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我心怀对学伴的感激时，一辆小车从身边驶过停在了我们的前边，恰好挡住了路，正要绕过车时，下来了一个中年男人直截了当地说可以帮助我们拉上东西送到宿舍，这种仿佛从天而降的帮助似乎来得有点唐突而莫名其妙，我们的表现先是惊愕，接着是瞪大双眼审视着站在我们面前的这位先生。为什么要称之为先生而不以别的称谓呼之呢？因为当时在我的理念里，他不管出于什么动机，表现出的态度是诚恳的，形象是彬彬有礼的，举止是落落大方的，看不出有什么不良的动机与企图。
　　正在我们迟疑之际，车上又下来了一位太太，上前对我们说：“别犹豫了，远远看到你们拿着东西不容易，专门绕过来送你们一程的！”
　　稍稍停顿后，这位太太强调似的道：“有我在，你们还担心什么？”
　　太太说话间，先生已打开了后备箱的盖子，我们连声道谢后把东西放了进去。坐在后排，略显得拘束，尤其是我表现得严重些，可能因为我的影响贾莲珍才有了这样，否则她很有可能不会有的。车子开动后，先生可能看出了我们的不自然，便主动搭讪问起了一些情况，我们都是用最简短的言辞回答，尤其是我能不说话尽量不说。后来就是先生的侃侃而谈了，他说大陆来的学生都能吃苦，就象我们刚才拿东西的表现在台湾的年轻人就很难做到了，谈过大篇幅吃苦的话题后，总结性地归纳到了一点——经济欠发达，比起台湾落后了许多年。由于初来乍到，由于之前对台湾的了解十分有限，由于对国内经济没有太多的关注等原由，对于这位先生的评论未致可否，但从先生的语气里可以感受得到没有太多的歧视，反而有更多的感叹，言语里流露最多的是大陆不应该是这样的现状而却有了这样的现实。他能为大陆而担忧令我很感动。这种忧国忧民的谈论在我的接触中是不多见的，但在这里邂逅中就听到了如此热忠的议论，这是偶然的巧合呢？还是普遍中的必然呢？不得而知，但我还是很感慨的。
　　刚坐上车时，先生在不经意间问了一句住在哪栋楼，我们也以同样的不经意予以回答，原想着边走边告诉先生行驶的路线，不知是他谈的话题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力，还是拘紧中忘记了提示，说话间，车子停在了楼的下边，这令我和贾莲珍都很好奇，一下子意识到是否是学校的老师，等我们再次瞪大眼睛质疑时，先生理解了我们的意思，说出了他是这所大学毕业的学生，今天休息携太太来这里游玩的。我们卸下东西，礼节性地让他们上楼喝水，他们很有礼貌地辞谢后离去了。
　　望着远去若隐若现的车影，贾莲珍大发感慨地道：“台湾的人还真好！要不是这位先生的慈悲善行，我们不知累成什么样子，这在大陆是不敢奢望的，反正我生活的地方是这样，不知你们西安是什么样子？”
　　西安能是什么样子呢？贾莲珍的问话勾起了我有关这方面的思绪，虽然没有目睹过豪车撞人的事件，但听到这类事情的报导自然会与唐诗中所描写的恶少纵马人群的行为联系起来，助人为乐的风气没有继承，这种劣行却不折不扣地在随着时代的进步而翻新着花样。还有醉驾的屡禁不止难道仅仅是一种刑事犯罪的法律定性吗？难道深层的问题不是道德缺失后行为放纵的社会普遍现象吗？不仅是对他人对社会丧失了责任感，而且对自己的生命安全都丧失了责任感，这样的人，这样的行为已经不是个人的悲哀，而是社会、民族的羞耻！指望这样的人支撑国家民族屹立于世界恐怕只能是一种奢望了。由此进一步想到晋初“竹林七贤”酒后放纵的情形，他们是忧国忧民的苦闷借酒以发泄之，醉驾者能有这样的情怀吗？恐怕不是相差甚远的概念，而是与之相反！这是我走上楼时闪念中想到的，仿佛触动了记忆里储存的信息。不想了，想得越多越泄气。贾莲珍在我默不作声中还是一个人嘀咕着这一问题的差距，也难怪她对这件事这么上心，在大陆的确是很难遇到的，即使遇到也是不敢上车的，即使有所谓的太太在场也未必敢上车的。这种很少有人做好事与人们之间的信任缺失难道是人性的属性之一吗？这样的问题可以用在中国延续了很久普及得人尽皆知的“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三字经》的开篇来解释。在大陆不要说女孩子轻率地上陌生人的车，就是一个大男孩也未必敢有造次。“不要与陌生人说话”已经成为一个时代的经典教诲，谁能说这是少数人的偏激或者个别人的过于敏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