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代表汉人的中央政权，西晋在晋武帝司马炎当政时，社会经济虽有短暂繁荣，但其社会道德水平是低下的，阶级矛盾的也比较突出。创自曹魏的九品中正制，司马氏推翻了曹魏，但其血脉交织，在两晋时期形成了强大的门阀权贵，他们实际控制着国家事业编制的品评标准，而底层贫寒百姓即便是才学傲世，也难有翻身上升的空间。所谓富者愈富，九品中正也成为豪门侵占土地攫取财富的护身符，底层百姓实际上也被沦为被宰之羔羊。因为社会公德缺失，社会风气崇尚功利奢华，豪门大族贪暴恣肆，奢侈成风。曾日食万钱，还说“无下箸处”，大臣傅咸上疏说“奢侈之费，甚于天灾。”
　　比如西晋西晋时期外戚、豪门王恺，他东海郡郯县（今山东省郯城县）人。是被诸葛亮骂死的司徒王朗之孙，卫将军王肃第四子，晋武帝司马炎的舅舅，文明皇后王元姬（西晋时期太后，曹魏司徒王朗的孙女、中领军王肃的女儿，晋文帝司马昭妻子。）的弟弟。起家员外郎，参与诛杀外戚杨骏，受封山都县公迁骁骑将军、散骑常侍，坐事免官。起任射声校尉，迁后军将军。食邑有一千八百户。大族王恺、石崇如何奢侈斗富且不论，单说一下王凯对仆人之暴虐。据《晋书王敦列传》：记载王敦与王导去王凯家做客，酒宴上有歌舞表演，有一个女伎吹笛子跑调，王凯立马把其杀掉，改天王敦又去王凯家吃席，王凯使美女行酒，客人不喝王凯立马把美女杀掉，劝酒到王敦，王敦就是不喝，坐视美人被杀，而王导还算有点人性，虽然平日不喝不忍美人被屠戮还是喝了一杯。原文为：“时王恺、石崇以豪侈相尚，恺尝置酒，敦与导俱在坐，有女伎吹笛小失声韵，恺便驱杀之，一坐改容，敦神色自若。他日，又造恺，恺使美人行酒，以客饮不尽，辄杀之。酒至敦、导所，敦故不肯持，美人悲惧失色，而敦傲然不视。导素不能饮，恐行酒者得罪，遂勉强尽觞。”
　　对此事还有《世说新语汰侈第三十》中的记载，主角换成了石崇，总之一路货色：‘石崇每要客燕集，常令美人行酒。客饮酒不尽者，使黄门交斩美人。王丞相与大将军尝共诣崇。丞相素不能饮，辄自勉彊，至於沉醉。每至大将军，固不饮，以观其变。已斩三人，颜色如故，尚不肯饮。丞相让之，大将军曰：「自杀伊家人，何预卿事！」〔一〕王隐晋书曰：「石崇为荆州刺史，劫夺杀人，以致巨富。」王丞相德音记曰：「丞相素为诸父所重，王君夫（王凯）问王敦：『闻君从弟佳人，又解音律，欲一作伎，可与共来。』遂往。吹笛人有小忘，君夫闻，使黄门阶下打杀之，颜色不变。丞相还，曰：『恐此君处世，当有如此事。』」两说不同，故详录。’
　　且不论那个记录更准确，从社会公德角度看，以王凯论其暴虐行径与石虎何异？以王敦论其残忍程度不下于王凯，看杀人视若无睹，还说人家杀人与你何干，冷血至极；王导而论，他看着美人被斩之头，这杯酒还能喝下酒实非易事！更何况这个王导还是东晋的开国功臣。王导出身豪门琅玡王氏为西晋光禄大夫王览之孙；父亲王裁，官至镇军将军司马。其早年便与琅玡王司马睿友善，司马睿，即晋元帝，东晋王朝第一代皇帝，司马懿曾孙，琅邪王司马觐与夏侯氏之子。316年，刘曜攻陷长安，俘晋愍帝，西晋亡。永嘉元年（307年）九月，司马睿在王导的建议下渡江至建邺（今江苏南京）。317年三月，司马睿在建邺称王改元建武。永嘉南渡后，王导始终居机枢之地，王敦则总征讨于上游，以王导、王敦为代表的王氏家族势力控制朝局二十余年，形成“王与司马共天下”的局面，是奠定东晋的“社稷之臣”，王导历仕三朝，陈寅恪称赞他“笼络江东士族，统一内部，结合南人北人两种实力以抵抗外侮，民族因得以独立，文化因得以续延。”但以上所记，无论王凯、石崇，还是王敦、王导，虽然是身处国家统治的顶层，却又都是德行缺失之人。由西、东晋这些所谓上流士人的行径，即可纵览东西晋伦理道德社会公德之缺陷，国家破亡在所难免。
　　而造成中华政权分崩离析的另一个原因——人才流失，其实就是道德缺失的直接结果。社会公德缺失使首先丧失的是国家的诚信，这直接导致选贤任能上的堕落，而真正具有优良品德及学识人才不为当权者所用，进而权贵庸人治国国岂能不亡。这一点在西晋当时即有社会精英提出，这个人就是陈頵（jun），但不为当权者如出身豪门的王导采纳。据《晋书.陈頵列传》所载，陈覠是，陈郡苦县（苦县，古县名，今河南省鹿邑县）人，他曾写给王导一封书信说：“中华之所以倾弊，四海之所以分崩离析，是因为国家人事录用上的重大缺陷，徒有虚名的优先而作实事的却靠后，竞相追逐浮华，互相荐举，言过其实者先显达，说得少一点儿的后录用，于是互相推波助澜，导致国家衰落。加上崇尚庄子、老子学说的风气，扰乱蛊惑朝廷，无所事事地修养名望的人被看作大雅士，勤勉于政事的人被认为是平庸俗气的人，不顾惜朝廷职务，朝廷的制度被丢弃。因而想要考虑远大的事业，得先从近处开始，现在就应该改弦更张，明确赏罚的标准切实实行，像光武帝在密县提拔卓茂，像汉宣帝在桐乡使朱邑显达，这样以后就能够完成大业，中兴也可以期待了。”原文曰：“中华所以倾弊，四海所以土崩者，正以取才失所，先白望而后实事，浮竞驱驰，互相贡荐，言重者先显，言轻者后叙，遂相波扇，乃至陵迟。加有庄老之俗倾惑朝廷，养望者为弘雅，政事者为俗人，王职不恤，法物坠丧。夫欲制远，先由近始。故出其言善，千里应之。今宜改张，明赏信罚，拔卓茂于密县，显硃邑于桐乡，然后大业可举，中兴可冀耳。”。
　　对士族门阀控制九品中正国家选材取士之弊端，西晋初年刘毅【东莱郡掖县（今山东省莱州市）人。魏晋时期名臣，丞相掾属刘喈的儿子，少有孝行，品节清正。】即上奏晋武帝司马炎，陈述九品中正制有八损之说，据《晋书.刘毅传》也有记载，其上书中说“今之中正，不精才实，务依党利，不均称尺，备随爱憎。所欲与者，获虚以成誉；所欲下者，吹毛以求疵。高下逐强弱，是非由爱憎。随世兴衰，不顾才实，衰则削下，兴则扶上，一人之身，旬日异状。或以货赂自通，或以计协登进，附托者必达，守道者困悴。无报于身，必见割夺。有私于己，必得其欲。是以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暨时有之，皆曲有故。慢主罔时，实为乱源。损政之道一也。”
　　宋司马光对其极为认可的，在《资治通鉴》中也记载道：“陈頵遗王导书曰：‘中华所以倾弊者，正以取才失所。’”在上贪腐堕落在下压制百姓使虽处水深火热之中也无力反抗，可见一个国家领导集体的德行才干是何等重要！鲁迅先生在其《灯下漫笔》中感叹：“一个跪久了的民族，连站起来都有恐高症。一说钱权，立刻放大瞳孔。一说男女幸事，马上就兴奋。说到道德、民生、人性、良知，个个噤若寒蝉，不关我事，不感兴趣。一个个精到骨头的个体组成了一个奇葩的族群，所有的屈辱和灾难都是自酿的。”
　　由此而论帝尧以才德选择重用帝舜对中华民族是何其幸也！帝舜能遇见帝尧也是何其幸也！故东汉王充在《论衡》感叹说：‘虞舜是圣人，在世的时候完全应当蒙受安适生活的福份。但他父亲质劣，母亲愚蠢，弟弟象又傲慢任性，没有过失也要被别人憎恨，没有做坏事也要受惩罚，真是不幸得很。孔子比舜差一点，一生没有得到一尺土地的封赐，到处奔走想接受人家聘请做官，结果遭到削迹绝粮。他们同是具有圣人的品德才能，都碰上偶然的不幸。但舜能碰到尧让位给他，而孔子却死在阙里。凭圣人的品德才能，尚且会有偶然不幸，平庸的人中，遭受偶然不幸的，肯定多得很！’与孔子比，帝尧是幸运的，特别是帝尧知人善任，所以汉鄭玄赞美帝舜：“舜之美事，在于堯時。”
　　对于国家选拔人才的重要性，司马光在《资治通鉴》资治通鉴第一卷及发自肺腑的说出了自己的看法，以求当政者采纳，此时只有原文才能代表司马光的心声！臣光曰：智伯之亡也，才胜德也。夫才与德异，而世俗莫之能辨，通谓之贤，此其所以失人也。夫聪察强毅之谓才，正直中和之谓德。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云梦之竹，天下之劲也；然而不矫揉，不羽括，则不能以入坚。棠之金，天下之利也；然而不熔范，不砥砺，则不能以击强。是故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凡取人之术，苟不得圣人、君子而与之，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何则？君子挟才以为善，小人挟才以为恶。挟才以为善者，善无不至矣；挟才以为恶者，恶亦无不至矣。愚者虽欲为不善，智不能周，力不能胜，譬如（孺）狗搏人，人得而制之。小人智足以遂其奸，勇足以决其暴，是虎而翼者也，其为害岂不多哉！夫德者人之所严，而才者人之所爱；爱者易亲，严者易疏，是以察者多蔽于才而遗于德。自古昔以来，国之乱臣，家之败子，才有馀而德不足，以至于颠覆者多矣，岂特智伯哉！故为国为家者苟能审于才德之分而知所先后，又何失人之足患哉！
　　弗兰西斯•培根说：“顺境最易见败行，逆境最可见美德。”中华民族最需要的就是帝舜这样德才兼备的人才，在逆境中不抱怨反而更加努力奋发百折不挠。帝舜之成功不仅仅是靠自己个人的品德，更是靠实干从基层做起一步步赢得帝位。他从事过农工商多种行业，据《史记》记载，舜当过农民——在历山种过地，当过渔夫——在雷泽打过鱼，当过烧陶的工人在黄河岸边做过陶器，当过铜铁匠——在寿丘做过各种家用器物，当过商人——在负夏跑过买卖，而且干一行爱一行，每一行他都干的很出色。通过劳动实践，帝舜锻炼成长为一个出色的生存专家，一些本事恐怕是特战队员所具备：他入原始森林而不迷路，“尧使舜入山林川泽，暴风雷雨，舜行不迷。”他火烧而不死，把两个斗笠当降落伞从楼上跳下来，是史书最早的仿真降落伞的记载；他挖井被埋不死，能从井里横掘出地面，是最早的地道战的记录。这些痛苦经历造就了帝舜出色的个人能力和实践经验，使帝舜非常了解自然万物、了解民生、了解人性。使帝舜知人善任、懂得求同存异，能够真正做到大公无私，善于舍己为人；使帝舜既有凝聚力又有强大的团队领导能力，故而《孟子》赞叹说：“大舜有大焉，善与人同，舍己从人，乐取于人以为善。自耕稼、陶、渔以至为帝，无非取于人者。”
　　对于禅让制的传承，帝舜把帝位传给大禹，同样也如帝尧当时一样费劲心力的。（待续）