造一系列暗杀、政变等流血事件，来推动日本国家的法西斯化。
日本侵略中国东北得逞后，法西斯军人身价倍增，法西斯势力空前增强。1932年初，法西斯组织“血盟团”和少壮军官勾结，刺杀了前藏相井上准之助和三井财阀的最高负责人团琢磨。同年5月15日，一批法西斯军官发动政变，刺杀首相犬养毅，袭击了政府、政党和重要机关以及重要的金融机构。他们搞政变，是为在日本建立法西斯**、推行战争政策扫清道路。
日本侵占中国东三省后，面对国际和中国人民的反对，它开始在东北寻找其傀儡，达到完全占领并从中国分裂出去的目的。1931年12月至1932年1月间，日寇板垣征四郎、土肥原、本庄繁等要人纷纷出动，网罗了汉奸赵仲仁、韩云阶、张景惠等，倡道“联省自治。”同时，以这些汉奸牵线、合谋，对黑龙江省马占山进行种种诱降活动。
1932年2月16日，马占山飞沈阳参加所谓“联省自治”会议，即东北四巨头张景惠、藏式毅、熙洽、马占山会议，会议在日本帝国主义授意下，决定成立伪东北行政委员会。张景惠任伪委员长，马占山任伪黑龙江省省长，藏式毅任伪奉天省省长，熙洽任伪吉林省省长，汤玉麟任伪热河省省主席。并在当天起草了所谓《独立宣言》，马占山托病没有在上面签字。
在拼凑汉奸成立所谓的“联省自治”的同时，日本帝国主义为控制东北，开始筹划在东北建立伪政权组织。他们设想建立一个受日本支持的“以东北四省与蒙古为领域，以宣统皇帝为首领”的忠于日本的傀儡政权。为此，在关东军特务头子土肥原的策划下，1931年11月，日本人将前清废帝溥仪从天津挟持到旅顺。
18日，关东军利用伪东北行政委员会，发表了“满蒙新国家独立宣言”。宣言称“从此与党国政府脱离关系，东北省区完全独立”。25日，正式改名为“满洲国”。年号“大同”，改用新五色“国旗”。以长春为“首都”，改名新京。以溥仪为执政。
3月1日，发表所谓《满洲建国宣言》，伪满洲政府公布了《中央政府组织法》及《维持公安律》。8日，溥仪在日本人的保护下，由旅顺到达长春，次日便举行就职典礼。随后，根据日本关东军的提名，任命郑孝胥等一批军阀和汉奸，充任政府各级官吏。日本人井德三任国务总务厅总务长官，凡有命令，必须经该厅签字盖章方能生效，否则不能执行。坂谷喜一任财政部总务司长，大桥忠一任外交总务司长，三谷清任奉天省警务厅长。日本人实际掌握了伪满洲国的全部权力。伪满洲国还宣布所谓的盐税独立，并接管大连、营口、安东、哈尔滨、珲春等海关。
9月9日，日本内阁正式通过承认伪满洲国。13日，日本枢密院通过承认伪满洲国案。15日，伪满洲国与日本政府签订《日满议定书》，日本政府发表声明，正式承认伪满洲国。
1934年3月1日，“满洲国”改称“满洲帝国”，年号改为“康德”。溥仪改称皇帝。郑孝胥由国务总理改称总理大臣，中央行政体制改称君主立宪制，地方行政体制继续采取“分治”政策。
日本帝国主义吞并东三省以后，野心大增，紧接着开始在上海制造事端，挑起冲突，企图侵占上海，形成南北夹击之势，以扩大对中国的侵略。
1932年1月间，日本帝国主义部署了以上海为中心，压制抗日运动和进行军事侵略的阴谋，派遣军舰30余艘和登陆部队数千人，进占上海。通过驻军唆使所谓“居留民”集会游行，捣毁了虹口北四川路的一些中国商店。闸北区还发生5名日本僧人和三友实业社工人欧打冲突事件。日方便借此寻衅。
在制造借口的同时，日本领事村井向上海市政府提出了道歉、惩凶、赔偿、取缔抗日运动等四项无理要求。并于1月26日，发出所谓《哀的美敦书》，限令中国方面48小时内作出圆满的答复，否则日军就要自由行动。
上海市长吴铁城在向蒋、汪请示后，向日方屈服，完全接受了日方条件。然而，日本野心并非只此，26日晚，日本舰队司令盐泽幸一，发出了另一个以保护日侨为名的通牒，限令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立即退出闸北，将此地让与日军进驻。
在战争乌云笼罩着黄埔江畔的严峻形势下，国民政府对日一味投降退让，告诫第十九路军“不得擅自行动”。但蔡光鼐总指挥、蔡廷锴军长及十九路军全体官兵，面对日本侵略者步步紧逼，义愤填膺。他们在全国民众的声援下，决心为保国土，与日寇血战到底。
正当十九路军将士准备应付事变之际，26日下午1时，军政部长何应钦抵达上海，约蔡廷锴在张静江的公馆相会。何对蔡说：“近日上海日方无理要求，要我十九路军撤退30公里，政府本应拒绝，可如此势必引起日方战火。现国力未充，为保存国力起见，只好忍辱负重，以外交途径解决。拟令十九路军于最短的时间内，撤防到南翔以西地区，重新布防，望兄遵照中央旨意，下令执行。”
蔡廷锴对政府的软弱态度甚为不满，如今听了何应钦的话，更是愤闷。但又不能不服从军令，便回答说：“敬公，自本军到沪之后，军纪甚严，沪上各界，均反映甚好。今中央下令后撤，我军当然要执行，但最好不要在日方威胁之下动作，中央可否将我军调往他处，我等绝对服从。”
何应钦未置可否，授完旨意，便匆匆离开。
此时，蒋介石虽被迫下野，实际上仍然操纵南京政府的重大政策。他授意张静江找蔡廷锴谈话，以阻止抗日，张的劝说遭到蔡廷锴的严词拒绝。蒋即密令宪兵第6团于28日赶到上海，准备接替闸北防务。
28日晚，敌情非常严重，情报表明，日军已决心发动进攻。驻防闸北的第78师张君崇团官兵，接到移防命令时，群情难扼，不肯交防，而接防部队也仅到达一营兵力。鉴于这一危急情况，蔡廷锴军长请示蒋光鼐总指挥，他们断然改变了上锋的命令，决定推迟交防。
当晚23时30分，日本侵略军在装甲车掩护下，悍然向闸北中国驻军发起进攻。蔡廷锴接报后，立即下令：“坚决抵抗！”
顿时，闸北方向枪声大作，“一.二八”抗战开始了。
当闸北枪声响起后，蒋光鼐来到军部，同蔡廷锴一起抵龙华司令部，找上海警备司令戴戢共商防御日寇进攻之策。当即，这三位上海的最高指挥官连夜步行，急至真茹车站，设立了临时指挥部。并电令驻镇江、苏州、常州的后方部队，火速向上海开进。
整整一夜，上海市区各处枪声不断。十九路军各级指挥官，纷纷表现出特殊的勇敢，指挥战士们冲锋陷阵，沉着应战，炸毁了日军铁甲车5辆。天明之时，日军出动飞机，低飞到1000米低空，向十九路军阵地狂轰滥炸，企图突破闸北防线。十九路军英勇抗击，日军连连受挫，损失严重。
日军进攻没有得手，29日晚8点，通过英、法、美各国领事，向中方提出停战要求。这是日本的缓兵之计，蒋、蔡二位将军想到，自己的军队也需要调整，便接受了这个要求。随即命令前线各部队停止战斗，严密戒备。同时将原驻镇江以东的第60师调到南翔、真茹一带，将第61师调到上海，原在上海的第78师全部投入前线，加强防御，随时准备消灭敌人。
就在这天，十九路军向全国各界发出通电，电云：
“暴日占我东三省，版图变色，国族垂之！最近更在上海杀人放火，浪人四出，世界卑劣凶暴之举动，无所不至。而炮舰纷来，陆战队全数登岸，竟于二十八日夜11时30分，公然在上海闸北侵我防线，业已接火。光鼐等分属军人，惟知正当防卫，捍患守土，是其天职，尺土寸草，不能放弃。为救国保种而抗日，虽牺牲至一卒一弹，绝不退缩，不丧中华民国军人之人格。此志此心，可质天日而昭世界。炎黄祖宗在天之灵，实式凭之！”
十九路军将士抗击日寇的壮举，鼓舞了上海和全国人民。上海各界纷纷派代表前往十九路军各部队慰问。1月30日上午，宋庆龄、何香凝到真茹进行劳军。时天降大雪，二位夫人见士兵仍穿单衣、夹衣，在寒风中发抖，当即回沪发动捐制棉衣运动，5天时间捐制棉衣3万套，同时筹设了几十个伤兵医院。许多青年爱国学生，投笔从戎，与十九路军官兵并肩作战。在爱国民众支持下，十九路军士气大增。
30日，日本3艘巡洋舰、4艘驱逐舰、2艘航空母舰及陆战队5千人到达上海。日军增援后，置停火诺言于不顾，于31日晚再次向闸北十九路军防地发动猛攻，双方再次激战。2月1日，蒋光鼐亲临闸北前线指挥作战，打退日寇的多次进攻。
日军自1月28日发动进攻后，整整一个星期，没能突破闸北范围。2月4日，日军开始第一次总攻，战火蔓延到江湾、吴淞一带，各线均展开了激战。在闸北方面进攻的日军被击退，吴淞屹然无恙，江湾一个联队的日军被我包围歼灭。我军乘胜反攻，各线激战达9小时之久，完全粉碎了日寇的这次总攻。日军司令盐泽幸一，因失败而被免职，调回日本国内。
接替盐泽幸一到上海的是日本海军第三舰队司令野村。野村到上海后，日军陆续增援，海陆空军增兵万余。2月11日，野村对西方记者说：“日军在吴淞踏平华军之日，为时不远，请诸君拭目以待。届时即可结束华军之抵抗。”
野村的口气虽然狂妄，但与盐泽幸一在战前所说的“一旦发生战事，4小时即可了事”的傲慢态度相比，却较为圆滑一点。反映出日军指挥官在遭到坚决抵抗后，不再敢那么狂妄了。
鉴于闸北方向日军受挫，野村上任后，把进攻重点转向吴淞。2月7日，日军集中大批战舰、飞机向吴淞炮台轮番轰炸后，日寇陆战队便蜂涌而上，强行登陆。我步兵坚守阵地，浴血狙击，待日军进至射程范围内，步枪、机枪、手榴弹一齐向敌开火，日寇死伤枕籍，无法登陆。
然而，南京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不仅不支持十九路军的抗战，反而指责蒋光鼐、蔡廷锴“强出风头，目无军纪，给政府制造麻烦”。不给十九路军一枪一弹的支援，致使十九路军连手榴弹都不够用，一些部队，只好使用上海总工会用罐头盒赶制的土炸弹来打击日寇。
为此，日军宣布：上海战事只是专对十九路军，不与南京政府以及其他军队为敌。
何应钦则严令各军“人不犯我，我不犯人”，阻止各军将士援助十九路军。
更令人奇怪的是，十九路军接防前，原吴淞要塞司令任凭日舰自由出入，增兵支援，却不放一枪一炮，当日军进攻要塞时则仓皇而逃。中国海军在淞沪抗战爆发后，仍然供应日本海军淡水、鱼肉。并且与日军达成协议：“此次行动，并非交战，如中国海军不攻击日军，日本舰队也不攻击中国舰队，以维友谊。”
第十九路军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凭借清一色的陆军步兵，与陆海空军编队的日军作战的。
13日清晨，日军发动新的总攻，野村一面向闸北、八字桥、江湾进攻；一面以主力从蕴藻浜架桥偷渡，企图包抄吴淞后路。当天上午，雨雪纷飞，天气骤冷，战斗打得异常激烈。中日双方几次展开残酷的白刃肉搏，死伤均极惨烈。这次战斗，向蕴藻浜南端淞沪铁路桥出击的日军，被第78师守军击退。向北端纪家桥出击的日军，被第61师守军击退，日军进攻计划再次被粉碎。
2月中旬，野村的职务由日本陆军中将植田谦吉替代。14日，植田率部抵达上海，陆军及海军陆战队兵力增至3万余人。植田以总司令身份发表谈话，他说：“要迫使十九路军撤退。”2月18日，植田向蔡廷锴提出《哀的美敦书》，提出数条无理要求，企图“谋和”。
蔡廷锴把它交给蒋光鼐，并召集高级将领会议。会上全体将领无比愤慨，决心奋战到底。
这时，日军全部兵力已达3万多人，野炮70门，陆战队分布主要战线；日本军舰数十艘集中于吴淞口，飞机增加到60余架。
和议未果，刚好蒋介石到浦镇，张治中到浦镇迎蒋。张时为国民革命军第5军军长，遂向蒋报道：“十九路军打得很艰难，应派军队支援，中央若无兵可派，治中愿往。”
已经下野的蒋介石，此时为各方舆论的压力而烦恼，听了张治中的话便说：“既然文白愿往，第5军是我们唯一可以拿出作战的部队。现在实在无法可想，只有把你的这个卫戍部队抽出去作战。”蒋当即向何应钦打招呼，要何应钦下令张治中率第5军之两个师参战。第5军的臂章符号，一律换成十九路军的臂章符号。
第5军的增援，使蒋光鼐等甚为高兴。又值阎锡山派人送来重迫击炮15门，炮弹600发。遂下令集中炮火，向日军阵地狂轰，作为对植田谦吉通谍的复文。
20日晨，恼怒急燥的日寇发动了第三次总攻，日军的这次进攻，是企图突破中方防线南端地域，然后以主力向南席卷，将十九路军歼灭于江湾、闸北地区。再以主力向北，歼灭第5军于吴淞地区，这就是植田的所谓“中央突破”计划。至22日，植田亲率日军倾巢出动，攻势凶猛，十九路军与其激战5昼夜，至25日，日军在我军三面包抄中，仓皇溃逃，伤亡惨重，中国军队又一次取得重大胜利。
此间，十九路军敢死队员，潜水炸伤日军旗舰“楚云号”。日本国内震动，且因劳师动众，战事无速决，引起反战浪潮。为了挽救败局，日军一面在东北加紧拼凑伪满洲国，一面再度整顿队伍，派遣前田中内阁的陆相白川大将，接替植田。增调飞机200架，兵力增至近10万人。
而我军防守的战线绵延百余里，战斗1个月，人员武器消耗极多，且补给又无望。全军十九路军和第5军共计不足4万人，敌众我寡，处境十分艰难。
2月29日，日军在白川指挥下，发动第四次总攻。日寇在大炮、飞机的掩护下，乘势进袭，敌我短兵相接，血肉横飞，双方死伤惨重。3月1日清晨，日军3万余人在浏河登陆，由于十九路军预备队已全部用尽，无以应付登陆之敌，致使十九路军中央阵地被突破。但十九路军仍然拼死抵抗，希望受蒋介石指挥的上官云相师能即刻投入援助，驱逐日军登陆部队，以使正面战线仍能维持。然而，上官云相师始终按兵不动，下午，我方终因援绝兵尽，全线动摇。
在此不得已的情况下，蒋光鼐将军只好召集蔡廷锴、张治中等会商，张治中沉痛之极，一言不发。蔡廷锴怒目圆瞪，对卖国媚外之流大骂不已。戴戢司令捶胸顿足，悲痛欲绝。当晚11时，蒋光鼐怀着沉痛的心情含泪下达命令：向嘉定、黄渡第二道防线撤退。
3月2日，十九路军向各界发出退守待援的通电：
我军抵抗暴日，苦战月余，以敌军械之犀利，运输之敏捷，赖我民众援助，士兵忠勇，肉搏奋战，伤亡枕籍，犹能屡挫敌顽。日寇粹增两师，而我以后援不继。自2月11日起，我军日有重大伤亡，以致力于正面战线，而日寇以数师之众。自浏河方面登陆，我无兵增援，侧面后方，均受危险，不得已于3月1日夜，将全军撤退至第二道防线，从事抵御。本军决本弹尽卒尽之旨，不与暴日共戴一天。
3月3日，国际联盟开会决定，要求中日双方停止战争，坚持1个多月的淞沪抗战宣告结束。5月5日，国民政府与日方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将上海变为自由市，不设防，不驻军，不抵制日货。
淞沪抗战，十九路军阵亡军官115名，士兵4300余人，受伤约7000余人。5月28日，在苏州举行淞沪抗战阵亡将士追悼会。4万群众怀着悲痛之情参加追悼会。大会会场庄严肃穆，花圈如海，挽联如林。廖仲恺夫人何香凝在演说中放声大哭，感人至深。在场民众无不悲痛万分。
什么时候中华民族才能改变这种悲惨、被日寇任意侵略的局面呢？！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在南京为十九路军抗战阵亡将士，修建了专祠纪念。
就在日寇不断侵略中国的时候，欧洲法西斯国家也正在兴起，由此在西方挑起了新的波澜。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从日本近代历史看，1868年日本明治政府成立，即实行“强兵为富国之本”国策。首先着手全面的兵制改革，政府认为开设军校培养军官为当务之急。日本是帝制国家，故对德国甚为欣赏，决计在军事上以德为师，改取德式体制。与此同时，日本政府对国民强制进行军国主义教育，企图把全国变成一个大兵营，把国民变成“肉弹”，甚至把日俄战争中，因沉船堵塞旅顺口而丧生的广濑武夫捧为“军神”，把一味蛮干，强迫士兵实行“肉弹”攻击，驱使众多日本军人，以鲜血和白骨填平天皇制军国主义欲望，造成巨大伤亡的屠夫乃木希典捧为“圣将”。
在日本侵略扩张活动中，日本法西斯势力起了极大的作用。各种法西斯组织在经济危机中纷纷出笼，他们在煽动侵略扩张的同时，竭力在日本建立法西斯独裁，不惜制造一系列暗杀、政变等流血事件，来推动日本国家的法西斯化。
日本侵略中国东北得逞后，法西斯军人身价倍增，法西斯势力空前增强。1932年初，法西斯组织“血盟团”和少壮军官勾结，刺杀了前藏相井上准之助和三井财阀的最高负责人团琢磨。同年5月15日，一批法西斯军官发动政变，刺杀首相犬养毅，袭击了政府、政党和重要机关以及重要的金融机构。他们搞政变，是为在日本建立法西斯**、推行战争政策扫清道路。
日本侵占中国东三省后，面对国际和中国人民的反对，它开始在东北寻找其傀儡，达到完全占领并从中国分裂出去的目的。1931年12月至1932年1月间，日寇板垣征四郎、土肥原、本庄繁等要人纷纷出动，网罗了汉奸赵仲仁、韩云阶、张景惠等，倡道“联省自治。”同时，以这些汉奸牵线、合谋，对黑龙江省马占山进行种种诱降活动。
1932年2月16日，马占山飞沈阳参加所谓“联省自治”会议，即东北四巨头张景惠、藏式毅、熙洽、马占山会议，会议在日本帝国主义授意下，决定成立伪东北行政委员会。张景惠任伪委员长，马占山任伪黑龙江省省长，藏式毅任伪奉天省省长，熙洽任伪吉林省省长，汤玉麟任伪热河省省主席。并在当天起草了所谓《独立宣言》，马占山托病没有在上面签字。
在拼凑汉奸成立所谓的“联省自治”的同时，日本帝国主义为控制东北，开始筹划在东北建立伪政权组织。他们设想建立一个受日本支持的“以东北四省与蒙古为领域，以宣统皇帝为首领”的忠于日本的傀儡政权。为此，在关东军特务头子土肥原的策划下，1931年11月，日本人将前清废帝溥仪从天津挟持到旅顺。
18日，关东军利用伪东北行政委员会，发表了“满蒙新国家独立宣言”。宣言称“从此与党国政府脱离关系，东北省区完全独立”。25日，正式改名为“满洲国”。年号“大同”，改用新五色“国旗”。以长春为“首都”，改名新京。以溥仪为执政。
3月1日，发表所谓《满洲建国宣言》，伪满洲政府公布了《中央政府组织法》及《维持公安律》。8日，溥仪在日本人的保护下，由旅顺到达长春，次日便举行就职典礼。随后，根据日本关东军的提名，任命郑孝胥等一批军阀和汉奸，充任政府各级官吏。日本人井德三任国务总务厅总务长官，凡有命令，必须经该厅签字盖章方能生效，否则不能执行。坂谷喜一任财政部总务司长，大桥忠一任外交总务司长，三谷清任奉天省警务厅长。日本人实际掌握了伪满洲国的全部权力。伪满洲国还宣布所谓的盐税独立，并接管大连、营口、安东、哈尔滨、珲春等海关。
9月9日，日本内阁正式通过承认伪满洲国。13日，日本枢密院通过承认伪满洲国案。15日，伪满洲国与日本政府签订《日满议定书》，日本政府发表声明，正式承认伪满洲国。
1934年3月1日，“满洲国”改称“满洲帝国”，年号改为“康德”。溥仪改称皇帝。郑孝胥由国务总理改称总理大臣，中央行政体制改称君主立宪制，地方行政体制继续采取“分治”政策。
日本帝国主义吞并东三省以后，野心大增，紧接着开始在上海制造事端，挑起冲突，企图侵占上海，形成南北夹击之势，以扩大对中国的侵略。
1932年1月间，日本帝国主义部署了以上海为中心，压制抗日运动和进行军事侵略的阴谋，派遣军舰30余艘和登陆部队数千人，进占上海。通过驻军唆使所谓“居留民”集会游行，捣毁了虹口北四川路的一些中国商店。闸北区还发生5名日本僧人和三友实业社工人欧打冲突事件。日方便借此寻衅。
在制造借口的同时，日本领事村井向上海市政府提出了道歉、惩凶、赔偿、取缔抗日运动等四项无理要求。并于1月26日，发出所谓《哀的美敦书》，限令中国方面48小时内作出圆满的答复，否则日军就要自由行动。
上海市长吴铁城在向蒋、汪请示后，向日方屈服，完全接受了日方条件。然而，日本野心并非只此，26日晚，日本舰队司令盐泽幸一，发出了另一个以保护日侨为名的通牒，限令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立即退出闸北，将此地让与日军进驻。
在战争乌云笼罩着黄埔江畔的严峻形势下，国民政府对日一味投降退让，告诫第十九路军“不得擅自行动”。但蔡光鼐总指挥、蔡廷锴军长及十九路军全体官兵，面对日本侵略者步步紧逼，义愤填膺。他们在全国民众的声援下，决心为保国土，与日寇血战到底。
正当十九路军将士准备应付事变之际，26日下午1时，军政部长何应钦抵达上海，约蔡廷锴在张静江的公馆相会。何对蔡说：“近日上海日方无理要求，要我十九路军撤退30公里，政府本应拒绝，可如此势必引起日方战火。现国力未充，为保存国力起见，只好忍辱负重，以外交途径解决。拟令十九路军于最短的时间内，撤防到南翔以西地区，重新布防，望兄遵照中央旨意，下令执行。”
蔡廷锴对政府的软弱态度甚为不满，如今听了何应钦的话，更是愤闷。但又不能不服从军令，便回答说：“敬公，自本军到沪之后，军纪甚严，沪上各界，均反映甚好。今中央下令后撤，我军当然要执行，但最好不要在日方威胁之下动作，中央可否将我军调往他处，我等绝对服从。”
何应钦未置可否，授完旨意，便匆匆离开。
此时，蒋介石虽被迫下野，实际上仍然操纵南京政府的重大政策。他授意张静江找蔡廷锴谈话，以阻止抗日，张的劝说遭到蔡廷锴的严词拒绝。蒋即密令宪兵第6团于28日赶到上海，准备接替闸北防务。
28日晚，敌情非常严重，情报表明，日军已决心发动进攻。驻防闸北的第78师张君崇团官兵，接到移防命令时，群情难扼，不肯交防，而接防部队也仅到达一营兵力。鉴于这一危急情况，蔡廷锴军长请示蒋光鼐总指挥，他们断然改变了上锋的命令，决定推迟交防。
当晚23时30分，日本侵略军在装甲车掩护下，悍然向闸北中国驻军发起进攻。蔡廷锴接报后，立即下令：“坚决抵抗！”
顿时，闸北方向枪声大作，“一.二八”抗战开始了。
当闸北枪声响起后，蒋光鼐来到军部，同蔡廷锴一起抵龙华司令部，找上海警备司令戴戢共商防御日寇进攻之策。当即，这三位上海的最高指挥官连夜步行，急至真茹车站，设立了临时指挥部。并电令驻镇江、苏州、常州的后方部队，火速向上海开进。
整整一夜，上海市区各处枪声不断。十九路军各级指挥官，纷纷表现出特殊的勇敢，指挥战士们冲锋陷阵，沉着应战，炸毁了日军铁甲车5辆。天明之时，日军出动飞机，低飞到1000米低空，向十九路军阵地狂轰滥炸，企图突破闸北防线。十九路军英勇抗击，日军连连受挫，损失严重。
日军进攻没有得手，29日晚8点，通过英、法、美各国领事，向中方提出停战要求。这是日本的缓兵之计，蒋、蔡二位将军想到，自己的军队也需要调整，便接受了这个要求。随即命令前线各部队停止战斗，严密戒备。同时将原驻镇江以东的第60师调到南翔、真茹一带，将第61师调到上海，原在上海的第78师全部投入前线，加强防御，随时准备消灭敌人。
就在这天，十九路军向全国各界发出通电，电云：
“暴日占我东三省，版图变色，国族垂之！最近更在上海杀人放火，浪人四出，世界卑劣凶暴之举动，无所不至。而炮舰纷来，陆战队全数登岸，竟于二十八日夜11时30分，公然在上海闸北侵我防线，业已接火。光鼐等分属军人，惟知正当防卫，捍患守土，是其天职，尺土寸草，不能放弃。为救国保种而抗日，虽牺牲至一卒一弹，绝不退缩，不丧中华民国军人之人格。此志此心，可质天日而昭世界。炎黄祖宗在天之灵，实式凭之！”
十九路军将士抗击日寇的壮举，鼓舞了上海和全国人民。上海各界纷纷派代表前往十九路军各部队慰问。1月30日上午，宋庆龄、何香凝到真茹进行劳军。时天降大雪，二位夫人见士兵仍穿单衣、夹衣，在寒风中发抖，当即回沪发动捐制棉衣运动，5天时间捐制棉衣3万套，同时筹设了几十个伤兵医院。许多青年爱国学生，投笔从戎，与十九路军官兵并肩作战。在爱国民众支持下，十九路军士气大增。
30日，日本3艘巡洋舰、4艘驱逐舰、2艘航空母舰及陆战队5千人到达上海。日军增援后，置停火诺言于不顾，于31日晚再次向闸北十九路军防地发动猛攻，双方再次激战。2月1日，蒋光鼐亲临闸北前线指挥作战，打退日寇的多次进攻。
日军自1月28日发动进攻后，整整一个星期，没能突破闸北范围。2月4日，日军开始第一次总攻，战火蔓延到江湾、吴淞一带，各线均展开了激战。在闸北方面进攻的日军被击退，吴淞屹然无恙，江湾一个联队的日军被我包围歼灭。我军乘胜反攻，各线激战达9小时之久，完全粉碎了日寇的这次总攻。日军司令盐泽幸一，因失败而被免职，调回日本国内。
接替盐泽幸一到上海的是日本海军第三舰队司令野村。野村到上海后，日军陆续增援，海陆空军增兵万余。2月11日，野村对西方记者说：“日军在吴淞踏平华军之日，为时不远，请诸君拭目以待。届时即可结束华军之抵抗。”
野村的口气虽然狂妄，但与盐泽幸一在战前所说的“一旦发生战事，4小时即可了事”的傲慢态度相比，却较为圆滑一点。反映出日军指挥官在遭到坚决抵抗后，不再敢那么狂妄了。
鉴于闸北方向日军受挫，野村上任后，把进攻重点转向吴淞。2月7日，日军集中大批战舰、飞机向吴淞炮台轮番轰炸后，日寇陆战队便蜂涌而上，强行登陆。我步兵坚守阵地，浴血狙击，待日军进至射程范围内，步枪、机枪、手榴弹一齐向敌开火，日寇死伤枕籍，无法登陆。
然而，南京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不仅不支持十九路军的抗战，反而指责蒋光鼐、蔡廷锴“强出风头，目无军纪，给政府制造麻烦”。不给十九路军一枪一弹的支援，致使十九路军连手榴弹都不够用，一些部队，只好使用上海总工会用罐头盒赶制的土炸弹来打击日寇。
为此，日军宣布：上海战事只是专对十九路军，不与南京政府以及其他军队为敌。
何应钦则严令各军“人不犯我，我不犯人”，阻止各军将士援助十九路军。
更令人奇怪的是，十九路军接防前，原吴淞要塞司令任凭日舰自由出入，增兵支援，却不放一枪一炮，当日军进攻要塞时则仓皇而逃。中国海军在淞沪抗战爆发后，仍然供应日本海军淡水、鱼肉。并且与日军达成协议：“此次行动，并非交战，如中国海军不攻击日军，日本舰队也不攻击中国舰队，以维友谊。”
第十九路军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凭借清一色的陆军步兵，与陆海空军编队的日军作战的。
13日清晨，日军发动新的总攻，野村一面向闸北、八字桥、江湾进攻；一面以主力从蕴藻浜架桥偷渡，企图包抄吴淞后路。当天上午，雨雪纷飞，天气骤冷，战斗打得异常激烈。中日双方几次展开残酷的白刃肉搏，死伤均极惨烈。这次战斗，向蕴藻浜南端淞沪铁路桥出击的日军，被第78师守军击退。向北端纪家桥出击的日军，被第61师守军击退，日军进攻计划再次被粉碎。
2月中旬，野村的职务由日本陆军中将植田谦吉替代。14日，植田率部抵达上海，陆军及海军陆战队兵力增至3万余人。植田以总司令身份发表谈话，他说：“要迫使十九路军撤退。”2月18日，植田向蔡廷锴提出《哀的美敦书》，提出数条无理要求，企图“谋和”。
蔡廷锴把它交给蒋光鼐，并召集高级将领会议。会上全体将领无比愤慨，决心奋战到底。
这时，日军全部兵力已达3万多人，野炮70门，陆战队分布主要战线；日本军舰数十艘集中于吴淞口，飞机增加到60余架。
和议未果，刚好蒋介石到浦镇，张治中到浦镇迎蒋。张时为国民革命军第5军军长，遂向蒋报道：“十九路军打得很艰难，应派军队支援，中央若无兵可派，治中愿往。”
已经下野的蒋介石，此时为各方舆论的压力而烦恼，听了张治中的话便说：“既然文白愿往，第5军是我们唯一可以拿出作战的部队。现在实在无法可想，只有把你的这个卫戍部队抽出去作战。”蒋当即向何应钦打招呼，要何应钦下令张治中率第5军之两个师参战。第5军的臂章符号，一律换成十九路军的臂章符号。
第5军的增援，使蒋光鼐等甚为高兴。又值阎锡山派人送来重迫击炮15门，炮弹600发。遂下令集中炮火，向日军阵地狂轰，作为对植田谦吉通谍的复文。
20日晨，恼怒急燥的日寇发动了第三次总攻，日军的这次进攻，是企图突破中方防线南端地域，然后以主力向南席卷，将十九路军歼灭于江湾、闸北地区。再以主力向北，歼灭第5军于吴淞地区，这就是植田的所谓“中央突破”计划。至22日，植田亲率日军倾巢出动，攻势凶猛，十九路军与其激战5昼夜，至25日，日军在我军三面包抄中，仓皇溃逃，伤亡惨重，中国军队又一次取得重大胜利。
此间，十九路军敢死队员，潜水炸伤日军旗舰“楚云号”。日本国内震动，且因劳师动众，战事无速决，引起反战浪潮。为了挽救败局，日军一面在东北加紧拼凑伪满洲国，一面再度整顿队伍，派遣前田中内阁的陆相白川大将，接替植田。增调飞机200架，兵力增至近10万人。
而我军防守的战线绵延百余里，战斗1个月，人员武器消耗极多，且补给又无望。全军十九路军和第5军共计不足4万人，敌众我寡，处境十分艰难。
2月29日，日军在白川指挥下，发动第四次总攻。日寇在大炮、飞机的掩护下，乘势进袭，敌我短兵相接，血肉横飞，双方死伤惨重。3月1日清晨，日军3万余人在浏河登陆，由于十九路军预备队已全部用尽，无以应付登陆之敌，致使十九路军中央阵地被突破。但十九路军仍然拼死抵抗，希望受蒋介石指挥的上官云相师能即刻投入援助，驱逐日军登陆部队，以使正面战线仍能维持。然而，上官云相师始终按兵不动，下午，我方终因援绝兵尽，全线动摇。
在此不得已的情况下，蒋光鼐将军只好召集蔡廷锴、张治中等会商，张治中沉痛之极，一言不发。蔡廷锴怒目圆瞪，对卖国媚外之流大骂不已。戴戢司令捶胸顿足，悲痛欲绝。当晚11时，蒋光鼐怀着沉痛的心情含泪下达命令：向嘉定、黄渡第二道防线撤退。
3月2日，十九路军向各界发出退守待援的通电：
我军抵抗暴日，苦战月余，以敌军械之犀利，运输之敏捷，赖我民众援助，士兵忠勇，肉搏奋战，伤亡枕籍，犹能屡挫敌顽。日寇粹增两师，而我以后援不继。自2月11日起，我军日有重大伤亡，以致力于正面战线，而日寇以数师之众。自浏河方面登陆，我无兵增援，侧面后方，均受危险，不得已于3月1日夜，将全军撤退至第二道防线，从事抵御。本军决本弹尽卒尽之旨，不与暴日共戴一天。
3月3日，国际联盟开会决定，要求中日双方停止战争，坚持1个多月的淞沪抗战宣告结束。5月5日，国民政府与日方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将上海变为自由市，不设防，不驻军，不抵制日货。
淞沪抗战，十九路军阵亡军官115名，士兵4300余人，受伤约7000余人。5月28日，在苏州举行淞沪抗战阵亡将士追悼会。4万群众怀着悲痛之情参加追悼会。大会会场庄严肃穆，花圈如海，挽联如林。廖仲恺夫人何香凝在演说中放声大哭，感人至深。在场民众无不悲痛万分。
什么时候中华民族才能改变这种悲惨、被日寇任意侵略的局面呢？！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在南京为十九路军抗战阵亡将士，修建了专祠纪念。
就在日寇不断侵略中国的时候，欧洲法西斯国家也正在兴起，由此在西方挑起了新的波澜。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