谕旨到了杭州，胡瑞澜阅后大惊。想到，此案叫刑部再研究研究，还叫刑部提出案中的疑点，还要求自己对案中的疑点继续审核。也就是说，自己先前所奏结的案子还没有得到朝廷的认可，尚未准奏，这个案子还不能算审结。胡瑞澜觉得脸上好无光彩！
　　朝廷要他继续审理此案，他便把原来审案的官员又集中起来。胡瑞澜给另外四位官员宣读了朝廷的谕旨，说道：“朝廷的意思要我们继续审理此案。刑部如果提出案中疑点，你我还须给一个明白的交待。请诸位再慎思细想，此案还有什么问题，最好在刑部发现之前，我们先给发现并解决了。等刑部发现疑点后再告之于我等，显见得你我办案无能了。”
　　边葆诚抢先嚷道：“这都是他娘的京城这些读书人吃饱了没事干想出来的好事。什么还要继续研究，他们自己都招认了，还有什么好研究的！”
　　罗子森说道：“卑职认为，这个案子已经很清楚了，胡大人审理的这个案子之所以朝廷里的人有这样那样的看法，是因为他们没有参与这个案子的审理，不了解这个案子的详情。说风凉话容易，可以不负任何责任。依卑职看，最好想一个让朝廷里的人都能心服口服的办法。”
　　候补知县顾德恒说道：“列位大人高见。卑职有一个想法，是否有当，请列位大人参详。现在二位主要人犯都有供认在案，其他证人也都证实了这个案子不会有错。现在，京城官员都十分关注这个案子，连一些细节问题也很在意。既然如此，我们不妨把这个案子所审过的所有证人证言，汇成一个册子，递交给朝廷。因为我们审过的一些证人，可以证明杨乃武的申诉理由都是虚捏之词，这样就可以把在一边说风凉话人的嘴巴都给堵上了。”
　　胡瑞澜心想，这些证词后来询问杨乃武时，都被杨乃武否定了。而且杨乃武的否定意见并无漏洞之处。觉得做成这样的册子并无多大说服力。再说，从来都是官员把所审案子做成折子，上报朝廷。如果还要靠什么册子说服朝廷官员，说明还是对自己的折子采取了不信任的态度，不免对搞什么小册子的做法有些不快，便说道：“从来没有听说官员办好了案子还要把证人证言之类的东西一并上报朝廷，搞小册子，有没有这个必要？”
　　罗子森说道：“胡大人，如果朝廷官员对此案不像现在这般说三道四，指手画脚，我们的确没有必要搞什么小册子。我们搞这个东西也是出于无奈。如果京城官员都信您胡大人的折子，我们就没有必要搞什么小册子。无奈京城那些官员并不以大人的奏折为然，不相信杨乃武及葛毕氏的供词，那就让他们看看人犯自己是如何招认的，证人们都是如何说的。只有采取这个办法，才有可能堵住那些说三道四官员的嘴。”
　　边葆诚也看过杨乃武的辩解意见，遂说道：“搞就搞一个呗。像这样经过多次审理，朝野上下普遍关注的案子自古至今也不是很多。特殊的案子就采取特殊的办法。但要搞，也要做一些处理。比方说，后来杨乃武的一些辩解理由就不要弄上去了。真要弄一个册子，也要精心编写过，不能把所有内容都原封不动地呈上。呈上的册子也要和胡大人之前上奏的折子保持一致。”
　　罗子森说道：“这应该是个好主意。把杨乃武亲属到钱宝生药铺骚扰的事也写上去，写得具体一些。杨乃武亲属的这些做法很有说服力，确实是他们这样一些人在胡作非为。朝廷官员肯定很在意杨乃武亲属到证人钱宝生药铺去骚扰一事。罪犯亲属到证人家里去闹事象什么话？相信他们看见这样的材料定会对杨乃武的看法来个彻底转变。”
　　胡瑞澜遂道：“既然大家都认为有必要编写一个，那就有劳列位大人。本官听了几位高见，觉得是有些道理。既然朝廷对这个案子还不放心，那我们就把事情做得更细一些，把更详细的资料呈送上去。要让朝廷官员看后都能觉得，是杨乃武在为自己活命而在拼死狡辩。他的所有申诉理由都是胡编乱造，企图混淆视听，试图垂死挣扎。要搞，就要快。尽快搞出这本册子，早些让那些朝廷官员改变对这个案子的看法。那就请罗知县和二位候补知县动动笔，分分工，把审过的几位证人证词整理出来。你们整理好以后，再交边大人和本官看看。”
　　经过十多天的紧张编写，一份《招册》出笼了。《招册》上，凡这几位大员审过的证人证言都罗列了上去，当然是经过精心编写，成为有着鲜明倾向性的所谓“证据材料”。
　　《招册》上被列为第一位证人是地保王林，在《招册》上，他是这样说的：
　　小人王林，浙江余杭县人氏，今年五十五岁，充当地保，承管城内西北两里。那杨乃武所住澄清巷口及葛品连所住太平弄口都是小的承管。葛品连也素相认识。他在豆腐店帮工，有店伙计张三因琐事与他相争，咬破手指，经店东把张三辞出，是小的理明的。葛品连租住在杨乃武房屋，因外人传说杨乃武与小白菜有不端的事，他与冯许氏商议，找房搬出，小的是知道的。杨乃武并没有要小的押令葛品连搬房的事。同治十二年十月初九日午前，葛品连由豆腐店回家，隔不多时猝然暴死。他母亲沈喻氏投知小的，说尸身口内流出血来，小的往看，实是中毒的样子。沈喻氏赴县递呈，小的也随同前往。今蒙审讯，所供是实。
　　《招册》上，沈喻氏的供述是：
　　妇人沈喻氏，余杭县人，年五十八岁。葛毕氏即毕生姑是前夫子葛品连之妻。妇人先嫁葛奉来为妻，早经身故。闹太平军时，儿子葛品连被掳去，妇人独身无依，于同治二年改嫁沈体仁为妻。次年，品连逃回，丈夫把他荐到豆腐坊帮伙。那时，喻敬天借妇人家房屋贴邻居住，伊妻喻王氏即毕王氏有前夫之女毕生姑随带过门抚养。妇人与喻王氏订明，把生姑给品连为妻。同治六年十月，喻敬天在澄清巷造房，与杨乃武贴邻居住。至同治十年，生姑人已长成，品连与妇人商量要娶。喻王氏嫌品连聘礼太少，还说要品连自造新房。经品连义母冯许氏说合，情愿出大洋三百元，二百元作聘礼，一百元作婚礼宴席之用。定于次年三月初四日成亲。这日子是烦杨乃武择的。一月间，杨乃武自造楼房三间，托妇人丈夫监工。妇人得知杨乃武自住不过一间，要把余房出租，便托赵荣兰向杨乃武租定。三月，品连完婚，，一月后，便搬入杨乃武新造楼房租住。生姑做姑娘时，原是好的。过门后也与品连和睦。搬到杨家两三月后，就时常同品连争闹。后品连屡次见生姑与杨乃武同坐同吃，又听得杨乃武在生姑房中教给念经，常生气向妇人告诉。妇人到他家也撞见过生姑与杨乃武同桌吃饭。因杨乃武强横，品连懦弱，不敢较量。品连义母冯许氏托人找到了租房，于十二年闰六月搬住太平弄口。哪知杨乃武仍与生姑来往。七月间，有一次杨乃武走进，恰遇品连在家，不理他。他就走出。八月二十四日，妇人听说品连因未腌罗卜菜合生姑争闹。生姑剪了头发。妇人赶去向品连训斥。品连说，并不为菜，只为生姑常不在家，杨乃武倒常来。所以，籍菜生气。至十月初九日上午，丈夫由外回家，说在大桥看见品连行走迟慢，想是流火病发。至下午时，王心培的丫环来通知品连病重。妇人赶去看视，品连已不能言语，两手在胸口乱抓。妇人疑是痧症，请医觅药，救治无效。延至申刻气绝。初十日，生姑催促入殓。妇人说，品连勤苦一生，要定做个好些的棺木。后见尸身口鼻内渐渐流出血来。盘问生姑，言语支吾。到妇人要去喊告，她才说有杨乃武给的流火药给丈夫吃过。妇人因没查明，不敢指实。晚间到县喊告。经县验明品连实系砒霜中毒而死，把生姑带回衙门讯问。她当时就把杨乃武供出的。到十一月间，，叶杨氏，杨詹氏同来跪求妇人递呈求息。妇人回她说，这是生姑供出，并不是我告的，把他推辞。今蒙复讯，杨乃武与生姑何时有奸，如何谋毒，无从知晓。惟品连见杨乃武与生姑同食共坐，屡向妇人诉说，总没说过别人。倘另有奸夫，断不肯不指出来给儿子伸冤的。所供是实。
　　《抬册》中，小白菜的供述是这样的：
　　妇人葛毕氏，余杭县人，娘家名唤毕生姑，街坊都称妇人诨名小白菜，年二十岁，葛品连是丈夫，沈喻氏是婆婆，沈体仁是丈夫继父。同治二年，妇人八岁，随母王氏改嫁喻敬天，称喻敬天继父。那时，继父借住沈体仁房屋。母亲与婆婆当面说定，把妇人许配葛品连为妻。同治六年，继父在澄清巷自造房屋，搬住时，杨乃武租住间壁姚姓屋内，因与妇人认识。同治十年，妇人年十六岁，婆家要把妇人迎娶。因没有房屋，经冯许氏商明先住入继父家，满月再搬，并托杨乃武择定，次年三月初四日成亲。十月间，过了婚书财礼。十一月，杨乃武在澄清巷口新造楼房，说有一间空，可以出租。婆婆听闻，即于十一年二月凭中租定。至四月，妇人做亲满月，二十四日随丈夫搬往，与杨乃武共门出入。所有楼房三间，杨乃武住东首一间，妇人家住西首一间。丈夫因在豆腐店帮伙，早去晚来，在家时少。杨乃武议论，作豆腐手艺低微，每天要起五更，不成生意，妇人是听见过的。八月底不记日期，杨乃武曾用言语向妇人调戏。至九月初八日，杨乃武前妻大杨詹氏故后，杨乃武又曾向妇人调戏。妇人都没有答应。这月二十八日傍晚，丈夫往店里去，杨乃武又到妇人房内调戏，妇人一时没主意，就依允了。以后遇便行奸，不计次数。杨乃武续娶小姨杨詹氏，借妇人首饰作为聘礼，他并没给过钱物。妇人与杨乃武同坐同吃，杨乃武在妇人房内教给念经，都是有的。丈夫看出情形，我继父告知，经母亲把妇人劝诫。丈夫决意不肯合杨乃武同住。杨乃武也因外面浮言过重，不便相留。品连义母托人在太平弄口租得房间，于十二年闰六月搬去。杨乃武仍乘便来往。七月间，有一次杨乃武来，正遇丈夫在家，他就走回。八月二十边又来过一次。二十四日，丈夫自店回来，见前交妇人萝卜菜未腌生气，向妇人殴打。妇人哭闹上楼，把头发剪落。婆婆闻知赶来劝住。九月二十边，杨乃武中举后，杨乃武走来探望，说前从妇人门前经过，因见有人在家，不便走进。随问起剪发缘由，妇人告说前情，不愿随丈夫度日，剪发要作尼姑。杨乃武说，尼姑做不得，你就嫁了我罢。妇人说：“你有妻，我有夫，这事不能”。杨乃武说：“你有夫，可用药把他毒死。我有妻，将来娶你做两头大”。并说，如果有事，他一概承当。妇人当即应允。十月初五起更时，杨乃武又来，交给红砒一包，嘱妇人得便给丈夫冲吃。他就走回。初九日巳刻，丈夫腿上发流火旧疾，回家上楼歇息，叫妇人买桂圆东洋参调理。妇人随拿钱一千，到继父家托买。继父嘱班伙吴亚金买就，叫兄弟茂林送到。妇人把桂圆洋参煎好，先把砒末放入碗内，将汤冲入，拿上楼给丈夫吃罢，妇人就下楼来。迟了一时，丈夫毒发呕吐。妇人上去看时，丈夫两手在心中乱抓，不能说话。婆婆赶来，请医诊治，不多时就身死了。至初十日，尸身口鼻流出血来。母亲、婆婆先后向妇人盘问都没有实说。婆婆后要喊告，妇人说，有杨乃武的流火药给丈夫吃过，总没说出砒霜的话。次日，本县相验，把妇人带回衙门，在白公祠审问，妇人把通奸谋毒实情供出。传到杨乃武对质，顶撞不服。县官把他连妇人解府审明定案。他胞姐叶杨氏、妻杨詹氏先后着人进京呈控。妇人想脱罪，因此到案翻供的。今蒙严审，妇人实因年轻，始终被杨乃武欺骗。现犯重案，也没的说了。至杨乃武牵告的何春芳，前因我丈夫商买地基，到妇人家来过，与妇人并没有奸私，不能诬指。此外，也没另有奸夫。杨乃武说妇人当日要赖婚，怨他从中理处，又说他见何春芳踪迹可疑，告知丈夫将妇人痛责，都是没有的事。所供是实。
　　候补知县顾德恒，写得有一手漂亮的书法，于是，抄写招册之事，全由顾德恒一手经办。他抄完了葛毕氏的供词，继续抄写杨乃武的供词，却发现八月二十四日之事，杨乃武和小白菜两人供述不一，杨乃武供述的是这一日被葛品连撞破了奸情，小白菜说是这一日因腌罗卜菜迟延而与丈夫发生争吵。如何处置这一不同供述，顾德恒即向胡瑞澜作了禀报。
　　胡瑞澜明知这一事由关系重大，但因案中这么重大的事由并不是由自己发现，故只是在心中“咯登”一下，并没有露出过分紧张的心态。平静地说道：“嗯，这倒是个事情。两人说法可以稍有不同，这也相差太大了。你设法给说圆了。”
　　顾德恒早就料到胡瑞澜会把难题丢还给自己，事先已有所考虑。一方面，他想试试胡瑞澜对审理刑事案件到底有几斤几两，另一方面，他想在胡瑞澜面前显示自己的能耐，便说道：“卑职的想法是，杨乃武的供状中就不提撞破奸情一事也就罢了。”胡瑞澜听后，便说道：“行，就这么办吧。”
　　可是，胡瑞澜对不提撞破奸情一节后，杨乃武是如何起意以砒霜谋毒，如何说圆，却没有提及。顾德恒心下想到，胡瑞澜果然没有审案经验。
　　顾德恒只得继续说道：“杨乃武如何起意以砒霜谋毒之事，卑职以为还是按葛毕氏之说法上报，大人以为如何？”胡瑞澜说道：“对，对，对。这样双方供述也就完全一致了。”
　　于是，杨乃武在《招册》中的供词是这样的：
　　革举杨乃武，浙江余杭县人氏，年三十九岁，咸丰三年进学，同治癸酉科本省乡试中式第一百零四名举人。现奉斥革。父母均故，叶杨氏是胞姐。杨恭治是共祖兄弟，并不同居。原有胞兄乃文，幼年亡故，并无其他同胞兄弟。初娶吴氏，再娶大杨詹氏，三娶大杨詹氏之妹，小杨詹氏生有一子，现已二岁。从前有屋，经乱被毁，租住澄清巷姚姓房屋。同治六年间，葛毕氏的继父喻敬天也在澄清巷造房，与革举贴邻居住，因与葛毕氏认识。她自十一岁时由母亲喻王氏即毕王氏把她许给葛品连为妻。至十年，葛品连意欲迎娶。喻敬天争论财礼，又说葛品连现无房屋，须俟造屋再娶。葛品连之母沈喻氏凭中人议定财礼，先赘入喻敬天家，满月后再行搬移。定于次年三月初四日成亲。这日子是革举择的。十一月间，革举在澄清巷口自造楼房三间，托葛品连继父沈体仁监工。说起自己用房无多，有一间可以出租。沈喻氏从旁听闻，于十一年二月间托赵荣兰说合，向革举租定，押租金钱十千文。每月房租契上写八百文，革举嫌少，著他加成一千文，于四月二十四日搬入。葛品连在豆腐店帮伙，早去晚来，革举议论，他这生意不好，每日要起五更，这话是说过的。八月不记日期，革举见葛毕氏独处，曾用言语向她调戏。至九月初八日，革举前大杨詹氏故后，革举又曾向葛毕氏调戏，都没成奸。至是月二十八日上灯后，家内无人，革举到葛毕氏房内才调戏成奸的。是后遇便续奸，不记次数。革举与她同坐同吃，又在她房内教给念经，借她首饰聘娶小姨杨詹氏，都是有的。后来葛品连不付房钱，要寻房另搬。革举也知外面浮言过重，不便留他。十二年闰六月间，葛品连携妻搬住太平弄口，革举仍乘便与葛毕氏来往。七月间，革举找葛毕氏续奸，适葛品连在家，当就走回。八月二十边，乡试回家又去过一次。二十四日，葛品连与葛毕氏争闹，葛毕氏把头发剪下。革举听人传说，要到葛毕氏家探问，走到门前，见她家有人就没进去。至中举接报后，九月二十边复往探望，见葛毕氏问起剪发缘由，她说起前情，不愿随夫度日，剪发要作尼姑。革举向她说：“尼姑不好作，你就嫁了我罢。”她说：“你有妻，我有夫，这事不能。”革举说：“你有夫，可以用药把他毒死。我有妻，将来娶你作两头大。”并说：“如或有事，我可承担。”的话。她当即应允。革举旋即赴省料理中式事宜。因妻父詹耀昌于十月初四日除灵。初五日，妻弟詹善政入继。革举于初二日从省动身转回，路过东乡仓前镇爱仁堂药店，向素识的钱宝生假说毒鼠，要买白砒。他说，白砒没有，只有红砒。收钱四十文，包给红砒有四五分。革举藏在身边。到家时，见杨詹氏已到南乡娘家去了。革举叫人挑了祭席，随后前往。至初五日，詹善政立继书画押已毕，中午后，革举同妻转回。初更时到葛毕氏家，把砒包交给她遇便给葛品连吃，当即走散。初九日下晚，葛品连中毒身死。十一日，知县前往相验，是日三鼓后，有这阮德及县署书办何春芳带衙役到革举家敲门，说知县在衙立等。革举即时前往。知县坐堂，说葛品连的命案，葛毕氏已把革举供出，叫葛毕氏与革举对质。革举顶撞不认，就把革举交捕厅看管。革举因看得葛毕氏供有初五日交给砒霜的话，随写信交杨詹氏寄省叫堂弟杨恭治回至余杭，嘱为具禀申辩，并信知岳母詹张氏，邀亲友代递公禀，说革举在南乡于初六日才回的话。旋奉提省，由府督审。革举把通奸谋毒情节供明。连在钱宝生药店买砒的事一并供出。解经按察使复审，转解抚院，均照前供。后革举虑恐罪重，作就呈词，商同叶杨氏著王阿木作抱，于上年四月间在都察院衙门控告，解回复审。革举因未能翻案，复作呈词，商令杨詹氏央姚士法作抱，于九月间赴步军统领衙门控告，发回派审，尚未审结。今蒙严审，不敢狡饰，所供是实。
　　由于钱宝生并无其人，仓前爱仁堂药店掌柜名叫钱鹿鸣，又名钱坦，小名阿奎。顾德恒和罗子森二人为《招册》上该如何署名字问题伤透了脑筋。不写钱宝生看来不行，写上钱宝生，同时写上钱鹿鸣好像也不合常情。最后定下，不写钱鹿鸣，只写钱宝生。在《招册》上说是钱宝生即钱坦又名阿奎的供词：
　　小人钱宝生，浙江钱塘县人，年三十二岁，在余杭东乡仓前镇开爱仁堂药铺。这杨乃武是小的前在余杭城内景春堂药店帮伙时认识的。同治十二年十月初三日杨乃武到店，说由杭州回家，便路过此，因书箱被鼠咬坏，要买白砒毒鼠。小的回说，没有白砒。他说红砒也好，要买一百钱的。小的想，他是个读书人，又新中举人，可以相信。就向他说，毒鼠不用许多。随包给红砒约有五分，收钱四十文。杨乃武把砒携去。十月二十七日，知县把小的传案在花厅审问，说杨乃武在府供，你买给他砒霜，是否实情。小的不敢隐瞒，也就据实供明，当堂具结。十月初九日，有杨乃武的夫人杨詹氏带领王阿木等人到店，又是哭，又是求。他们要小的作好事，同到杭州递悔呈，说没卖砒霜，救杨乃武的性命。小的说，这是杨乃武供出，不干我的事，不肯同来。他们强拖小的下船。经地保徐锦堂理斥走散。还有杨乃武的姐姐叶杨氏也带数人到店，又是吵又是闹，定要叫小的同到省递禀，替杨乃武隐瞒。小的不肯，趁空走避。后来又来过多次，搅得小的连店里都不敢呆。今蒙审讯，所供是实。
　　当初陈鲁结案时，把杨乃武去仓前爱仁堂购买砒霜的时间按照钱坦所供定为十月初三日，后来被刑部尚书桑春荣发现与杨乃武所供的时间十月初二日不一致，以致当年不能进入秋审。这一情节上的差错，并没有随着案卷由都察院交代给浙江复审官员知悉。在浙江的屡次复审中，谁也没有注意到这一细节。这一次编写《招册》过程中，连抄写的顾德恒，也没有注意到这样的细节。
　　沈体仁、喻敬天也在《招册》上作了供，他们的供词与他们夫人所供大同小异。王心培在《招册》上的供词除说了他是如何租给葛品连夫妇的，还说：“葛品连见葛毕氏与杨乃武亲密，有不端样子，向品连义母冯许氏告知，冯许氏闻小的间壁有县差赵福庆空房一间，托小的母亲问明，替葛品连租定。于同治十二年六月搬来。葛品连在豆腐店帮伙，葛毕氏白日常不在家。夜深时，常闻其开户之声，不知何事。”还说：“杨乃武与葛毕氏有奸，早有风声。这何春芳没人说过。”
　　叶杨氏在《招册》上的供词都是一些不太相关的内容，说是：“兄弟自知罪重，作就呈词，著妇人出名，邀王阿木进京到都察院衙门呈告，发回审办。因不能翻案，又由杨詹氏出名，与姚士法一道到京控告。”并说“兄弟与葛毕氏通奸谋毒的事，妇人从前不晓得。”
　　小杨詹氏在《招册》上罗列了这样一些内容：
　　妇人杨詹氏，浙江余杭县人，年二十一岁，娘家名唤詹彩凤。杨乃武是丈夫。叶杨氏是丈夫胞妹。妇人娘家有母亲张氏，哥子詹善政，是前些年过继过来的。胞姐大杨詹氏即詹金凤是杨乃武前妻，于同治十一年九月初八日身故。母亲又把妇人许给杨乃武为妻，于十一月初三日过门的。葛毕氏先于四月里租妇人家房屋搬来伙住，至十二年闰六月搬出。他自何时与丈夫有奸，妇人不知道。他也没有提过从前有赖婚的事。妇人父亲早故，十月初四除灵，初五日过继哥子张善政，写立继书，丈夫一同画押。中午后就与妇人一同回家。十一日葛毕氏犯案，供出丈夫和她有奸，初五日交给砒霜的话。知县把丈夫传案，押于捕厅。妇人前去探望，丈夫乘便要妇人邀丈夫堂弟杨恭治和詹姓亲友凑足四人，向余杭县呈递公禀，说丈夫在南乡于初六日才回。于二十日解府审问，后丈夫供出买砒谋毒情事，妇人与叶杨氏十分着急。十二月初九日，妇人与王阿木一道到仓前镇，向钱宝生跪求同到杭州递悔呈。后又邀姚士法求钱宝生同到杭州递悔呈，他都没有应允。丈夫因叶杨氏京控未能翻案，又作呈词，由妇人出名，托姚士法作抱，于九月八日动身进京，到步军统领衙门控告的。今蒙审讯，所供是实。
　　王阿木、王和尚、姚士法、杨恭治、吴玉琨、何春芳、阮德都有供词在册。他们所作的供词内容，谁都可以想见。
　　《招册》随胡瑞澜的奏折到了北京，胡瑞澜又托在京熟识官员制作了一些抄件，在京官中广为传阅。一时间，为杨乃武平反昭雪的议论大大减少。京官们不太可能想到，审案官员向朝廷上奏折子的附件还敢作假。见到两位人犯严丝合缝的供词，几位证人所作证词均众口一词，尤其是杨乃武亲属到证人钱宝生药铺多次骚扰一事，在京官中传开以后，许多京官从先前的同情杨乃武，转而对杨乃武亲属行为产生了厌恶，以致对这一案子保持了沉默。
　　与世上的所有事物一样，这份《招册》也是一把双刃剑，在有力地刺向杨乃武和小白菜的同时，也为胡瑞澜自己向朝廷提供了伪造证词，欺瞒朝廷的书面证据。
　　恭王爷听说胡瑞澜呈上了《招册》，让军机处把《招册》送了过去，阅后，又把王书瑞和边宝泉找了来，要他们说说对这份《招册》的看法。王书瑞说道：“卑职看这份《招册》，通篇文理贯通，用词准确讲究，一气呵成。不像是证人原话，看来是由一人捉刀所成。你看，沈喻氏的一些话语，岂是从一个乡愚村妇口中所能说出？活脱脱的一位当代文人。”
　　边宝泉说道：“王大人言之有理。卑职看这一《招册》，没有证人指印、画押，应是事后审案官员编写。但既是朝廷官员呈上，我们没有理由猜疑他们胆敢欺瞒朝廷，欺瞒皇上和两宫皇太后。相信一般官员都是这样认为的。地方官员在上报的册子中，在不违反原意的情况下稍加修饰，以让证词文理通畅，表达准确，让上级官员能看个明白，这既在情理之中，也是官场的通常做法。”
　　恭王爷说道：“胡瑞澜这一招还真厉害！把杨乃武亲属到证人钱宝生药铺去骚扰的事都上奏了朝廷，这种事虽小，却很有煽动性。明摆着是杨乃武亲属在无理取闹，谁还再敢给杨乃武说话？你们想想看，这个事情我们还有什么话可说？”
　　边宝泉说道：“王爷，这个案子皇太后已经下谕旨让刑部再研究研究。看来只有待刑部看出问题来，才好将此案向前推进。”
　　王爷说道：“如果刑部看不出什么问题，岂不是就没有办法了？”王书瑞说道：“就怕刑部发现了问题，胡瑞澜为了坚持自己原来的意见。他会千方百计想办法把案中的漏洞给补上罗，让人看不出还有什么疑义。”
　　王爷说道：“这也是。”又与王书瑞和边宝泉说道：“你们回去再想想。看看还有什么办法可想。”
　　却说刑部受命书面审查杨乃武和小白菜一案，由刑部侍郎潘祖荫担承。潘祖荫却对桑春荣尚书说道：“尚书大人，此案疑难复杂，仅作书面审理可能发现不了什么问题，是否请太后收回成命，以使胡瑞澜知其所难，断绝胡瑞澜依靠他人审清此案之想，自己真正担当起责任来。”
　　桑春荣说道：“我们尽力而为吧。如今朝野都有对胡瑞澜不太信任的譽论，认为他从未办过刑事案子，不可能审清如此疑难复杂之案。太后此举显然是试图弥补胡瑞澜审案经验之不足。假如连刑部也提不出什么问题，此案应无疑窦，依胡瑞澜所奏定案便无所顾忌了。太后既有谕旨，刑部又是专职刑事之职，责无旁贷。要求太后收回成命并无任何理由。”
　　潘祖荫说道：“那么，是否请桑大人跟崇实大人说说。他是正黄旗满人，头品顶戴，他说的话也许太后更加听得进。微臣只恐仅仅是书面审查，刑部却查不出什么问题，而又要担当审清此案的责任。到时，人们会说，审不清此案的是刑部，而不是胡瑞澜。胡瑞澜审不清此案，已在人们的意料之中，人们对其并无多大期望。而刑部既已受命，却在仍有诸多疑难之谜未解的情况下维持原来判决。难免要受到人们的指责。”
　　桑春荣说道：“我们做臣子的只知对朝廷效命，至于人们要说些什么，就让他们说去吧！如果真有诸多疑窦未解，谅谁人也不敢胡乱定案。崇实大人虽是正黄旗，但他既无什么战功，也无过人之文采，仅靠祖宗阴德身居要职，能保住自己的位子已经不易，我们就不要去为难他了。”
　　潘祖荫看了数天原审材料，实在看不出有什么新的疑问。因为浙江地方官员上报朝廷的材料都是经过精心修饰的，又早经当时刑部主事反复审查。即使有什么问题也早已察觉。只有当时刑部初次审查时，尚书桑春荣曾提出钱宝生供词和杨乃武供词所述卖买砒霜日期不一致的问题。还有，八月二十四日到底有无被葛品连撞破奸情，为何杨乃武和葛毕氏两人有不同说法，杨乃武前后也有两种说法，早先杨乃武说八月二十四日被葛品连撞破奸情，《招册》中却说，八月二十四日杨乃武因见葛品连家中有人，没有进门。对此，胡瑞澜也没有做出合理的解释。于是，潘祖荫向桑春荣提出，要求胡瑞澜对此做出解释。
　　刑部提出的这两个疑点送到了胡瑞澜面前。此案虽经多次审理，浙江的审案官员都只是关注两个被告的供词如何，却没有想到如何解释这两个问题。现刑部发文提出这两个问题，要求胡瑞澜作出明确解释。胡瑞澜虽然事先已经知道八月二十四日之事有两种说法，不知该如何解释这一问题。于是，胡瑞澜又将四位官员召集起来，共同研究应对之策。
　　边葆诚说道：“日期相差一天算个屁！记忆错误总是难免的，哪一个人会那么有心，记下每一天的行程？除非用文字记下来，或是有可靠参照，否则，谁能准确记得十来天之前某一事情发生于哪一日？不要查看记载，你们有谁知道本官为审这个案子是哪一天来到学台衙门的？不记得吧！刑部真是吃饱了撑的，提出这样的问题，也太小题大做了。依本官看来，就向朝廷禀报说是钱宝生记忆错误就完事了。”
　　胡瑞澜问道：“如果说是记忆错误，那么为何偏偏是钱宝生记忆错了？为何不是杨乃武记忆错了？你说是记忆错误，为什么不可能是笔误？到底是笔误还是记忆错误？”
　　边葆诚一时语塞。
　　罗子森习惯于顺胡瑞澜立起的杆子向上爬，说道：“问题还在于当时两人都言之凿凿，在《招册》中，钱宝生和杨乃武都没有涉及到记忆不确之类的话。现在得有一个人承认是自己记错了，方好向世人交待。问题是，应当让谁去承担记错之责？此人当时为什么会记错，凭什么说现在我们所定的日期就是对的？如果说是笔误，那么是谁之过，是何时何地何因所致？仔细研究起来，刑部提出的这个问题十分厉害，的确很难作出让人信服的解释。”
　　众人一时都不知该如何是好。
　　边葆诚说道：“就是有日期上的不一致，总不会影响到这个案子的有冤无冤。既然杨乃武都已经承认到仓前镇药店买过砒霜，早一天，迟一天并不影响到有无买砒霜之事。问题在于杨乃武有无买过砒霜，不在于哪一天买的砒霜。刑部在这些芝麻小事上做什么鸟文章！”
　　胡瑞澜说道：“现在许多人都在为杨乃武呼冤，哪怕有一点漏洞存在，就会说这个案子存在疑窦，难以服人，不能据此定案。说闲话容易，做实事真难！”
　　候补知县顾德恒说道：“卑职又看了一遍当时浙江上报刑部的定案奏折，见钱宝生说是十月初三日到其药铺卖的砒霜，杨乃武说的是初二日买的砒霜。因杨乃武是从杭州回余杭的途中在仓前镇下船买砒霜，我们就可以这样解释这个难题：杨乃武是初二日办好了中式手续，当天晚上从杭州乘船出发回余杭，实际上是初三日才到仓前镇买的砒霜。初二日是杨乃武从杭州出发的日子，他在途中买的砒霜，到了仓前镇已经是初三了。所以，买砒一事的日期，杨乃武说的是初二日从杭州出发，这也没有什么错。初三日到了仓前镇药店买砒霜，钱宝生说是初三日杨乃武前来买砒，也没有错。”
　　罗子森说道：“咳！真是一派胡言！余杭距离杭州不过四十里水路，离开仓前镇不过二十余里，还不到三十里。杨乃武从杭州出发，船再慢，也不可能次日早上才到仓前镇，编这样的瞎话，谁会相信？”
　　边葆诚道：“咳！这倒难说了。想北京那些官员，有谁会知道杭州离开仓前镇有多远啊！这只不过做做文字游戏，敷衍敷衍那些刑部官员而已。他们不是在玩初二还是初三的游戏吗，咱们也给他玩玩距离上的游戏。”
　　胡瑞澜听后，也觉得不甚妥当，但自己也想不出更好的办法，只得说道：“还有没有其他更好的意见？”
　　半晌，谁也没有吭气，胡瑞澜说道：“那么这事先说到这里。再议一议八月二十四日那事。看看诸位有何高见？”
　　边葆诚嚷道：“这事跟咱们没有关系呀。咱搞的《招册》上可没有说到撞破奸情的事。”胡瑞澜说道：“那是！问题在于，我们在《招册》中为什么相信葛毕氏的供述而没有采信杨乃武的供词，理由何在？刑部就是要咱弄清原先浙江上呈刑部的具题上为何与咱上奏朝廷的《招册》上有这样的不一致之处。要咱们搞搞清楚，到底怎么回事。”
　　边葆诚说道：“这事是谁弄的？”
　　候补知县顾德恒说道：“葛毕氏招的八月二十四日因腌罗卜菜迟延而与丈夫争吵，那些话是由余杭知县刘大人办理的。杨乃武招的八月二十四日奸情被撞破那些话是由杭州知府陈大人办理的。”
　　边葆诚说道：“怪不得。要是由一个人经办的就不会出这样的岔子了。都怪陈大人，太不小心了，也不仔细看看原来葛毕氏是怎么招的。这事弄的！叫咱们说啥好呢？”
　　罗子森说道：“刑部提出这事就更厉害了。试想，如果按咱们《招册》上所说，那是没有撞破奸情的事，正像边大人所说，既然我们《招册》中没有提到撞破杨毕之间的奸情，那原先交刑部具题中所称的因撞破奸情而产生谋害葛品连之意就立不住脚了，我们有什么理由要否定杨乃武这一供述而要采信葛毕氏要去当尼姑而产生谋害之意的供述呢？还有，为何前后两次折子有不同的说法，杨乃武的这一供述是否因刑逼所致？依卑职看来，这事很难给说圆罗！”
　　胡瑞澜突然说道：“你们哪位察看过杨乃武的刑伤？到底有无刑伤？如有，是否严重？”
　　审理时，谁也没有问及杨乃武有无刑伤一事，所以，谁也无法回答胡瑞澜的问题。
　　胡瑞澜说道：“本官有一想法，不知对还是不对，求教诸位。如果你们觉得不对，不同意本官的意见，尽管提出来，本官决不会怪你们。眼下刑部要求咱们重新审核他们提出的疑点，也就是说，这个案子在太后看来，还不算最终定案。我们现在想改也还可以改。现在，我们已经谈到这个案子中的三个问题，都是与杨乃武相关的，第一个问题是有关买砒日期问题，现在大家都还觉得还难以拿出有说服力的解释。这就牵涉到杨乃武到底有无买砒的问题，如果我们拿不出有说服力的解释，人们都会认为杨乃武没有买砒，其有罪供述是被屈打成招，是冤枉的。第二个问题是撞破奸情问题，现在已经成为有两种说法，一是说撞破奸情后杨乃武才起谋毒之意，一是说杨乃武劝葛毕氏不要去当尼姑而起谋毒之意。虽然我们在招册中没有说撞破奸情的事。只是我们不采杨乃武的说法而采葛毕氏的供述，依据何在？如何才能给世人一个合理的交待，我们现在也拿不出好办法来。而且，还有第三个问题，就是杨乃武有无刑伤，刑伤程度问题。这个，我们大家都还没有关注过这事。本官是想，我们不妨一同去看看杨乃武的刑伤，如果确有刑伤，并且相当的重，我们就推断为杨乃武为冤枉，买砒日期和谋毒缘由都是因其受不了刑逼而胡乱招供的，所以本案才会有这么多的歧义。据此，我们就奏明太后，要求为杨乃武一人平反纠正。定葛毕氏一人为谋害亲夫正犯，凌迟处死。诸位以为如何？”
　　听胡瑞澜如此说，大家都没有思想准备。既不敢贸然肯定，也不敢当面否定。边葆诚听后，心里很不舒服，但也不好明说，因为他自己也对刑部两个问题也无法拿出一个很好的解释意见。于是，便说道：“钦差大人，这个问题还得慎重考虑。如果说定葛毕氏一人为谋夫正犯，那么，她毒从何来？有没有奸夫？如果没有奸夫，她为何要谋害自己的亲夫？如果有奸夫，此人是谁？胡大人哪！定葛毕氏一人为正犯，将有更多疑义无法向世人交待。本官建议，要么把胡大人的这个意见跟巡抚杨大人商量一下，他如果不反对，咱就按您的意思办，如何？”
　　对边葆诚的这一提议，胡瑞澜不好驳斥。如果说自己是朝廷钦差，奉旨办案，无须跟原承办官员商议。此说日后如被杨昌浚得知，难保背后不被指责狂妄自大，没把堂堂巡抚大人放在眼里。但很明显，这一意见要想得到杨昌浚的同意，难如登天。跟他说去，弄不好还会碰个灰头土脸。
　　杨昌浚毕竟是堂堂巡抚大人，胡瑞澜虽有钦差名义也不可能把杨昌浚看轻了。不得已，胡瑞澜只得硬起头皮，带领边葆诚和罗子森来见杨昌浚。
　　见是钦差率经办官员前来拜访，杨昌浚显得十分客气。自从胡瑞澜奉旨审理杨乃武和葛毕氏因奸谋毒案后，胡瑞澜是第一次登门拜访。杨昌浚关切地询问边葆诚和罗子森在杭州生活是否习惯，天气寒冷，是否有防寒措施，吃杭州菜是否合口味。虚寒问暖，体贴入微，令在场人都非常感动。又说诸位大人审案辛苦，要注意身体。气氛很是融洽，谈得很是热烈。
　　当胡瑞澜谈起来意，说到要凭杨乃武刑伤情况决定是否给杨乃武平反一事，杨昌浚立即放下脸来，表情非常严肃。他完全没有想到，胡瑞澜竟想改判自己所定之案。况且，案件如何判定，得由法律和事实为据，岂可依据人犯是否有刑伤而断？正想开口指出，一想又觉不妥。想到当初胡瑞澜接掌此案时，上谕中朝廷对胡瑞澜是如此信任，对自己却是如此防备，真正难受至极。待胡瑞澜说完，似乎正等着杨昌浚回话，杨昌浚却久久没有开口，室内空气渐渐紧张起来。
　　过了一会，杨昌浚觉得不说不行了，只得说道：“胡大人，您是奉旨办理此案的钦差大人，恕本抚不能对此案置喙。如本抚随意对此案发表意见，若被朝廷得知，恐被指责干预大人办案，届时，本抚如何吃罪得起？”那语气，那神态，满脸都写着对胡瑞澜的不满，只是没有冲口而出而已。说完，拂袖向后堂而去，再也没有出来，胡瑞澜马上明白，杨昌浚对自己的提议极为不满。
　　杨昌浚的这一态度，胡瑞澜只得断了为杨乃武一人平反纠正的念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