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铎谈话第六（4）
　　铎：如果你要因此指责孔夫子，说这都是圣人的误导，我要说，那就是糊涂，就是浅见，就是一种蔑视真理的非理性行为。
　　木：和孔子无关吗？
　　铎：要说有关系，那么，我只能承认，孔子的错误，也无非是和苏格拉底一样，把政治和伦理搞到了一起，对不对？孔子他在千余年前，把什么都看得清清楚楚，以至于让后人变懒了，变得误以为圣人把什么都给自己安排好了，不是吗？既然我觉得自己的灵魂是安静的，生活是幸福的，我又何必多求、外求？人类的秘密，生存，生活，祥和，安宁，幸福，美好，这些基本的要求，稍作努力，便可以达到，我还需要什么呢？我们的古人难道不就是这样想的吗？请你仔细考虑一下。
　　木：哈哈哈。
　　铎：当然，我也知道，让人感到悲哀的是，我们的文化，与西方比，的确有不少缺陷。以至于让我们这个一直以来，原本一个好端端的、一直傲视天下，统领万方的泱泱大国，最后终于有一天，发现身后没有了崇拜的队伍，却冒出了一群鬼鬼祟祟的分赃者。可是，你能把后人的懒惰、因循，归咎于孔子的缺乏远见吗？
　　木：事实上，我想说的，不是这个。我想说的是，我们要给我们的文化基因里添加的基本元素是什么。——不过，我得暂时同意一下你的观点。我想你是对的，善与恶，应该也是文明存续与否的原因。
　　铎：这也正是你说的，只有善，可以拯救人类，不是吗？
　　木：我愿意坚持这样种信念，我确信它是一个永恒的真理。
　　铎：那么，难道我们不应该感念，感念中华文明的伟大集成者孔子、孔圣人吗？
　　木：不，这是两码事。
　　铎：你老是不说真话。——我发现，你今天有点故意为难我？
　　木：不，好兄弟，请不要这样看我，我只是希望你能彻底说服我。
　　铎：那么，我还想请教，我还有一个观点。你也该知道，历史学家汤恩比，曾经发出过这样的疑问。他问，既然人类文明大多都是在大河流域起步的，那么，为什么中华文明的摇篮，是黄河流域，而不是长江流域？事实上，中国的长江流域生存环境，可以利用的水利资源，要远远大于黄河流域。而纵观世界其他文明，情况也都如此，往往都是在水患频仍的情况下，孕育了人类的早期文明，而不是那些水害较少的地区。敢问为什么会是这种情况？
　　木：这个——？河流是人类文明的摇篮，这个是大陆地区的情况，对于希腊文明，我看主要是大海，是可以轻易穿梭的爱琴海及其海域。而你说的这个追问，我想，那不是别的，正是环境，艰苦的环境，培养、激发了人类的奋斗欲望和创造能力。我们中华文明，长江流域的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包括长江上游的早期文明，都与黄河流域文明属于同一时期，甚至更早。可是，舒适的生存环境，反倒限制了人类探求的脚步，难道不可以这样看待这个问题吗？——你再看看，周人的祖先最早生活的地方，也不过是与甘肃接壤的、宝鸡北部的一块狭小台塬地区，自然条件之恶劣，怎么可以和中原地区、江淮地区相提并论？可是，就是这样一个小小的方国，最后却成就了一个富庶的兴旺之邦，并东有天下八百余年。这不也暗含着同样的道理吗？
　　铎：好，“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周人她靠什么？不就是德政吗？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不就是这样来的吗？大禹不就是靠三过其门而不入，孜孜于治水，奔波于沟壑山梁之间，才成就了自己吗？你看，我的观点，刚才的观点，又得到了一个佐证。
　　木：你考虑一下我的情绪吧，请不要离题。我的分析是对还是错？
　　铎：你怎么会错？我一贯感佩的程老兄，什么时候错过？
　　木：哈哈哈。
　　铎：可是，你的观点，你刚才的一大堆理由，不也可以解释东西方文明的不同发展际遇吗？我们中国的这片大陆，有山有水，有平原，有高山，有湖泊，有诗情画意，有无尽的物产，足以自给自足，足以享用各种生活的乐趣，没必要外求；而欧洲，却是那样困乏、有限，而且一直处于分割与被分割的争斗中。对不对？而且，更主要的，这种争斗是如此的不可调和，最后谁也没有实现罗马帝国之梦，统一欧洲之梦，倒是孕育了两次世界性的灾难。对不对？
　　木：对。我给你补充一点。我给你说，我发现，即使到了今天，我们国家的北方、南方的人群，仍然是区别明显。你看，北方人，黄土高原上，降雨稀少，物产匮乏，自然环境恶劣，可是人们的体格健壮，生存能力好像特别强，个个都长得高大魁梧，骨骼强壮。而南方呢，尤其是江南一带，山青水秀，物产充沛，尽管得到了大自然的特别眷顾，可是那里的人们，却清秀娟丽，有点虚弱，有点弱不禁风，看上去个个骨骼秀软，说起话来，也呢喃细语，像那里的风一样，充满了柔情蜜意。嗯？你说，这是为什么？
　　铎：这还用说吗？当然是自然环境的造就。生活的艰难，让北方人在无休止的劳作中，获得了强壮的体魄。同样，胡杨树的顽强生命力，必然暗示着沙漠地区的人们的精神气魄；青藏高原、喜马拉雅山脉的威仪气度，必然时刻呼唤着藏区群众的神圣情感。对不对？可见，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也是一个千年以来得到确认，千年以后也必将继续得到确认的真理。《礼记》就有这方面的记载。《王制》中，有一段话很有意思，大意是说，夷戎蛮狄，东西南北，少数民族，都因气候的寒暖燥湿、山谷大川等等差异，形成了不同的秉赋、气质和才艺，发展出不同的风俗民情，性情中刚毅、轻重、快慢的特点也各不相同。他们与中原地区来往，还需要翻译帮忙呢！呵呵，看到这个，我不禁会感概不已；人类早期的故事，多么亲切，仿佛就在昨天，是不是？
　　木：是的，我想印证的是，自然环境的恶劣，反倒可以锻造人类的生存能力，这种能力，就被作为一种基因，保存到了人类的遗传密码中了。你比如，最明显的例子，犹太人，他们的聪明与智慧哪里来的？不也可以这样解答一下吗？悲壮的生存境遇，所激发出来的，不正是他们那不屈不挠的民族性格吗？因此，我一直相信有一种基因叫做民族基因。也就是说，人类的智力是相同的，即使是那些看上去未开化的、或者说蛮悍的民族，只要假以时日，他们同样也会成就自己，做出伟大的历史创造的。如今的欧洲文明、俄罗斯文明，不也同样是被当年称作野蛮人创造的吗？
　　铎：对，正所谓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我是说，那么，你把历史造成的中国文化的独特性，为什么要归归咎于儒学一家呢？
　　木：哈！你说来说去，原来暗藏了机关，嗯？
　　铎：难道不是吗？我们的祖先，我们中国人，千年以来，得到了大地母亲的特别眷顾，所以没必要像欧洲大陆那样，需要急急忙忙地多方开拓，多方寻找生存的保障，因此也非常遗憾，也没有使理性的精神得到强化，没有培育出创造的活力。可是，这种落后的原因，如果说要单独归罪于儒学、或者归罪于我们的文化，是恰当、公正的吗？是一种理智的态度吗？
　　木：你说的这个，尽管也有些道理，可是，最多也只可看作一个因素，还远远不足以给儒学辩护。尤其是，你说我们的民族，受自然的眷顾，没有了创造能力，这根本不是事实。你说，我们的四大发明，是哪里来的？我们有医学，有天文，有地理，有《周髀算经》，有祖冲之，有蔡伦，有毕升，有指南针，有火药，有《齐民要术》；我们能建造宏伟的宫殿，能修建山顶的建筑，能建造长城，我们有丝绸细如蝉翼，有陶瓷、有茶叶运往西亚、欧洲，这些伟大的东西，哪里来的？没有创造力，能实现得了吗？
　　铎：对了，这才像我的程老兄说的话！
　　木：问题是，儒学把人们都禁锢在仕途一路了，千百年来，没有人能够看得起这些发明创造，人们把医学家叫作郎中，把科学家叫作术士，人们只关心炼丹，只想羽化登仙、长生不老。即使再伟大的文学家，戏曲家，最后还是被叫作戏子，叫作什么不上道的东西。你是搞文学的，你说我们的小说家，什么时候受到过当时社会的尊重？曹雪芹，一个多么伟大的灵魂，最后，身世处境多么狼狈可怜，让一些红学家吃起饭来至今津津有味，嗯？何必如此？以至于到了后来，到了民国，让我们民族的音乐天才瞎子阿炳流落街头，成天面对着无知的笑声，嗯？难道你不觉得心碎吗？难道《二泉映月》不够伟大吗？《春江花月夜》令人灵魂为之一洗，你能说清楚它是谁的作品吗？这一切都是谁造成的，难道不是儒学，不是孔子吗？“子不语怪力乱神”，该追究的他不追究，让他的后人，我们的祖先，一直混混沌沌地生活在大地上，自安于生计，即使大海就在不远的地方，即使扬帆海航，到了很多地方，仍然想不起来考究一下这个世界的真正秘密，你说这是为什么？不都是儒家的功劳吗，嗯？
　　铎：还有呢！我们的文学艺术，一直没有获得那种博大的气度，总是一种朦朦胧胧的感觉，缺乏对人性的整体体察和揭示，没有那股海气，那股俯察万物，高屋建瓴的霸气，你想把这个也归咎于孔子吗？
　　木：不可以吗？
　　铎：我还是要说，我们得从环境中考察原因，不要对圣人求全责备。我们的民族，是不乏创造，我们曾经给人类做出了伟大的贡献，我们还要继续给人类做出更加伟大的贡献，这些都没说的，没必要质疑。但是，你说，儒学让我们的民族，没有了求真问底的欲望，我要说，这是一种表面化的、肤浅的认知。我的理由是，我们历来都崇尚大一统，家族的大一统，国家的大统一，可是，历史往往不是全如人意的。兵荒马乱的年月，自然灾害频发的年月，人们把生存当作了第一要务，无暇外顾，无心追究自然的秘密；和平的年代，孝廉制度、科举制度，把一切有识之士都引领到了一条为官救民的康庄大道上了；既然跟着圣人，就能找到很好的现世生活，何必又费心耗力地做其它的事情？有谁舍得让自己的孩子，孑孑独行，把世间的乐趣一概抛弃，搞什么看不见一点希望的所谓科学研究？这不是人之常情吗？如果仕途不顺，也可以退隐，可以做点其它的事情。可是，哪一样事情，能够比安抚自己的灵魂更重要？所以我们社会上的贤达之士，总是喜欢舞文弄墨，诗歌、书画、曲艺、音乐，不就这样繁盛起来了吗？中国不也因此成为了一个诗的国度，得以诗意地栖息在大地上的国度吗？既然我们的民族，居住在适合人类智力成长的温带地区，又如此善于关照自己的心灵，因此变得如此聪明，如此勤劳，如此具有忍耐力，你说获得个把发现、发明，又能算得了什么？难道还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吗？可是，这些发明创造，即使再好，再有利于社会的发展，可是，几亩薄田，就能养活自己，要这些发明创造又有何用？不是吗？你要说，安于现状，就是我们民族发展的全部秘密，可是，这不就是原因吗？难道仅仅是孔圣人的教导吗？
　　木：你说不是，哪又是谁呢？
　　铎：环境，是我们正在说的环境的教导！春季种了庄稼，秋季就能收割，何必多求其它，不是吗？安逸的环境，必然造就安逸的人群，不是吗？如果你要把文学艺术、戏曲、医学等等，这些个走江湖的没有地位归咎于儒学，那更是虚妄的胡说了。你回想一下西方，这些人在西方的地位，是个什么情况？莎士比亚，多么应该看作是人类有史以来的奇迹，可是，他的身世你能说得清楚吗？对不对？这就是人类的普遍误区，普遍失误，总喜欢把这些为他人服务，靠不固定收入求生的人群，看作是低贱的人群，哪一个文明能够逃脱这种曾经的规律？那么，为什么会有这种规律？为什么会出现“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难道不正是出于善的考虑吗？一个成天在人群中厮混，所谓行走在江湖上的人，你敢相信他的善良与正直吗？对不对？在我们这里，过去女性没有地位，而西方女性的解放，不也是百年以前的事情吗？
　　木：好吧，既然如此，我就把你的环境论，接受一下。可是，我们历来讲究什么在官求道，为民求德，家也是国，国也是家，家国不分，宗法为上，因此社会上没有公德，只有私利，只有所谓的家庭伦理。你说这是好事吗？
　　铎：我没有必要否认这一不足，我不但不想否认，而且，我还要说，因为这个大一统，把人们的思想都禁锢住了，是不是？你想，康德，叔本华，一辈子不结婚，独身主义，好像他们本来就是为了哲学而生的。这种独立性，在我们的儒家文化里，是可以想象的事情吗？但是，我们今天提倡儒学，也要把这种东西全盘承继吗？不，这些不能承继，也承继不了！因为时也势也，封建制度、宗法制度，还有机会再次上演吗？既然物质决定意识，既然这些外部环境，都不复存在，你有什么好担心的呢？就像火箭升空，一节一节地松绑，随着燃料的逐渐燃尽，有些东西它自然就得脱落，我们何必操心那么多呢？对，你听我继续。说起孔子的遗憾，儒学的不足，你无疑还会举出一大串来，闹得我大喘气也来不及，但是，我要说，抛开环境，历史的环境看，过去的事情，我们何必纠结于心？硬要圣人脱离自己的环境，解答我们当下的问题，这种要求是合理的吗？你能要求马克思在他的著作里，把我们的问题、中国当下的问题都交代清楚吗？或者说，你能让导师复活过来，解答我们今天的疑问吗？对不对？今天，我们如果要责备孔夫子，那么，我看，只有一条，可以提出来考察讨论的一点，那就是他的删书，是对了还是错了？“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这一点，孔子他心里其实也清楚。他编辑春秋，彰善瘅恶，以树风声，把历史上发生过的很多恶行，都隐而不述，让我们后人，只看到了当年的一些隐隐约约的影子。你说这是对了，还是错了？对于我们的文化构建，是利多还是弊多？
　　木：呵呵，老弟，你不简单，你老用这些大问题来考我，让我怎么回答你，嗯？不曾考虑过的事情，我如何回答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