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砚瓦拿到尚济民改后的稿子，不由得心生敬意。从首页题目起，至最后一段，每一页都改得天翻地覆，面目全非。有的在两侧空白处增加大段文字，有的把原有文字成段落删除。整个文稿的结构也做了大的调整。陶砚瓦在台式机上一页一页对着修改，一边改一边感觉确实比原稿站位高，更清晰、更有条理，也更有说服力。
　　稿子最大亮点，是从当前社会信仰缺失、诚信缺失、拜金主义、物欲横流等现象频生，亟须建设中华民族共同精神家园出发，来论证建设新楼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而且新楼的功能定位加入了“国学研究和交流”的概念。
　　“国学”这个词，近年大热。许多学者言必称国学。好象解决中国的问题，就看国学了。
　　其实细究起来，国学这个词，虽然见诸先秦典籍，但当初讲得和现在的概念不是一回事。首先那时的“国”不是现在的“国”，那时的“学”也不是现在的“学”。《周礼春官乐师》里说：“乐师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这里的国学，是指由国家设立的学校，与近代以来讲的国学涵义完全不同。
　　一般认为，如今“国学”这个概念，是从日本翻译过来的。当年日本全面学习西方，就有日本人说要坚守日本文化传统，即坚守日本“国学”。1902年，梁启超、黄遵宪等人商议，在日本创办《国学报》，后来逐渐有人主张研究、保存国学，以抵御西风日渐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冲击。还有人在日本创建了国学讲习会，章炳麟讲课，鲁迅是学生之一。
　　而现在，我们在21世纪要用国学这个概念时，必须对它进行一番重新诠释，厘清它的范畴，它的本质，以及要找到怎样弘扬它的路径。
　　但尚济民敢于把国学这个概念明确写进文中，还是需要很大的政治勇气。
　　陶砚瓦看后心悦诚服，他感觉尚济民确实是个人才。
　　不独陶砚瓦感觉尚济民是个人才，连总理也感觉尚济民是个人才。当然总理的感觉陶砚瓦无从知道，是他自己根据总理经常交待尚济民一些特殊任务分析得知。
　　尚济民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他早年就进中南海，在某常委身边工作，当时这位常委具有类似“皇储”一样的身份，是准备接大位的。能在其身边工作，谁都知道意味着什么。
　　改革开放几十年，中国的经济一直保持高速增长，虽有风雨，但没怎么影响行程。政治上也有风波，虽大局尚稳，但具体到某个个人，大起大落，大喜大悲，政治生命戛然而止的，朝为高官暮为囚者，却并不鲜见。
　　尚济民跟过的高官，就因某次政治风波，陡然从高处跌落，虽未完全丢掉高官身份，但离开了中南海，任了个闲职。
　　尚济民政治上失去大靠山，只好凭自己奋斗，又借各种机缘，仍然在“海里”慢慢显露头角。他去过地方，去过政府、去过政协，目前总算贵为部长级。更为重要的是，他与当朝宰相、目前在任总理曾有过仕途交集，总理现在还经常给他交待些特别工作。说特别，是陶砚瓦感觉特别，因为都是前五任领导均未接手过的工作，以后领导也未必能够接手的工作。比如，总理的几次重要外事讲话稿，就让尚济民深度参与讨论，据说还执笔写了部分段落。
　　更为重要的是，尚济民已经六十三岁了，按照规定还有两年就得退下来。有道是“官不修衙，客不修店”。官不修衙，皆因审批难，审查严，风险大，吃力不讨好。
　　古时候亦复如此。初知杭州的苏东坡，曾有《乞赐度牒修廨宇状》，讲杭州的政府办公用房，多是五代吴越割据时留下的建筑，百余年来，“风雨腐坏，日就颓毁”。苏东坡敢于打报告申请经费修衙，确是官场另类。因为在中国历代官场上，经常有地方官员因修衙而受处分者。
　　尚济民要“修衙”，可见他有一点苏东坡的风范。
　　陶砚瓦知道兹事体大，不敢怠慢，整整一个上午没动地方，才把稿子誊清。
　　吃过饭，中午也没休息，他又把稿子看了几遍，个别地方感觉不顺，他就做了调整。一般一把手改过的稿子，没人敢动。但尚济民是大笔杆子，他不计较个别文字的改动会丢他的面子。陶砚瓦亦非一般小吏，他就敢动一动自认其不顺之处。
　　下班前，陶砚瓦才把誊清的稿子交给孙健。尚济民不在，等明天上午一上班，他会立即过目。
　　陶砚瓦从孙健办公室出来，接到自己爱人杨雅丽电话，说你今晚能不能早点回家吃饭，儿子、儿媳妇也过来。
　　陶砚瓦心里一热，说没问题。他这才想起，今天是他们结婚30周年纪念，说好了要一家团聚的。赶紧回屋草草收拾一下，拿上每天上下班必带的一个小手包，便开车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