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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木铎谈话第六（5）
木铎谈话第六（5）
铎：谦虚什么？你只管说说看。
木：我看是利多弊少，从善的角度，肯定如此。人们没有了坏榜样，只能一味地学好了。不是吗？
铎：也对，可是，让人们看不到人性、世态人情的全部，怎么能够做一个全面的人呢？怎么会有利于心灵的丰富和完善呢？没有一个完善的心灵，又哪来的抵抗力呢，对不对？我们的文化里，是不是一直存在这样一种弊端，认为既然是一块上好的土地，就应该全部出产健壮的庄稼；既然是好庄稼，就应该全部出产好的食粮，一点杂质都不应该有。一但出现一点虫害什么的，那么，这块土地，这片庄稼就不应该说是好地、好庄稼，不是吗？我们历来对树立的人间好榜样，都是求全责备，不允许有一点瑕疵的，不是吗？这种思维已经如此顽固，以至于包括看待孔子，我们也常常习惯于这样吹毛求疵，不是吗？孔子他自己，也因此深受其害了。
木：没错。我们今天也在树立这个榜样，那个榜样，好像都喜欢把手中的样板随意拔高，闹得榜样们手也没地方放了，因为不知道把手放在什么地方才能符合要求，最后，干脆不会走路了。所以最可靠的榜样，常常是盖棺论定的样板，也是。
铎：但是，这个，一点都不能伤害孔子为圣，你同意吗？——你再看，人们一提起儒学，最大的不满，我看，没有什么可以超过这个抱怨了，就是说，都愿意把我们的文化缺乏逻辑思辨能力，缺乏理性的追问能力，缺乏科学精神等等这方面的弊端，归罪于孔子，归罪于儒学。对不对？
木：儒学把我们包裹在一种诗意的情景中，不让我们对神鬼、对天地物理仔细追究，这终究是他的错！
铎：凭心而论，这个不足，还是应该归咎于我们的环境，而不是孔子和儒学。孔子，他只想关心人们的道德问题，“政者，正也”，说到底，他只是在关心人心的问题！尽管身处乱世，可是他却明明白白地知道，人间的混乱与纷争，都不过是暂时的，都早晚会得到改变的。所以他底气十足，根本不想研究军旅之事。当然，他也无心研究农事、园艺。可是，他自诩过自己是什么圣人吗？“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他最多只承认自己好学深思、能够做到不耻下问而已，我们有什么理由，把这些不足，加之于他呢？
木：他就没有苏格拉底的气度，平等待人的气度，他从没承认过自己的“无知”，老是一副对什么都了如指掌的样子，嗯？这你怎么说？
铎：哈哈哈，因此也没有苏格拉底咄咄逼人的气度，嗯？你忘记了子路当面对老师的抱怨吗？“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孔子的这一表白，你忘记了么？孔子对待学生的态度，依我看，比我们如今的师生关系，还要亲密十万八千倍呢！
木：你是说，我们这些教书匠，如今都有点高高在上，有点左顾右盼而言它？
铎：不是吗？
木：还有，你把环境论，搞到了极致，什么都拿环境来解释，这合适吗？
铎：有什么不合适？你有其它理由吗？如果我们真的是从非洲走出来的，是智人的后裔，那么我们的文化，为什么会如此迥然有别？难道不就是你说的环境的锻造吗？而我现在说的这个环境，难道仅仅是自然环境吗？我们的哪一种生存依靠，对于我们来说，不都是环境本身？政治、经济、文化，历史以及生活方式本身，哪一样不可以归之于环境这个概念？
木：那么，儒学不**制，只讲人治，闹得我们至今找不到法律的威严，只看到人治给我们带来的不确定感，你又怎么说？
铎：对，这个问题，才算水准。在我看来，你这是对中国文化的有力一击，和儒学没有直接的关系，要说有关系，那也只能证明儒学之伟大了。它用自己的礼制的框架，把每一个人都安排进了一种有序的文明中，对不对？“为国以礼”，“礼者，人道之极也。”礼，正是孔子选定的法律模式！还有，《礼记·乐记》中谈到，“礼以道其志，乐以和其声，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礼乐刑政，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礼乐刑政，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这都说明了什么？说明儒家并没有轻视刑罚的作用！孔子说，“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什么意思？不就是说，他处理案件和别人没什么两样，但是他的目标却在于使人们不争讼吗？他只是要突出人文教化的作用，言刑却不重刑而已！再说，“无讼为美”的理念，是孔子的发明吗？你看看历史，马上就会明白，尧舜之世，便是一个无讼的世界！“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舜，用自己的标尺，自己的样板，把什么纠纷都解除了，你不知道吗？当年，虞芮两国为了国界线，争执不下，结果西行五六百里，到达宝鸡一带，想请周文王帮自己评理打官司。结果怎么样？刚跨进国界，就羞惭而返，嗯？不是活生生的例子吗？邓析，你知道吗，比孔子稍大一点，所谓的“名辨之学”创始人，法学教育的开拓者，对不对？最长于理性思维，最善于“操两可之说，设无穷之词。”他原本以为帮人打官司是一项善举，因此还收徒授课，信心满满，嗯？结果怎么样？结果是，尽管也得到了部分民众的迎合与赞赏，可是却不为主流社会所认同！结果是，遭到了子产的强烈谴责，谴责他“不法先王，不是礼义。”那么，子产是谁？子产不正是备受孔子推崇的、一位少有的伟大政治家吗？你看，这种情况，能怪孔子吗？不正是环境使然吗？“万方有罪，罪在朕躬。百姓有过，在予一人。四海困穷，天禄永终。”我们强调贤人政治，古来已久，孔子也不过是对这种传统的承继。再说了，退一步讲，如果不是环境造就，孔子他又能有多大的力气，把乾坤如此彻底扭转？对不对？
好，你返回来再看，人治真的是臭名昭著的事情吗？真的比魔鬼的狞笑还要令人恐怖吗？现在，不也有理智的声音，在严肃地讨论着以德治国，德与法，两者不可偏废吗？法者，仪轨也。人间世界，千变万化，人情世界，诡异莫名，你即使和我们的有些政府官员一样高明，拍拍脑袋，就能知道好多事情，可是，你能保证把潘多拉盒子里的东西都拍出来吗？你能保证穷极生活河流的细微踪迹吗？柏拉图不也说过单靠法律约束，换不来理想政治吗？秦帝国的历史叹息，不就是明镜吗？一个像野蛮人那样，像动物那样，不靠心灵自我约束，仅靠法律的威严和恐吓的社会，能长久运转吗？如果法律可以解决一切问题，那么何必需要什么哲学、伦理学呢？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你说这一见解，有什么不对吗？不符合人世常情吗？所谓“法令滋章，盗贼多有”，难道“一颗良心，胜过千余部法典，”这种论断，根本没有成立依据吗？孔子曾乐观地指出，“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难道历史上没有出现过这种例证吗？那么多太平盛世，不都是明证吗？
木：好吧，我也相信你，“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浊之源也。”我承认建国初期，人治的危害，是历史的遗存，是一种必然，是我们必须要缴的学费之一。可是，你说了这么多，对当下有什么意义，我倒是想知道，有什么针对性？
铎：你不要急，我们随想随说。我说了这么多，是想证明，你既然同意我们中国文化，之所以和西方文化、古希腊文化，不同的原因，是环境造成的，那么，这两种文化的后来发展的不同走向，自然也是对环境的进一步确认了？
木：文明一旦起步，主要的决定因素，就成了哲学，成了核心价值观的事情了，和环境的关系，我看还是不要看得太重、太唯一为好。
铎：你的意思是说，我们今天的中国人的精神气质，之所以和西方存在着很大区别，不是自然环境造就，而仅仅是文化使然吗？
木：不，也不能这样说。其中的不同，其中的原因，当然是自然环境、历史状况、文化状况多种因素的结果。环境、历史、文化三者相互影响，互相强化，是一个互相作用与反作用的、统一的过程。
铎：那么，这个过程，今天停止了没有？
木：这就是值得我们研究的问题了。你应该问，今天该不该停止，不是停止了没有。
铎：我不认为应该停止，恰恰相反，我认为，应该进一步强化，这样，世界才会充满活力。要不，世界各地的文化、文明，都在日趋同化，人们都说一种语言，吃一种食物，都过一种生活方式，都看一种电影、戏曲、文学，尤其是通过互联网，人们的思维也被平面化、统一化了，那么，未来的世界，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乏味的世界，嗯？你敢想象吗？
木：也对，文化多样性，也同样需要保护。
铎：而且，你也承认过，儒学，我们中国文化的核心和动力，尽管新中国成立以来，官方没有明确的倡导推行，可是，它却一天也没离开过我们，一直在我们的生活中发挥着伟大的作用。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名正言顺地把它请出来，让她在加固我们的精神根底，心灵根基方面更好地发挥作用呢？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汲取我们的文化精髓，名正言顺地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呢？你倒是说说看？难道你没看见，我们的孩子们，因为没有得到很好的心灵给养，灵魂已经变得越来越空空洞洞，像气根一样，胡乱地在空中飘荡，仅靠捕捉那点杂乱的、随意播撒的水分养活自己，这样下去，可以吗？还不够危险吗？
木：哈哈哈。
铎：但愿我这是危言耸听！可是，你说，我们孩子是不是这样？走过来轻飘飘，气质中缺乏一种沉稳感，一种弘毅的气度，一种博大的心胸，一种安静的灵魂，一种健康的人格！对不对？是不是可以一言以蔽之曰，个个灵魂都没有了根？
木：是的，你说得很好。我承认，我不但承认，而且，我还要说，因为灵魂没有居所，腰板也感觉没有理由挺拔起来呢。还有，不光是孩子们，不光是青年人，我们这些成年人，我们这些从“文革”走出来的一代人，不也一样吗？缺乏灵魂的生命力，缺乏心灵的坚固性。我们这一代人，都是这个样子。你说，根基不牢，如何能够成才？你和我，不是也因此虚度年华，深受其害吗？
铎：那么，你看，我想提倡儒学，你为什么会有强烈的不适反应呢？
木：你还根本没有给我解释清楚，儒学的现实优势，你让我怎么信服你？
铎：还没说清楚吗？我不懂你到底要什么？你让我有点心力交瘁了！——那么，你说说你的观点，我听一下你的观点。你刚才好像是说，要给我们的文化基因里，添加点什么元素？
木：不，你把你的意见说完。
铎：让我休息一会吧。——你想加什么元素？既然植物可以移植，动物可以在异地生活得很好，我没什么理由，认为文化元素的移植的不可行。不是吗？我们吃的西红柿、辣椒、玉米，不都是外来的物种吗？我们不是也很喜欢吗？这种例子还需要多举吗？
木：我能说什么呢，你不要以为我有什么高见。我的意见无非是，尽管我们没法改变我们的生存基因，我们的文化基因，我们的人种基因，可是面对未来，我们都需要把民主、自由、平等、公正、法制、人权这些普遍的善，普世的价值，普遍的真理添加到我们的文化基因中。我要说的，无非是这个。
铎：这就是你一直说的，只有善可以拯救我们吗？
木：对，你说儒学，能适应这种时代的诉求吗？
铎：谦虚什么？你只管说说看。
木：我看是利多弊少，从善的角度，肯定如此。人们没有了坏榜样，只能一味地学好了。不是吗？
铎：也对，可是，让人们看不到人性、世态人情的全部，怎么能够做一个全面的人呢？怎么会有利于心灵的丰富和完善呢？没有一个完善的心灵，又哪来的抵抗力呢，对不对？我们的文化里，是不是一直存在这样一种弊端，认为既然是一块上好的土地，就应该全部出产健壮的庄稼；既然是好庄稼，就应该全部出产好的食粮，一点杂质都不应该有。一但出现一点虫害什么的，那么，这块土地，这片庄稼就不应该说是好地、好庄稼，不是吗？我们历来对树立的人间好榜样，都是求全责备，不允许有一点瑕疵的，不是吗？这种思维已经如此顽固，以至于包括看待孔子，我们也常常习惯于这样吹毛求疵，不是吗？孔子他自己，也因此深受其害了。
木：没错。我们今天也在树立这个榜样，那个榜样，好像都喜欢把手中的样板随意拔高，闹得榜样们手也没地方放了，因为不知道把手放在什么地方才能符合要求，最后，干脆不会走路了。所以最可靠的榜样，常常是盖棺论定的样板，也是。
铎：但是，这个，一点都不能伤害孔子为圣，你同意吗？——你再看，人们一提起儒学，最大的不满，我看，没有什么可以超过这个抱怨了，就是说，都愿意把我们的文化缺乏逻辑思辨能力，缺乏理性的追问能力，缺乏科学精神等等这方面的弊端，归罪于孔子，归罪于儒学。对不对？
木：儒学把我们包裹在一种诗意的情景中，不让我们对神鬼、对天地物理仔细追究，这终究是他的错！
铎：凭心而论，这个不足，还是应该归咎于我们的环境，而不是孔子和儒学。孔子，他只想关心人们的道德问题，“政者，正也”，说到底，他只是在关心人心的问题！尽管身处乱世，可是他却明明白白地知道，人间的混乱与纷争，都不过是暂时的，都早晚会得到改变的。所以他底气十足，根本不想研究军旅之事。当然，他也无心研究农事、园艺。可是，他自诩过自己是什么圣人吗？“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他最多只承认自己好学深思、能够做到不耻下问而已，我们有什么理由，把这些不足，加之于他呢？
木：他就没有苏格拉底的气度，平等待人的气度，他从没承认过自己的“无知”，老是一副对什么都了如指掌的样子，嗯？这你怎么说？
铎：哈哈哈，因此也没有苏格拉底咄咄逼人的气度，嗯？你忘记了子路当面对老师的抱怨吗？“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孔子的这一表白，你忘记了么？孔子对待学生的态度，依我看，比我们如今的师生关系，还要亲密十万八千倍呢！
木：你是说，我们这些教书匠，如今都有点高高在上，有点左顾右盼而言它？
铎：不是吗？
木：还有，你把环境论，搞到了极致，什么都拿环境来解释，这合适吗？
铎：有什么不合适？你有其它理由吗？如果我们真的是从非洲走出来的，是智人的后裔，那么我们的文化，为什么会如此迥然有别？难道不就是你说的环境的锻造吗？而我现在说的这个环境，难道仅仅是自然环境吗？我们的哪一种生存依靠，对于我们来说，不都是环境本身？政治、经济、文化，历史以及生活方式本身，哪一样不可以归之于环境这个概念？
木：那么，儒学不**制，只讲人治，闹得我们至今找不到法律的威严，只看到人治给我们带来的不确定感，你又怎么说？
铎：对，这个问题，才算水准。在我看来，你这是对中国文化的有力一击，和儒学没有直接的关系，要说有关系，那也只能证明儒学之伟大了。它用自己的礼制的框架，把每一个人都安排进了一种有序的文明中，对不对？“为国以礼”，“礼者，人道之极也。”礼，正是孔子选定的法律模式！还有，《礼记·乐记》中谈到，“礼以道其志，乐以和其声，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礼乐刑政，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礼乐刑政，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这都说明了什么？说明儒家并没有轻视刑罚的作用！孔子说，“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什么意思？不就是说，他处理案件和别人没什么两样，但是他的目标却在于使人们不争讼吗？他只是要突出人文教化的作用，言刑却不重刑而已！再说，“无讼为美”的理念，是孔子的发明吗？你看看历史，马上就会明白，尧舜之世，便是一个无讼的世界！“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舜，用自己的标尺，自己的样板，把什么纠纷都解除了，你不知道吗？当年，虞芮两国为了国界线，争执不下，结果西行五六百里，到达宝鸡一带，想请周文王帮自己评理打官司。结果怎么样？刚跨进国界，就羞惭而返，嗯？不是活生生的例子吗？邓析，你知道吗，比孔子稍大一点，所谓的“名辨之学”创始人，法学教育的开拓者，对不对？最长于理性思维，最善于“操两可之说，设无穷之词。”他原本以为帮人打官司是一项善举，因此还收徒授课，信心满满，嗯？结果怎么样？结果是，尽管也得到了部分民众的迎合与赞赏，可是却不为主流社会所认同！结果是，遭到了子产的强烈谴责，谴责他“不法先王，不是礼义。”那么，子产是谁？子产不正是备受孔子推崇的、一位少有的伟大政治家吗？你看，这种情况，能怪孔子吗？不正是环境使然吗？“万方有罪，罪在朕躬。百姓有过，在予一人。四海困穷，天禄永终。”我们强调贤人政治，古来已久，孔子也不过是对这种传统的承继。再说了，退一步讲，如果不是环境造就，孔子他又能有多大的力气，把乾坤如此彻底扭转？对不对？
好，你返回来再看，人治真的是臭名昭著的事情吗？真的比魔鬼的狞笑还要令人恐怖吗？现在，不也有理智的声音，在严肃地讨论着以德治国，德与法，两者不可偏废吗？法者，仪轨也。人间世界，千变万化，人情世界，诡异莫名，你即使和我们的有些政府官员一样高明，拍拍脑袋，就能知道好多事情，可是，你能保证把潘多拉盒子里的东西都拍出来吗？你能保证穷极生活河流的细微踪迹吗？柏拉图不也说过单靠法律约束，换不来理想政治吗？秦帝国的历史叹息，不就是明镜吗？一个像野蛮人那样，像动物那样，不靠心灵自我约束，仅靠法律的威严和恐吓的社会，能长久运转吗？如果法律可以解决一切问题，那么何必需要什么哲学、伦理学呢？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你说这一见解，有什么不对吗？不符合人世常情吗？所谓“法令滋章，盗贼多有”，难道“一颗良心，胜过千余部法典，”这种论断，根本没有成立依据吗？孔子曾乐观地指出，“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难道历史上没有出现过这种例证吗？那么多太平盛世，不都是明证吗？
木：好吧，我也相信你，“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浊之源也。”我承认建国初期，人治的危害，是历史的遗存，是一种必然，是我们必须要缴的学费之一。可是，你说了这么多，对当下有什么意义，我倒是想知道，有什么针对性？
铎：你不要急，我们随想随说。我说了这么多，是想证明，你既然同意我们中国文化，之所以和西方文化、古希腊文化，不同的原因，是环境造成的，那么，这两种文化的后来发展的不同走向，自然也是对环境的进一步确认了？
木：文明一旦起步，主要的决定因素，就成了哲学，成了核心价值观的事情了，和环境的关系，我看还是不要看得太重、太唯一为好。
铎：你的意思是说，我们今天的中国人的精神气质，之所以和西方存在着很大区别，不是自然环境造就，而仅仅是文化使然吗？
木：不，也不能这样说。其中的不同，其中的原因，当然是自然环境、历史状况、文化状况多种因素的结果。环境、历史、文化三者相互影响，互相强化，是一个互相作用与反作用的、统一的过程。
铎：那么，这个过程，今天停止了没有？
木：这就是值得我们研究的问题了。你应该问，今天该不该停止，不是停止了没有。
铎：我不认为应该停止，恰恰相反，我认为，应该进一步强化，这样，世界才会充满活力。要不，世界各地的文化、文明，都在日趋同化，人们都说一种语言，吃一种食物，都过一种生活方式，都看一种电影、戏曲、文学，尤其是通过互联网，人们的思维也被平面化、统一化了，那么，未来的世界，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乏味的世界，嗯？你敢想象吗？
木：也对，文化多样性，也同样需要保护。
铎：而且，你也承认过，儒学，我们中国文化的核心和动力，尽管新中国成立以来，官方没有明确的倡导推行，可是，它却一天也没离开过我们，一直在我们的生活中发挥着伟大的作用。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名正言顺地把它请出来，让她在加固我们的精神根底，心灵根基方面更好地发挥作用呢？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汲取我们的文化精髓，名正言顺地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呢？你倒是说说看？难道你没看见，我们的孩子们，因为没有得到很好的心灵给养，灵魂已经变得越来越空空洞洞，像气根一样，胡乱地在空中飘荡，仅靠捕捉那点杂乱的、随意播撒的水分养活自己，这样下去，可以吗？还不够危险吗？
木：哈哈哈。
铎：但愿我这是危言耸听！可是，你说，我们孩子是不是这样？走过来轻飘飘，气质中缺乏一种沉稳感，一种弘毅的气度，一种博大的心胸，一种安静的灵魂，一种健康的人格！对不对？是不是可以一言以蔽之曰，个个灵魂都没有了根？
木：是的，你说得很好。我承认，我不但承认，而且，我还要说，因为灵魂没有居所，腰板也感觉没有理由挺拔起来呢。还有，不光是孩子们，不光是青年人，我们这些成年人，我们这些从“文革”走出来的一代人，不也一样吗？缺乏灵魂的生命力，缺乏心灵的坚固性。我们这一代人，都是这个样子。你说，根基不牢，如何能够成才？你和我，不是也因此虚度年华，深受其害吗？
铎：那么，你看，我想提倡儒学，你为什么会有强烈的不适反应呢？
木：你还根本没有给我解释清楚，儒学的现实优势，你让我怎么信服你？
铎：还没说清楚吗？我不懂你到底要什么？你让我有点心力交瘁了！——那么，你说说你的观点，我听一下你的观点。你刚才好像是说，要给我们的文化基因里，添加点什么元素？
木：不，你把你的意见说完。
铎：让我休息一会吧。——你想加什么元素？既然植物可以移植，动物可以在异地生活得很好，我没什么理由，认为文化元素的移植的不可行。不是吗？我们吃的西红柿、辣椒、玉米，不都是外来的物种吗？我们不是也很喜欢吗？这种例子还需要多举吗？
木：我能说什么呢，你不要以为我有什么高见。我的意见无非是，尽管我们没法改变我们的生存基因，我们的文化基因，我们的人种基因，可是面对未来，我们都需要把民主、自由、平等、公正、法制、人权这些普遍的善，普世的价值，普遍的真理添加到我们的文化基因中。我要说的，无非是这个。
铎：这就是你一直说的，只有善可以拯救我们吗？
木：对，你说儒学，能适应这种时代的诉求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