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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第十三回日本建法西斯内阁华北成再分裂态势
第十三回日本建法西斯内阁
华北成再分裂态势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并没有摆脱危机。而军部对政治的影响力迅速加强，它意味着军事法西斯体制正在形成。到1933年，日本已有数百个法西斯团体，其中较大的就有80多个。1934年7月，以海军大将斋藤实为首相的内阁辞职，另一个海军大将冈田启介继任首相。
随着国际战争危险加深，特别是侵华战争步步得逞，日本法西斯势力的气焰嚣张。为扩大对外侵略，日本国内盛行“非常时期”的论调，这就是进一步实行高压政策，以便把人民驱赶到战场上去。
在如何建立军部法西斯独裁问题上，日本法西斯军人内部分成两大派：即皇道派和统制派。双方都要建立军部法西斯独裁统治，但皇道派以“新兴财伐”为靠山，强调以天皇为中心的绝对精神主义，认为对政党、重臣的势力必须给予坚决的打击。他们主张用政变、暴力以致暗杀等恐怖手段，来实现这一目标。这一派以荒木贞夫、真崎甚三郎等为中心，在军队青年军官中颇有影响，其成员主要是少壮军人。
与之对立的统制派，同旧财伐合作，以树立国家“总体战体制”为特点。他们主张用合法手段，在陆军中央机关将校的统制下，实行“断然改革”。统制派强调加强现有国家机关，使天皇制法西斯化。这一派以永田铁山和东条英机等人为中心。两派的对立由于人事上的勾心斗角，而变得更加激烈。
1936年2月26日，皇道派军官以“昭和维新”发动武装叛乱。晨5时，村中孝次、野中四郎等人，率领东京驻军第1师团第1联队、第3联队、近卫师团第3联队等部1473名官兵，分几路袭击东京市内的首相官邸、内大臣私邸、警视厅、朝日新闻社等地。冈田启介首相侥幸从官邸逃出。内大臣斋藤实、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大藏相高桥是清等当场遇害。
第一步袭击成功后，叛乱部队迅速占据包括首相官邸和国会议事堂在内的东京政治活动中心，切断以永田町为中心的西南部交通。叛乱者拟就《奋起趣意书》，包围《朝日新闻》等报社，阻止报纸的正常发行，要各报社发表《奋起趣意书》，并对陆军上层开展政治攻势。
此时，日本内阁一片混乱。后藤新平内相被任命为临时代理首相，因为传说冈田启介已在叛乱中被杀。27日晨3时，根据紧急敕令，东京地区实行戒严。叛乱部队在东京警备司令官香椎浩平指挥下，叛乱者所占地区成为他们的守备区。
陆军军官的叛乱，极大震动了日本统治集团。陆军统帅部虽然最初有过动摇，甚至发表了《陆军大臣告示》那样的文件，但很快做出对叛乱部队进行讨伐的决定。
陆军内部意见并不一致。陆军参谋次长杉山元和作战课长石原莞尔大佐，以及武藤章大佐等主流派，坚决主张对叛乱部队实行讨伐。他们掌控着戒严司令部的实权。
从叛乱者来说，叛乱发动后，没有任何明确的行动方针。27日午前，杉山元进宫，接到天皇敕令，要求“戒严司令官务必占领三宅坂附近，迫使军官以下人等迅速撤离，回归各所属师团管辖之下”。天皇敕令一下，叛乱军官们立即陷入混乱状态。叛乱军官们经过一段摇摆之后，决定抵抗。这期间，同情政变的香椎浩平曾向参谋本部提出，如果能得到天皇“昭和维新”的“圣旨”，就可以使事件和平解决。这一提议遭到杉山元的坚决反对，使香椎浩平极为愤怒，于是决心武力讨伐。
29日晨，香椎浩平出动24000多官兵，包围了武装叛乱部队驻地。在战斗态势下，从飞机、战车和无线电广播里，发出了《告下级官兵书》，要求叛乱部队立即放下武器投降。叛军在天皇敕令的招唤下，很快“归顺”了，29日下午2时，领导这次叛乱的军官们聚集在陆相官邸。结果，除野中四郎大尉自杀外，其他均被捕。经历4天的武装叛乱，未经任何抵抗就被镇压了。
二.二六事件后，军部最初曾企图最大限度地利用政变的结果，成立一个军事独裁内阁。由于种种因素未能得逞。但表现在政变上的军部压力非常明显，各政党对于继任内阁人选问题，已经完全丧失了发言权，元老、重臣和宫廷势力，也不得不考虑军部意图的前提下，决定继任内阁人选。作为继任首相的首要条件，必须是军部所同意的人物。广田弘毅正是在这种形势下，经过军部同意被推出组阁的。军部对组阁进行了露骨的干涉，在它的控制下，寺内寿一大将被任命为陆相。广田内阁一开始，就接受了军部提出的“庶政一新”和“广义国防”要求，开始推行准战时体制。
1936年3月17日，广田内阁提出所谓“全面革新政治”。这是以军部提出的加强国防、明征国体、安定国民生活和刷新外交四条大纲为中心。其实质是要建立用天皇权威来统制一切，以军部为轴心，大力加强军事和国防的准战时体制，为在亚洲的侵略扩张铺平道路。至于陆军提出的充实军备、调整税制、加强国防等项“改革”要求，广田内阁一一予以接受，从而开辟了军部操纵政府，干预政治的道路。
军队内部清算派系后，寺内寿一陆相及杉山元、梅津美治郎等为首的新统制派，作为主流派掌握了军部实权。这一班人要求实现国家全面法西斯化，并且毫不隐晦地要挟政府：“政治主导权如不让给军部，就会发生第二、第三个‘二.二六’事件。”
通过肃整，军部和广田内阁成为一体，推动了广田内阁走向战争和法西斯化。这突出表现为军部大臣现役军官制的恢复。陆海军大臣现役军官从明治时期以来，就是军阀干预政治的最有力武器。经过大正初期的第一次护宪运动，于1913年把它废除了。现在在军部的强烈要求和高压下，广田内阁于5月18日决定，修改陆海军两省的官制，恢复被废除的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任命现役的大、中将担任陆海军大臣。中、少将担任次官，以保障军部特权。
从此，日本法西斯军阀便可以通过陆、海军大臣左右内阁，从而掌握了此后内阁的存亡命运。他们有了对政府的控制权，就可以对内放手实行法西斯独裁统治，对外可以随意扩大战争。
二.二六事件发生前后，日本所处国际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1933年日本退出国联，1936年6月，它又退出裁军会议。日本的举动严重打击了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加深了同欧美一些国家间的矛盾。不断扩大的侵华战争，更激化了中国人民的反抗情绪。面对这种局面，日本统治集团急待制定出下一步行动方针。
日本军部要求强化在政治上的发言权，迫使政府建立战时体制，按照军部的国防方针，来决定国家的国策和外交政策。然而在国防方针上，陆军和海军持有不同的意见：陆军把对苏作战作为第一目标；海军则把对美作战作为第一目标。双方经过激烈争吵和秘密讨论，意见才趋于一致。1936年6月，它们共同拟定了《帝国国防方针》第三次修改方案，并据此提出了《用兵纲领》。6月30日又制定了《国防国策大纲》。上述文件，对日本战略目标、扩军备战、作战方针，以及帝国战时所需要的兵力等，都做了新的决策。
修改后的《帝国国防方针》决定，“以美国、俄国为目标，并防备中国和英国”，即把苏联和美国并列为第一位的假想敌国，同时准备进攻中国和英国的属地。为实现这一方针，确定国防所需兵力：常备师团为20个，战争初期所需兵力：陆军为50个地面师团，陆军航空兵为142个飞行中队；海军对外作战部队应配备战列舰12艘、航空母舰10艘、巡洋舰28艘，其它舰只179艘，海军常备基地航空兵为65个飞行队。
陆军以此为目标，制定了扩充军备的六年计划；海军制定了五年内充实必须兵力的第三次补充计划。为了实现陆海军的扩充计划，必须实行大规模扩充军需产业为中心的经济战时体制。这样一来，日本的国策必须大转变。
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广田召开了五相会议。1936年8月7日，广田弘毅召开了有陆相寺内寿一、海相永野修身、外相（广田兼任）、藏相马场瑛一等参加的五相会议，决定在新形势下实行国策大转变。五相会议以军部提出的《国防政策大纲》为基础，通过了决定日本国策的纲领性文件——《国策基准》。
《国策基准》提出：日本的根本国策是“在大义的名分下，内求国基之巩固，外谋国运之发展”。就是要牢固确立日本在东亚的统治地位。从这一点出发，《国策基准》为“在外交国防密切配合下，在确保帝国在东亚大陆地位的同时，向南洋发展。”为此提出了四项基本纲要，分别规定了大陆政策和海洋政策的基本方针。
大陆政策的基本方针在于：“谋求满洲国的健全发展，巩固日满国防，消除北方苏联的威胁，并防范英美，实现日满华三国的紧密合作。”
海洋政策的基本方针为：“向南洋，特别是向外南洋方面，谋求我国民族的经济发展，力图避免刺激其他国家，逐步以和平手段扩张我国势力。”
日本统治集团认识到同美英的对立情况下，仍然这样提出问题，可以认为不是“出于单纯的军人征服欲望，而是侵略满洲以来的战时经济的必然结果。”中日战争对于日本来说，不论是军事上还是在经济上都是难以负担的。随着战争的扩大，军需物资的需求迅速增加，其国内经济不断恶化，日本统治集团不能不决定到南洋去谋求“民族经济的发展”以“充实和加强国力”，为此不惜激化同美英法荷等国的矛盾。
五相会议所通过的《国策基准》，是日本法西斯军人依靠和利用天皇制，推行国家法西斯化的产物，它充分暴露了日本称霸远东进而向太平洋扩张的野心。五相会议标志着日本帝国主义已经走上了国家战争总动员的道路。
五相会议后不久，8月11日，广田弘毅内阁根据《国策基准》，通过了《对中国实行的政策》和《第二次处理华北要纲》，进一步重申要使华北五省“特殊化”，以达到对华北五省实行“政治分治”战略，最终肢解中国的目标。
自从九.一八事变以来，日本一直没有停止对中国的侵略。继1932年发动“一.二八”侵略战事之后，1933年，日军继续向热河推进。
1933年1月1日上午，绥中日军向榆关（即山海关）调动，下午，日军在南关外鸣枪、投手榴弹进行挑衅。并向南门外中国守军的步哨射击，哨兵被迫退入城内。中国守军第9旅派人责问，日军反诬陷中国驻军挑衅。
日军制造榆关事件后不断扩大事态，4日，日军五六百人在战车掩护下，进攻何国柱部防地五里台附近阵地，同时出动飞机轰炸石河阵地。6日，日军在榆关已增兵达6000余人，在飞机、坦克配合下，进攻三河阵地，并轰炸秦皇岛附近的村庄。驻秦皇岛日军第二特遣舰队司令津田，提出中国军队撤出秦皇岛的无理要求。
11日，日本政府对中国政府4日提出的抗议复照外交部，诬称榆关事件是由于中国军队向日本宪兵住宅掷弹，开枪及开炮所造成的，日方对此“不能不采取自卫行动”。这一天，日本陆军省发表声明称：“热河为‘满洲国’之一部，而满洲国对于扰乱该省治安或侵入该省内的不逞分子，应视为侵略者而讲求自卫手段或讨伐手段。”
同日，中国外交部为榆关事件向英、美、法、意、比、西、荷七国政府分致节略，抗议日本非法利用《辛丑条约》特权侵略山海关，屠杀该城无辜平民，敦请各国注意日方行动。
日军侵占榆关，激起了全中国各界人民的反对，各民众团体纷纷电促国民政府出兵抗日。海外华侨团体亦致电国民政府，要求收回失地，并表示华侨誓为后盾。全国各地工商界通告工会会员抵制日货，禁用日货，要求政府迅速出兵。
中国军界人士纷纷要求出兵抗日。冯玉祥、蔡廷锴、阎锡山、宋哲元、韩复榘、傅作义、徐永昌等，明确表示愿率本部北上抗日。曾在1932年底被日军重兵包围遭袭击，被迫退入苏联境内的东北义勇军将领马占山、苏炳文、张殿九、谢珂等爱国将领，从苏联发电致国民政府，要求政府援助回国，率队抗日。
日军占领山海关以后，加紧部署攻占热河，将三宅骑兵部队、茂木骑兵旅团开往锦州西部。1月28日，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武滕，下令第1师团接管第6师团现行任务；在2月24日前，第6师团集中兵力于警备区域及奉天至四平铁路沿线。
日本关东军部署进攻热河的作战方案，是以第6师团、骑兵第4旅团及伪军张海鹏部进攻热河东部；以第8师团、第14混成旅团进攻热河南部及河北省边境。从而构成割断华北与热河之势，压迫张学良所部。
2月下旬，日伪军共10万人，分三路大举进攻热河。北路由通辽侵开鲁；中路由义县犯朝阳；南路由绥中攻凌源。
此时中国守军号称20万人，实际兵员不足10万，在装备、训练方面大大低于日军，身为前敌总指挥的热河省主席汤玉麟腐败无能，贪污成性。其东北军人数也大有出入，中国军队吃空饷是军队通病，而东北军自张学良在中原大战入关后，其空饷比例更高于其他部队，高达50%以上。东北军一触即溃，热河全省旬日之间就全部沦陷，全国人民极为悲愤，纷纷谴责蒋介石和南京政府。
3月5日，张学良见汤玉麟弃守承德，召开紧急会议。张学良请国民党中央将热河不战而退的将领予以惩处，下令通缉汤玉麟。
同时，孙科在上海对记者谈话说：“热河天险，守军达10万余，不料战事竟未及十日，而全线崩溃，承德陷落，诚出人意料。计算日军每日进展，途经50里，如入无人之境，谓为抵抗，激烈战争，其谁能信？前线指挥之汤玉麟各军事长官，应予以严惩。即负责最重之张学良，亦应引咎辞职，以谢国人。”
3月7日，张学良致电国民党中央引咎辞职。
张学良引咎辞职后，蒋介石即委任何应钦代北平军分会委员长职。并调中央军3个师北上，以稳定长城前线战局。何应钦秉承南京政府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政策，守住长城各口，依靠长城，阻止日军进犯。何应钦以宋哲元之第29军接替东北军担任喜峰口、罗文峪到乌兰峪，长达300余里的防线。
第29军为冯玉祥旧部改编。刘汝明为副军长，编为3个师，第38师师长张自忠，下辖3个旅，旅长分别为黄维纲、佟泽光、张杰；第37师师长冯治安，下辖两旅，旅长为赵登禹、王治邦；暂编第2师师长刘汝明，下辖1个旅，旅长李宝田。
3月9日，日军服部、铃木两旅团联合先遣队抵达喜峰口，趁万福麟部与第29军37师交接防务之际，向喜峰口万福麟部发起进攻。万部抵挡不住，致使日军占领了喜峰口外前沿制高点孟子岭。
是夜，第37师旅长赵登禹奉令，派王长海团以急行军前往增援。王长海组织大刀队500人，分两路黑夜潜入日军阵地，趁日军酣睡，用大刀砍杀，夺回阵地。次日拂晓，日援军四起，大刀队始撤还。
3月10日，日军服部旅团增援喜峰口，在炮火掩护下，由董家口、铁门关发起进攻，占第二关门及两侧高地。宋哲元令赵登禹旅、第38师张自忠部、暂编第2师刘汝明部增援喜峰口。
同日，日军第8师团第16旅团向古北口发起进攻，占将军楼口高地及炮石口长城线一角。中央军25师关麟征部赶到，部署第二道防线，协同东北军王以哲部112师御敌。
3月11日晨，日军全线炮击喜峰口，我官兵拼死迎击，消灭日军百余名，至下午3时半，西侧高地弃守。宋哲元手谕全军：“无论如何，要拼命保阵地，国家存亡，本军存亡，在此一战。”
下午4时，赵登禹令216团团长刘景山率部反击，经两小时肉搏激战，将两侧高地夺回。是夜，赵登禹旅再次派队绕到敌后，占领日军炮兵阵地，摧毁日军大炮18门，烧毁辎重粮秣，砍死日军官兵数百名。这一行动给骄横的日军以严重惩罚，在日本国内引起震惊。
同日，日军第8师团16旅团再次猛攻古北口。我军奋勇抵抗，伤亡很大，关麟征亲率特务连赴前线指挥，中途遭日军阻击负伤，由73旅旅长杜聿明代理师长。是役，第149团团长王润波牺牲。
3月12、13两日，日军再度进攻喜峰口，遭到中国军队顽强抵抗，双方伤亡惨重，日军被迫撤至半壁山。3月16日，日军因攻喜峰口受挫，遂变更部署，沿半壁山向罗文峪正面进攻。被第29军暂编第2师击退。
同日，日军第33旅团攻占界岭口，次日被东北军万福麟部反攻夺回。24日日军退至长城线，双方相持至4月中旬。
3月17日晨8时，日军铃木旅团步骑混合部队三四千人再次向罗文峪、沙石峪等处进攻，并以飞机20余架助战。暂2师刘汝明部奋力抵抗，阵地反复得失10余次。当晚刘汝明率部从两翼夹击，营长王合春率部抄入敌后，重创日军，王合春牺牲，该营生还者仅70余人。18日，日军再次进攻未逞。次日日军撤退半壁山。25日，日军返回承德。
3月22日，日军进攻冷口失败后，又令第33旅团进攻冷口。猛攻南面我军阵地，遭到第32军商震部黄光华师奋勇抵抗，商震亲往前线督战。经过连日战斗，日军未达到目的，25日中止进攻，倾全力保萧家营子。
3月27日，日本关东军司令武滕鉴于日军进攻长城各口受挫，决定将攻击目标转向滦东。4月1日，日军转攻滦东，占沙河寨、石门寨。东北军何国柱部退守海阳镇、亮甲山一带。4日，日军第14旅团岩田支队，纠合伪军靖安游击队共3000余人，在河田少将指挥下进占海阳。东北军何国柱部奋起反攻，夺回海阳镇。10日，日军大队飞机轰炸海阳，守军何国柱部向西南后撤，海阳再次失守。
4月7日，日军服部旅团再次进犯喜峰口，以猛烈炮火掩护步兵千余人向老婆山、孩儿岭我军阵地攻击，遭到赵登禹旅阻击未逞。翌日，日军增兵续攻，双方均有较大伤亡。12日，日军混成第14旅团进攻喜峰口，宋哲元部第37、第38师各一部腹背受敌。是日，何应钦下令放弃喜峰口，撤往通州以东沿运河布防。13日，喜峰口失陷。
4月9日晚，日军3万多人猛攻冷口，第32军商震部奋力御敌，因伤亡惨重，11日放弃冷口，向滦河右岸撤退。15日，何应钦下令滦东守军全部退往滦西，并令驻秦皇岛守军撤退，是日晚，日本海军陆战队登陆秦皇岛。17日，日军进占昌黎。至5月9日，滦东各县悉被日军占领。
4月21日，日军第8师团进犯古北口，占古北口部分阵地，中国守军第2师黄杰部官兵与日寇苦战经日，坚守南天门，形成双方对峙局面。5月11日，日军猛攻古北口南天门阵地，守军83师伤亡惨重，遂由第2师黄杰部接防。13日，国民政府军委会北平军分会决定放弃南天门阵地，古北口失陷。长城抗战，遂告失败。
中国军队长城抗战，使日军阵亡3000余人，伤7000余人，击毙日军少佐以上指挥官2人，打击了日本侵略军的嚣张气焰，增强了全国人民的抗日信心。中国官兵在劣势装备下，激于爱国热忱，同仇敌忾，与强敌拼杀，阵亡5000余人，英勇壮烈，可歌可泣。
在沿长城一线抵抗日军的作战失败后，国民党派亲日派黄郛为行政院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负责对日交涉，谋求停战。在蒋介石、汪精卫授意除承认“满洲国”和割让东北四省外，其它条件都可答应的前题下，与日本进行停战谈判。
5月30日，参加中日停战谈判的中国首席代表熊斌等6人由北平出发前往塘沽，与日方首席代表，关东军副参谋长冈村宁茨，在塘沽日陆军运输派出所举行预备会谈。正式会谈前，蒋介石再次致电何应钦、黄郛等，告以对停战协定形式、内容及手续众意均以谅解，要求确守25日国防会议决议原则。并希望“文字斟酌，打磨干净，不可有影射。纵属同一意义而用语必须堂皇。”
5月31日上午9时，中日停战谈判正式举行。日方提出停战协定草案，冈村宁茨声称这是最后案，一字不容变更，中国代表应在1个半小时内作“允诺”或“不同意”的答复。
5月长城抗战失利，南京政府对日采取妥协政策，日军越过长城，分兵进犯察东和冀东。华北形势进一步危急，在很多国民党将领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响。身为国民党中央委员，国民政府委员和军委委员的冯玉祥，联合方振武、吉鸿昌等，于5月组建了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中原大战失利后，冯玉祥避居山西汾阳的山村峪道河，以剩下2000名卫队为基础，在汾阳县城办了一所军官学校，训练骨干为再度赴政界、军界作准备。
1933年初，中共北方党组织，将由原汾阳军官学校改编成第29师教导团调到张家口，扩编为师，作为骨干；经吉鸿昌联络方振武，由沪赴山西介休集合旧部，扩编为3个师。3月1日在绵山誓师，打出“抗日救国军”旗帜，通电抗日。于5月抵达察哈尔省，成为抗日武装主力之一。冯玉祥旧部高树勋、孙良诚、张凌云等，先后到达张家口，并扩充军队。
1933年4月29日，日伪军攻陷多伦，察哈尔危急。5月24日，盘踞多伦的日伪军向南侵犯，并攻占沽源，察省形势日益严峻。
冯玉祥举兵抗日，得到全国民众和各界爱国人士、团体的拥护和支持，参加同盟军的武装力量和人员十分广泛。除冯、方、吉等旧部作为基本队伍外，还有察省的地方武装，原防守长城各口的爱国军队，原西北军旧部和从东北各地撤退到察省的义勇军等。北平、天津、太原等地学生，也成批到张家口参加同盟军。中共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也参加了同盟军，部队由几千人迅速扩大到10万多人。
6月22日，同盟军仅用3个多小时，即攻克康保城。23日，同盟军分兵两路，进入宝昌和沽源。此时，伪军首领刘桂堂派副军长尚武到张家口，向冯玉祥输诚，接洽反正，冯感其诚意，允予收编。
6月26日，刘桂堂在沽源发出通电，表示要与“我抗日友军立于同一战线，秣马励兵，旌铖东指，宁作战场雄鬼，勿为瓦全虎伥。”沽源遂不战而收复。
7月1日，经过激战，收复宝昌。同盟军收复察东3县后，遂组织收复多伦的战役。
多伦是察北重镇。既是察、绥、冀、内蒙之间的交通枢纽，又是察北的商业中心，日寇视为侵略察绥的战略要地。因此，日寇侵占该城后，即开始苦心经营。筑有坚固工事，驻有3000多名日军和伪军李守信部，并有飞机助战。对于装备较差的同盟军来说，要攻取多伦是十分艰难的。
与此同时，日本向北平当局不断施加压力，要求制止同盟军的抗日行动。南京政府令北平军分会进逼同盟军后方，并默许日寇出兵夹击同盟军。面对这种形势，抗日同盟军于7月5日在大榆树沟召开军事会议，决定乘敌尚未形成夹击这势，先发制人，立即向多伦进攻。
7月7日夜11时，同盟军向多伦发动总攻，战斗异常激烈。守敌借坚固工事与优势火力拼命顽抗，同盟军战士则奋勇冲击，前赴后继，全力猛攻，伤亡很大，但士气高昂。吉鸿昌、邓文、李忠义亲临城下指挥，经过两天三夜的激战，至10日晚，吉鸿昌见久攻不下，乃亲自率领敢死队，肉袒匐匍前进，连续指挥三次爬城战斗，由于敌人的机枪扫射，手榴弹抛掷，如雨下落，几次攻城均未成功。
同盟军牺牲了包括团长在内240余人，冯玉祥悲愤交加，向前线抗日将士发出多伦最后决战，以死报国电。冯的通电给浴血攻城的将士以极大的鼓舞，终于攻克了多伦。
就在抗日同盟军攻克多伦之际，迫于各方压力，冯玉祥决定解散同盟军，要求将所占察省交给第29军宋哲元部接管。国民政府同意了冯玉祥的要求，将积极抗日的第29军调派察省。由此，又引出了抗战佳话。那么，这是怎么回事呢？
华北成再分裂态势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并没有摆脱危机。而军部对政治的影响力迅速加强，它意味着军事法西斯体制正在形成。到1933年，日本已有数百个法西斯团体，其中较大的就有80多个。1934年7月，以海军大将斋藤实为首相的内阁辞职，另一个海军大将冈田启介继任首相。
随着国际战争危险加深，特别是侵华战争步步得逞，日本法西斯势力的气焰嚣张。为扩大对外侵略，日本国内盛行“非常时期”的论调，这就是进一步实行高压政策，以便把人民驱赶到战场上去。
在如何建立军部法西斯独裁问题上，日本法西斯军人内部分成两大派：即皇道派和统制派。双方都要建立军部法西斯独裁统治，但皇道派以“新兴财伐”为靠山，强调以天皇为中心的绝对精神主义，认为对政党、重臣的势力必须给予坚决的打击。他们主张用政变、暴力以致暗杀等恐怖手段，来实现这一目标。这一派以荒木贞夫、真崎甚三郎等为中心，在军队青年军官中颇有影响，其成员主要是少壮军人。
与之对立的统制派，同旧财伐合作，以树立国家“总体战体制”为特点。他们主张用合法手段，在陆军中央机关将校的统制下，实行“断然改革”。统制派强调加强现有国家机关，使天皇制法西斯化。这一派以永田铁山和东条英机等人为中心。两派的对立由于人事上的勾心斗角，而变得更加激烈。
1936年2月26日，皇道派军官以“昭和维新”发动武装叛乱。晨5时，村中孝次、野中四郎等人，率领东京驻军第1师团第1联队、第3联队、近卫师团第3联队等部1473名官兵，分几路袭击东京市内的首相官邸、内大臣私邸、警视厅、朝日新闻社等地。冈田启介首相侥幸从官邸逃出。内大臣斋藤实、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大藏相高桥是清等当场遇害。
第一步袭击成功后，叛乱部队迅速占据包括首相官邸和国会议事堂在内的东京政治活动中心，切断以永田町为中心的西南部交通。叛乱者拟就《奋起趣意书》，包围《朝日新闻》等报社，阻止报纸的正常发行，要各报社发表《奋起趣意书》，并对陆军上层开展政治攻势。
此时，日本内阁一片混乱。后藤新平内相被任命为临时代理首相，因为传说冈田启介已在叛乱中被杀。27日晨3时，根据紧急敕令，东京地区实行戒严。叛乱部队在东京警备司令官香椎浩平指挥下，叛乱者所占地区成为他们的守备区。
陆军军官的叛乱，极大震动了日本统治集团。陆军统帅部虽然最初有过动摇，甚至发表了《陆军大臣告示》那样的文件，但很快做出对叛乱部队进行讨伐的决定。
陆军内部意见并不一致。陆军参谋次长杉山元和作战课长石原莞尔大佐，以及武藤章大佐等主流派，坚决主张对叛乱部队实行讨伐。他们掌控着戒严司令部的实权。
从叛乱者来说，叛乱发动后，没有任何明确的行动方针。27日午前，杉山元进宫，接到天皇敕令，要求“戒严司令官务必占领三宅坂附近，迫使军官以下人等迅速撤离，回归各所属师团管辖之下”。天皇敕令一下，叛乱军官们立即陷入混乱状态。叛乱军官们经过一段摇摆之后，决定抵抗。这期间，同情政变的香椎浩平曾向参谋本部提出，如果能得到天皇“昭和维新”的“圣旨”，就可以使事件和平解决。这一提议遭到杉山元的坚决反对，使香椎浩平极为愤怒，于是决心武力讨伐。
29日晨，香椎浩平出动24000多官兵，包围了武装叛乱部队驻地。在战斗态势下，从飞机、战车和无线电广播里，发出了《告下级官兵书》，要求叛乱部队立即放下武器投降。叛军在天皇敕令的招唤下，很快“归顺”了，29日下午2时，领导这次叛乱的军官们聚集在陆相官邸。结果，除野中四郎大尉自杀外，其他均被捕。经历4天的武装叛乱，未经任何抵抗就被镇压了。
二.二六事件后，军部最初曾企图最大限度地利用政变的结果，成立一个军事独裁内阁。由于种种因素未能得逞。但表现在政变上的军部压力非常明显，各政党对于继任内阁人选问题，已经完全丧失了发言权，元老、重臣和宫廷势力，也不得不考虑军部意图的前提下，决定继任内阁人选。作为继任首相的首要条件，必须是军部所同意的人物。广田弘毅正是在这种形势下，经过军部同意被推出组阁的。军部对组阁进行了露骨的干涉，在它的控制下，寺内寿一大将被任命为陆相。广田内阁一开始，就接受了军部提出的“庶政一新”和“广义国防”要求，开始推行准战时体制。
1936年3月17日，广田内阁提出所谓“全面革新政治”。这是以军部提出的加强国防、明征国体、安定国民生活和刷新外交四条大纲为中心。其实质是要建立用天皇权威来统制一切，以军部为轴心，大力加强军事和国防的准战时体制，为在亚洲的侵略扩张铺平道路。至于陆军提出的充实军备、调整税制、加强国防等项“改革”要求，广田内阁一一予以接受，从而开辟了军部操纵政府，干预政治的道路。
军队内部清算派系后，寺内寿一陆相及杉山元、梅津美治郎等为首的新统制派，作为主流派掌握了军部实权。这一班人要求实现国家全面法西斯化，并且毫不隐晦地要挟政府：“政治主导权如不让给军部，就会发生第二、第三个‘二.二六’事件。”
通过肃整，军部和广田内阁成为一体，推动了广田内阁走向战争和法西斯化。这突出表现为军部大臣现役军官制的恢复。陆海军大臣现役军官从明治时期以来，就是军阀干预政治的最有力武器。经过大正初期的第一次护宪运动，于1913年把它废除了。现在在军部的强烈要求和高压下，广田内阁于5月18日决定，修改陆海军两省的官制，恢复被废除的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任命现役的大、中将担任陆海军大臣。中、少将担任次官，以保障军部特权。
从此，日本法西斯军阀便可以通过陆、海军大臣左右内阁，从而掌握了此后内阁的存亡命运。他们有了对政府的控制权，就可以对内放手实行法西斯独裁统治，对外可以随意扩大战争。
二.二六事件发生前后，日本所处国际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1933年日本退出国联，1936年6月，它又退出裁军会议。日本的举动严重打击了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加深了同欧美一些国家间的矛盾。不断扩大的侵华战争，更激化了中国人民的反抗情绪。面对这种局面，日本统治集团急待制定出下一步行动方针。
日本军部要求强化在政治上的发言权，迫使政府建立战时体制，按照军部的国防方针，来决定国家的国策和外交政策。然而在国防方针上，陆军和海军持有不同的意见：陆军把对苏作战作为第一目标；海军则把对美作战作为第一目标。双方经过激烈争吵和秘密讨论，意见才趋于一致。1936年6月，它们共同拟定了《帝国国防方针》第三次修改方案，并据此提出了《用兵纲领》。6月30日又制定了《国防国策大纲》。上述文件，对日本战略目标、扩军备战、作战方针，以及帝国战时所需要的兵力等，都做了新的决策。
修改后的《帝国国防方针》决定，“以美国、俄国为目标，并防备中国和英国”，即把苏联和美国并列为第一位的假想敌国，同时准备进攻中国和英国的属地。为实现这一方针，确定国防所需兵力：常备师团为20个，战争初期所需兵力：陆军为50个地面师团，陆军航空兵为142个飞行中队；海军对外作战部队应配备战列舰12艘、航空母舰10艘、巡洋舰28艘，其它舰只179艘，海军常备基地航空兵为65个飞行队。
陆军以此为目标，制定了扩充军备的六年计划；海军制定了五年内充实必须兵力的第三次补充计划。为了实现陆海军的扩充计划，必须实行大规模扩充军需产业为中心的经济战时体制。这样一来，日本的国策必须大转变。
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广田召开了五相会议。1936年8月7日，广田弘毅召开了有陆相寺内寿一、海相永野修身、外相（广田兼任）、藏相马场瑛一等参加的五相会议，决定在新形势下实行国策大转变。五相会议以军部提出的《国防政策大纲》为基础，通过了决定日本国策的纲领性文件——《国策基准》。
《国策基准》提出：日本的根本国策是“在大义的名分下，内求国基之巩固，外谋国运之发展”。就是要牢固确立日本在东亚的统治地位。从这一点出发，《国策基准》为“在外交国防密切配合下，在确保帝国在东亚大陆地位的同时，向南洋发展。”为此提出了四项基本纲要，分别规定了大陆政策和海洋政策的基本方针。
大陆政策的基本方针在于：“谋求满洲国的健全发展，巩固日满国防，消除北方苏联的威胁，并防范英美，实现日满华三国的紧密合作。”
海洋政策的基本方针为：“向南洋，特别是向外南洋方面，谋求我国民族的经济发展，力图避免刺激其他国家，逐步以和平手段扩张我国势力。”
日本统治集团认识到同美英的对立情况下，仍然这样提出问题，可以认为不是“出于单纯的军人征服欲望，而是侵略满洲以来的战时经济的必然结果。”中日战争对于日本来说，不论是军事上还是在经济上都是难以负担的。随着战争的扩大，军需物资的需求迅速增加，其国内经济不断恶化，日本统治集团不能不决定到南洋去谋求“民族经济的发展”以“充实和加强国力”，为此不惜激化同美英法荷等国的矛盾。
五相会议所通过的《国策基准》，是日本法西斯军人依靠和利用天皇制，推行国家法西斯化的产物，它充分暴露了日本称霸远东进而向太平洋扩张的野心。五相会议标志着日本帝国主义已经走上了国家战争总动员的道路。
五相会议后不久，8月11日，广田弘毅内阁根据《国策基准》，通过了《对中国实行的政策》和《第二次处理华北要纲》，进一步重申要使华北五省“特殊化”，以达到对华北五省实行“政治分治”战略，最终肢解中国的目标。
自从九.一八事变以来，日本一直没有停止对中国的侵略。继1932年发动“一.二八”侵略战事之后，1933年，日军继续向热河推进。
1933年1月1日上午，绥中日军向榆关（即山海关）调动，下午，日军在南关外鸣枪、投手榴弹进行挑衅。并向南门外中国守军的步哨射击，哨兵被迫退入城内。中国守军第9旅派人责问，日军反诬陷中国驻军挑衅。
日军制造榆关事件后不断扩大事态，4日，日军五六百人在战车掩护下，进攻何国柱部防地五里台附近阵地，同时出动飞机轰炸石河阵地。6日，日军在榆关已增兵达6000余人，在飞机、坦克配合下，进攻三河阵地，并轰炸秦皇岛附近的村庄。驻秦皇岛日军第二特遣舰队司令津田，提出中国军队撤出秦皇岛的无理要求。
11日，日本政府对中国政府4日提出的抗议复照外交部，诬称榆关事件是由于中国军队向日本宪兵住宅掷弹，开枪及开炮所造成的，日方对此“不能不采取自卫行动”。这一天，日本陆军省发表声明称：“热河为‘满洲国’之一部，而满洲国对于扰乱该省治安或侵入该省内的不逞分子，应视为侵略者而讲求自卫手段或讨伐手段。”
同日，中国外交部为榆关事件向英、美、法、意、比、西、荷七国政府分致节略，抗议日本非法利用《辛丑条约》特权侵略山海关，屠杀该城无辜平民，敦请各国注意日方行动。
日军侵占榆关，激起了全中国各界人民的反对，各民众团体纷纷电促国民政府出兵抗日。海外华侨团体亦致电国民政府，要求收回失地，并表示华侨誓为后盾。全国各地工商界通告工会会员抵制日货，禁用日货，要求政府迅速出兵。
中国军界人士纷纷要求出兵抗日。冯玉祥、蔡廷锴、阎锡山、宋哲元、韩复榘、傅作义、徐永昌等，明确表示愿率本部北上抗日。曾在1932年底被日军重兵包围遭袭击，被迫退入苏联境内的东北义勇军将领马占山、苏炳文、张殿九、谢珂等爱国将领，从苏联发电致国民政府，要求政府援助回国，率队抗日。
日军占领山海关以后，加紧部署攻占热河，将三宅骑兵部队、茂木骑兵旅团开往锦州西部。1月28日，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武滕，下令第1师团接管第6师团现行任务；在2月24日前，第6师团集中兵力于警备区域及奉天至四平铁路沿线。
日本关东军部署进攻热河的作战方案，是以第6师团、骑兵第4旅团及伪军张海鹏部进攻热河东部；以第8师团、第14混成旅团进攻热河南部及河北省边境。从而构成割断华北与热河之势，压迫张学良所部。
2月下旬，日伪军共10万人，分三路大举进攻热河。北路由通辽侵开鲁；中路由义县犯朝阳；南路由绥中攻凌源。
此时中国守军号称20万人，实际兵员不足10万，在装备、训练方面大大低于日军，身为前敌总指挥的热河省主席汤玉麟腐败无能，贪污成性。其东北军人数也大有出入，中国军队吃空饷是军队通病，而东北军自张学良在中原大战入关后，其空饷比例更高于其他部队，高达50%以上。东北军一触即溃，热河全省旬日之间就全部沦陷，全国人民极为悲愤，纷纷谴责蒋介石和南京政府。
3月5日，张学良见汤玉麟弃守承德，召开紧急会议。张学良请国民党中央将热河不战而退的将领予以惩处，下令通缉汤玉麟。
同时，孙科在上海对记者谈话说：“热河天险，守军达10万余，不料战事竟未及十日，而全线崩溃，承德陷落，诚出人意料。计算日军每日进展，途经50里，如入无人之境，谓为抵抗，激烈战争，其谁能信？前线指挥之汤玉麟各军事长官，应予以严惩。即负责最重之张学良，亦应引咎辞职，以谢国人。”
3月7日，张学良致电国民党中央引咎辞职。
张学良引咎辞职后，蒋介石即委任何应钦代北平军分会委员长职。并调中央军3个师北上，以稳定长城前线战局。何应钦秉承南京政府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政策，守住长城各口，依靠长城，阻止日军进犯。何应钦以宋哲元之第29军接替东北军担任喜峰口、罗文峪到乌兰峪，长达300余里的防线。
第29军为冯玉祥旧部改编。刘汝明为副军长，编为3个师，第38师师长张自忠，下辖3个旅，旅长分别为黄维纲、佟泽光、张杰；第37师师长冯治安，下辖两旅，旅长为赵登禹、王治邦；暂编第2师师长刘汝明，下辖1个旅，旅长李宝田。
3月9日，日军服部、铃木两旅团联合先遣队抵达喜峰口，趁万福麟部与第29军37师交接防务之际，向喜峰口万福麟部发起进攻。万部抵挡不住，致使日军占领了喜峰口外前沿制高点孟子岭。
是夜，第37师旅长赵登禹奉令，派王长海团以急行军前往增援。王长海组织大刀队500人，分两路黑夜潜入日军阵地，趁日军酣睡，用大刀砍杀，夺回阵地。次日拂晓，日援军四起，大刀队始撤还。
3月10日，日军服部旅团增援喜峰口，在炮火掩护下，由董家口、铁门关发起进攻，占第二关门及两侧高地。宋哲元令赵登禹旅、第38师张自忠部、暂编第2师刘汝明部增援喜峰口。
同日，日军第8师团第16旅团向古北口发起进攻，占将军楼口高地及炮石口长城线一角。中央军25师关麟征部赶到，部署第二道防线，协同东北军王以哲部112师御敌。
3月11日晨，日军全线炮击喜峰口，我官兵拼死迎击，消灭日军百余名，至下午3时半，西侧高地弃守。宋哲元手谕全军：“无论如何，要拼命保阵地，国家存亡，本军存亡，在此一战。”
下午4时，赵登禹令216团团长刘景山率部反击，经两小时肉搏激战，将两侧高地夺回。是夜，赵登禹旅再次派队绕到敌后，占领日军炮兵阵地，摧毁日军大炮18门，烧毁辎重粮秣，砍死日军官兵数百名。这一行动给骄横的日军以严重惩罚，在日本国内引起震惊。
同日，日军第8师团16旅团再次猛攻古北口。我军奋勇抵抗，伤亡很大，关麟征亲率特务连赴前线指挥，中途遭日军阻击负伤，由73旅旅长杜聿明代理师长。是役，第149团团长王润波牺牲。
3月12、13两日，日军再度进攻喜峰口，遭到中国军队顽强抵抗，双方伤亡惨重，日军被迫撤至半壁山。3月16日，日军因攻喜峰口受挫，遂变更部署，沿半壁山向罗文峪正面进攻。被第29军暂编第2师击退。
同日，日军第33旅团攻占界岭口，次日被东北军万福麟部反攻夺回。24日日军退至长城线，双方相持至4月中旬。
3月17日晨8时，日军铃木旅团步骑混合部队三四千人再次向罗文峪、沙石峪等处进攻，并以飞机20余架助战。暂2师刘汝明部奋力抵抗，阵地反复得失10余次。当晚刘汝明率部从两翼夹击，营长王合春率部抄入敌后，重创日军，王合春牺牲，该营生还者仅70余人。18日，日军再次进攻未逞。次日日军撤退半壁山。25日，日军返回承德。
3月22日，日军进攻冷口失败后，又令第33旅团进攻冷口。猛攻南面我军阵地，遭到第32军商震部黄光华师奋勇抵抗，商震亲往前线督战。经过连日战斗，日军未达到目的，25日中止进攻，倾全力保萧家营子。
3月27日，日本关东军司令武滕鉴于日军进攻长城各口受挫，决定将攻击目标转向滦东。4月1日，日军转攻滦东，占沙河寨、石门寨。东北军何国柱部退守海阳镇、亮甲山一带。4日，日军第14旅团岩田支队，纠合伪军靖安游击队共3000余人，在河田少将指挥下进占海阳。东北军何国柱部奋起反攻，夺回海阳镇。10日，日军大队飞机轰炸海阳，守军何国柱部向西南后撤，海阳再次失守。
4月7日，日军服部旅团再次进犯喜峰口，以猛烈炮火掩护步兵千余人向老婆山、孩儿岭我军阵地攻击，遭到赵登禹旅阻击未逞。翌日，日军增兵续攻，双方均有较大伤亡。12日，日军混成第14旅团进攻喜峰口，宋哲元部第37、第38师各一部腹背受敌。是日，何应钦下令放弃喜峰口，撤往通州以东沿运河布防。13日，喜峰口失陷。
4月9日晚，日军3万多人猛攻冷口，第32军商震部奋力御敌，因伤亡惨重，11日放弃冷口，向滦河右岸撤退。15日，何应钦下令滦东守军全部退往滦西，并令驻秦皇岛守军撤退，是日晚，日本海军陆战队登陆秦皇岛。17日，日军进占昌黎。至5月9日，滦东各县悉被日军占领。
4月21日，日军第8师团进犯古北口，占古北口部分阵地，中国守军第2师黄杰部官兵与日寇苦战经日，坚守南天门，形成双方对峙局面。5月11日，日军猛攻古北口南天门阵地，守军83师伤亡惨重，遂由第2师黄杰部接防。13日，国民政府军委会北平军分会决定放弃南天门阵地，古北口失陷。长城抗战，遂告失败。
中国军队长城抗战，使日军阵亡3000余人，伤7000余人，击毙日军少佐以上指挥官2人，打击了日本侵略军的嚣张气焰，增强了全国人民的抗日信心。中国官兵在劣势装备下，激于爱国热忱，同仇敌忾，与强敌拼杀，阵亡5000余人，英勇壮烈，可歌可泣。
在沿长城一线抵抗日军的作战失败后，国民党派亲日派黄郛为行政院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负责对日交涉，谋求停战。在蒋介石、汪精卫授意除承认“满洲国”和割让东北四省外，其它条件都可答应的前题下，与日本进行停战谈判。
5月30日，参加中日停战谈判的中国首席代表熊斌等6人由北平出发前往塘沽，与日方首席代表，关东军副参谋长冈村宁茨，在塘沽日陆军运输派出所举行预备会谈。正式会谈前，蒋介石再次致电何应钦、黄郛等，告以对停战协定形式、内容及手续众意均以谅解，要求确守25日国防会议决议原则。并希望“文字斟酌，打磨干净，不可有影射。纵属同一意义而用语必须堂皇。”
5月31日上午9时，中日停战谈判正式举行。日方提出停战协定草案，冈村宁茨声称这是最后案，一字不容变更，中国代表应在1个半小时内作“允诺”或“不同意”的答复。
5月长城抗战失利，南京政府对日采取妥协政策，日军越过长城，分兵进犯察东和冀东。华北形势进一步危急，在很多国民党将领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响。身为国民党中央委员，国民政府委员和军委委员的冯玉祥，联合方振武、吉鸿昌等，于5月组建了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中原大战失利后，冯玉祥避居山西汾阳的山村峪道河，以剩下2000名卫队为基础，在汾阳县城办了一所军官学校，训练骨干为再度赴政界、军界作准备。
1933年初，中共北方党组织，将由原汾阳军官学校改编成第29师教导团调到张家口，扩编为师，作为骨干；经吉鸿昌联络方振武，由沪赴山西介休集合旧部，扩编为3个师。3月1日在绵山誓师，打出“抗日救国军”旗帜，通电抗日。于5月抵达察哈尔省，成为抗日武装主力之一。冯玉祥旧部高树勋、孙良诚、张凌云等，先后到达张家口，并扩充军队。
1933年4月29日，日伪军攻陷多伦，察哈尔危急。5月24日，盘踞多伦的日伪军向南侵犯，并攻占沽源，察省形势日益严峻。
冯玉祥举兵抗日，得到全国民众和各界爱国人士、团体的拥护和支持，参加同盟军的武装力量和人员十分广泛。除冯、方、吉等旧部作为基本队伍外，还有察省的地方武装，原防守长城各口的爱国军队，原西北军旧部和从东北各地撤退到察省的义勇军等。北平、天津、太原等地学生，也成批到张家口参加同盟军。中共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也参加了同盟军，部队由几千人迅速扩大到10万多人。
6月22日，同盟军仅用3个多小时，即攻克康保城。23日，同盟军分兵两路，进入宝昌和沽源。此时，伪军首领刘桂堂派副军长尚武到张家口，向冯玉祥输诚，接洽反正，冯感其诚意，允予收编。
6月26日，刘桂堂在沽源发出通电，表示要与“我抗日友军立于同一战线，秣马励兵，旌铖东指，宁作战场雄鬼，勿为瓦全虎伥。”沽源遂不战而收复。
7月1日，经过激战，收复宝昌。同盟军收复察东3县后，遂组织收复多伦的战役。
多伦是察北重镇。既是察、绥、冀、内蒙之间的交通枢纽，又是察北的商业中心，日寇视为侵略察绥的战略要地。因此，日寇侵占该城后，即开始苦心经营。筑有坚固工事，驻有3000多名日军和伪军李守信部，并有飞机助战。对于装备较差的同盟军来说，要攻取多伦是十分艰难的。
与此同时，日本向北平当局不断施加压力，要求制止同盟军的抗日行动。南京政府令北平军分会进逼同盟军后方，并默许日寇出兵夹击同盟军。面对这种形势，抗日同盟军于7月5日在大榆树沟召开军事会议，决定乘敌尚未形成夹击这势，先发制人，立即向多伦进攻。
7月7日夜11时，同盟军向多伦发动总攻，战斗异常激烈。守敌借坚固工事与优势火力拼命顽抗，同盟军战士则奋勇冲击，前赴后继，全力猛攻，伤亡很大，但士气高昂。吉鸿昌、邓文、李忠义亲临城下指挥，经过两天三夜的激战，至10日晚，吉鸿昌见久攻不下，乃亲自率领敢死队，肉袒匐匍前进，连续指挥三次爬城战斗，由于敌人的机枪扫射，手榴弹抛掷，如雨下落，几次攻城均未成功。
同盟军牺牲了包括团长在内240余人，冯玉祥悲愤交加，向前线抗日将士发出多伦最后决战，以死报国电。冯的通电给浴血攻城的将士以极大的鼓舞，终于攻克了多伦。
就在抗日同盟军攻克多伦之际，迫于各方压力，冯玉祥决定解散同盟军，要求将所占察省交给第29军宋哲元部接管。国民政府同意了冯玉祥的要求，将积极抗日的第29军调派察省。由此，又引出了抗战佳话。那么，这是怎么回事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