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铎谈话第六（3）
　　铎：明知故问。——虚无的困局，无路可走的困局，还有，西方文明把人类带进了一片荒漠的困局，你忘记了吗？你说，我们如今放眼全球，看到的是什么，不就是到处都在城市化吗？城市化，都市化，让人类早就忘记了物质世界背后，还有一个自然世界的存在。人们成天在水泥构建的世界里穿行，为了生存，竟然忘记了自己的存在本身，忘记了城市也无非是大自然中的一部分，忘记了身边的小草，楼下的树阴，清风的吹拂，四季的变幻；孩子们都像是温室里的豆芽菜。你说这样的文明，能长久持续吗？能说是健康的吗？
　　木：也对。我得承认，人类的进化史，是一个不断挣脱自然的历史，因此也是一个肉体不断退化的历史，一个妄自尊大的、预示着某种危机的历史。
　　铎：那么，文明三段说，错了吗？
　　木：当然，有点道理。
　　铎：不是有点道理，应该是道出了某种真相。你说，面对中国的积贫积弱，在当时的乱局中，梁先生竟能获得这种文化自信，我们今天的读书人，能不感念他的伟大吗？而且，这种自信，是他一个人独有的吗？只有他一个人热心于儒学吗？和他并行的，不也还有一个群体、一个团队吗？熊十力、马一浮、张君劢、冯友兰、钱穆、方东美、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成中英、刘述先、杜维明、余英时，嗯？都排到第三代了！哪一个名字不是响当当的？哪一个不是学贯中西的饱学之士？结果怎么样，不都在抱定了儒学的自信，中国文化的自信吗？梁启超先生，一生紧紧追赶时代的脚步，不曾停歇，甚至做到了一年一大步，几个月一大步！他的鲜活的思想文章，在救亡图存的艰难岁月里，培育了多少栋梁英才，这些难道你不知道？但是，梁启超他找来找去，否定过儒学的基本价值没有，嗯？所以，我倒是想劝劝你，把思路拓展一下，替西方的文明找找出路，可以不可以？你既然发现了西方文明无路可走，为什么不回头来把我们的宝贝擦拭一下，拂去灰尘，好好审视一番，给我们的民族找到一个可靠的精神依托呢？
　　木：你要知道，固然西方有困局，可是精神是不垮的。
　　铎：什么精神？你说的是什么精神？我们再也不能做那种只通西学，不识汉学的糊涂透顶、不敬祖宗的可怜虫了！——这可是你说过的。
　　木：哈哈哈，但是不行——，你还是不能说服我。
　　铎：你就故意闹吧，你！我得继续我的证明。——用这种思路，善的思路，我们来理解阿拉伯文明，不是也很明白易懂了吗？七世纪前，阿拉伯世界，还是战争不断，冲突频起，人们居无定所，到处游荡，混乱不堪。如果不是伟大的穆罕默德从麦加郊外的希拉山走下来，以真主安拉的名义，传播善的秘密，那么，我想，这个文明即使它的发明创造再多，即使他们再勤劳，再有耐力，再能够赶着驼队奔走四方，怕也会断续消解，不知所终吧，对不对？如果没有凝神静思过宇宙秘密的先知穆罕默德及其承继者，穆斯林各民族又靠什么实现空前的团结，以至于走遍半个地球呢？同样，你再看，你说为什么古希腊文明，后来也惨遭厄运？一个事实证明原本是如此伟大的文明，具有无尚鲜活生命力的文明，为什么几百年后，只能在阿拉伯哲人们的手里，找到勉强接续的薪火？为什么？在我看来，原因很明白，原因就隐藏在他们的神话故事中。表面看，在古希腊神话、当然也包括《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中，对于自然和宇宙历史的整体解释，暗示着希腊文明对于未知世界的把握，已经达到了一种惊人的程度。个个神灵不仅体态完美，而且精神世界异常丰富，有着人间的七情六欲，除了对命运的恐惧外，好像个个都是无所畏惧，充满了的蓬勃生命力，让今天的我们看来，也不禁仰视、神往。只可惜，这一神话谱系，它的主题并不在“善”，而在于生命个体的真实，在于对个人英雄主义的诠释和激励。所以，它自然也一度跌入了历史的黑暗中，像地下的宝藏那样，尽管品性璀璨夺目，却不为人所知，对不对？好，你再看，尽管苏格拉底后来把古希腊哲学从天上引到了人间，可是，他的街头辩论并没有得到当时社会的普遍重视，相反，他本人竟获得了一种以身殉道的结局。而他的学生、以及他的学生的学生，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尽管把他关于善的论述引向了更高的境界，只可惜，当其时也，他们说到底，也不过是在学院里治学而已，并没能够把自己的学说，传播到更广大的地区，也没有使自己的学说，变成一种官方的思想。对不对？柏拉图他不也曾两次带着梦想，海行数百里，前往南意大利、西西里，谋求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吗？而且，尽管小小的城邦雅典愿意独善其身，可是弹丸之地，即便是把民主政治做得再好，又怎么能够忍受得住周边蛮族的虎视眈眈和铁蹄践踏？不像在我们这里，我们中国的大陆地区，巨大的存在，礼仪之美，人文典章制度之完备，怎么不会让外来者欣羡有加，自惭形秽呢？长期以来，人们都喜欢议论欧洲中世纪的黑暗与残酷，可是，按照我们这种善的思路，是不是也可以说，恰恰是基督教拯救了欧洲，对不对？你设想一下，如果没有罗马皇帝君士坦丁皈依耶稣基督，罗马帝国又如何能够摆脱长期的动荡与混乱？如何能够制止各种各样的宫廷政变？如何能够杜绝尼禄那样的暴君恶行的不再上演？对不对？这位疯狂的君王，是不是竟与生母乱lun，并做出弑母的灭绝人性的，在我们看来根本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又如何能够在好战的欧洲各民族的心理，树立起公义和良知？当然，我们不能否认，基督教的传播历史，是辛苦的，是无情的，是血淋淋的历史，它视科学的真理为异端真的是迫不得已，因此是愚蠢的，它对世俗权力的干预，是通过残酷地镇压换取来的。但是，如果你愿意辩证地看问题，那么，我要说，没有基督教，就没有欧洲的文明，这也是一个再明白不过的事实。尽管说，真理总会闪现出金子般的光彩，可是，一个乱哄哄、因利争锋的世界，你指望它什么时候可以找到希腊的故事，雅典的智慧？
　　木：这都是陈旧的事实，不必多言。可是——，
　　铎：这也反证了一个道理，耶稣基督的教义，是一种极其勉强的、很难解答人们内心疑问的教义。哪像我们的儒家，根本不需要人们祭拜虚妄的偶像，凡事只要做到“心安”就足够了，不是吗？
　　木：对，可是，你终于涉及到了我的疑问，你刚才提到一个概念，官方思想。我想问你，你说把一种学说，变成官方思想，这对它是好事，还是坏事？
　　铎：你说呢？
　　木：还用说吗，你当然知道我会说什么。
　　铎：这不是很好吗？——你该知道，孟德斯鸠当年是如何评价我们的儒学的。他说，儒家的高明之处，正是把政治道德与社会伦理混而为一；政治问题也是伦理问题，伦理问题也是政治问题。对不对？一百多年后，严复初次看到这种高论，大呼“伟哉！”惊叹他一语道破了我们的千古机密。
　　木：身在庐山不知山，人类通病。西方人置身事外，用自己的眼光稍微一瞅，就看出了门道，没什么好惊讶的。
　　铎：那么，你的意思是说，官方思想，可以和民间思想，有所区别？
　　木：对，儒学被彻底变性，我看罪在帝王。你知道吗，美国一直没有什么所谓的官方思想，美国政府一直在放任、倡导文化的自由发展。
　　铎：对了，上次我感觉没有说明白的，也就是这个。你觉得美国有自己的文化吗？你觉得美国可算是一个真正的文化大国吗？你不觉得美国遍地流淌的，除了欲望还是欲望吗？你不觉得美国其实是一个被生硬的机械组装起来的国家吗？
　　木：不论你说什么，我还是要坚持说，美国确立的价值观，有终极意义！
　　铎：那么，敢问，美国政府不主张自由、民主、人权、平等？或者说美国公民不赞同自由、民主、人权、平等？
　　木：哎哟，这个——，我看看，我糊涂了，上下其实是统一的，对，是统一的。
　　铎：那你到底想说什么？——你知道，自由、民主、人权、平等，可是欧洲经历了中世纪以后，才从希腊古纸堆里找到的东西。这些“善”的背后，意味着至少千年的所谓黑暗岁月呢！
　　木：不，我没理清头绪，不好意思。可是，儒家的困局，就是被皇权利用，被当作了禁锢思想的武器，这个你该承认吧？
　　铎：不是利用的问题，恰恰是官民同一的问题。你说政府和她的人民，可以各想各的事情吗？两群人，各拉马车一头，各自向前急奔，能做到吗？这样的结果，会是什么结果，你想想看？——官也是民，民也是官，说到底，官民不都是人吗？
　　木：也是，你说的也是。我承认孟德斯鸠的发现是伟大的。
　　铎：即使到了十八世纪，西方还是以赞叹的口气，评价中华帝国的！为什么，不就是因为这个吗？西方，千年以来，一直是教皇与世俗皇权纠结互争，一个不服一个，这个要管束，那个要独立，两者斗得苦不堪言，鲜血淋淋，难道这不是事实吗？
　　木：这个没法否认，但是西方文化的锐气和现实穿透力，你更没法否认。不是吗？提起西方，人们脑海里的意象，首先是巍巍乎高山，昭昭兮理性。对，如果用诗词作比，那么，西方文化，就应该是李白的诗篇，“噫吁嚱，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充满了高山大海的元素，也自然具有着探索不止的生命活力。而我们的中国文化，则应该是“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醉里吴音相媚好，白发谁家翁媪？”充满了温情和安逸的成分。对，你让我继续。如果西方文化是剑矛，那么，中国文化并不是盾牌头盔，而恰恰是一个浑然的圆球，浑浑沌沌，茫然而自安，根本经不起外来力量的探视；一阵风，就足以把我们吹得晕头转向。西方人，凡事都要问个为什么，都要穷究其理，即使是一棵小草，他们也要费心加以研究；而我们，即使是对于牙痛这种事关身心快乐的事情，几千年来，也含含糊糊，满足于采纳别人的见解。而且，对于提供这些见解的人，还没有一个人看得上眼，都把研究圣学，研究道德哲学作为了第一要务，嗯？这个你如何解释？
　　铎：历史的状况是，并非人人都在研究圣学，而研究了圣学的、真正的知识分子，却是都知道信义好学，以名节相砥砺，以天下为己任的，这就是儒家精神的精华之所在，魅力之所在。而那些不识字的、没机会研究圣学的普遍百姓，也会凭借善良的天性，耳濡目染，通过浓厚的儒家文化气息，熟知基本的为人之道的。难道不是吗？
　　木：总之，你不能否认，西方文化的独特优势。
　　铎：我们倒是需要探讨一下，文化究竟有没有优劣之分。
　　木：怎么没有？你刚才说了半天，不就在说这种优劣之分吗？
　　铎：但是，道义上，也可以这样看吗？你能像个野蛮人一样，对如今生活在南美、非洲密林地区的古老部落报以嗤笑、嘲讽吗？况且，你刚才说了一大堆区别，不恰恰证明了我们中华文化的诗意与平和是可贵、可敬的吗？你能说得清楚，对于至今尚存的一些古老部落，我们这些所谓的文明人，每天过的日子，究竟是一种幸福呢，还是一种迷失，一种罪过？我们对他们抱有的那种不解和遗憾，是正当的呢，还是一种愚蠢的自恋？你给我解释一下！我们对地球的破坏，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还有什么脸面，面对他们的纯粹和质朴？我们有什么理由，以拯救者的姿态，对他们评头论足？你帮我解释一下。
　　木：我这只是一种相对的说法。我知道，我理解，道义上人和人是平等的，文化自然也应该是平等、共存的。
　　铎：你这样说，才算公正。妙就妙在儒学，既教会了人们如何做人，也教会了执政者如何做官。你说的什么被皇权利用，为封建帝王所喜，我也知道，不就是在说孔子的“正名”思想吗？脑海里不就是闪现着什么愚忠、愚孝、迂腐等等一大堆“愚”吗？不就是指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固化了社会等级，让历来的当权者喜欢得不得了，让一般的百姓也喜欢得了不得吗？尽管这些看上去都是坏事情，但是，社会不也因此有了安定的秩序，我们的祖先不也因此也有了和平、安定的生活吗？对不对？如果你愿意历史地看问题，我看，这没什么不好！“君上者，民之仪也”，作君王的就应该“以德配天，敬德保民”，一旦出现君不君、臣不臣，一旦出现暴政，普通百姓就可以起而造反，重新寻找善政、德政，我们的历史不就是这样演化过来的吗？孟子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齐宣王问，“臣弑其君可乎？”孟子直接回答，“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你说这种思想，说到底，究竟是为帝王服务，还是为人民服务？我们常常用西方的优点，比对我们的缺点，可是难道西方就没有什么历史的污垢吗？你倒是说说看。我们说，儒家社会全民都是哲学家，这有什么不好？西方的圣人，柏拉图用笔构建了一个“理想国”。哪些人才有资格当他的这个“理想国”的君王？你不知道吗？不就是哲学家吗？他的这个设计固然美妙，可惜怎么样？不是因为缺乏本土的环境依托，一直被他的后继者质疑不已，怀疑它的可行性吗？你说，在这种情况下，西方人猛然发现，中国人原来一直就是柏拉图的信徒，就是柏拉图这一思想的实践者，他们能不大感惊讶，大为赞叹吗？
　　木：我承认你说的没错。可是，把一个社会禁锢在一种梦幻式的框架里，对其它文明抱定一种睡梦般的蔑视，你说这是应该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