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天一见《申报》上登出署名“武林生”的文章，公然为浙江办案官员辩解，与自己认定的杨乃武有冤大是相违，心中十二分的不快。经反复研读，觉得此文极有可能是浙江官府官员或由官府授意文人所写。别人不知，而叶天一深知，在《申报》上登载《告白》之类的文章，不但没有稿费，还要自己化不少的版面钱。平头百姓有哪个冤大头愿意自己掏钱替办案官员说话？遂萌生了与浙江官员在文字上一决高下的兴趣和冲动。油灯之下，文思犹如潮涌，连夜写成一篇驳斥武林生的文章。他也知武林生乃一化名，便自己也起了一个化名，曰海昌小蓬莱主，其文题目是《驳武林生〈告白〉》，其文曰：
　　余杭杨氏一案，其冤枉与否，诚不得而知，而浙江士庶佥谓其诬己非一日矣。乃昨日报中忽有武林生《告白》，洋洋千余言，不惮其烦，不惜其费，阅之者不能无疑焉！
　　《告白》内所称“诬及回任甫半月县令之子，年几五十矣，又诬及童马之差役”等语。阅浙臣复奏云：“余杭县令之子并未随任”，则其人之年貌知之者鲜，而彼独知之，何耶？且“年几五十”，并非人道不通者比，竟可指为决无奸情乎？差役之职，非童子所任，岂有童而马者，可作差役乎？其大可疑者一也。
　　至买砒药店，当此案未解省时，县令并未究问，及府严讯，杨乃武始供出向钱宝生所买。实则钱宝生者并无其人，县令即访得钱鹿鸣系开药铺，逼其改名承认，其中贿嘱与否，不待明言。其大可疑者二也。
　　所云“杨氏案人来京师咸谓其冤者，不是其一二党羽往来营救之词，便是同年士类遮盖门面之语”。然则非党羽、非同年竟无一人来京者？又谓“杭人不以为冤”，而杭人之为商至京者，皆道其诬。商人并非同年，殆其党羽欤？特未知杨氏之党，何其多也。且余常岁在杭，无老少皆以冤诬目杨氏，岂余所遇者皆其党羽耶？同年耶？吾恐“杭人不以为冤”，斯语亦未然也。此大可疑者三也。
　　至云“杨乃武不通奸、不谋害有何实据？”，夫有其事，则求证据以实之。若无其事，则又何据之有？至以杨乃武供词并无一字承认，与审臣关防太密语自相矛盾。不知此二语系审臣未定案以前旁观者传述之词，并非出自一口，今乃拉为一人之语，乃强词夺理乎？
　　杨乃武果系淫凶之尤，自有应得之罪。如借此案以杀之，直是草菅人命，刑章之可惜者一也。
　　阅邸抄边御史所奏，数十年京控大案，发回原省从无翻案，此中非无狡猾之流饰词上控，而冤抑者亦复不少。杨乃武一案，本省既定，决不准翻供，非党恶营私而何？此政体之可惜者二也。
　　京官连连具奏，并未指杨乃武实有冤情，因原审复审所奏不合，疑窦颇多，苟忍而不言，则士气可惜者三也。
　　既谓杨乃武“倚借妻家之富，挥金如土”；复云杨乃武“踢毙有孕之妻，又因奸强娶妻妹”，是杨乃武之为人，妻家必恨之甚深，即富有数千万金，亦安肯任其挥霍乎？此则余不解者一也。
　　又云杨乃武供词狡赖，“初云供也于刑逼，后又并未供过一字”，此二语并未见诸公牍。武林生果何所见而云然耶？此余所不解二也。
　　又云抚臬复讯“皆相慨惜，从未用刑，跪久膝伤，乃食羊肉以显其斑”，此非身居其中者不知其细，岂承审之时，武林生亦在其内耶？此余所不解者三也．
　　又云拖累之人“破家失业……挟怨逞忿以诬承审之官”，不知拖累愈久，家业愈废，杨乃武果真通奸谋害，则无辜之人证，必不肯甘为拖延，代其粉饰．乃武林生竟恨如切骨，指为疯狗，岂此案翻与不翻，与武林生大有关系耶？此余所不解者四也．
　　又谓杨乃武伪作隐疾，谓是“犯案之后，下身生疮或生大疖，用药烂开”，此事非一日所能为，且杨乃武身在禁中，外人竟不得知，禁役亦不得闻，而武林生知之独详，抑又何也？此余不解者五也。
　　余谓之《告白》必非武林生所作，特有人焉！深恐翻案罪有应得，托名掩饰，欲盖弥彰。不然士人就馆，修脯无多，既非为自己摆脱，又非为亲友伸冤，出此十余千文以登《告白》，置杨乃武于死地，虽至愚至昧者不出此，况身列胶庠者乎？公道在人，难于缄默，爰作驳词，以质京外诸君，想不以斯言为谬也。
　　两种意见公开在报上争论，一种意见认为杨乃武无冤，一种意见认为杨乃武有冤，引得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此案。一时，各种意见的稿子，犹如雪片般地飞到《申报》编辑部，都以为《申报》还会展开更大规模的讨论。编辑们多少精明，见来稿大都是支持杨乃武的，情知登得多了，便会得罪浙江官府，便只是起了个头，就此打住。
　　只是这样不同观点的文章一登，民间可就热闹了，北京就更热闹了。不要说在京官员，就是慈禧太后，看到了这样的文章后，很想及早知道这一案件的最终结果，吩咐军机处翁同和，说若有浙江胡瑞澜奏折到来，必须先给她过目。
　　报纸上、社会上皆说杨乃武有冤的舆论，给了应然很大的压力。如果真的按照报纸上、社会上的说法，杨乃武是被冤枉的，是小白菜与他人合谋致葛品连于死地。杨乃武有可能无罪释放，而小白菜却仍旧将被凌迟处死。
　　应然思来想去没有其他办法，他找到叶天一，又说起不仅仅是杨乃武被冤枉，小白菜也是被冤枉的事，希望在报纸上也能刊登这样的文章。而叶天一却根本不相信应然的这一说法。叶天一说道：“假如小白菜也是冤枉的，这就是说葛品连是其他人给毒死的。那就要问大师傅，葛品连是被何人毒死的？还会有谁费尽心机去毒死一个与己毫无瓜葛的豆腐店帮工？”
　　应然反驳道：“那请问叶先生，既然你说杨乃武是冤枉的，没有与小白菜有因奸谋毒之事，小白菜无缘无故又为何要毒死自己的丈夫？这也应该有一个合理的解释吧！请先生相信，葛品连肯定是自己生病而死的。”
　　可是，包括叶先生在内，杭州城内没有人相信应然的话。应然若是说起小白菜也是冤枉之类的话语，人们便会四散而去，不愿再听。而只要有主张仅仅杨乃武一人有冤的叶天一在场，便会是一个热闹的所在。有人听说了有关这个案子的消息，就会来告诉叶天一。有期望叶天一给点信息费的，有想从叶天一之处打听案子审理的最新进展情况的。聚的人多了，还会因双方观点分歧而展开热烈的讨论。
　　有人得知杨乃武是因刑讯逼供，屈打成招，便认为朝廷应当彻底废除在审讯案子中的刑讯逼供，说道：“古人云，三木之下，何求不得？人都是肉做的，酷刑之下，有谁能够承受。为了避免眼前的痛苦，无供也只得招供了。这就是所谓的屈打成招。有的以为到上一级的官员手上就能够改过来，而实际上都是官官相护。到了上级官员手里还有可能照样用刑，受冤之人还不是死路一条？古往今来，不知有多少清白之人冤死于三木之下。”
　　有人却认为刑讯逼供不能废除，说：“有的江洋大盗，抓了几个，逃了几个。如果抓起来的几个不肯供认逃走者的名字，不知其下落，官府抓不到他们，还会祸害其他百姓。所以，对那些江洋大盗用刑还是很有必要的。有的杀人放火，残害百姓，到了公堂就是死不认账。如果不予用刑，就有可能放纵犯罪，放在社会上还会危害其他人。”
　　有的人就说：“用刑也要讲究对象。对有的人可以用刑，对有的人就不能用刑。朝廷应当有这样的规定。像对妇女不能用刑，对读书人、有功名的人不能用刑，对老年人也不能用刑。女人天生质弱，不宜用刑。读书人知书明理，不得用刑，对他们用刑，不合天理。老年人年长德厚，也不能用刑。”
　　有人反对，说：“对人犯用刑，都是因审案官员无能所致。真正有本事的官员，用不着用刑，拿出真凭实据来，人犯不服也得服。”
　　还有人说道：“古往今来，凡是爱民如子的官员从来不肯轻易施刑。就是碰到一些死不认账的，也只是连夜熬审，最多只是用刑具吓吓。”
　　叶天一说道：“中国审案的官员都是读四书五经，考八股文章出身，但却要担当审理各类案件的重任。遇到疑难案件，唯有采用刑讯逼供之法，试图搞清案件，给百姓和上司一个交待。只有少数官员能够动脑子，想办法，把案子办得很出色。在中国古代，宋朝有个叫宋慈的，办案很讲究证据，他就有办法取到让人犯信服的证据。他还根据他的办案实践，写下了很有名的法医学专著《洗冤录》。但是绝大部分官员没有专门学过如何审案办案，面对百姓的诉求，上司的压力，他们只能采用刑讯逼供这种十分古老原始的办法。这种办法在中国已经有几千年的传统了。几千年来，中国不知出现过多少冤案错案，不知有多少人冤枉遭杀。致使多少人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倾家荡产。中国人吃在冤案上的苦头不知有多多少少！其主要原因就是朝廷默许可以对人犯刑讯逼供。其根子还在中国的官僚制度上。在朝廷看来，好像当官的就会办案，读书人就会办案。实际上，办案子不但要读过书，还得有专门的知识，要有专门的人才。现在，国外已经有专门培养审案办案人才的学校了。在那里学的都是如何审案，如何办案，将来毕业之后，经过一段时间锻炼，由他们审案，就主要用证据来办案定案。没有证据的就要放人，有证据的，自己不承认照样判罪。如果我们国家也能办这样的学校，将来也有可能不再有刑讯逼供，屈打成招的事了。”
　　有人说道：“这岂不是说，当官的反而不审案子了？”叶天一道：“那时，就有专门审案子的官员，还有专门审案子的衙门。就是知府、巡抚大人也不能对他们指指点点。在国外，这叫做司法独立。”
　　有人就说道：“这样说来，胡瑞澜也是读四书五经，考八股文章出身。也许他还是办不好这个案子了。”
　　叶天一说道：“听说这位学台大人饱读诗书，学富五车，办事认真，不徇私情。虽然没有办过案子，但他只要多动脑子，或许能给世人一个满意的交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